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次访谈的契机源于凯文·柯恩的中国巡演计划，总共五场的演出，北京刚好是其中的一站。访问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刚好圆满结束了北京站的演出，在飞到下一个演出地之前，董运昌力求将每一个提问回答得全面。谈话的光景总是在我脑海中不停回放，想留住当时的氛围甚至是光线，尽量将读者带到当时的场景中去，没有添加，也没有保留。
聊到前一天晚上合奏的场景，有趣的是，很多人都听过凯文的音乐，他的钢琴很有名，包括在中国内地、在中国台湾、在韩国、在新加坡……他的乐迷很多，大家都听过他的音乐，可是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像昨天晚上的情况就是音乐一出来大家就开始鼓掌，才知道原来这个曲子就是这个人弹的！我想凯文他似乎也预料到了，他似乎也习惯了，他也知道自己的音乐很受欢迎，但真的有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这次来中国演出也是一次试探性质的。”毕竟，中国内地有很大的市场，不止是中国台湾音乐人想要过来，韩国、日本、美国的音乐人都纷纷过来试水。
说起这次合作的机会，原来凯文和董运昌在很多年前就相识了，在凯文来台湾做演出的时候，就一直是找董运昌作为吉他伴奏，而这次中国巡演，凯文的音乐里有一些弦乐的东西，虽然在编制上有所减少，但凯文还是希望有一把吉他加进来，当然吉他手的首要人选仍是董运昌。在这些年的合作中，他们之间也形成了超越语言的默契，正如董运昌所说：“比如说将一秒钟切成四份，一个音的变化彼此都能感受得到，甚至不需要眼神的交汇，这一切都取决于音乐家自身的素养。”这种感觉仿佛音乐就是一条流淌着的河流，音符就是流淌期间的每一缕河水，无论它们如何涌动，最终的流向都是一致的。
吉他诗人的精确解读
如果人生总有几个关键词的话，在董运昌的人生词库里出现频次最高的，肯定有一个是“吉他”，而这个关键词在他经历过的人生中也占据了大半壁江山，所以说到吉他，无论是哪个方面，他都有聊不完的话题。
“我个人对内地的看法是内地的人才特别多，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真的是又多又好又快，这是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那在未来十年后我很难想象是怎么一个状况，可能就是武林高手满天下。”但他同时也强调，音乐不是用来竞争的，技术好或者如何惊人，“我觉得这些都还不足以构成感动大众的元素，我觉得这些所有优秀的乐手，或者说这些好的音乐家，他们一定要除了技术之外，除了快、狠、准之外还必需要掌握到人们心灵深处的渴求，他们为什么要听音乐，如果一直在挖掘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是没有高下之分的。”他曾经说过，他不太赞同外界给他的一些封号，听到他关于音乐境界的观点，似乎也正好应证了这一点，“我觉得我很惭愧的是我没有资格被大家封为什么，因为我还在挖掘这些，我还只挖掘到一半，怎么能说我是什么呢？”
虽然有人将他誉为中国台湾的Eric Clapton，但他好像并不乐意太早去接受一些封号，“好比说Eric Clapton他其实是一个蓝调的电吉他手，第一个我不弹蓝调，第二个我也不弹电吉他，所以把我比喻成Eric Clapton可以说是一个错误的比喻，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也没有这样认为过。”不接受封号，其实还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原因，他觉得自己弹得没有足够好，因为好的人很多，每次看到这些人，就会觉得自己还要继续加油，而不是满足于现状的种种。
说到“吉他诗人”，他坦言这是之前的唱片公司封给他的，因为弹吉他的人会自然而然的接受到像蓝调、摇滚乐、重金属，但很少有人把吉他像钢琴那样去表现出来，“因为吉他其实是一个比较随性，比较狂野的乐器，但要让吉他去诠释像钢琴那样的流动感，这正是我想要探索的，所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试图用吉他来弹奏钢琴的那种指法，那种流动的状态，而不是大家一拿到吉他就疯狂的状态。”他希望自己的音乐能成为很舒适的背景中的一部分，不必刻意让人注意到，但会给人一种舒适、安宁的感觉，就像钢琴一样，只不过他是在用自己的木吉他诠释钢琴的感觉。
“其实我没有办法和摇滚连上关系，这也是我的遗憾。”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神情无比诚恳。一个吉他手发展到后来可能走向了摇滚，也可能走进了乐队，而这两种情况在董运昌的身上都没有实现，不知道是出于他的固执还是坚持。从大学的时候开始接触音乐，他说摇滚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也爱过，也曾经在舞台上尝试过摇滚乐，可是就是觉得那不是自己最深的个性，“我觉得自己的作品一定要忠实的反映自己的个性，才可能走得久，所以我就用我的个性去做我的音乐的时候，我觉得最舒服。”可能真的不是每个出生在那个时代，且热爱音乐的人都适合摇滚，虽然他也喜欢在自己的音乐中加入一些别的乐器，但一般都不是那么强烈的，好比说提琴类、钢琴、手风琴，“我觉得将这些融合在一起特别的惬意，特别能够让人感觉到愉悦。如果说像鼓，电吉他的破音，它可以让人兴奋，同样也能让人烦躁，在我的生命里，在我的个性里，对这个东西比较慎重。”
归结到一点还是个性的原因，摇滚乐是直接的，能直白的将自己内心的想法表露无遗，“我可能觉得那样的表达太暴露，可能也需要一种蛮劲，而我没有那种东西，所以我只能说我适合慢慢的说故事，而不是用呐喊的方式。”然而，令他欣慰的是，也会经常收到朋友们的反馈，他们经常会在工作的时候放他的音乐，因为他的音乐基本能融合到比较安静的背景之中，给予人思考和创作的空间。或许，真正令他高兴的是，朋友们在工作的时候选择他的音乐，正是对他多年来坚持自己的表达方式的肯定吧！
吉他乌托邦
2013年10月，第三届“乌托邦吉他大赛”又正式发出了赛前的官方通知，因为这是个不分年龄段的比赛，也因此会有不同身分的人参加，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单纯感兴趣的人，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专业人士；有的参加这项比赛是想来看个究竟，有的则是为了能增长自己舞台上的经验，可能有的人去参加比赛也是出于偶遇某位吉他老师的考虑，也因此每年的报名人数总要比预期的多出许多。
如今每年举行的一次“吉他乌托邦大赛”，原本是一个实验性的举动，却被爱好音乐，对音乐有着热情和坚持的人鼓动着每年举办一次。不收取报名费用，没有太多商业上的诉求，与其说是一个“比赛”，更像是舍却名利的音乐盛宴。在短短几天的赛程里，能将很多爱好吉他，擅长吉他的年轻人聚集到一起，好像带他们全然忘却了各自面临的现实问题。 作为“吉他乌托邦大赛”发起人的董运昌，站在今天，去反观或者反思吉他比赛的结果，董运昌坦言，吉他比赛谈不上成功或者失败，结果是中性的。他说他没办法做到选秀节目那样，后面有强大的经纪公司的支持，能跟表现优秀的选手签约，当然，他举办的“吉他乌托邦大赛”原本就不是选秀节目，每次他都能遇到很多有能力的年轻人，用董运昌的话来说，前来参赛的个个都是“武林高手”，有的选手刚刚弹就已经很厉害了，他也再次感慨，吉他弹奏真的不是你弹得越久，就会越厉害，技术跟琴龄在某种程度上不是成正比例增长的关系。“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是弹得比较久，相对于刚出来的年轻人来说，我只是比他们弹的多十年二十年，所以好是应该的。而且我相信他们只要跟着我一样走，他们也可以和我一样好，甚至超越我。”但他自己也知道，没办法给这些年轻人更好的未来。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快乐的，是自由的，是完全在享受音乐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他整个人好像也是打开的，不用去想怎样才能维持音乐的自由度，不用去想怎样将客户的要求准确的“翻译”成音乐的语言，不用去想马上要给客户的案子……
他连续三年为吉他爱好者们提供这样一个比赛的机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他走过的音乐之路上，逐渐明白了吉他演奏不能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个人如果一直是独自在练习，他有可能把技术练得很好，但也失去了许多直面和应对矛盾与变数的机会，而一旦站上舞台，面对着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组成的观众，有着太多变数，而之前所有的预演、排练有可能在瞬间被命运完全翻转。如果不自己站上舞台，不亲身体验一下被上帝偷换底牌的滋味，这样的人生应该也是有所缺憾的吧。
作品：在创作的基础上寻求突破
多年以来，董运昌一直在创作的道路上探索，坚持，想要找到自己音乐的不同面向。其实在乐坛不仅是歌手要面临转型、突破的问题，更是所有音乐人要面临的难题，只不过改变和寻求改变的方式和动力不同而已。有的是在新的音乐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被动的裹胁其中，有的则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在内心就在进行一次深刻的内省。董运昌就是属于那种站在时代面前，能够自我觉醒的音乐人。说到这些年的坚持，他觉得自己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将吉他独奏坚持下去，已经十年没有发表过相关的作品了，虽然有合奏作品出现，但在他看来这并不是完全的独奏。或许，每个人都对自己的遗憾看得一清二楚，而在别人眼里是那般完美无缺。
说到以往的作品，董运昌一直很谦虚，即便《城市冥想》和《第三十三个街角转弯》分别为他赢得了第十届和第十四届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奏专辑奖”。他说，现在回过头去看一些以前的作品，会显得有些幼稚，但可以从中听到自己之前对音乐的理解跟热情。对比而言，自己失去了一些东西（热情），但也收获了很多，比如说对作品的理解能力、诠释能力。
在他自己看来，《城市冥想》这张专辑虽然有着自己的光环，但终究是一张向内发掘的专辑，不断在做自我剖析，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人或许就没那么容易真正快乐和开心起来吧。所以到了第三张专辑《那年我们弹吉他》，他试着打开自己，也打开自己的音乐。在这张专辑中融入了很多音乐元素，也可以看到其他乐器的身影，董运昌将之称为回归的过程。记得在录制《那年我们弹吉他》的时候，许多曲子一再重录，曲目也更改了好几回，原本以为董运昌会是一个十足的完美主义者，不能容忍一丁点的瑕疵，而他却说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的“呆”。总之，这张专辑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形态，让人看到音乐的主体走出自我，重新开始了。
到Happy Way的时候，音乐风格又是另一派景象了，就像他本人一样，在他身上有一种低调的内敛，这张专辑所透露出来的气息，更像是一种沉淀后的温柔，不是那种激烈的演奏，他将自己的激情转化为了颗颗和弦，用平和的方式弹奏出来。
一直都认为纯音乐演奏相比于有演唱的呈现，后者会更容易打动人，因为人声本就更容易击中人心，一再让人深陷其中的海誓山盟不就是人声编织出来的吗！纯音乐演奏则需要听者具有更高的音乐素养和更加恬淡从容的心态，让听觉的味蕾品味出音符与音符之间情绪和氛围的变化，慢慢咀嚼出演奏者安插其中的小感动。而在董运昌的专辑中，唯一有人声加入的是2007年的那张《献给亲爱的妈妈》，这张和杨耀东一起合作的专辑，里面收录的全部是有关妈妈的歌曲，发行的时间恰好是在母亲节前夕，也是作为母亲节的礼物。这张专辑包含了两张CD，一张是杨耀东演唱的版本，另一张则是董运昌吉他演奏的版本，13首完全相同的歌曲，两种全然不同的演绎形式，也是两个音乐人各自对音乐的理解和坚持。
近几年来，董运昌喜欢将一些新的乐器带到自己的音乐中，在他早些年的专辑中虽然也有用到手风琴，但整张专辑呈现的形式还是吉他独奏为主，如果以菜式也做比喻，吉他独奏在他早年的专辑中永远是压倒性的主菜地位，而在新出的两张专辑中，其他乐器大有平分秋色之势，无论是《那不勒斯蓝色夜》中的曼陀林，还是他的乐器家族中新的宠儿——乌克丽丽。虽然花3万元买了一把小巧的乌克丽丽，但他还是认为这是他的乐器家族中最物超所值的一件。在访谈中，他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乌克丽丽的喜爱，因为乌克丽丽的音色着实迷人，为此也让他付出了代价，代价之一就是他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来演奏和研究它，成果之一是为乌克丽丽编写了一本演奏教材。在他看来，乌克丽丽与吉他同宗同源，他对乌克丽丽的演奏和研究，回归到最本质的一点，还是将自己的理解到的美，通过音符与人分享。
为了录制吉他和曼陀林的演奏专辑《那不勒斯蓝色夜》，他们还专程去到曼陀林的发源地那不勒斯寻找音乐的踪迹，也正是这次音乐之旅，成就了一段美丽的琴话。这也是曼陀林发展史上的首张专辑，而这对于董运昌来说也是他接触古典音乐的一扇门，他说自己以前一直站在古典音乐的门外，想要看清楚里面的风景，而与曼陀林的这次合奏，则完全像是向他敞开了一扇门。他说蓝色代表浪漫，从欧洲到亚洲，从巴洛克到吉普赛，从民谣小调到流行创作。多变的蓝色夜空下，不变的是音乐的浪漫温度，还有音乐人关于诗意、情调的绮思。
聊到前一天晚上合奏的场景，有趣的是，很多人都听过凯文的音乐，他的钢琴很有名，包括在中国内地、在中国台湾、在韩国、在新加坡……他的乐迷很多，大家都听过他的音乐，可是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像昨天晚上的情况就是音乐一出来大家就开始鼓掌，才知道原来这个曲子就是这个人弹的！我想凯文他似乎也预料到了，他似乎也习惯了，他也知道自己的音乐很受欢迎，但真的有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这次来中国演出也是一次试探性质的。”毕竟，中国内地有很大的市场，不止是中国台湾音乐人想要过来，韩国、日本、美国的音乐人都纷纷过来试水。
说起这次合作的机会，原来凯文和董运昌在很多年前就相识了，在凯文来台湾做演出的时候，就一直是找董运昌作为吉他伴奏，而这次中国巡演，凯文的音乐里有一些弦乐的东西，虽然在编制上有所减少，但凯文还是希望有一把吉他加进来，当然吉他手的首要人选仍是董运昌。在这些年的合作中，他们之间也形成了超越语言的默契，正如董运昌所说：“比如说将一秒钟切成四份，一个音的变化彼此都能感受得到，甚至不需要眼神的交汇，这一切都取决于音乐家自身的素养。”这种感觉仿佛音乐就是一条流淌着的河流，音符就是流淌期间的每一缕河水，无论它们如何涌动，最终的流向都是一致的。
吉他诗人的精确解读
如果人生总有几个关键词的话，在董运昌的人生词库里出现频次最高的，肯定有一个是“吉他”，而这个关键词在他经历过的人生中也占据了大半壁江山，所以说到吉他，无论是哪个方面，他都有聊不完的话题。
“我个人对内地的看法是内地的人才特别多，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真的是又多又好又快，这是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那在未来十年后我很难想象是怎么一个状况，可能就是武林高手满天下。”但他同时也强调，音乐不是用来竞争的，技术好或者如何惊人，“我觉得这些都还不足以构成感动大众的元素，我觉得这些所有优秀的乐手，或者说这些好的音乐家，他们一定要除了技术之外，除了快、狠、准之外还必需要掌握到人们心灵深处的渴求，他们为什么要听音乐，如果一直在挖掘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是没有高下之分的。”他曾经说过，他不太赞同外界给他的一些封号，听到他关于音乐境界的观点，似乎也正好应证了这一点，“我觉得我很惭愧的是我没有资格被大家封为什么，因为我还在挖掘这些，我还只挖掘到一半，怎么能说我是什么呢？”
虽然有人将他誉为中国台湾的Eric Clapton，但他好像并不乐意太早去接受一些封号，“好比说Eric Clapton他其实是一个蓝调的电吉他手，第一个我不弹蓝调，第二个我也不弹电吉他，所以把我比喻成Eric Clapton可以说是一个错误的比喻，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也没有这样认为过。”不接受封号，其实还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原因，他觉得自己弹得没有足够好，因为好的人很多，每次看到这些人，就会觉得自己还要继续加油，而不是满足于现状的种种。
说到“吉他诗人”，他坦言这是之前的唱片公司封给他的，因为弹吉他的人会自然而然的接受到像蓝调、摇滚乐、重金属，但很少有人把吉他像钢琴那样去表现出来，“因为吉他其实是一个比较随性，比较狂野的乐器，但要让吉他去诠释像钢琴那样的流动感，这正是我想要探索的，所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试图用吉他来弹奏钢琴的那种指法，那种流动的状态，而不是大家一拿到吉他就疯狂的状态。”他希望自己的音乐能成为很舒适的背景中的一部分，不必刻意让人注意到，但会给人一种舒适、安宁的感觉，就像钢琴一样，只不过他是在用自己的木吉他诠释钢琴的感觉。
“其实我没有办法和摇滚连上关系，这也是我的遗憾。”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神情无比诚恳。一个吉他手发展到后来可能走向了摇滚，也可能走进了乐队，而这两种情况在董运昌的身上都没有实现，不知道是出于他的固执还是坚持。从大学的时候开始接触音乐，他说摇滚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也爱过，也曾经在舞台上尝试过摇滚乐，可是就是觉得那不是自己最深的个性，“我觉得自己的作品一定要忠实的反映自己的个性，才可能走得久，所以我就用我的个性去做我的音乐的时候，我觉得最舒服。”可能真的不是每个出生在那个时代，且热爱音乐的人都适合摇滚，虽然他也喜欢在自己的音乐中加入一些别的乐器，但一般都不是那么强烈的，好比说提琴类、钢琴、手风琴，“我觉得将这些融合在一起特别的惬意，特别能够让人感觉到愉悦。如果说像鼓，电吉他的破音，它可以让人兴奋，同样也能让人烦躁，在我的生命里，在我的个性里，对这个东西比较慎重。”
归结到一点还是个性的原因，摇滚乐是直接的，能直白的将自己内心的想法表露无遗，“我可能觉得那样的表达太暴露，可能也需要一种蛮劲，而我没有那种东西，所以我只能说我适合慢慢的说故事，而不是用呐喊的方式。”然而，令他欣慰的是，也会经常收到朋友们的反馈，他们经常会在工作的时候放他的音乐，因为他的音乐基本能融合到比较安静的背景之中，给予人思考和创作的空间。或许，真正令他高兴的是，朋友们在工作的时候选择他的音乐，正是对他多年来坚持自己的表达方式的肯定吧！
吉他乌托邦
2013年10月，第三届“乌托邦吉他大赛”又正式发出了赛前的官方通知，因为这是个不分年龄段的比赛，也因此会有不同身分的人参加，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单纯感兴趣的人，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专业人士；有的参加这项比赛是想来看个究竟，有的则是为了能增长自己舞台上的经验，可能有的人去参加比赛也是出于偶遇某位吉他老师的考虑，也因此每年的报名人数总要比预期的多出许多。
如今每年举行的一次“吉他乌托邦大赛”，原本是一个实验性的举动，却被爱好音乐，对音乐有着热情和坚持的人鼓动着每年举办一次。不收取报名费用，没有太多商业上的诉求，与其说是一个“比赛”，更像是舍却名利的音乐盛宴。在短短几天的赛程里，能将很多爱好吉他，擅长吉他的年轻人聚集到一起，好像带他们全然忘却了各自面临的现实问题。 作为“吉他乌托邦大赛”发起人的董运昌，站在今天，去反观或者反思吉他比赛的结果，董运昌坦言，吉他比赛谈不上成功或者失败，结果是中性的。他说他没办法做到选秀节目那样，后面有强大的经纪公司的支持，能跟表现优秀的选手签约，当然，他举办的“吉他乌托邦大赛”原本就不是选秀节目，每次他都能遇到很多有能力的年轻人，用董运昌的话来说，前来参赛的个个都是“武林高手”，有的选手刚刚弹就已经很厉害了，他也再次感慨，吉他弹奏真的不是你弹得越久，就会越厉害，技术跟琴龄在某种程度上不是成正比例增长的关系。“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是弹得比较久，相对于刚出来的年轻人来说，我只是比他们弹的多十年二十年，所以好是应该的。而且我相信他们只要跟着我一样走，他们也可以和我一样好，甚至超越我。”但他自己也知道，没办法给这些年轻人更好的未来。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快乐的，是自由的，是完全在享受音乐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他整个人好像也是打开的，不用去想怎样才能维持音乐的自由度，不用去想怎样将客户的要求准确的“翻译”成音乐的语言，不用去想马上要给客户的案子……
他连续三年为吉他爱好者们提供这样一个比赛的机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他走过的音乐之路上，逐渐明白了吉他演奏不能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个人如果一直是独自在练习，他有可能把技术练得很好，但也失去了许多直面和应对矛盾与变数的机会，而一旦站上舞台，面对着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组成的观众，有着太多变数，而之前所有的预演、排练有可能在瞬间被命运完全翻转。如果不自己站上舞台，不亲身体验一下被上帝偷换底牌的滋味，这样的人生应该也是有所缺憾的吧。
作品：在创作的基础上寻求突破
多年以来，董运昌一直在创作的道路上探索，坚持，想要找到自己音乐的不同面向。其实在乐坛不仅是歌手要面临转型、突破的问题，更是所有音乐人要面临的难题，只不过改变和寻求改变的方式和动力不同而已。有的是在新的音乐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被动的裹胁其中，有的则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在内心就在进行一次深刻的内省。董运昌就是属于那种站在时代面前，能够自我觉醒的音乐人。说到这些年的坚持，他觉得自己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将吉他独奏坚持下去，已经十年没有发表过相关的作品了，虽然有合奏作品出现，但在他看来这并不是完全的独奏。或许，每个人都对自己的遗憾看得一清二楚，而在别人眼里是那般完美无缺。
说到以往的作品，董运昌一直很谦虚，即便《城市冥想》和《第三十三个街角转弯》分别为他赢得了第十届和第十四届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奏专辑奖”。他说，现在回过头去看一些以前的作品，会显得有些幼稚，但可以从中听到自己之前对音乐的理解跟热情。对比而言，自己失去了一些东西（热情），但也收获了很多，比如说对作品的理解能力、诠释能力。
在他自己看来，《城市冥想》这张专辑虽然有着自己的光环，但终究是一张向内发掘的专辑，不断在做自我剖析，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人或许就没那么容易真正快乐和开心起来吧。所以到了第三张专辑《那年我们弹吉他》，他试着打开自己，也打开自己的音乐。在这张专辑中融入了很多音乐元素，也可以看到其他乐器的身影，董运昌将之称为回归的过程。记得在录制《那年我们弹吉他》的时候，许多曲子一再重录，曲目也更改了好几回，原本以为董运昌会是一个十足的完美主义者，不能容忍一丁点的瑕疵，而他却说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的“呆”。总之，这张专辑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形态，让人看到音乐的主体走出自我，重新开始了。
到Happy Way的时候，音乐风格又是另一派景象了，就像他本人一样，在他身上有一种低调的内敛，这张专辑所透露出来的气息，更像是一种沉淀后的温柔，不是那种激烈的演奏，他将自己的激情转化为了颗颗和弦，用平和的方式弹奏出来。
一直都认为纯音乐演奏相比于有演唱的呈现，后者会更容易打动人，因为人声本就更容易击中人心，一再让人深陷其中的海誓山盟不就是人声编织出来的吗！纯音乐演奏则需要听者具有更高的音乐素养和更加恬淡从容的心态，让听觉的味蕾品味出音符与音符之间情绪和氛围的变化，慢慢咀嚼出演奏者安插其中的小感动。而在董运昌的专辑中，唯一有人声加入的是2007年的那张《献给亲爱的妈妈》，这张和杨耀东一起合作的专辑，里面收录的全部是有关妈妈的歌曲，发行的时间恰好是在母亲节前夕，也是作为母亲节的礼物。这张专辑包含了两张CD，一张是杨耀东演唱的版本，另一张则是董运昌吉他演奏的版本，13首完全相同的歌曲，两种全然不同的演绎形式，也是两个音乐人各自对音乐的理解和坚持。
近几年来，董运昌喜欢将一些新的乐器带到自己的音乐中，在他早些年的专辑中虽然也有用到手风琴，但整张专辑呈现的形式还是吉他独奏为主，如果以菜式也做比喻，吉他独奏在他早年的专辑中永远是压倒性的主菜地位，而在新出的两张专辑中，其他乐器大有平分秋色之势，无论是《那不勒斯蓝色夜》中的曼陀林，还是他的乐器家族中新的宠儿——乌克丽丽。虽然花3万元买了一把小巧的乌克丽丽，但他还是认为这是他的乐器家族中最物超所值的一件。在访谈中，他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乌克丽丽的喜爱，因为乌克丽丽的音色着实迷人，为此也让他付出了代价，代价之一就是他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来演奏和研究它，成果之一是为乌克丽丽编写了一本演奏教材。在他看来，乌克丽丽与吉他同宗同源，他对乌克丽丽的演奏和研究，回归到最本质的一点，还是将自己的理解到的美，通过音符与人分享。
为了录制吉他和曼陀林的演奏专辑《那不勒斯蓝色夜》，他们还专程去到曼陀林的发源地那不勒斯寻找音乐的踪迹，也正是这次音乐之旅，成就了一段美丽的琴话。这也是曼陀林发展史上的首张专辑，而这对于董运昌来说也是他接触古典音乐的一扇门，他说自己以前一直站在古典音乐的门外，想要看清楚里面的风景，而与曼陀林的这次合奏，则完全像是向他敞开了一扇门。他说蓝色代表浪漫，从欧洲到亚洲，从巴洛克到吉普赛，从民谣小调到流行创作。多变的蓝色夜空下，不变的是音乐的浪漫温度，还有音乐人关于诗意、情调的绮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