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著名文史学家程千帆被下放农场，放牛为生。跌入人生低谷，程千帆没有消沉绝望，反而立下雄心壮志，要以一己之力撰写数百万字的中国通史。
　　程千帆当时的住处简陋局促，墙壁上贴着一幅他手书的小诗：“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移山岂改愚公志，伏枥宁忘万里心！”凭着砸不烂的“愚公志”，依仗击不垮的“万里心”，程千帆终走出冰天雪地的岁月，步入春暖花开的暮年。
　　那段时间，他白天放牛挖土，晚上挑灯夜读，每天还坚持写满3000字。后来，程千帆坦言，他之所以没有被命运击倒，一靠不服输的个性：既然别人要打倒我，我偏要发愤做出成绩。二靠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深厚感情：我要焚膏继晷，给儒家文化延续香火。晚年，程千帆这样回忆：在沙洋农场，图书室没别的书，正好有一套中华书局校点的晋隋八史，我白天劳动和挨斗，晚上就把这些书看了一遍。这包含了自私的个人信念，也包含了对祖国的热爱的信念，二者很难区分。”
　　1978年，南京大学慧眼识珠，重新起用了“奉命退休”的程千帆。那时他已是65岁的老人，却以惊人的意志和顽强的拼搏，在人生的秋季，迎来事业的春天：培养了19名研究生，其中包括新中国第一位博士莫砺锋;出版了皇皇15卷学术著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已属不易;人生暮年，老树开花，更加可贵。
　　“每堂课都要准备一两个精彩例子”
　　程千帆对教师这个身份十分重视，他总强调，自己先是一个教师，然后才是一个学者。到南大以后，他为培养学生付出了大量心血。程千帆到南大后有两个特点，一是少出去开会，二是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研究放在第二位。
　　弟子莫砺锋的话验证了这一点：“一般来说，一个学者在被耽误二十年后，最着急的事当然是整理自己的学术成果，完成名山事业。然而程先生复出之后，却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他常常引《庄子》的话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在他看来，弥补‘文革’所造成的损失，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后继有人，这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于是，程先生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为本科生上大课，后来又转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要的教学任务。”
　　正因为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程千帆特别重视上课。他的课，放得开收得拢，开合自如又丝丝入扣，严肃庄重也不失幽默诙谐。课堂上引用的诗文，他都能脱口而出，背诵如流。一个学生好奇地问他，您怎么背了这么多作品，而且背得这么滚瓜烂熟？程千帆微微一笑，老实坦白：“我备了课。明天上什么课，晚上都已设计好，所引用的作品也先背熟，到课堂上就应付裕如了。”学生这才明白，老师课堂“显贵”，是因了课前“遭罪”啊。程千帆还告诉这位学生：“每堂课都要准备好一两个精彩例子，听的人才会印象深刻。”
　　程千帆的弟子们对老师准备的精彩例子都“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一次在校雠学课堂上，程千帆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人请了私塾先生，报酬不菲但有附加条件：教错一个字扣半吊钱。学期结束，先生将束脩交给师娘，师娘发现少了两吊钱。先生就解释说：一吊给了李麻子，一吊给了王四嫂。”给李麻子师娘还能接受，给王四嫂师娘不干了，就追问缘由。原来，这位先生教《论语》时将“季康子”说成了“李麻子”;教《孟子》时将“王曰叟”念成“王四嫂”，所以，扣了两吊钱。
　　程千帆就用这个有趣的例子说明了校雠的重要性。
　　一位博士生不敢早定学位论文的题目，怕定早了和别人“撞车”，程千帆就开导他：“撞车当然不好，但如果你估计大家水平差不多，那就不要紧，可以比一比。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是破汽车怕撞，要是坦克还怕撞吗？当然，如果别人已做出相当的成绩，估计不可能超过，或不可能有大突破，那就罢了。莫砺锋本来要作《朱熹研究》，后来听说钱穆写了一本朱子学案，就将题目改了，撞钱穆是撞不过的。”
　　一个巧妙的比喻就化解了弟子的困惑，亦庄亦谐，举重若轻。
　　研究生毕业前准备论文时，程千帆会对他们说这样一番话：“研究生的三年学习，要拿出自己最满意的学位论文，好比是摘下你最满意的果实，奉献给老师、学校和国家。这首先要有目标，志存高远，奋力摘取最满意的果实，不是随手捞一个来交差;二是要有眼光，善于发现树上最好的果实（选题）;三是集聚实力，发挥你最大的潜力，使出你最大的劲，跳得最高，跳得最好，跳起来摘取最丰满、最新鲜、最满意的果实。”
　　研究生要写出怎样的论文，如何写，是一个复杂而抽象的问题，程千帆却用一个常见的比喻轻松道出，形象生动，一听就懂，过耳难忘。
　　研究生毕业前最后一堂课，程千帆常会讲这样一个故事：
　　“德山宣鉴禅师去拜访龙潭信禅师，在龙潭住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宣鉴禅师在信禅师身边侍立良久。信禅师说：时候不早了，你为什么还不走呢？宣鉴禅师刚出门又回头说：‘外面很黑。’信禅师点上蜡烛交给宣鉴禅师，对方刚伸手要接，信禅师又‘噗’地将蜡烛吹灭。宣鉴禅师大悟，纳头便拜。”宣鉴禅师悟到了什么？程千帆未说。但弟子们已听懂了故事的寓意：毕业后，路要靠自己走了。
　　程千帆只讲故事，并未对故事做一字说明，但弟子已然获得重要启示。可谓，不立文字，直指人心。
　　在和弟子私下交流时，程千帆也喜欢打比方。一次，谈及文章的写法，他对弟子张宏生说：“写文章不要说废话。语言多，并不等于丰富。我们不必要求数量上的多，而是要追求准确，一句是一句。古人的文学批评用诗话的形式，往往高度凝练，今天一般都不用了，但是否就要以多取胜？要惜墨如金，遣词造句要准确。就比如打排球，砸到空挡里，就打死了;如果砸到人家手里，就会被接起来。不要二句當作三句说，明明一言可以解决，偏偏要作二言、三言。另外，要注意结构的层次，这牵涉到逻辑思维。打个比喻，就像是国宴招待外宾，要把元首让在首位，主人在下首相陪。如果乱七八糟，把外交部长让在首席，而元首却在一边，那就不行了。社会活动如此，写文章也是如此。哪些摆在前面，哪些摆在后面;是直接讲出来，还是绕个弯子再讲，都有讲究。” 　　程千帆之所以用了一个打排球的例子，是因为张宏生酷爱排球，是南大校排球队主力成员。这样，程千帆信手拈来的一个比喻，张宏生自然心领神会。
　　1980年代，不少大学的研究生经常出外开会，程千帆的几个弟子看了眼热，也提出想出外开会。程千帆对他们的要求不置可否，却讲了个《世说新语》的故事：“谢安石隐居东山时，兄弟都做了官，他夫人对他说：‘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安石捂着鼻子说：‘但恐不免耳。’你们也是，他年恐不免耳。”弟弟们听了，哈哈大笑。笑声中自然接受了老师含蓄而诙谐的批评。
　　程千帆上课，时间把握，不差分毫。每次步入课堂，即侃侃而谈，几个问题结束后，下课铃适时响起。弟子们叹为观止，啧啧称奇。其实，程千帆为了达到这样“神奇”的效果，在背后不知下了多少功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用在追求尽善尽美的程千帆身上，决不为过。
　　“治学、做学问，就是要创新”
　　莫砺锋是新中国第一位博士生，他就出自程千帆门下。当时教育部对如何指导博士没有明确规定，程千帆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实践出真知，在指导莫砺锋的过程中，他渐渐明确了对博士生的要求，那就是“敬业，乐群，勤奋，谦虚”。
　　程千帆曾对弟子说：“做教师不能只是教书匠，教书匠是为了培养人，培养人首先要不断提高自己，所以还要做学问。”另外，程千帆在南大的主要工作是指导研究生，教会学生做学问，是他的本职工作。
　　做学问的第一步是读书，怎么读书，读哪些书？这些方面，程千帆都有明确的指导。
　　对于刚入学的硕士生，第一学期，程千帆布置他们精读《唐宋文举要》和《古诗笺》，作业是写札记，做补注。为了让学生重视读书，程千帆要求每位学生至少背熟三百首古诗，否则不予毕业，他说：“我提一个要求，要多读、多背，三年后不背熟三百首，就不能毕业。有些学生说诗词格律不懂，就是因为作品读得太少，就不会有两只知音的耳朵。汉时司马相如说读了一千篇赋，就学会了写赋。三国时的董遇把他的读书经验概括成‘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八个字。”这番话如同暮鼓晨钟，给每位弟子留下深刻印象。
　　程千帆还特别强调，“治学、做学问，就是要创新。”他认为，“要真正做到思想解放，也要靠自我摆脱经学的重压，才有可能使学术前进。”
　　对每位弟子遇到的具体问题，程千帆则会具体诊断，开出“药方”。弟子陈书录的硕士论文是研究明代“前后七子”的。当时程千帆因病住院，但仍坚持在病榻上给弟子的论文进行“学术诊断”，指出其中的缺陷，只注意研究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却忽视了“前后七子”的文学创作。他向弟子指出：“这实际上是本世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一个突出的倾向或弱点，也可以说是一种‘通病’，研究者往往将古代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强行割裂开来，只注重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以理论阐释理论，脱离了文学理论的基础即血肉丰满的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历史，出现了‘一条腿走路’的‘通病’。”他安慰弟子说：染上这种‘通病’的不只是你陈书录一个人。”
　　程千帆始终认为，古代文学研究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也就是既注重批评，也注重文献;既要研究理论，也要研究创作。程千帆将之命名为“两点论”。一次讲座，他专门谈了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两点论”。
　　讲座开始，程千帆说了一个关于吕洞宾的故事。说的是吕洞宾在某人家住了很久，临走时他问主人想要什么，主人没回答，吕洞宾就把手一指，一块石头变成了金子，主人却不要。吕洞宾又把一块更大的石头变成金子，主人还不要。吕洞宾问主人到底要什么，主人开口了，说要点石成金的那根手指。说到这里，程千帆对故事做了分析：从一方面来看，主人贪婪，品德不好;另一方面，从做学问来看，又是很聪明的办法，他不是要某个学问，而是要做学问的方法。”
　　程千帆以此故事说明了方法的重要性。而他给学生的方法，就是“两点论”：形象与逻辑并重，创作与理论共抓。
　　为了说明创作的重要性，程千帆又举例说明：“这里有两个姑娘，一个是专业学校毕业，分配在幼儿园带小孩，她可以根据老师讲的很好地照顾小孩;另外一个姑娘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可她结了婚，有了孩子，对孩子护理得可能比那个专科毕业的姑娘更为仔细，经过不懂到懂，非常有经验，是个好妈妈，好老师。”说到这里，程千帆言归正传：“我们研究文学自己完全没有创作经验，就像那个没有当过母亲的老师一样。”
　　至此，弟子们完全明白并相信，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创作经验弥足珍贵。
　　“退一步想，则心自安”
　　倘想了解程千帆的人生情怀、价值取向，他的一番夫子自道不可不知。在给朋友的信中，程先生说：我始终是个儒家，也信马克思主义，但儒家是本体。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切的根本，人活着就得做一点对人类有益处的事。就凭这一点，我在十八年的右派生活中活了下来。老子主张守静，庄子主张达观，我不羡慕荣华富贵，也不想和别人计较（虽有时也不免）。我同陶芸结婚后生活很安静，根本的一条是知足，我刻了一方图章叫‘残年饱饭’。”
　　程先生是一位儒家，这一点应该毋庸置疑。作为一名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恂恂儒者，他的人格修养、治学态度、处世方法无不深深打上儒家文化的烙印。他对弟子们关于做人方面的指导，也往往符合儒家思想。
　　程千帆的“儒风”之所在，也体现在他对人际关系的敏感上。
　　在给弟子杨翊强的信中，他多次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如：“来信收到。能到荆师，最好。如果实现，希望做到下列三句话：多做事，少说话，不吵架。（极重要）（能容于物，物亦容矣！）”如：“业务上要争气，人事上要和气。”这是正面的指点，也有反面的批评，如：“你对李先生提出比赛，完全是书呆子，不通世故，徒然增加不必要的坏印象。不策略之至！”
　　那么，怎样才能搞好人际关系呢？程千帆认为，必须能忍，不争，大度，谦虚谨慎，不计前嫌。在给弟子张宏生的信中，他说：“你在客中，饮食起居要自保重。近來一切很顺，要接物待人谦冲自牧，不独显示个人，也代表师承也。”在给弟子蒋寅的信中，程先生说得更具体：照目前看来，你的生活住宿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这要有一些书呆子气才能抗得住。孔夫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如果人事处采取的办法不合你的意，千万不要和他们争执，切记切记。才来一个单位，要给人事部门留一个好的印象。” 　　杨翊强是程千帆的老门生，此人也曾被打成“右派”，经历坎坷，为人戆直，最不擅处理人际关系。对这位弟子，程千帆可谓不厌其烦，反复开导，一再提醒他要大度，要向前看。如：“到了新地方，往事一笔勾，要绝口不发牢骚，显得有气度。”如：“一切过去了的，让它过去吧。世界永远属于乐观的现实主义者、实干家。”
　　程千帆说的这番话，使我们很自然地想起孔子的教诲，所谓“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由此可知，程千帆是按照孔子的教诲来处理人际关系的，并且，直到晚年，他还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孔夫子的要求相差甚远：“人际关系乃一门‘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的大学问，我到快要向孔二先生报到时，才意识到他老人家所说的‘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其恕乎！己所勿欲，勿施于人。’实在是极平凡，极伟大。有点知道，仍然不能实践，这实在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种永恒的悲哀。”
　　说“有点知道，仍然不能实践”，这当然是程先生的谦虚了，其实，在“忠”“恕”两方面，程先生已做得相当好了。
　　程千帆一再要求弟子要忍，要不耻于恶衣恶食，要待人和气，然而想做到这一点，何其难也！不过，饱经忧患的程先生知道，不管什么事，再难忍也得忍，所以，他常以苏东坡一番话聊以自慰。在给弟子杨翊强的信中，程先生说：“昔东坡谪居惠州，人以为苦，坡曰：‘譬如原是惠州不第秀才。’其地缺衣少药，坡曰：京师国医手中死人尤多。’祖棻之祖父自号退安，或问其义，则曰：‘退一步想，自心自安也。’与吾弟共患难时，亦尝借此思想度厄。”
　　由此可见，“退一步想，则心自安”正是程千帆化解忧愁、除却烦恼、忍受厄运的首选妙方。程先生在南大工作时，住房狭小简陋，但因为能“退一步想”，对此他也就“心自安”了，在给弟子吴志达的信中，提及自己的住房，他说：“我住二楼，两间房，约30平方不到一点。这是暂时的，听说以后要调整。胜牛棚多矣，士志于道，则不耻恶衣恶食。随缘吧！”我在南大十五年，只是在退休后三年，乃分得一劣宽之屋，亦不如弟今所舍。先贤有云：退一步想则心自安，幸善自葆爱。”
　　当弟子遇到类似的问题，他授之以同样的“药方”。程千帆认为，对住宿上的困难要“抗得住”，对他人的褒和贬也要“抗得住”。程先生在给弟子的信中，多次引用了庄子的一句话来开导他们：“呼我为马，则应之以马。呼我为牛，则应之以牛，斯可已矣。贬者如此，褒者亦然。”表面上看，这是逆来顺受，骨子里却透着一种自信。“内省不疚”，别人的褒和贬也就无关痛痒了。
　　程千帆先生安贫乐道，与世无争，但这并不表明他是个无原则之人，并不表明他对什么都可以忍，对什么都无可无不可。倘若事关人格尊严，事关学术大义，他也会毫不妥协，决不让步。
　　粉碎“四人帮”后，武汉大学欲返聘程先生，程先生则毫不犹豫一口拒绝：“前时武大邀复职，以积三十年之经验，觉此校人情太薄，不能保余生之清吉平安，已峻拒之。”后，南京大学邀其复出，他则慨然允诺，其原因是南大的领导能待人以诚，用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相待以礼以诚”。在给他人的书信中，程先生一再提及南大对他的知遇之恩：“此间相待以礼以诚，大异武汉，想来可在此间以著述终老。”“当事者以礼相待，或可老死于此矣。”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看来，程千帆舍武大就南大，做出这样的选择完全是儒家文化熏染的结果。
　　在一次谈话中，程千帆告诉弟子们，哪些事要看淡，哪些事要抗争：“至于物质生活，我希望你们首先认识到，世界上有比金钱和金钱所能获得的物质生活更有价值的东西。钱是需要的，是好的，关键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认识并坚信这一点，不仅不会羡慕别人，而且会过得很快乐。应该坚信你们本身的价值是会被肯定的。不是说现在的环境就蛮舒服的，就令人满意了，目前环境对知识分子来说还是很困厄的。如果你心里老想着别的，一心以为鸿鹄将至，做学问就挺苦的。我不仅要求你们学问出人头地，也非常希望你们‘大德不逾闲’，有义利之辨。对不公正的待遇，要始终坚持抗争。做学问要顽强，做人也要顽强，当然是要讲道理的顽强。”
　　程千帆先生虽终身潜心学术，但他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隱士”，相反，从他写给弟子、朋友的书信中，我们可看出，程先生其实是一位密切关注现实的“猛士”。正如其弟子莫砺锋所说的那样：“程先生在日常生活中显得恂恂如也，相当的平易近人，可是其内心却刚强不可犯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