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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语言意义问题上，奎因是怀疑论者，他既反对把意义视为柏拉图实体的指称论，也反对把意义视为心理实体的观念论，这二者被他称为语言的“博物馆神话”。他从本体论承诺“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的原则出发，对意义是实体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否定了意义的同一性；他在“原始翻译”和“翻译手册”的思想实验中，论证了著名的“不确定性”论题。本文拟在解析奎因意义怀疑论的基础上，借用奎因的理论论证以下几点：（1）在不背离原文“整体言语倾向”为基本衡量标准的前提下，多重翻译标准和多种翻译方法都是并行不悖的；（2）翻译理论作为一个集合体面对经验法庭，集合体内部的各种陈述在逻辑上相互联系，对于翻译理论的选择和评价不存在唯一确定的标准；（3）实践上，我们应该从“不确定性”的理论世界走向追求“确定性”翻译的实践世界。
关键词：奎因；意义怀疑论；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6）02-0070-07
关于语言问题的探讨在奎因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语言既是他从事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又是他思考其它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将哲学问题转换为语言问题，然后以研究语言的方式去研究哲学问题是他进行哲学研究的基本策略。在语言意义的问题上，奎因是意义的怀疑论者。他既反对弗雷格把语言的意义视为柏拉图实体的指称论，也反对洛克把语言的意义视为心中观念的观念论。在他看来，这二者都是语言的“博物馆神话”（the myth of a museum）：“不加批判的语义学就是博物馆神话，其中展品是意义，语词是标签。转换语言就是更换标签”（Quine，1969：27）。在对传统意义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奎因否定了传统的意义概念，论证了“不确定性”论题。他所阐发的关于意义的怀疑论思想中为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本文拟在解析其意义怀疑论的基础上，探究奎因的意义理论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启示作用。
1. 奎因对意义实体论的批判
传统的意义理论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五花八门，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根本点，即认为：语词的意义在于语词使用者关于这个语词所具有的观念，这种观念能为语词使用者的内心世界所把握。在谈到语词的意义时，洛克就曾说过：
人虽有各式各样的思想，……可是他们的思想都是在胸中隐藏不露的，别人并不能看到它们，而且它们自身亦不能显现出来。……因此，人们必须找寻一些外界的明显标记，把自己思想中所含的不可见的观念表示于他人。……语言之所以有表示作用，乃是由于人们随意赋予它们一种意义，乃是由于人们随便来把一个字当做一个观念的标记。因此，字眼的功用就在于能明显的标记出各种观念，而且，它们的固有的，直接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所标记的那些观念。（洛克，2009： 416）
既然语词的意义等同于语词所代表的观念，而观念又是内在于心灵中的对象，因此，语词的意义便成了一种固定的心理实体。但是，这种观点受到了弗雷格等哲学家们的挑战，他们认为，“意义是公共财产”（Putnam， 2012： 218），也就是说，同样的意义（the same meaning）可被多人理解，也可被不同时代的人所理解，这和个人的心理意象没有关系。在他们看来，意义是客观存在的抽象实体，但对“意义”这一抽象实体的把握仍然是个体的心理行为，理解一个词的意义，也就是处于某种心理状态。弗雷格等人批驳了心理主义意义观，但却并没有和心理主义真正拉开距离，个体的内心世界并没有瓦解，它仍然是意义的聚集地，只是现在的意义成了一种超个人心理的抽象实体，这个抽象实体决定语词的指称，即弗雷格所说的“涵义决定所指”（Frege， 1996： 187）。
对于把意义当作实体的观点，奎因是反对的。在《论何物存在》一文中，奎因阐述过这样的思想：“我们可以在语句中有意义地使用单称词（singular terms），而无需预设有这些语词要命名的对象。……我们可以使用通称词（general terms），例如谓词，而无需承认它们是抽象实体的名称。……我们可以认为一些话语有意义、彼此同义或异义，而无需认可有一个叫做意义的实体范畴。” （Quine， 1963： 12）。语词的使用与所指实体的存在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奎因不仅认为无需认可有一个叫做意义的实体范畴，而且也拒绝承认语词的“意义”是存在的，他甚至认为，“meaningful”这类词都给人带来有“meanings”这类实体存在的印象，主张用“significant”一词取而代之。
奎因对意义实体论的否定与其“本体论承诺”的思想有关。他认为摆脱传统存在问题困扰的唯一途径就是把本体论问题上升到本体论承诺的语言问题，亦即从探究“何物存在”的本体论事实问题上升到“我们说何物存在”的本体论承诺问题。他的本体论承诺有两个标准，一是识别标准，即存在就是成为约束变项的值；二是认可标准，即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陈波，1998： 277）。他之所以拒斥“意义”的存在，是因为他找不到关于意义的同一性标准，而如果一个实体同一性的标准不能给出，那么就没有理由承认该实体是存在的。
在奎因看来，意义的相同性和意义所提出的是同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设法得到一种可接受的意义相同性关系，那么距离可接受的意义之定义也就只有一步之遥。因为，正如不止一个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把一个表达式的意义界定为与该表达式意义类似的所有表达式组成的类。反过来说，如果我们首先就拥有意义，那么这些意义和同一性就会提供意义的相同性，因为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总之，意义和意义的相同性提出的是同一个问题”（Quine， 1992： 52）。也就是说，如果能对“同义性”进行明确清晰的界定，那么也就可以通达“分析性”，从而通达“意义”。但奎因认为，常见的两种确立同义性的论证方式站不住脚，也不能从中得出分析性。
第一种，依据定义来确定两个词的同义性。奎因指出，所有词典式的定义，例如将“单身汉”释义为“未婚男子”，并不是词典编纂者先天规定的，而是从经验中来的，是依据总体经验事实所作的记录，“词典编纂人是一位经验科学家，他的任务是把以前的事实记录下来；如果他把‘单身汉’解释为‘未婚男’，那是因为他相信，这两种表达形式之间存在着同义性关系：在他着手编篡词典之前，在广为流行的或为人喜爱的用法中已经暗含了这种同义性关系”（Quine， 1963： 24）。也就是说，尽管“定义”依赖于同义，但它不能解释同义，因为定义只是词典编纂人对观察到的同义性的报道，当然就不能作为同义性的依据。语言符号具有经验属性，同义性关系是先已存在的经验事实，是定义的前提，哲学家、科学家们的解释型定义，只是以提炼和补充被定义词的意义的方式，改进其语境的用法，这也是以记录总体性经验观察的同义性为根据的。因此，“定义”不能作为同义性的根据，也不能使同义性具有分析性。 第二种，保全真值的互相替换性（interchangeability），即“两种语言形式的同义性就在于它们在一切语境中可以相互替换而真值不变”（Quine， 1963： 27）。比如说，“Bachelor has less than ten letters.”（单身汉有少于十个的英文字母）这个句子，用“Unmarried man”替换“Bachelor”，这个句子就失去真值，同理，也不能用“unmarried man”来替换“bachelor of arts”（文学学士）或“bachelor’s buttons”（花似纽扣的植物；纽扣型小饼干）中的“bachelor”。两个外延一致的词要在一切场合互换而真值不变，这种保全真值本身正是以两个词具有同义性为前提，用它论证同义性和分析性的根据，就陷入循环论证的错误。
奎因认为，分析性的实质在于同义性。由于“同义性”概念不清，它不能成为分析性的依据，因而意义也不可能被清晰地界定。既然表达式的意义无法准确界定，依据“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的原则，表达式的意义便不是实体。从对同义性的质疑到对意义的拒斥，奎因由此阐发的是关于意义的怀疑论。
2. 奎因的“不确定性”论题
“不确定性”论题是奎因对意义怀疑论的进一步阐发，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内涵或意义的不确定性，另一个是外延或指称的不确定性，后者也被称为“指称的不可测度性”（inscrutability of reference）。由于奎因本人是从语言翻译角度论述不确定性论题的，所以“不确定性”论题通常也被称为“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
奎因把对“不确定性”论题的探讨置于两个实验之中，一个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原始翻译”的思想实验，另一个是“翻译手册”的思想实验。采取这种诉诸想象的方式来探究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其原因也许在于，它能排除次要因素的干扰，更能揭示语言的本质特征。所谓“原始翻译”，就是指“翻译一个迄今为止仍与世隔绝的族群的语言”（Quine， 1960： 28）。在“原始翻译”的思想实验中，奎因设想有一位以英语为母语的语言学家，只身来到一个文明世界首度发现的原始部落，考察并翻译该部落的土著语言。这位语言学家没有可供参考的双语词典，也没有了解土著人语言和文化的任何渠道，他没有根据假定任何东西，他也不能假定土著人同他一样看待世界。这时，语言学家所凭恃的，就是在某一特定场合下，当有可观察事件发生时，土著人所说的话。譬如说，一只兔子跑过，土著人说“Gavagai”，语言学家就可据此猜测性地记下一个意义等值关系的翻译：“gavagai=rabbit”。但我们怎么确定“gavagai”就是“兔子”呢？它也可以表示：“瞧，一只兔子！”或者“一只长着长耳朵的兔子”等等。“Gavagai”可能会有多种翻译，“rabbit”也不一定是“Gavagai”的绝对等值翻译。即使该语言学家跟土著部落的人学了多年的土著语言，说话者对该词的使用仍然可能带有无法验证的个体言语倾向性。
同样以“Gavagai”为例，语言学家如何确定“Gavagai”和“兔子”指称同一对象呢？在刺激情景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它可能指称“不可分离的兔子部位”（undetached rabbit parts）或兔子的生长时段 （rabbit stage）。如果语言学家断定它指兔子，“他就是想当然地认为土著人像我们一样有一个简洁的通称词指称兔子，而没有简洁的通称词指称兔子的生长时段或兔子部位。”（Quine， 1960： 52 ）“Gavagai”也很有可能是一个抽象的单称词，指“重复出现的兔子共相”（recurring universal rabbithood）。上述这些指称都是可能的，但我们却没有客观事实来判断“Gavagai”到底指称什么，也无法确定土著人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个体。就算我们想用赞同和不赞同的测验方法来分辨“Gavagai”指的到底是不是兔子，我们也会遇到麻烦。因为指着整只兔子时，我们也同样指向了兔子的某部位、兔子的生长时段或兔子的共相；而指着兔子某部位时，我们的所指也同样可以是整只兔子、兔子的生长时段或兔子的共相。我们无法确知土著人所说的“Gavagai”究竟是指什么，换言之，指称是不可测度的。
在“翻译手册”（如提供两种语言间对应译文的资料）的思想实验中，奎因作了如下假设：假如有两个母语为英语的语言学家，先后来到某个原始森林部落，学习部落居民的语言，并编撰各自的翻译手册，在他们的翻译手册完成之后，奎因却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期待两个独立工作的语言学家会编纂出来完全相同的翻译手册，我们唯一能期待的是，两个翻译手册中肯定存在某些彼此冲突、互不相容的部分。“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手册，可用不同方式来编制，所有这些手册都与土著人的总体言语倾向（speech dispositions）相符合，但它们之间却不相一致。这些手册所给出的某语言中某个句子的对译句，在许多地方都是有差别的：用另一语言表述的对译句，彼此之间的对等毫无说服力，且无论是用多么不精准的对等来衡量它们。当然，一个句子与非言语刺激的直接联系越密切，手册与手册间的翻译差异就越小。”（Quine， 1960： 27）翻译手册之间之所以不一致，是因为语言与经验事实之间并没有不变的、固定的对应关系。意义和指称都是不确定的。以“The moon circles around the earth.”一句为例，一般来说，人们都会将这句翻译成“月亮绕着地球转”，尽管实际的翻译可能会出现措辞上的不同，但各种译文之间应该没有多大的差异。不过，奎因认为，各种译文之所以差别不大，是因为译者都参照了得到普遍认可的“翻译手册”，但除了现存的、广为人知的“翻译手册”之外，我们同样可以创造出另一套同样可得到普遍认可的“翻译手册”。相比原手册，以上述句子为例，新手册对它的译法将完全不同。这种不同不是指遣词造句上的差别，而是迥然有别。也就是说，关于翻译手册的真假对错不存在事实问题，翻译是不确定的。 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一个直接逻辑后果便是意义的不确定性。在《真之追求》一书中，奎因说：“翻译不确定性所表明的是，命题即句子之意义这一观念是经不起反驳的。”（Quine， 1992： 102）因为意义理论的堡垒——意义是句子与其对译句之间所共享的东西（即表达同样的命题），且有正误之分——在翻译的不确定性的映照下，已经分崩离析，“意义”这一概念不可能还会明确清晰，“分析性”、“同义性”等概念也不可能仍然坚如磐石。
3. 奎因意义怀疑论的译学价值
奎因的意义怀疑论，或者说他对意义同一性的质疑、对意义确定性的质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既然意义同一性的概念无法澄清，既然语词的涵义和指称都存在不确定性，那么也就不存在独一无二的正确翻译，“符合整体语言倾向的”不同译法可以同时并存且没有对错之分。正如奎因在《事实的问题》一文中所说：“两个译者可能编制出自成一体的翻译手册，这两部翻译手册与整体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倾向是一致的，不过，一部手册给出的译文，另一位译者会拒不接受。这两部手册可能都是有用的，但是，至于哪部手册是正确的，哪部手册是错误的，却不存在任何事实问题。”（Quine， 1979： 167）也就是说，言语行为证据本身不是决定翻译手册的唯一因素，在手册编纂过程中还有译者主体因素的介入，所以，这两部手册虽不相一致，但可能都是有用的，甚至可能都是正确的，不能互相证伪，因为这里涉及的不是事实问题，而事实之成其为事实，这一点仅限于具有经验属性的语词倾向本身。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原文文本堪比奎因所说的“言语行为证据”，同样的文本，在不同译者的主体性因素介入下，会演变成与原文的“整体言语倾向”相符但又不相同的译本。比如说，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在汉学家霍克斯和翻译家杨宪益的笔下，演变成了风格迥异的两个英译本，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霍氏的归化翻译还是杨氏的异化翻译，同样都是不背离原文“整体言语倾向”且打上了各自“经验”烙印的佳译。因此，我们说奎因的意义怀疑论破解了“存在唯一正确翻译”的“神话”，为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的多元化提供了哲学理据。同时还应看到，在不背离原文“整体言语倾向”为基本衡量标准的前提下，多重翻译标准和多种翻译方法的并行不悖才是合乎逻辑的。
如果意义的证实缺乏根本依据，那么，任何本体论承诺都是相对性的。也就是说，任何理论中的本体都只是不同理论家对它的理论描述，而非事实本身。“本体是物质世界的事实，而本体论承诺只是我们对事实的一种语言描述，而且在这语言描述的背后又总隐含着某种理论，即渗透着一定的背景信念和知识。”（吕俊，2012：2）如果我们把理论系统看成一个由主客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体，那么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就只是相对性的。如果任何本体论承诺都只是相对性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把知识或信念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对此，奎因有过非常经典的表述：
我们所谓的知识或信念的总体，从最偶然的地理、历史事件到最深奥的原子物理学规律、甚或是纯粹的数学和逻辑规律，都是一个人工的织造物，它只是沿着边缘对经验构成冲击。或者，换个比方说，整个科学就像是一个力场，它的边界条件就是经验。在边缘部分与经验的冲突导致力场内部的重新调整。对我们的某些陈述必须重新分配真值，对一些陈述的重新赋值必然会导致对另外一些陈述的重新赋值，因为它们在逻辑上是相互关联的——逻辑规律只是系统的另外一些陈述，只是力场的另外一些元素。由于对一个陈述的再评价，我们就必须对其它一些陈述进行再评价，而这其它一些陈述也许是与头一个陈述有着逻辑上的关联，也许是关于逻辑关联本身的陈述。但是整个力场是由边界条件（即经验）如此地不充分决定的，以至于我们在依据任何单一的相反经验对哪些陈述重新赋值的问题上，有很大的选择余地。（Quine， 1963： 42-43）
从奎因的意义怀疑论中所折射的本体论承诺和整体论思想中，我们自然会得出“翻译的理论系统也同此理”的结论。各种翻译理论都是翻译研究者自己的建构，都是对翻译这一本体实在性活动的理论描述。不同理论之间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它们都是根据一些信念或理论对事实的一种解释，它们互为补充，甚至迥然不同的理论实际上也是相互联系着的，比如说，翻译理论中的异化/归化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但却始终由“捍卫谁的文化”这条逻辑线索联系着彼此。借用奎因式整体论来审视我们的翻译理论系统，或许可以类推出如下几点：1、所有翻译理论形成的理论网络作为一个集合体共同面对经验法庭，具有经验意义的是整个翻译理论；2、由于翻译理论整体内的各种陈述在逻辑上是相互联系的，对整体内部的一些陈述的重新赋值必然导致整体内部的重新调整；3、在经验面前，翻译理论整体内部的任何陈述都可以被修正或免于修正；4、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验证据对于翻译理论整体的决定是不充分的；这种不充分性注定我们有经验上等价但逻辑上不相容的翻译理论； 5、所以，在翻译理论的评价和选择上，不存在唯一确定的真理标准，但会受到是否有用这样一些实用主义考虑所支配。笔者认为，上述五点，也可概括性地归纳为“整体主义翻译观”。在“整体主义翻译观”的视域下，翻译史上的各种翻译学派，不管是20世纪之前文艺学派，还是20世纪的语言学派、文化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学派等，都是建立在批判和继承其它学派的语言观和翻译观的基础之上，它们都是学者们对翻译的理论言说所构筑的翻译学大厦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也都将继续接受经验的检验，或接受经验的修正而推陈出新，或免于修正而巩固自己的理论地位。至于在翻译实践中，选择信奉什么样的翻译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取决于“是否有用”这样的实用主义。
奎因的意义怀疑论对翻译实践也同样具有启示作用。如果意义具有“不确定性”，那么接受了这种“不确定性”观点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更加审慎，更加注重从异族语的经验世界出发去考究原文的意义，因为经验世界不同，赋予语词的意义也就不同。正如奎因所说：“语词是人类的创造物，它们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将其与经验相联系从而赋予它们意义。”（Quine，1966： 235）纳博科夫所言：“最笨拙的直译也比最漂亮的意译好上千倍。”（Nabokov， 2000： 71）实质上也可以看作是从异语的经验世界出发去追求意义的“绝对确定性”，追求德里达所说的“确当的翻译”。俄罗斯大文豪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在纳博科夫的笔下通过直译加注的方法译成英文，总共四卷一千二百页，但译文的篇幅仅一卷半，共二百二十页，其余均为注释。他这样翻译的理由是：诗歌翻译是一种艺术，匮缺写诗的资质，又怎么能够将原诗所蕴蓄的一切，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呢？当然这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其中的重点是要将“原诗所蕴含的一切”再现出来，而他选择的是“直译”甚至可以说是“硬译”的策略，直译或硬译带来的晦涩难懂，他用“注释”加以弥补，此种做法不失为“确定性”翻译保驾护航的一种有效手段。当然，从异语的经验出发，并不是否定翻译中的意译或创造性翻译，我们同样可以站在母语的立场，审视异语的经验世界，通过比较找出二者在总体言语倾向上的共同点，建构起利科所说的“可比之物”，在意译或创造性的翻译中架起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桥梁。 4.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奎因的意义怀疑论是从语言意义的角度来审视哲学问题：1）如果承认现代经验论所谓的“基于意义的分析真理与基于事实的综合真理之间有着根本区别”，那么就一定能对意义这个概念进行足够清楚的解释，或者说，就一定能对同义性或意义的同一性进行符合逻辑的解释。而诠释同义性或意义同一性的唯一途径就是假定有确定的意义存在，但奎因又论证了意义是不确定的，意义的博物馆只是“神话”，因此，我们也不能从中推导出同义性，这就证明，制约现代经验论的“分析/综合之区分”的教条是没有根据的。2）对分析/综合之区分的拒斥打开了通向整体论的大门。由于意义的证实缺乏根本依据，所以，任何本体论承诺都是相对的。任何理论都是主体对本体实在的理论描述，是具有相对性的本体论承诺，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共同构筑我们的知识或信念的整体。第二、奎因的意义怀疑论中所折射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其本体论承诺和整体论思想，为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我们在文中尝试性提出的“整体主义翻译观”就是把奎因的整体论和对翻译理论的思考相结合的产物。第三、奎因的意义怀疑论是从哲学上推理翻译的不确定性，正如奎因所说：“除非根据人们对社会的可观察的刺激做出外化的反应的倾向，就无法对语言意义的核实做出辩护。承认这种限制的一个后果就是：翻译这样的事业陷入了某种系统的不确定性中。”（Quine， 1960： ix）在理解上，我们不应该把翻译事业的这种不确定性夸大为日常翻译活动之可能性的不复存在，而是应该利用奎因对意义的哲学思辨来深化我们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理解，这样才能让翻译研究在哲学的智慧之灯照耀下走得更远。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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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bokov， V.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Onegin” in English [A]. I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utnam， H.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2）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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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 克.人类理解论 [M]. 关文运.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吕 俊. 奎因的“翻译不确定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一个译学中哲学错误的纠正 [J].上海翻译，2012，（2）： 1-6.
Abstract： Quine is a meaning skeptic. He is against the referential theory as well as the ideational theory， both of which are metaphorically referred to by him as“the myth of a museum”. His refutation that meaning is an entity is based on one of the principle of his ontological commitment——No entity without identity. He aimed his indeterminacy thesis against all classical semantic notions indiscriminately， and proved his thesis with the help of the thought experiment： radical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al manual. His skepticism about meaning has multiple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1） Different translation criteria， as well as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may co-exist without conflict，if “the translations should be compatible with the totality of speech dispositions”is recognized as a basic criterion of judgment； 2） It is the collective body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that face the court of experience， and there is no determinate criterion in terms of choosing and evaluating a certain theory. 3） With the awareness of th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we can better pursue the“determinate”translation.
Key Words： Quine； meaning-skepticism； translation
作者简介：杨晓琼，女，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湖北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哲学研究。
通讯地址：湖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430079
E-mail： strenuousyxq@163.com
（责任编辑：魏家海）
关键词：奎因；意义怀疑论；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6）02-0070-07
关于语言问题的探讨在奎因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语言既是他从事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又是他思考其它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将哲学问题转换为语言问题，然后以研究语言的方式去研究哲学问题是他进行哲学研究的基本策略。在语言意义的问题上，奎因是意义的怀疑论者。他既反对弗雷格把语言的意义视为柏拉图实体的指称论，也反对洛克把语言的意义视为心中观念的观念论。在他看来，这二者都是语言的“博物馆神话”（the myth of a museum）：“不加批判的语义学就是博物馆神话，其中展品是意义，语词是标签。转换语言就是更换标签”（Quine，1969：27）。在对传统意义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奎因否定了传统的意义概念，论证了“不确定性”论题。他所阐发的关于意义的怀疑论思想中为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本文拟在解析其意义怀疑论的基础上，探究奎因的意义理论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启示作用。
1. 奎因对意义实体论的批判
传统的意义理论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五花八门，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根本点，即认为：语词的意义在于语词使用者关于这个语词所具有的观念，这种观念能为语词使用者的内心世界所把握。在谈到语词的意义时，洛克就曾说过：
人虽有各式各样的思想，……可是他们的思想都是在胸中隐藏不露的，别人并不能看到它们，而且它们自身亦不能显现出来。……因此，人们必须找寻一些外界的明显标记，把自己思想中所含的不可见的观念表示于他人。……语言之所以有表示作用，乃是由于人们随意赋予它们一种意义，乃是由于人们随便来把一个字当做一个观念的标记。因此，字眼的功用就在于能明显的标记出各种观念，而且，它们的固有的，直接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所标记的那些观念。（洛克，2009： 416）
既然语词的意义等同于语词所代表的观念，而观念又是内在于心灵中的对象，因此，语词的意义便成了一种固定的心理实体。但是，这种观点受到了弗雷格等哲学家们的挑战，他们认为，“意义是公共财产”（Putnam， 2012： 218），也就是说，同样的意义（the same meaning）可被多人理解，也可被不同时代的人所理解，这和个人的心理意象没有关系。在他们看来，意义是客观存在的抽象实体，但对“意义”这一抽象实体的把握仍然是个体的心理行为，理解一个词的意义，也就是处于某种心理状态。弗雷格等人批驳了心理主义意义观，但却并没有和心理主义真正拉开距离，个体的内心世界并没有瓦解，它仍然是意义的聚集地，只是现在的意义成了一种超个人心理的抽象实体，这个抽象实体决定语词的指称，即弗雷格所说的“涵义决定所指”（Frege， 1996： 187）。
对于把意义当作实体的观点，奎因是反对的。在《论何物存在》一文中，奎因阐述过这样的思想：“我们可以在语句中有意义地使用单称词（singular terms），而无需预设有这些语词要命名的对象。……我们可以使用通称词（general terms），例如谓词，而无需承认它们是抽象实体的名称。……我们可以认为一些话语有意义、彼此同义或异义，而无需认可有一个叫做意义的实体范畴。” （Quine， 1963： 12）。语词的使用与所指实体的存在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奎因不仅认为无需认可有一个叫做意义的实体范畴，而且也拒绝承认语词的“意义”是存在的，他甚至认为，“meaningful”这类词都给人带来有“meanings”这类实体存在的印象，主张用“significant”一词取而代之。
奎因对意义实体论的否定与其“本体论承诺”的思想有关。他认为摆脱传统存在问题困扰的唯一途径就是把本体论问题上升到本体论承诺的语言问题，亦即从探究“何物存在”的本体论事实问题上升到“我们说何物存在”的本体论承诺问题。他的本体论承诺有两个标准，一是识别标准，即存在就是成为约束变项的值；二是认可标准，即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陈波，1998： 277）。他之所以拒斥“意义”的存在，是因为他找不到关于意义的同一性标准，而如果一个实体同一性的标准不能给出，那么就没有理由承认该实体是存在的。
在奎因看来，意义的相同性和意义所提出的是同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设法得到一种可接受的意义相同性关系，那么距离可接受的意义之定义也就只有一步之遥。因为，正如不止一个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把一个表达式的意义界定为与该表达式意义类似的所有表达式组成的类。反过来说，如果我们首先就拥有意义，那么这些意义和同一性就会提供意义的相同性，因为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总之，意义和意义的相同性提出的是同一个问题”（Quine， 1992： 52）。也就是说，如果能对“同义性”进行明确清晰的界定，那么也就可以通达“分析性”，从而通达“意义”。但奎因认为，常见的两种确立同义性的论证方式站不住脚，也不能从中得出分析性。
第一种，依据定义来确定两个词的同义性。奎因指出，所有词典式的定义，例如将“单身汉”释义为“未婚男子”，并不是词典编纂者先天规定的，而是从经验中来的，是依据总体经验事实所作的记录，“词典编纂人是一位经验科学家，他的任务是把以前的事实记录下来；如果他把‘单身汉’解释为‘未婚男’，那是因为他相信，这两种表达形式之间存在着同义性关系：在他着手编篡词典之前，在广为流行的或为人喜爱的用法中已经暗含了这种同义性关系”（Quine， 1963： 24）。也就是说，尽管“定义”依赖于同义，但它不能解释同义，因为定义只是词典编纂人对观察到的同义性的报道，当然就不能作为同义性的依据。语言符号具有经验属性，同义性关系是先已存在的经验事实，是定义的前提，哲学家、科学家们的解释型定义，只是以提炼和补充被定义词的意义的方式，改进其语境的用法，这也是以记录总体性经验观察的同义性为根据的。因此，“定义”不能作为同义性的根据，也不能使同义性具有分析性。 第二种，保全真值的互相替换性（interchangeability），即“两种语言形式的同义性就在于它们在一切语境中可以相互替换而真值不变”（Quine， 1963： 27）。比如说，“Bachelor has less than ten letters.”（单身汉有少于十个的英文字母）这个句子，用“Unmarried man”替换“Bachelor”，这个句子就失去真值，同理，也不能用“unmarried man”来替换“bachelor of arts”（文学学士）或“bachelor’s buttons”（花似纽扣的植物；纽扣型小饼干）中的“bachelor”。两个外延一致的词要在一切场合互换而真值不变，这种保全真值本身正是以两个词具有同义性为前提，用它论证同义性和分析性的根据，就陷入循环论证的错误。
奎因认为，分析性的实质在于同义性。由于“同义性”概念不清，它不能成为分析性的依据，因而意义也不可能被清晰地界定。既然表达式的意义无法准确界定，依据“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的原则，表达式的意义便不是实体。从对同义性的质疑到对意义的拒斥，奎因由此阐发的是关于意义的怀疑论。
2. 奎因的“不确定性”论题
“不确定性”论题是奎因对意义怀疑论的进一步阐发，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内涵或意义的不确定性，另一个是外延或指称的不确定性，后者也被称为“指称的不可测度性”（inscrutability of reference）。由于奎因本人是从语言翻译角度论述不确定性论题的，所以“不确定性”论题通常也被称为“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
奎因把对“不确定性”论题的探讨置于两个实验之中，一个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原始翻译”的思想实验，另一个是“翻译手册”的思想实验。采取这种诉诸想象的方式来探究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其原因也许在于，它能排除次要因素的干扰，更能揭示语言的本质特征。所谓“原始翻译”，就是指“翻译一个迄今为止仍与世隔绝的族群的语言”（Quine， 1960： 28）。在“原始翻译”的思想实验中，奎因设想有一位以英语为母语的语言学家，只身来到一个文明世界首度发现的原始部落，考察并翻译该部落的土著语言。这位语言学家没有可供参考的双语词典，也没有了解土著人语言和文化的任何渠道，他没有根据假定任何东西，他也不能假定土著人同他一样看待世界。这时，语言学家所凭恃的，就是在某一特定场合下，当有可观察事件发生时，土著人所说的话。譬如说，一只兔子跑过，土著人说“Gavagai”，语言学家就可据此猜测性地记下一个意义等值关系的翻译：“gavagai=rabbit”。但我们怎么确定“gavagai”就是“兔子”呢？它也可以表示：“瞧，一只兔子！”或者“一只长着长耳朵的兔子”等等。“Gavagai”可能会有多种翻译，“rabbit”也不一定是“Gavagai”的绝对等值翻译。即使该语言学家跟土著部落的人学了多年的土著语言，说话者对该词的使用仍然可能带有无法验证的个体言语倾向性。
同样以“Gavagai”为例，语言学家如何确定“Gavagai”和“兔子”指称同一对象呢？在刺激情景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它可能指称“不可分离的兔子部位”（undetached rabbit parts）或兔子的生长时段 （rabbit stage）。如果语言学家断定它指兔子，“他就是想当然地认为土著人像我们一样有一个简洁的通称词指称兔子，而没有简洁的通称词指称兔子的生长时段或兔子部位。”（Quine， 1960： 52 ）“Gavagai”也很有可能是一个抽象的单称词，指“重复出现的兔子共相”（recurring universal rabbithood）。上述这些指称都是可能的，但我们却没有客观事实来判断“Gavagai”到底指称什么，也无法确定土著人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个体。就算我们想用赞同和不赞同的测验方法来分辨“Gavagai”指的到底是不是兔子，我们也会遇到麻烦。因为指着整只兔子时，我们也同样指向了兔子的某部位、兔子的生长时段或兔子的共相；而指着兔子某部位时，我们的所指也同样可以是整只兔子、兔子的生长时段或兔子的共相。我们无法确知土著人所说的“Gavagai”究竟是指什么，换言之，指称是不可测度的。
在“翻译手册”（如提供两种语言间对应译文的资料）的思想实验中，奎因作了如下假设：假如有两个母语为英语的语言学家，先后来到某个原始森林部落，学习部落居民的语言，并编撰各自的翻译手册，在他们的翻译手册完成之后，奎因却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期待两个独立工作的语言学家会编纂出来完全相同的翻译手册，我们唯一能期待的是，两个翻译手册中肯定存在某些彼此冲突、互不相容的部分。“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手册，可用不同方式来编制，所有这些手册都与土著人的总体言语倾向（speech dispositions）相符合，但它们之间却不相一致。这些手册所给出的某语言中某个句子的对译句，在许多地方都是有差别的：用另一语言表述的对译句，彼此之间的对等毫无说服力，且无论是用多么不精准的对等来衡量它们。当然，一个句子与非言语刺激的直接联系越密切，手册与手册间的翻译差异就越小。”（Quine， 1960： 27）翻译手册之间之所以不一致，是因为语言与经验事实之间并没有不变的、固定的对应关系。意义和指称都是不确定的。以“The moon circles around the earth.”一句为例，一般来说，人们都会将这句翻译成“月亮绕着地球转”，尽管实际的翻译可能会出现措辞上的不同，但各种译文之间应该没有多大的差异。不过，奎因认为，各种译文之所以差别不大，是因为译者都参照了得到普遍认可的“翻译手册”，但除了现存的、广为人知的“翻译手册”之外，我们同样可以创造出另一套同样可得到普遍认可的“翻译手册”。相比原手册，以上述句子为例，新手册对它的译法将完全不同。这种不同不是指遣词造句上的差别，而是迥然有别。也就是说，关于翻译手册的真假对错不存在事实问题，翻译是不确定的。 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一个直接逻辑后果便是意义的不确定性。在《真之追求》一书中，奎因说：“翻译不确定性所表明的是，命题即句子之意义这一观念是经不起反驳的。”（Quine， 1992： 102）因为意义理论的堡垒——意义是句子与其对译句之间所共享的东西（即表达同样的命题），且有正误之分——在翻译的不确定性的映照下，已经分崩离析，“意义”这一概念不可能还会明确清晰，“分析性”、“同义性”等概念也不可能仍然坚如磐石。
3. 奎因意义怀疑论的译学价值
奎因的意义怀疑论，或者说他对意义同一性的质疑、对意义确定性的质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既然意义同一性的概念无法澄清，既然语词的涵义和指称都存在不确定性，那么也就不存在独一无二的正确翻译，“符合整体语言倾向的”不同译法可以同时并存且没有对错之分。正如奎因在《事实的问题》一文中所说：“两个译者可能编制出自成一体的翻译手册，这两部翻译手册与整体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倾向是一致的，不过，一部手册给出的译文，另一位译者会拒不接受。这两部手册可能都是有用的，但是，至于哪部手册是正确的，哪部手册是错误的，却不存在任何事实问题。”（Quine， 1979： 167）也就是说，言语行为证据本身不是决定翻译手册的唯一因素，在手册编纂过程中还有译者主体因素的介入，所以，这两部手册虽不相一致，但可能都是有用的，甚至可能都是正确的，不能互相证伪，因为这里涉及的不是事实问题，而事实之成其为事实，这一点仅限于具有经验属性的语词倾向本身。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原文文本堪比奎因所说的“言语行为证据”，同样的文本，在不同译者的主体性因素介入下，会演变成与原文的“整体言语倾向”相符但又不相同的译本。比如说，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在汉学家霍克斯和翻译家杨宪益的笔下，演变成了风格迥异的两个英译本，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霍氏的归化翻译还是杨氏的异化翻译，同样都是不背离原文“整体言语倾向”且打上了各自“经验”烙印的佳译。因此，我们说奎因的意义怀疑论破解了“存在唯一正确翻译”的“神话”，为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的多元化提供了哲学理据。同时还应看到，在不背离原文“整体言语倾向”为基本衡量标准的前提下，多重翻译标准和多种翻译方法的并行不悖才是合乎逻辑的。
如果意义的证实缺乏根本依据，那么，任何本体论承诺都是相对性的。也就是说，任何理论中的本体都只是不同理论家对它的理论描述，而非事实本身。“本体是物质世界的事实，而本体论承诺只是我们对事实的一种语言描述，而且在这语言描述的背后又总隐含着某种理论，即渗透着一定的背景信念和知识。”（吕俊，2012：2）如果我们把理论系统看成一个由主客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体，那么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就只是相对性的。如果任何本体论承诺都只是相对性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把知识或信念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对此，奎因有过非常经典的表述：
我们所谓的知识或信念的总体，从最偶然的地理、历史事件到最深奥的原子物理学规律、甚或是纯粹的数学和逻辑规律，都是一个人工的织造物，它只是沿着边缘对经验构成冲击。或者，换个比方说，整个科学就像是一个力场，它的边界条件就是经验。在边缘部分与经验的冲突导致力场内部的重新调整。对我们的某些陈述必须重新分配真值，对一些陈述的重新赋值必然会导致对另外一些陈述的重新赋值，因为它们在逻辑上是相互关联的——逻辑规律只是系统的另外一些陈述，只是力场的另外一些元素。由于对一个陈述的再评价，我们就必须对其它一些陈述进行再评价，而这其它一些陈述也许是与头一个陈述有着逻辑上的关联，也许是关于逻辑关联本身的陈述。但是整个力场是由边界条件（即经验）如此地不充分决定的，以至于我们在依据任何单一的相反经验对哪些陈述重新赋值的问题上，有很大的选择余地。（Quine， 1963： 42-43）
从奎因的意义怀疑论中所折射的本体论承诺和整体论思想中，我们自然会得出“翻译的理论系统也同此理”的结论。各种翻译理论都是翻译研究者自己的建构，都是对翻译这一本体实在性活动的理论描述。不同理论之间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它们都是根据一些信念或理论对事实的一种解释，它们互为补充，甚至迥然不同的理论实际上也是相互联系着的，比如说，翻译理论中的异化/归化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但却始终由“捍卫谁的文化”这条逻辑线索联系着彼此。借用奎因式整体论来审视我们的翻译理论系统，或许可以类推出如下几点：1、所有翻译理论形成的理论网络作为一个集合体共同面对经验法庭，具有经验意义的是整个翻译理论；2、由于翻译理论整体内的各种陈述在逻辑上是相互联系的，对整体内部的一些陈述的重新赋值必然导致整体内部的重新调整；3、在经验面前，翻译理论整体内部的任何陈述都可以被修正或免于修正；4、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验证据对于翻译理论整体的决定是不充分的；这种不充分性注定我们有经验上等价但逻辑上不相容的翻译理论； 5、所以，在翻译理论的评价和选择上，不存在唯一确定的真理标准，但会受到是否有用这样一些实用主义考虑所支配。笔者认为，上述五点，也可概括性地归纳为“整体主义翻译观”。在“整体主义翻译观”的视域下，翻译史上的各种翻译学派，不管是20世纪之前文艺学派，还是20世纪的语言学派、文化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学派等，都是建立在批判和继承其它学派的语言观和翻译观的基础之上，它们都是学者们对翻译的理论言说所构筑的翻译学大厦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也都将继续接受经验的检验，或接受经验的修正而推陈出新，或免于修正而巩固自己的理论地位。至于在翻译实践中，选择信奉什么样的翻译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取决于“是否有用”这样的实用主义。
奎因的意义怀疑论对翻译实践也同样具有启示作用。如果意义具有“不确定性”，那么接受了这种“不确定性”观点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更加审慎，更加注重从异族语的经验世界出发去考究原文的意义，因为经验世界不同，赋予语词的意义也就不同。正如奎因所说：“语词是人类的创造物，它们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将其与经验相联系从而赋予它们意义。”（Quine，1966： 235）纳博科夫所言：“最笨拙的直译也比最漂亮的意译好上千倍。”（Nabokov， 2000： 71）实质上也可以看作是从异语的经验世界出发去追求意义的“绝对确定性”，追求德里达所说的“确当的翻译”。俄罗斯大文豪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在纳博科夫的笔下通过直译加注的方法译成英文，总共四卷一千二百页，但译文的篇幅仅一卷半，共二百二十页，其余均为注释。他这样翻译的理由是：诗歌翻译是一种艺术，匮缺写诗的资质，又怎么能够将原诗所蕴蓄的一切，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呢？当然这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其中的重点是要将“原诗所蕴含的一切”再现出来，而他选择的是“直译”甚至可以说是“硬译”的策略，直译或硬译带来的晦涩难懂，他用“注释”加以弥补，此种做法不失为“确定性”翻译保驾护航的一种有效手段。当然，从异语的经验出发，并不是否定翻译中的意译或创造性翻译，我们同样可以站在母语的立场，审视异语的经验世界，通过比较找出二者在总体言语倾向上的共同点，建构起利科所说的“可比之物”，在意译或创造性的翻译中架起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桥梁。 4.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奎因的意义怀疑论是从语言意义的角度来审视哲学问题：1）如果承认现代经验论所谓的“基于意义的分析真理与基于事实的综合真理之间有着根本区别”，那么就一定能对意义这个概念进行足够清楚的解释，或者说，就一定能对同义性或意义的同一性进行符合逻辑的解释。而诠释同义性或意义同一性的唯一途径就是假定有确定的意义存在，但奎因又论证了意义是不确定的，意义的博物馆只是“神话”，因此，我们也不能从中推导出同义性，这就证明，制约现代经验论的“分析/综合之区分”的教条是没有根据的。2）对分析/综合之区分的拒斥打开了通向整体论的大门。由于意义的证实缺乏根本依据，所以，任何本体论承诺都是相对的。任何理论都是主体对本体实在的理论描述，是具有相对性的本体论承诺，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共同构筑我们的知识或信念的整体。第二、奎因的意义怀疑论中所折射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其本体论承诺和整体论思想，为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我们在文中尝试性提出的“整体主义翻译观”就是把奎因的整体论和对翻译理论的思考相结合的产物。第三、奎因的意义怀疑论是从哲学上推理翻译的不确定性，正如奎因所说：“除非根据人们对社会的可观察的刺激做出外化的反应的倾向，就无法对语言意义的核实做出辩护。承认这种限制的一个后果就是：翻译这样的事业陷入了某种系统的不确定性中。”（Quine， 1960： ix）在理解上，我们不应该把翻译事业的这种不确定性夸大为日常翻译活动之可能性的不复存在，而是应该利用奎因对意义的哲学思辨来深化我们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理解，这样才能让翻译研究在哲学的智慧之灯照耀下走得更远。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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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俊. 奎因的“翻译不确定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一个译学中哲学错误的纠正 [J].上海翻译，2012，（2）： 1-6.
Abstract： Quine is a meaning skeptic. He is against the referential theory as well as the ideational theory， both of which are metaphorically referred to by him as“the myth of a museum”. His refutation that meaning is an entity is based on one of the principle of his ontological commitment——No entity without identity. He aimed his indeterminacy thesis against all classical semantic notions indiscriminately， and proved his thesis with the help of the thought experiment： radical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al manual. His skepticism about meaning has multiple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1） Different translation criteria， as well as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may co-exist without conflict，if “the translations should be compatible with the totality of speech dispositions”is recognized as a basic criterion of judgment； 2） It is the collective body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that face the court of experience， and there is no determinate criterion in terms of choosing and evaluating a certain theory. 3） With the awareness of th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we can better pursue the“determinate”translation.
Key Words： Quine； meaning-skepticism； translation
作者简介：杨晓琼，女，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湖北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哲学研究。
通讯地址：湖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430079
E-mail： strenuousyxq@163.com
（责任编辑：魏家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