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建安时期在历史上是一个战争时代，这一时期的诗歌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一笔浓墨重彩，诗歌的风格、诗歌的发展变化、诗歌中的悲情、诗歌中的寄托、诗歌中的风骨，如水般穿梭于历史里。
关键词：建安时期诗歌建安风骨诗歌特点悲情
中图分类号：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2-0116-02
一、建安诗歌历史背景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时局恶化，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而建安文学就是在这一时局下发展而来。
建安（196-220）是汉献帝年号，古代文学史中通常以建安文学标志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然非也。建安诗歌实际上包括了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诗歌。建安时期社会动荡，黄巾起义，东汉朝廷衰败，军阀豪强混战，民生艰苦，诗人们以此为背景，诗中暗藏时局动荡之况。在这战争年代人们渴望和平。而诗人们也在诗中表达自身的激情与报效祖国的志向，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使诗歌充满了悲凉慷慨的情调。魏晋南北朝经学走向衰弱，诗人们的思想从经学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又受乐府民歌的熏陶。因而诗作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鲜明爽朗，诗作所述言语大多质朴刚健，这种独特的风格特征，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为“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璃、应场、刘桢）及著名女诗人蔡文姬。
二、建安诗风发展阶段
独具魅力特征的建安诗风应是指以三曹七子为核心的诗人群体的创作。所谓诗风，一是指创作的风气，二是指诗歌的风格。从创作风气的角度来看，从前期到邺下时期建安诗歌經历了从个体的自然化的写作向群体的艺术化的写作的转化。最终在曹植的晚年时期创作中回到高度个性化的写作。从诗歌风格角度来看，建安诗歌经历了由早期的质朴向邺下时期的文质相谐的发展过程。从建安风骨内涵来看，建安诗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中平元年到建安二十五年（184年-220年）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曹操《蒿里行》《薤露歌》，王粲《七哀诗》及四言《赠士孙文始》《赠蔡子笃》等作，都继承了东汉后期文人写四言、五言和乐府风气。足以见得建安诗风，是发源于汉末时期。并不是自创的新类型诗风。但因其乱世激烈的斗争与之前盛平时期奢靡之世清辞丽句、哀乐任情的风格大有不同，本乐府采风之旧规，写乱世惊心之变相。故以之为建安诗风之发端，以质朴缘事为体。
第二个时期为邺下时期，建安十年（205）春正月，曹操攻破邺城。十三年（208）秋，曹操攻破荆州。攻城之后曹操便占领邺城、荆州。使得两处文化交融，文人汇聚，也使得建安十三年的文化得以繁荣。这一阶段是建安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被封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在他手下置“五官中郎将文学”一职，使得不少文人集结于一处，在曹丕主持下，文人们于此进行文学创作和学术论议。这一盛况在曹丕、曹植和其他的建安诗人的文作之中皆有记载。如曹植《与杨德祖书》：
仆少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包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
文章生动地描述了建安文人由早期的分散各地到建安中期的向邺都汇聚，形成一个空前的文学家群体的情形。在曹丕的提倡下，当时出现了同类题竞作的风气，其盛况在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在这一背景下，建安的诗风、文风都发生了变化，逐渐向炫丽、文采的方向发展，但仍保持前期诗文中那种慷慨多感的基调，同时酝酿一种慷慨任气的文学风格。就如《文心雕龙·明诗》：“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文篇所述的便是邺下时期的诗风。在钟嵘《诗品·序》中以“建安风力”作为其评价。但刘、钟在描述建安诗风时，主要是将其与后来的中古各期的诗风相比较而言之。着重于它的任情抒发、质朴不雕。事实上，如果将邺下诗风与建安前期尤其是汉乐府、汉末古诗相比，则邺下诗风，实为诗歌走向更加艺术化的重要阶段。
第三个时期为魏朝的前期，太和六年（232年）曹植去世，以其为下限，此期的创作，专家之诗，实际上仅剩曹植一人继续。曹植的后期创作与其邺下时期的创作相比而言，发展甚大。但不能认为是建安诗风的发展和其新发展的标志。这一时期诗坛的状况，如钟嵘而言“凌迟衰微”。明帝曹睿是保存作品较多的一位文人，他的作品以乐府为主，但仍然沿用魏曹君王为乐府制词的“特权”，他的乐府多秉承其父祖的成调。依拟的作风明显。其中如《步出夏门行》实为宰割曹操、曹丕的词句而成，开后来傅玄一派拟古、隐括之风气，反映了魏初诗风的浮浅、依拟的特点。其余何晏、应璩之流，多沦于平钝，盖专诣者少，多为率尔之咏，似汉人作诗的习惯。
三、建安诗歌的特点
《文心雕龙·明诗》中，“五言腾踊”是建安诗歌中的一大特点。五言诗萌生与民间歌谣密切相关，五言诗是在民间歌谣的浇灌中发展而成，秦汉时期的民间歌谣，便有五言形式的。而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标志了文人五言诗已经臻于成熟。而建安时期文人竞相创作五言诗，使得五言诗在当时的诗坛上的位置举足轻重。从历史上三曹七子留下的五言诗来看。说明了当时诗人对五言的重视程度。在当时五言诗已蔚为大观，成为当时文人所运用的主要诗歌形式。而建安时期的诗歌在创作上也具有与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
（一）题材的选择：注重反映时代的苦难
建安时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政治腐败。黄巾起义，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建安诗人生活在这样悲苦环境下，经受战争的戾气和颠沛流离之苦。生活的苦难驱使了文人们拿起手中笔记录这个纷乱的时代。正因此建安诗歌虽然题材类型丰富多样。却有一个被文人所共同选择的题材，那便是反映时代的苦难。就如曹操的《薤露行》：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诗歌以董卓谋权篡位、朝廷混乱、权势争夺这一时代为背景，以沉重的话语描述了时代的苦难。国家的沦陷。朝廷的倒塌等等这一让人闻之叹息的历史悲剧。 （二）主题表达：注重民生人生的关怀
任何战争时代、动乱时代，受苦受难的永远是手无寸铁的百姓们，这一幕幕悲惨画面深深的刻入诗人眼中心中，因此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深刻的反映了这一时代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并对此表达他们对百姓生活艰苦的深切同情。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诗中虽然讲述的是秦始皇修筑长城这一历史事件。但其中关于“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的描写。不单单是描述秦筑长城这一历史中人民的苦痛，更是表现东汉时期的民生悲苦，沉重的徭役负担不知道压垮了多少家庭。那连绵不绝的长城就是上千冤魂的无尽悲哀。这就是把东汉末年的民间民生之苦用历史重现。
（三）造怀指事：注重艺术手法的创新
建安诗歌的艺术成就一直深受后人追捧。它不仅意境宏大、笔调明朗、抒情直接，而且其风格特征刚健有力、悲凉慷慨，造怀指事，十分注重艺术手法上的大胆创新。概括地说。建安诗人对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借用古乐写时事，创造新曲以抒怀；学习汉乐府而又超越汉乐府，建安诗人学习和借鉴汉乐府特别是乐府民歌创作了大量的乐府歌辞。对汉乐府民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多有继承：继承了“比兴”传统又发展了“比兴”传统。在创作中借物抒怀、托事寄意，创造了大量的名篇佳句；叙事写景则大笔勾勒，描情写态则务求细密。
四、建安诗歌的悲情
时代赋予了建安诗歌的悲剧气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诗人的诗中多渲染时局的险恶和环境的恶劣。使得诗人的悲苦之情得以倾诉。主观的情绪和意志的激励给所观照的景物染上了主观情感的色彩。而自己的情感也沾染了景物所赋予的色彩。如曹植的《盘石篇》：盘盘山巅石。飘砜涧底蓬。我本太山人。何为客淮东。蒹葭弥斥土。林木无分重。岸岩若崩缺。湖水何汹汹。蚌蛤被滨涯。光彩如锦虹。高彼凌云霄。浮气象螭龙。鲸脊若丘陵。须若山上松。呼吸吞船橇。澎濞戏中鸿。方舟寻高价。珍宝丽以通。一举必千里。乘飓举帆幢。经危履险阻。未知命所钟。常恐沉黄垆。下与鼋鳖同。南极苍梧野。游眄窮九江。中夜指参辰。欲师当定从。仰天长太息。思想怀故邦。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诗中险恶的情景使人望而生畏，那林木下覆盖的荒原、布满崖岸的蚌蛤、大能吞舟的巨鲸，映衬了诗人忧郁的悲思。
在诗歌中，意境是意与境、情与景的高度统一。只有物象的刻画还不够。如若没有内心情感与之相对应，美却无神。建安诗人有融融的热情。在其诗中表现出超凡的气度，是诗人们对外在世界直接而赤裸裸的感受与感慨。在诗人看来客观世界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目光远大，放眼古今，游目四海。如曹植的《虾鳝篇》有“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诗人登高博见，境界弥远。如同中国山水之法，以大观小，群峰尽收眼底。当世界在悲剧诗人胸中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时，悲剧意境就产生了。
总而述之，建安时期的诗歌绚丽多彩，又悲情伤怀。是时代纷争的反映，是民生之苦的表述，是人心向往的寄托。建安歌诗在诗歌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建安时期诗歌建安风骨诗歌特点悲情
中图分类号：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2-0116-02
一、建安诗歌历史背景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时局恶化，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而建安文学就是在这一时局下发展而来。
建安（196-220）是汉献帝年号，古代文学史中通常以建安文学标志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然非也。建安诗歌实际上包括了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诗歌。建安时期社会动荡，黄巾起义，东汉朝廷衰败，军阀豪强混战，民生艰苦，诗人们以此为背景，诗中暗藏时局动荡之况。在这战争年代人们渴望和平。而诗人们也在诗中表达自身的激情与报效祖国的志向，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使诗歌充满了悲凉慷慨的情调。魏晋南北朝经学走向衰弱，诗人们的思想从经学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又受乐府民歌的熏陶。因而诗作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鲜明爽朗，诗作所述言语大多质朴刚健，这种独特的风格特征，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为“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璃、应场、刘桢）及著名女诗人蔡文姬。
二、建安诗风发展阶段
独具魅力特征的建安诗风应是指以三曹七子为核心的诗人群体的创作。所谓诗风，一是指创作的风气，二是指诗歌的风格。从创作风气的角度来看，从前期到邺下时期建安诗歌經历了从个体的自然化的写作向群体的艺术化的写作的转化。最终在曹植的晚年时期创作中回到高度个性化的写作。从诗歌风格角度来看，建安诗歌经历了由早期的质朴向邺下时期的文质相谐的发展过程。从建安风骨内涵来看，建安诗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中平元年到建安二十五年（184年-220年）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曹操《蒿里行》《薤露歌》，王粲《七哀诗》及四言《赠士孙文始》《赠蔡子笃》等作，都继承了东汉后期文人写四言、五言和乐府风气。足以见得建安诗风，是发源于汉末时期。并不是自创的新类型诗风。但因其乱世激烈的斗争与之前盛平时期奢靡之世清辞丽句、哀乐任情的风格大有不同，本乐府采风之旧规，写乱世惊心之变相。故以之为建安诗风之发端，以质朴缘事为体。
第二个时期为邺下时期，建安十年（205）春正月，曹操攻破邺城。十三年（208）秋，曹操攻破荆州。攻城之后曹操便占领邺城、荆州。使得两处文化交融，文人汇聚，也使得建安十三年的文化得以繁荣。这一阶段是建安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被封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在他手下置“五官中郎将文学”一职，使得不少文人集结于一处，在曹丕主持下，文人们于此进行文学创作和学术论议。这一盛况在曹丕、曹植和其他的建安诗人的文作之中皆有记载。如曹植《与杨德祖书》：
仆少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包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
文章生动地描述了建安文人由早期的分散各地到建安中期的向邺都汇聚，形成一个空前的文学家群体的情形。在曹丕的提倡下，当时出现了同类题竞作的风气，其盛况在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在这一背景下，建安的诗风、文风都发生了变化，逐渐向炫丽、文采的方向发展，但仍保持前期诗文中那种慷慨多感的基调，同时酝酿一种慷慨任气的文学风格。就如《文心雕龙·明诗》：“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文篇所述的便是邺下时期的诗风。在钟嵘《诗品·序》中以“建安风力”作为其评价。但刘、钟在描述建安诗风时，主要是将其与后来的中古各期的诗风相比较而言之。着重于它的任情抒发、质朴不雕。事实上，如果将邺下诗风与建安前期尤其是汉乐府、汉末古诗相比，则邺下诗风，实为诗歌走向更加艺术化的重要阶段。
第三个时期为魏朝的前期，太和六年（232年）曹植去世，以其为下限，此期的创作，专家之诗，实际上仅剩曹植一人继续。曹植的后期创作与其邺下时期的创作相比而言，发展甚大。但不能认为是建安诗风的发展和其新发展的标志。这一时期诗坛的状况，如钟嵘而言“凌迟衰微”。明帝曹睿是保存作品较多的一位文人，他的作品以乐府为主，但仍然沿用魏曹君王为乐府制词的“特权”，他的乐府多秉承其父祖的成调。依拟的作风明显。其中如《步出夏门行》实为宰割曹操、曹丕的词句而成，开后来傅玄一派拟古、隐括之风气，反映了魏初诗风的浮浅、依拟的特点。其余何晏、应璩之流，多沦于平钝，盖专诣者少，多为率尔之咏，似汉人作诗的习惯。
三、建安诗歌的特点
《文心雕龙·明诗》中，“五言腾踊”是建安诗歌中的一大特点。五言诗萌生与民间歌谣密切相关，五言诗是在民间歌谣的浇灌中发展而成，秦汉时期的民间歌谣，便有五言形式的。而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标志了文人五言诗已经臻于成熟。而建安时期文人竞相创作五言诗，使得五言诗在当时的诗坛上的位置举足轻重。从历史上三曹七子留下的五言诗来看。说明了当时诗人对五言的重视程度。在当时五言诗已蔚为大观，成为当时文人所运用的主要诗歌形式。而建安时期的诗歌在创作上也具有与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
（一）题材的选择：注重反映时代的苦难
建安时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政治腐败。黄巾起义，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建安诗人生活在这样悲苦环境下，经受战争的戾气和颠沛流离之苦。生活的苦难驱使了文人们拿起手中笔记录这个纷乱的时代。正因此建安诗歌虽然题材类型丰富多样。却有一个被文人所共同选择的题材，那便是反映时代的苦难。就如曹操的《薤露行》：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诗歌以董卓谋权篡位、朝廷混乱、权势争夺这一时代为背景，以沉重的话语描述了时代的苦难。国家的沦陷。朝廷的倒塌等等这一让人闻之叹息的历史悲剧。 （二）主题表达：注重民生人生的关怀
任何战争时代、动乱时代，受苦受难的永远是手无寸铁的百姓们，这一幕幕悲惨画面深深的刻入诗人眼中心中，因此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深刻的反映了这一时代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并对此表达他们对百姓生活艰苦的深切同情。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诗中虽然讲述的是秦始皇修筑长城这一历史事件。但其中关于“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的描写。不单单是描述秦筑长城这一历史中人民的苦痛，更是表现东汉时期的民生悲苦，沉重的徭役负担不知道压垮了多少家庭。那连绵不绝的长城就是上千冤魂的无尽悲哀。这就是把东汉末年的民间民生之苦用历史重现。
（三）造怀指事：注重艺术手法的创新
建安诗歌的艺术成就一直深受后人追捧。它不仅意境宏大、笔调明朗、抒情直接，而且其风格特征刚健有力、悲凉慷慨，造怀指事，十分注重艺术手法上的大胆创新。概括地说。建安诗人对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借用古乐写时事，创造新曲以抒怀；学习汉乐府而又超越汉乐府，建安诗人学习和借鉴汉乐府特别是乐府民歌创作了大量的乐府歌辞。对汉乐府民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多有继承：继承了“比兴”传统又发展了“比兴”传统。在创作中借物抒怀、托事寄意，创造了大量的名篇佳句；叙事写景则大笔勾勒，描情写态则务求细密。
四、建安诗歌的悲情
时代赋予了建安诗歌的悲剧气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诗人的诗中多渲染时局的险恶和环境的恶劣。使得诗人的悲苦之情得以倾诉。主观的情绪和意志的激励给所观照的景物染上了主观情感的色彩。而自己的情感也沾染了景物所赋予的色彩。如曹植的《盘石篇》：盘盘山巅石。飘砜涧底蓬。我本太山人。何为客淮东。蒹葭弥斥土。林木无分重。岸岩若崩缺。湖水何汹汹。蚌蛤被滨涯。光彩如锦虹。高彼凌云霄。浮气象螭龙。鲸脊若丘陵。须若山上松。呼吸吞船橇。澎濞戏中鸿。方舟寻高价。珍宝丽以通。一举必千里。乘飓举帆幢。经危履险阻。未知命所钟。常恐沉黄垆。下与鼋鳖同。南极苍梧野。游眄窮九江。中夜指参辰。欲师当定从。仰天长太息。思想怀故邦。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诗中险恶的情景使人望而生畏，那林木下覆盖的荒原、布满崖岸的蚌蛤、大能吞舟的巨鲸，映衬了诗人忧郁的悲思。
在诗歌中，意境是意与境、情与景的高度统一。只有物象的刻画还不够。如若没有内心情感与之相对应，美却无神。建安诗人有融融的热情。在其诗中表现出超凡的气度，是诗人们对外在世界直接而赤裸裸的感受与感慨。在诗人看来客观世界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目光远大，放眼古今，游目四海。如曹植的《虾鳝篇》有“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诗人登高博见，境界弥远。如同中国山水之法，以大观小，群峰尽收眼底。当世界在悲剧诗人胸中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时，悲剧意境就产生了。
总而述之，建安时期的诗歌绚丽多彩，又悲情伤怀。是时代纷争的反映，是民生之苦的表述，是人心向往的寄托。建安歌诗在诗歌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