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传统媒体对恩宁路事件的报道，探讨本土文化保育行动在广州的扩散，传统媒体推动下民间组织与政府建立的关系，以及民间行动政策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呈现广州本土文化保育组织重要组成——“新新人类”的文化保育观。
【关键词】文化保育；传统媒体；新新人类
【中图分类号】J525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广州兴起了以“广州人”为认同对象的“撑粤”（支持粤文化）行动，并引起社会及学界的讨论。这场以保育本土文化为口号的行动，强调集体记忆和传统文化，语言、饮食、建筑、民俗等是行动的主要内容。在亚运会结束后的今天，广州政府、学者、媒体和民间以各自的方式，依然进行着保育传统和本土文化的行动。在这些文化保育行动中，恩宁路成为本土文化保育者的聚集地，在恩宁路发展起来的保育组织和模式成为广州文化保育的一个典范。
2005年广州市政府发布三个旧城区危破房成片改造试点，其中一个为恩宁路。2010年7月江南西的撑粤行动激发了广州本土文化保育的意识，同年以恩宁路为行动对象的第三方民间组织骤然增多和以恩宁路为地点的纪录活动蔚然成风，这就是本文所探讨的恩宁路事件。在恩宁路事件的媒体报道中，让各界关注到一个年龄群体——“80后”， 即本研究所关注的“新新人类”，他们是保育组织的主体。笔者比较了中国其他城市的本土文化保育行动，广州的发展较其他城市蓬勃，这要归功于广州本地媒体环境。在运动扩散理论，传统媒体平台是运动扩散的重要渠道之一。媒体在传递运动信息和经验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媒体成为行动者网络的直接搭建者，同时也是向行动者传递其他地区经验的话语主体。
《新快报》在2007年恩宁路改造之初就开始追踪报道，2011年还专门为本报的报道作了一个专题回顾。《新快报》也是与恩宁路里文化保育组织接触最紧密的一个媒体，在组织内部会议、对外沙龙和学术研讨会上，该报的记者都有出席，甚至作专题发言。媒体关注对于恩宁路事件，不仅仅因为拆迁是社会的热点问题，另一个激发他们新闻触觉的是，恩宁路事件孕育一个新概念——本土文化保育。无论是报纸杂志，还是电视媒体都对活跃于恩宁路的本土文化保育组织进行了专门报道，现摘选两个媒体报道整理如下：
以上所整理的媒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文化保育此主题，我们可以看到声·鸣小组、旧城改造关注小组、恩宁路学术关注小组、蓝田计划、本土社区“羊城网”、广州本土说唱乐队“讲者”、《正在消失的羊城》导演谢文君、YunNing Projec等个人或组织，且媒体不约而同地都强调成员的年龄特征——“80后”。许多媒体在同一篇报道中同时报道两个以上的组织，且大部分的标题都以“恩宁（路）”为主题词。这既说明了这些组织在一个时间段内非常的活跃，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他们的行动成为了社会热点问题，同时也说明了大部分文化保育组织将恩宁路作为实验自己理念的重要地点。
笔者在人类学田野考中发现，广州本土文化保育组织与传统媒体是一种合作关系。首先个人或组织发起者，是在媒体获得旧城改造和拆迁信息，而且是他们获取最新拆迁进程、规划方法和政府政策的主要渠道，媒体由始至终充当发酵剂和沟通者。恩宁路出现的年轻人，都是因为旧城改造而选择恩宁路，他们虽然同时处于同一个空间内，接触同一批的街坊，接收到相同的故事和意见，甚至处于同一种情怀，即便他们在此相遇相识，或是合作，但是人员的组成不同，导致他们对恩宁路事件采取不一样的表达方式，这让媒体找到了恩宁路拆迁新的新闻价值，避免拆迁或旧城改造报道落于陈词滥调，从而获得关注的新方式和新高度，这是恩宁路文化保育事件获得所有镁光灯聚焦一个重要原因。
在广州范围内，恩宁路的纪录片，不只是声·鸣的《金声泪》，旧城改造关注组的《恩宁路纪录片》；广州旧城改造或拆迁题材的也不是只有《正在消失的羊城》；广州本土音乐更繁荣，如歌词以广州本土文化为内容而出名的东山少爷；涂鸦文化在街上也随处可见。他们被挑选纳入恩宁路主题，或是文化保育主题，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有部分的团体因为成员工作性质关系，他们所从事的公益性这一部分与其现在的工作或是自创业相关，媒体是一种自我宣传的渠道，他们也愿意与媒体接触或是希望被媒体报道。他们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他们完成了一件让大家深刻记住的事情，而这个事情是为恩宁路量身定制，并且在社会媒体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另外，媒体所追踪的事件，就是让他们一鸣惊人的事件，也是他们组织的得意作品，这些事件或作品都被媒体单独报道过，且基本所有纸媒都报道过。笔者在与这些组织主要成员访谈过程中，他们都表达有自己倾向的媒体，或是因为这个媒体报道的方式，如敢于表达自己的媒体，这个很多时候《南方都市报》会得到青年人较为一致的认同，或是因为与某些报纸记者有较好的关系。
以上的个人和组织，在恩宁路事件之前或之外，以其特长已为媒体所注意，如快闪、涂鸦、实验艺术、公共建筑保存、说唱作品、纪录片、绿色出行和影像作品等，而恰巧这些作品和行动都与文化保育这个概念相关，或者说与广州密切相关，这是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广州之爱。我们可以从这些他们为人所知作品发表的时间，恰好与恩宁路规划发生的时间在同一个时间段——2010年，文化保育的主题让他们融入到恩宁路全城关注的话语空间，从而形成一种现象——广州青年人之恩宁路文化保育行动与观念，这也是媒体在“恩宁”这个关键词下会做上面的组合。
广州的“新新人類”因为文化保育此主题，在媒体的宣传下被专家和文化名人所认识，进而被召集整合，组织之间可相互观摩、交流和学习，有些还合作举办展览、讲座或沙龙。2011年11月16日，在恩宁路学术关注小组的工作室，组织了一次沙龙活动，出席的有中山大学公民社区中心、广州街坊情、新会绿地图、拜客广州、旧城关注小组等组织，此前这些组织参加了香港社区伙伴邀请的文化导赏活动，各个组织从自身团体角度总结这次学习的先进经验及对自身的启发，如媒体发声、募集基金、传统生活的延续、专业力量的参与和参与式规划等问题。2013年8月3日到9月14日期间，在广州扉艺廊举行一个名为“保育之匙2——实验艺术项目”，策展人是蓝田计划的发起人莫夜。“保育之匙2”联合几个不同城市文化保育民间组织进行展览，展示文化保育这个外来概念在地化的表现参展的个人是广东特有工艺的代表人，邵成村是灰塑大师，杨志峰是工艺大师，宋志雄是民宅窗花再现大师，蔡远河是木版画专业人士，他还是蓝田计划的成员之一。参展的组织分别来自湛江和佛山，湛江广州湾青年会馆主要是图片展示，佛山的小组顾名思义是口述史，这次主要是他们最近的主题咏春口述史。 无论是组合还是个人，都谈及文化保育这个概念，媒体报道也开始使用这个概念陈述类似事件和组织。在对“保育之匙2”展览报道中，报道用大篇幅请叶荫聪讲解了文化保育的概念、香港的先进经验和广州本土文化保育的状况，他的观点得到很多民间文化保育组织的认同，如文化保育概念借来之说；内地文化保育仍在摸索阶段，很多时候被划入维权行动，而中国大陆的维权主要是个人利益，如拆迁补偿、工伤等，文化方面的行动是比较新的事物，在港台或西方等地更倾向称为社会运动；文化保育群体呈现一种年龄特征，主要是新生代或新新人类，青年人通过寻根和对传统的兴趣表达自己的公民意识和社会参与。广州许多文化保育民间组织都认同文化保育一词来自香港，但是对于广州文化保育的形式，如文化导赏、文化地图、影像纪录等，他们认为这个广州自己发展起来的，与香港同步甚至比香港早。对香港同行经验认同程度的差异，影响本土文化保育民间组织对当地事件参与的方式与深度。恩宁路学术关注小组是这些组织中最直接与政府对话的组织，在参与度上最接近香港的行动方式——社会运动。
对文化保育的不同理解，可以产生组织间的对话，正如叶荫聪所说的正是这个概念在内地的模糊性，给予一个很大的发挥空间，组织可以根据自己保育对象的性质、成员特性和文化认知阐释和形构属于自己的文化保育概念。文化保育的不同理解发生在小组内部，会导致小组分裂，广州旧城改造关注小组和恩宁路学术关注小组原来是同一个小组，在行动过程中，因为理念的不同分为两个小组。
即便民间组织对文化保育概念有分歧，但是他们的行动改变了恩宁路最初的规划方案，得以保存的历史建筑大为增加，政府还重新讨论《广州市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区保护办法》。在恩宁路事件中，面对社会媒体日趋笼络大部分读者群时，传统媒体努力改变政府喉舌的形象，转变为政府和民间组织之间沟通的桥梁。这也是广州民间本土文化保育更能吸引青年人的一个重要因素，“新新人类”强调自由与民主，媒体不再是一种声音，政府愿意接纳民间声音，青年人相信他们的行动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恩宁路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民间组织、本土文化爱好者个人和媒体的同步行进，在许多论述中恩宁路的保留得以实现是三者合力的结果。政府通过媒体在恩宁路事件中与本土文化保育组织和个人，形成特定的对话方式，在恩宁路之后（有人称为“后恩宁时代”）类似的、发生在老城区的老建筑破坏事件，可以看到文化保育组织和个人与媒体这种关系的延续，对政府行動、政策制定、政策修改和专家论述产生影响。
恩宁路事件之后的广州本土文化保育民间组织不再采取直接对话的行动方式，而是采取各种渠道向公众发布他们的发现，将自己定位为广州历史文化的传播者和现场事件的爆料者，传统媒体就是他们可以获得官方关注和社会响应的工具之一。在社会媒体发展的今天，纸媒的生存成为所有媒体从业者关注的问题，如何吸收新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这既可以解决读者群偏中老年人而发行量大为减少的问题，又可让更多的青年人加入到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与解决。纸媒、电台、电视和网站都开通了自己的官方微博，各级政府和政府的各个部门也开通了官方微博，各类专家也开通私人微博，这是传播媒体面对“新新人类”的转变，这是媒体与“新新人类”互动下的一种成长。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了解民间组织和“新新人类”与媒体建立关系的方式和变化。在此基础上，广州本土文化组织要长期存在，组织制度化和行动常规化，不只是跟随突发事件的临时性或应急性存在，与媒体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是必要的。这几年广州传统媒体不断推出与广州历史和文化相关的系列报道，如《南方都市报》的“广州地理”、“广州旧闻”、“广州史志”和“广州新史记”等，有些专题集结成书，传统媒体如此导向是可以进行有利的整合。广州本土文化保育民间组织经过长期实践有其相熟或是倾向性媒体，也乐于将自己在走街串巷中的发现及考证结果整理刊登在报纸上。如果民间组织与媒体的合作仅限于某个报道，不能形成系列合作，影响力非常有限，且信息零碎化达不到公众教育的效果。如果针对广州历史文化，民间组织与媒体形成稳定的供稿关系，以系列报道的方式，可以发挥媒体和民间组织各自的优势，整合民间知识。民间所发现或考证的建筑和事件，正是广州市民所感兴趣的事物，通过系列报道的方式可以使得组织在选题上区域化和条理化，不同于他们在论坛、博客、微博和微信零碎化和片面化的知识传播方式，这样市民对广州历史和文化就不限于情感上的喜欢，而是更理性的认识和保护。
注释：
[1]曾繁旭.媒体作为调停人：公民行动与公共协商[M].上海三联书店，2015，186-219.
[2]邓毅富.《新快报》恩宁路报道穷追五年终成正果.新快报[N]. 2011，7，1.
[3]访谈整理.广州恩宁路学术关注小组工作室，2011，11，16.
[4]访谈整理. 广州东山口扉艺廊，2013，8，3.
[5]陈晓勤，苏嘉颖，余阳，吴俊贤，等.文化保育：在推土机前种花——湛江“广州湾青年会馆”、佛山口述史小组在行动.南方都市报[N].2013，8，9.
作者简介：朱嫦巧，女，广东南海人，博士，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物保护。
【关键词】文化保育；传统媒体；新新人类
【中图分类号】J525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广州兴起了以“广州人”为认同对象的“撑粤”（支持粤文化）行动，并引起社会及学界的讨论。这场以保育本土文化为口号的行动，强调集体记忆和传统文化，语言、饮食、建筑、民俗等是行动的主要内容。在亚运会结束后的今天，广州政府、学者、媒体和民间以各自的方式，依然进行着保育传统和本土文化的行动。在这些文化保育行动中，恩宁路成为本土文化保育者的聚集地，在恩宁路发展起来的保育组织和模式成为广州文化保育的一个典范。
2005年广州市政府发布三个旧城区危破房成片改造试点，其中一个为恩宁路。2010年7月江南西的撑粤行动激发了广州本土文化保育的意识，同年以恩宁路为行动对象的第三方民间组织骤然增多和以恩宁路为地点的纪录活动蔚然成风，这就是本文所探讨的恩宁路事件。在恩宁路事件的媒体报道中，让各界关注到一个年龄群体——“80后”， 即本研究所关注的“新新人类”，他们是保育组织的主体。笔者比较了中国其他城市的本土文化保育行动，广州的发展较其他城市蓬勃，这要归功于广州本地媒体环境。在运动扩散理论，传统媒体平台是运动扩散的重要渠道之一。媒体在传递运动信息和经验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媒体成为行动者网络的直接搭建者，同时也是向行动者传递其他地区经验的话语主体。
《新快报》在2007年恩宁路改造之初就开始追踪报道，2011年还专门为本报的报道作了一个专题回顾。《新快报》也是与恩宁路里文化保育组织接触最紧密的一个媒体，在组织内部会议、对外沙龙和学术研讨会上，该报的记者都有出席，甚至作专题发言。媒体关注对于恩宁路事件，不仅仅因为拆迁是社会的热点问题，另一个激发他们新闻触觉的是，恩宁路事件孕育一个新概念——本土文化保育。无论是报纸杂志，还是电视媒体都对活跃于恩宁路的本土文化保育组织进行了专门报道，现摘选两个媒体报道整理如下：
以上所整理的媒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文化保育此主题，我们可以看到声·鸣小组、旧城改造关注小组、恩宁路学术关注小组、蓝田计划、本土社区“羊城网”、广州本土说唱乐队“讲者”、《正在消失的羊城》导演谢文君、YunNing Projec等个人或组织，且媒体不约而同地都强调成员的年龄特征——“80后”。许多媒体在同一篇报道中同时报道两个以上的组织，且大部分的标题都以“恩宁（路）”为主题词。这既说明了这些组织在一个时间段内非常的活跃，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他们的行动成为了社会热点问题，同时也说明了大部分文化保育组织将恩宁路作为实验自己理念的重要地点。
笔者在人类学田野考中发现，广州本土文化保育组织与传统媒体是一种合作关系。首先个人或组织发起者，是在媒体获得旧城改造和拆迁信息，而且是他们获取最新拆迁进程、规划方法和政府政策的主要渠道，媒体由始至终充当发酵剂和沟通者。恩宁路出现的年轻人，都是因为旧城改造而选择恩宁路，他们虽然同时处于同一个空间内，接触同一批的街坊，接收到相同的故事和意见，甚至处于同一种情怀，即便他们在此相遇相识，或是合作，但是人员的组成不同，导致他们对恩宁路事件采取不一样的表达方式，这让媒体找到了恩宁路拆迁新的新闻价值，避免拆迁或旧城改造报道落于陈词滥调，从而获得关注的新方式和新高度，这是恩宁路文化保育事件获得所有镁光灯聚焦一个重要原因。
在广州范围内，恩宁路的纪录片，不只是声·鸣的《金声泪》，旧城改造关注组的《恩宁路纪录片》；广州旧城改造或拆迁题材的也不是只有《正在消失的羊城》；广州本土音乐更繁荣，如歌词以广州本土文化为内容而出名的东山少爷；涂鸦文化在街上也随处可见。他们被挑选纳入恩宁路主题，或是文化保育主题，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有部分的团体因为成员工作性质关系，他们所从事的公益性这一部分与其现在的工作或是自创业相关，媒体是一种自我宣传的渠道，他们也愿意与媒体接触或是希望被媒体报道。他们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他们完成了一件让大家深刻记住的事情，而这个事情是为恩宁路量身定制，并且在社会媒体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另外，媒体所追踪的事件，就是让他们一鸣惊人的事件，也是他们组织的得意作品，这些事件或作品都被媒体单独报道过，且基本所有纸媒都报道过。笔者在与这些组织主要成员访谈过程中，他们都表达有自己倾向的媒体，或是因为这个媒体报道的方式，如敢于表达自己的媒体，这个很多时候《南方都市报》会得到青年人较为一致的认同，或是因为与某些报纸记者有较好的关系。
以上的个人和组织，在恩宁路事件之前或之外，以其特长已为媒体所注意，如快闪、涂鸦、实验艺术、公共建筑保存、说唱作品、纪录片、绿色出行和影像作品等，而恰巧这些作品和行动都与文化保育这个概念相关，或者说与广州密切相关，这是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广州之爱。我们可以从这些他们为人所知作品发表的时间，恰好与恩宁路规划发生的时间在同一个时间段——2010年，文化保育的主题让他们融入到恩宁路全城关注的话语空间，从而形成一种现象——广州青年人之恩宁路文化保育行动与观念，这也是媒体在“恩宁”这个关键词下会做上面的组合。
广州的“新新人類”因为文化保育此主题，在媒体的宣传下被专家和文化名人所认识，进而被召集整合，组织之间可相互观摩、交流和学习，有些还合作举办展览、讲座或沙龙。2011年11月16日，在恩宁路学术关注小组的工作室，组织了一次沙龙活动，出席的有中山大学公民社区中心、广州街坊情、新会绿地图、拜客广州、旧城关注小组等组织，此前这些组织参加了香港社区伙伴邀请的文化导赏活动，各个组织从自身团体角度总结这次学习的先进经验及对自身的启发，如媒体发声、募集基金、传统生活的延续、专业力量的参与和参与式规划等问题。2013年8月3日到9月14日期间，在广州扉艺廊举行一个名为“保育之匙2——实验艺术项目”，策展人是蓝田计划的发起人莫夜。“保育之匙2”联合几个不同城市文化保育民间组织进行展览，展示文化保育这个外来概念在地化的表现参展的个人是广东特有工艺的代表人，邵成村是灰塑大师，杨志峰是工艺大师，宋志雄是民宅窗花再现大师，蔡远河是木版画专业人士，他还是蓝田计划的成员之一。参展的组织分别来自湛江和佛山，湛江广州湾青年会馆主要是图片展示，佛山的小组顾名思义是口述史，这次主要是他们最近的主题咏春口述史。 无论是组合还是个人，都谈及文化保育这个概念，媒体报道也开始使用这个概念陈述类似事件和组织。在对“保育之匙2”展览报道中，报道用大篇幅请叶荫聪讲解了文化保育的概念、香港的先进经验和广州本土文化保育的状况，他的观点得到很多民间文化保育组织的认同，如文化保育概念借来之说；内地文化保育仍在摸索阶段，很多时候被划入维权行动，而中国大陆的维权主要是个人利益，如拆迁补偿、工伤等，文化方面的行动是比较新的事物，在港台或西方等地更倾向称为社会运动；文化保育群体呈现一种年龄特征，主要是新生代或新新人类，青年人通过寻根和对传统的兴趣表达自己的公民意识和社会参与。广州许多文化保育民间组织都认同文化保育一词来自香港，但是对于广州文化保育的形式，如文化导赏、文化地图、影像纪录等，他们认为这个广州自己发展起来的，与香港同步甚至比香港早。对香港同行经验认同程度的差异，影响本土文化保育民间组织对当地事件参与的方式与深度。恩宁路学术关注小组是这些组织中最直接与政府对话的组织，在参与度上最接近香港的行动方式——社会运动。
对文化保育的不同理解，可以产生组织间的对话，正如叶荫聪所说的正是这个概念在内地的模糊性，给予一个很大的发挥空间，组织可以根据自己保育对象的性质、成员特性和文化认知阐释和形构属于自己的文化保育概念。文化保育的不同理解发生在小组内部，会导致小组分裂，广州旧城改造关注小组和恩宁路学术关注小组原来是同一个小组，在行动过程中，因为理念的不同分为两个小组。
即便民间组织对文化保育概念有分歧，但是他们的行动改变了恩宁路最初的规划方案，得以保存的历史建筑大为增加，政府还重新讨论《广州市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区保护办法》。在恩宁路事件中，面对社会媒体日趋笼络大部分读者群时，传统媒体努力改变政府喉舌的形象，转变为政府和民间组织之间沟通的桥梁。这也是广州民间本土文化保育更能吸引青年人的一个重要因素，“新新人类”强调自由与民主，媒体不再是一种声音，政府愿意接纳民间声音，青年人相信他们的行动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恩宁路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民间组织、本土文化爱好者个人和媒体的同步行进，在许多论述中恩宁路的保留得以实现是三者合力的结果。政府通过媒体在恩宁路事件中与本土文化保育组织和个人，形成特定的对话方式，在恩宁路之后（有人称为“后恩宁时代”）类似的、发生在老城区的老建筑破坏事件，可以看到文化保育组织和个人与媒体这种关系的延续，对政府行動、政策制定、政策修改和专家论述产生影响。
恩宁路事件之后的广州本土文化保育民间组织不再采取直接对话的行动方式，而是采取各种渠道向公众发布他们的发现，将自己定位为广州历史文化的传播者和现场事件的爆料者，传统媒体就是他们可以获得官方关注和社会响应的工具之一。在社会媒体发展的今天，纸媒的生存成为所有媒体从业者关注的问题，如何吸收新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这既可以解决读者群偏中老年人而发行量大为减少的问题，又可让更多的青年人加入到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与解决。纸媒、电台、电视和网站都开通了自己的官方微博，各级政府和政府的各个部门也开通了官方微博，各类专家也开通私人微博，这是传播媒体面对“新新人类”的转变，这是媒体与“新新人类”互动下的一种成长。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了解民间组织和“新新人类”与媒体建立关系的方式和变化。在此基础上，广州本土文化组织要长期存在，组织制度化和行动常规化，不只是跟随突发事件的临时性或应急性存在，与媒体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是必要的。这几年广州传统媒体不断推出与广州历史和文化相关的系列报道，如《南方都市报》的“广州地理”、“广州旧闻”、“广州史志”和“广州新史记”等，有些专题集结成书，传统媒体如此导向是可以进行有利的整合。广州本土文化保育民间组织经过长期实践有其相熟或是倾向性媒体，也乐于将自己在走街串巷中的发现及考证结果整理刊登在报纸上。如果民间组织与媒体的合作仅限于某个报道，不能形成系列合作，影响力非常有限，且信息零碎化达不到公众教育的效果。如果针对广州历史文化，民间组织与媒体形成稳定的供稿关系，以系列报道的方式，可以发挥媒体和民间组织各自的优势，整合民间知识。民间所发现或考证的建筑和事件，正是广州市民所感兴趣的事物，通过系列报道的方式可以使得组织在选题上区域化和条理化，不同于他们在论坛、博客、微博和微信零碎化和片面化的知识传播方式，这样市民对广州历史和文化就不限于情感上的喜欢，而是更理性的认识和保护。
注释：
[1]曾繁旭.媒体作为调停人：公民行动与公共协商[M].上海三联书店，2015，186-219.
[2]邓毅富.《新快报》恩宁路报道穷追五年终成正果.新快报[N]. 2011，7，1.
[3]访谈整理.广州恩宁路学术关注小组工作室，2011，11，16.
[4]访谈整理. 广州东山口扉艺廊，2013，8，3.
[5]陈晓勤，苏嘉颖，余阳，吴俊贤，等.文化保育：在推土机前种花——湛江“广州湾青年会馆”、佛山口述史小组在行动.南方都市报[N].2013，8，9.
作者简介：朱嫦巧，女，广东南海人，博士，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