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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干预方式，在冷战前后有很大不同。
为了捍卫它的全球利益，应对挑战，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设计了一个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以对抗苏联和在国际舞台上逐渐崛起的第三世界。1973年洛克菲勒出资组成了一个“三边委员会”，汇集了美国、欧洲、日本三方的政商学界的精英，主题是如何组建一个以三方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通过三方的共同管理来应对苏联和第三世界的挑战。这个委员会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多位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可见它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影响有多深远。它设计出了一个“集团管理”体系。在这个“集团管理”的世界体系中，美国是当然的决定性角色，承担对世界秩序总体框架的维护和决定，而其他国家则在世界总格局的框架下主要维护区域内部的秩序。这个基本的分工，既让美国扮演了超级帝国的角色，又避免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四面出击的困局。
西方筹建的这个新的世界秩序，显然接受了越战的教训。美国主要通过授权或代理人来解决区域问题、维护区域利益，而不是直接介入。在帝国下面，有许多区域中心，但是董事会必须在华盛顿。比如，如果非洲有什么问题，它可以授权或支持非洲的代理人去搞定；当年它感觉东帝汶的独立运动会影响美国核潜艇在东南亚海域通道的安全，它就授权当时的印尼军政府去摆平；在中东某些地方有什么问题，它可能就让当时的伊朗巴列维王朝去解决。
冷战以后的世界秩序有了一些改变。美国在苏联的废墟上，看到了自己巨大的投影和空前强大的国力，因此部分放弃了“集团管理”制度，回到了全面直接干预的旧式帝国老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打了多少仗？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也门到巴尔干，每一次都赤膊上阵。其间，还有东欧的“橘色运动”、中东的“茉莉花”运动。从战略上看，美国全面出击，在欧洲针对俄罗斯，在东亚和南海针对中国，在中东针对某些国家和政府。它不仅拒绝了过去代理人和传统盟友的权力，而且拒绝承认中国和俄罗斯拥有必要的影响范围。在国际事务中谋求最大的单边利益，甚至对盟友也搞单边主义。冷战后，美国张着十个指头，在全世界打人，在全世界树敌，犯了兵家大忌。
战争本身是对资源的浪费，但是并不绝对就是经济实力的消耗，它可能为经济崛起带来巨大机会，关键是内部的经济关系。罗斯福利用二战，一举带领美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推动美国广泛的技术创新。其中计算机、半导体、互联网至今都站在科技进步的前沿。罗斯福去世的时候，美国联邦债务几乎占GDP的140%。然而，债务没有困扰美国，反而成了美國崛起的推手。美国不仅迎来了战时经济的繁荣，而且迎来了随后几十年的平稳增长。
然而，冷战以后的几场战争，几乎让美国精疲力竭。究其原因，就在于二战前和二战中，罗斯福搞了“新政”，推动公平，加强了政府对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改革和管理，主导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大量的战争开支被转化成供给侧的生产能力，转化为就业和工资，转化成中下层的收入，带动了消费的极大扩张。美国战时和战后的消费繁荣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美国供给侧的工业繁荣也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而在冷战结束以前和结束以后，里根及后来的许多政府，搞了“新自由主义”，扩大贫富差距，财富高度集中，政府无力推动基础设施的提升，大量的军费开支伴随制造业的长期衰退，伴随基础设施的持续老旧，伴随贫富悬殊和收入差距的扩大。钱到哪里去了？流入了华尔街和军火商的腰包，少数人的腰包。
美国在二战时期是“军民一体”，冷战以后也是“军民一体”，为什么同样巨大的军费支出却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后果？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就是，军工和民用一体需要良性的制度环境才能对经济起到推动作用。只要看看罗斯福和里根的政策和制度差异就知道了。
随着国家实力的大幅消耗，美国开始挑战“契约精神”。面临全球治理危机，美国没有检讨霸权战略的那些弊端，反而开始在国际治理中实施更严重的单边主义，要全球体系接受“美国优先”。
在单极世界里面，美国精英把功能主义用到了极致。功能主义比较淡化国家和国家利益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更强调全球和区域的整合。在整合的过程中，某种主权就会被跨国界的经济或政府组织取代，比如世贸组织，比如欧盟。这同实用主义地缘政治学说相矛盾，不过它同新自由主义合拍。功能主义淡化国家的功能，新自由主义否定政府的作用。美国在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同时推动功能主义不是偶然的。在单极世界的格局下，美国过去几十年用功能主义去整合其他国家，而用实用主义坚持自己的支配地位。整合的目的是巩固自己的单极权力，完全不承认国家的平等，不遵守共同制订的某些规则，一言不合，拳脚相加，完全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
这个世界秩序曾经带给美国极大的国家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除了“9·11”以外，美国把所有的潜在对手都堵在遥远的地方，所有的战火都烧不到自己，美国周边没有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和敌对的国家，没有其他核国家。这样，美国给世界上所有的投资者和潜在的投资者造成一个印象：美国是这个地球上唯一的安全天堂。这个军事上的“安全天堂”是美元霸权真正的霸气和真正的支撑力。一旦世界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大量的避险投资和热钱就会变成美元流入美国。美国的政治家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曾经有位美国前总统讲过大致这样的话：我们的军舰飞机遍及全世界，带给我们无可估量的经济利益。冷战以后，美国每一次剪羊毛都伴随着在世界其他地方制造地缘政治冲突或经济风险，彰显美国“安全天堂”的角色，吸纳大量避险资金。
冷战后，美国的国际地缘战略可以说是不成功的，极大地消耗着美国的国力，包括软实力，甚至在传统盟友间也出现许多不小的矛盾。就软实力而言，美国在国际上基于自己的战略利益，作废了许多国际条约，让人们对美国“契约精神”有所怀疑。人们会问，“契约”是不是一种不对称的结束——它仅仅单方面捆绑我的手脚？总之，人们不再幼稚，会把自己的命运利益掌握在自己手中。
美国打造了这个世界秩序，却由于国内的经济政治矛盾而难以支撑。这个世界有一个奇妙的现象：作为世界帝国的美国，试图打破这个世界秩序。这个貌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是经济实力的相对衰退，是国内经济矛盾的表现。它需要寻求外部的突破口，把国内的经济危机通过这个口子，转移到其他国家，甚至盟友。美国能解决贫富悬殊吗？在现有政经结构下不可能。美国能改变现有政经结构吗？不可能。美国能依靠自己的变革改变金融过剩、经济空心化问题吗？不可能。美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变革改变债务问题吗？不可能。所以，就要眼睛向外。比如，要钱，要市场，要剪羊毛，要就业，要持续的技术领先，要制造业，要债务出路，要金融扩张，等等，甚至要限制潜在战略对手。它要破局。所以，它其实是要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挑战和重新安排以自己霸权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中心就是“美国优先”的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地缘关系的调整。为此，它不愿意受现有契约的束缚，搞实用主义，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不惜摧毁。千万要注意：它不是退却，是想退一步进三步。如果它调整成功了，世界秩序做出了有利于美国的调整，它就会进三步。它能成功吗？
（摘自《制度与繁荣》）
为了捍卫它的全球利益，应对挑战，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设计了一个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以对抗苏联和在国际舞台上逐渐崛起的第三世界。1973年洛克菲勒出资组成了一个“三边委员会”，汇集了美国、欧洲、日本三方的政商学界的精英，主题是如何组建一个以三方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通过三方的共同管理来应对苏联和第三世界的挑战。这个委员会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多位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可见它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影响有多深远。它设计出了一个“集团管理”体系。在这个“集团管理”的世界体系中，美国是当然的决定性角色，承担对世界秩序总体框架的维护和决定，而其他国家则在世界总格局的框架下主要维护区域内部的秩序。这个基本的分工，既让美国扮演了超级帝国的角色，又避免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四面出击的困局。
西方筹建的这个新的世界秩序，显然接受了越战的教训。美国主要通过授权或代理人来解决区域问题、维护区域利益，而不是直接介入。在帝国下面，有许多区域中心，但是董事会必须在华盛顿。比如，如果非洲有什么问题，它可以授权或支持非洲的代理人去搞定；当年它感觉东帝汶的独立运动会影响美国核潜艇在东南亚海域通道的安全，它就授权当时的印尼军政府去摆平；在中东某些地方有什么问题，它可能就让当时的伊朗巴列维王朝去解决。
冷战以后的世界秩序有了一些改变。美国在苏联的废墟上，看到了自己巨大的投影和空前强大的国力，因此部分放弃了“集团管理”制度，回到了全面直接干预的旧式帝国老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打了多少仗？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也门到巴尔干，每一次都赤膊上阵。其间，还有东欧的“橘色运动”、中东的“茉莉花”运动。从战略上看，美国全面出击，在欧洲针对俄罗斯，在东亚和南海针对中国，在中东针对某些国家和政府。它不仅拒绝了过去代理人和传统盟友的权力，而且拒绝承认中国和俄罗斯拥有必要的影响范围。在国际事务中谋求最大的单边利益，甚至对盟友也搞单边主义。冷战后，美国张着十个指头，在全世界打人，在全世界树敌，犯了兵家大忌。
战争本身是对资源的浪费，但是并不绝对就是经济实力的消耗，它可能为经济崛起带来巨大机会，关键是内部的经济关系。罗斯福利用二战，一举带领美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推动美国广泛的技术创新。其中计算机、半导体、互联网至今都站在科技进步的前沿。罗斯福去世的时候，美国联邦债务几乎占GDP的140%。然而，债务没有困扰美国，反而成了美國崛起的推手。美国不仅迎来了战时经济的繁荣，而且迎来了随后几十年的平稳增长。
然而，冷战以后的几场战争，几乎让美国精疲力竭。究其原因，就在于二战前和二战中，罗斯福搞了“新政”，推动公平，加强了政府对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改革和管理，主导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大量的战争开支被转化成供给侧的生产能力，转化为就业和工资，转化成中下层的收入，带动了消费的极大扩张。美国战时和战后的消费繁荣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美国供给侧的工业繁荣也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而在冷战结束以前和结束以后，里根及后来的许多政府，搞了“新自由主义”，扩大贫富差距，财富高度集中，政府无力推动基础设施的提升，大量的军费开支伴随制造业的长期衰退，伴随基础设施的持续老旧，伴随贫富悬殊和收入差距的扩大。钱到哪里去了？流入了华尔街和军火商的腰包，少数人的腰包。
美国在二战时期是“军民一体”，冷战以后也是“军民一体”，为什么同样巨大的军费支出却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后果？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就是，军工和民用一体需要良性的制度环境才能对经济起到推动作用。只要看看罗斯福和里根的政策和制度差异就知道了。
随着国家实力的大幅消耗，美国开始挑战“契约精神”。面临全球治理危机，美国没有检讨霸权战略的那些弊端，反而开始在国际治理中实施更严重的单边主义，要全球体系接受“美国优先”。
在单极世界里面，美国精英把功能主义用到了极致。功能主义比较淡化国家和国家利益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更强调全球和区域的整合。在整合的过程中，某种主权就会被跨国界的经济或政府组织取代，比如世贸组织，比如欧盟。这同实用主义地缘政治学说相矛盾，不过它同新自由主义合拍。功能主义淡化国家的功能，新自由主义否定政府的作用。美国在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同时推动功能主义不是偶然的。在单极世界的格局下，美国过去几十年用功能主义去整合其他国家，而用实用主义坚持自己的支配地位。整合的目的是巩固自己的单极权力，完全不承认国家的平等，不遵守共同制订的某些规则，一言不合，拳脚相加，完全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
这个世界秩序曾经带给美国极大的国家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除了“9·11”以外，美国把所有的潜在对手都堵在遥远的地方，所有的战火都烧不到自己，美国周边没有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和敌对的国家，没有其他核国家。这样，美国给世界上所有的投资者和潜在的投资者造成一个印象：美国是这个地球上唯一的安全天堂。这个军事上的“安全天堂”是美元霸权真正的霸气和真正的支撑力。一旦世界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大量的避险投资和热钱就会变成美元流入美国。美国的政治家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曾经有位美国前总统讲过大致这样的话：我们的军舰飞机遍及全世界，带给我们无可估量的经济利益。冷战以后，美国每一次剪羊毛都伴随着在世界其他地方制造地缘政治冲突或经济风险，彰显美国“安全天堂”的角色，吸纳大量避险资金。
冷战后，美国的国际地缘战略可以说是不成功的，极大地消耗着美国的国力，包括软实力，甚至在传统盟友间也出现许多不小的矛盾。就软实力而言，美国在国际上基于自己的战略利益，作废了许多国际条约，让人们对美国“契约精神”有所怀疑。人们会问，“契约”是不是一种不对称的结束——它仅仅单方面捆绑我的手脚？总之，人们不再幼稚，会把自己的命运利益掌握在自己手中。
美国打造了这个世界秩序，却由于国内的经济政治矛盾而难以支撑。这个世界有一个奇妙的现象：作为世界帝国的美国，试图打破这个世界秩序。这个貌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是经济实力的相对衰退，是国内经济矛盾的表现。它需要寻求外部的突破口，把国内的经济危机通过这个口子，转移到其他国家，甚至盟友。美国能解决贫富悬殊吗？在现有政经结构下不可能。美国能改变现有政经结构吗？不可能。美国能依靠自己的变革改变金融过剩、经济空心化问题吗？不可能。美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变革改变债务问题吗？不可能。所以，就要眼睛向外。比如，要钱，要市场，要剪羊毛，要就业，要持续的技术领先，要制造业，要债务出路，要金融扩张，等等，甚至要限制潜在战略对手。它要破局。所以，它其实是要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挑战和重新安排以自己霸权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中心就是“美国优先”的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地缘关系的调整。为此，它不愿意受现有契约的束缚，搞实用主义，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不惜摧毁。千万要注意：它不是退却，是想退一步进三步。如果它调整成功了，世界秩序做出了有利于美国的调整，它就会进三步。它能成功吗？
（摘自《制度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