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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桀的小说《麦仁磨快的刀子》的出现，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文本。
有些事不细究看不出问题，一细究，问题就出来了。比如，我们谈以法治国已经多年，为何没有法治小说的提法？1954年就制定了《宪法》，但由于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及其他复杂的历史因素，以法治国并没有成为治国方略。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法治国成为治国方略。从1997年到现在，以法治国谈了将近20年，而文学几无呼应。在文学领域，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来，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现代派、财经小说、美女写作、官场小说、校园文学、青春文学，以及科幻、玄幻、穿越、志怪、盗墓、修真，名目繁多，洋洋大观，可为什么独独缺少法治小说？1991年陈源斌的《万家诉讼》当然是开先河之作，但这仅是孤例。当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秋菊打官司》还引起了法学界的热烈讨论，苏力、冯象、江帆、凌斌、赵晓力等专家学者的相关讨论，使这部电影成为在中国讨论“法律与社会”的一个经典文本，可见全社会对于法治文艺的饥渴与期盼之强烈。我做编辑近十年来，这个感觉越来越突出，无论是公开发表之作，还是自然来稿，绝少此类写作。近几年来，有关法治的叙述渐增，但大部分都是零星涉及。2008年，美籍华人作家袁劲梅的小说《罗坎村》呈现了关于美国陪审团制度的描述，这使我对陪审团制度产生了兴趣。后来在托尔斯泰的《复活》中又一次见识了这一重要的法治制度，托尔斯泰没有颂扬沙皇的法治公平，而是讽刺了陪审团制度的虚伪。华人作家会写法治问题，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也会写法律问题，反而我们的作家却避之不谈，多少让人不痛快。
近几年来，涉及法治的文学作品似乎多起来。《北京文学》2011年有两部重要作品与法治相关。第4期朱晓军、李英的报告文学《让百姓作主》，从村民自发选举村干部切入，纪录了中国农村基层的法治化进程。陈应松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以一个下岗职工上访的故事提出了基层管理法治缺失的严峻问题。2013年《中国作家》第9期发表艾玛的中篇小说《初雪》，这部小说开宗明义地正面讨论了法治问题，特别是对法的本质，法的运用，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法治对于中国的重要性等理论问题（巧的是，陈源斌的法治小说《万家诉讼》发表于该刊1991年第3期）。小说当然首先是谈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的悲剧命运，但这部小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知识视域，即对人的命运和法治问题多有涉及。“‘在司法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审判方式能减少刑讯逼供与冤假错案的发生，值得研究啊。’兴之所至，他很坦率地告诉我道，‘我那篇《论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的文章，其实并无什么学术价值，不过是讲了一个常识而已，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还有这么大的分歧，真是有些浪费时间啊！马锡五审判，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研究的，这种审判方式解决民事纠纷非常好啊，但是在刑事案件上，我认为不宜推广，刑事案件的侦破需要专业的侦查机关。’他的语气里有一丝难掩的兴奋。”“沉默了一会儿后，他接着说道，‘上次你提到农业合作社里农民土地入股分红的问题，我思考了很久，觉得还是需要制度支持的，如果能有相关立法，农民的利益才能更有保障。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其实，马克思对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问题就有很翔实的研究，别的不说，他的分析框架，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你可多看看。’”当看到这些段落时，我怦然跳动，这样热衷于议论天下大计的文学描写似乎久违了。正如作者在创作谈中所说，写这部小说的直接动因就是人们关于宪政的讨论。
艾玛的小说勾起了我对法治小说的期盼：谈以法治国这么多年，为何像艾玛这样的小说如此稀少？近两年来，也有案件方面的小说叙述，但旨归都不在法治。蒋峰2015年中篇小说《翻案》核心是一个案件的审理，但意在重新解读历史。陈玺2016年初的《菜籽案》讲述了一个冤案的始末，但也仅限于呈现一桩冤案，讲述一个故事。张运涛刚刚发表的《蚂蚁》反思基层干部依法办事存在的问题，几乎就是《万家诉讼》的翻版，只不过结局恰恰相反，告状农民没有胜诉，而是愤然出手，杀了不尊重百姓尊严的乡镇书记。这些故事都多多少触及到法治问题，但都没有自觉地以法治为主题。
法治小说匮乏至少有两个原因，人们都可以想到：一，小说写作者缺少法治方面的知识，而这方面的知识可能要比财经、官场、青春、美女、科幻、玄幻方面的知识要专业得多，也精深得多，不是随便可以上手的，正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二，小说写作者缺少这方面的意识，也就是说，法治并没有提倡的那么重要，甚至无足轻重，我将之视为一种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法治小说在以法治国话语已经存在二十年的情况下几乎为零，这个现象能够强有力地佐证这种意识。换句话说，尽管在国家话语层面，以法治国被作为治国方略，并逐步制度化，但在公众的世俗层面，在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层面，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法治无关紧要。遇到麻烦找关系，而不是找法院，这可能是绝大多数国人的思维。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人治依然占据着主导位置。恐怕这一点是法治小说缺少的更主要原因。放眼百年新文学，法治小说也从未成为一种写作类型和或者题材，同样印证了法治缺失的集体无意识。
回到海桀这部长中篇《麦仁磨快的刀子》。这是一部符合我想象的不折不扣的法治小说，其全部用意在于谈论法治，谈论审判制度，谈论一个律师的法治信念。故事很清晰。大富翁侯勇杀死了前妻，律师崔延根据请求担任其辩护律师，经过调查取证，最终在法庭上成功为其辩护，侯勇免去一死。主要的情节就是案件的发生细节，律师的调查，和法庭辩护。崔延坚信法律至上，坚信公正公平的审判，最终揭开事实真相，维护了法律正义，强调了法治的尊严。这是小说要表达的主题，这个思想在当代小说中，就像濒危动物般珍稀。而我们常见的则是，官场潜规则，市场丛林法则，职场利益原则，社会弱肉强食规则，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的思想。侯勇在一审判决中被判死罪，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并请到了他的发小和好友大律师崔延为他出面辩护。在此之前的一名著名大律师，收了侯勇大笔费用，但并没有认真履行辩护职责，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家伙。崔延接手后，对老朋友的杀人案进行了大量调查走访取证，发现了诸多疑点。从死者、前妻的闺蜜袁梅处得知，侯勇与死者的关系，虽然有经济上的纠纷，但并非你死我活，没有发展到杀人地步。侯勇作案的时间、方式都存在疑问，前妻遇害时，侯勇并不在现场，而是在千里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前妻在遇害地点并非原来警方笔录的独自一人，而是两个人，另一个人是她的兒子。小说完全按照律师崔延调查案件的进展情况来写，接受委托，会见犯人，了解案情，寻找证人，法庭辩护。在这些环节的描述中，法律的公正公平成为一条主线。作为一部难得的法治小说，法庭辩护环节是我关注的重点。这个部分几乎是庭审实录，崔延的辩护与检察官的反驳，主审法官的裁定，都一一道出，将控辩双方在杀人时间、地点、方式以及杀人后的现场处理、掩盖真相等细节，都展示了出来，让我有身临其境之感。小说最后的结局是，富豪侯勇并非真凶，吸毒的儿子才是真正的犯人。这个结果恰恰是侯勇最不愿看到的，原因就在于，他和儿子串通，想为侯家保住儿子这唯一的根苗，兑现他在父亲临终前许下的诺言。 尽管这部小说有很多枝蔓，比如富二代吸毒的社会问题，富豪们失败的教子方式，令人不堪的糜烂的生活方式，混乱而复杂的婚姻关系，以及颇为新颖的小屁孩造枪的历史记忆，等等，都可以作为小说的看点，但是，小说的主题观念十分鲜明，那就是要想方设法讲述一个追求法津公平公正的当代传奇。小说多处点出了这一主题。在死者的闺蜜袁梅一再疑问崔延为何要重新调查这个案子时，崔延强调的是法律的公平公正。
“案子不是已经破了嘛！”袁梅再一次毫不客气地打断他，“凶手都已经抓起来了，还找什么真相？”
“凶手是抓起来了，但事实并不清楚。”
“你什么意思”，袁梅显然听出他话里有话。
“我是说，只要法庭没有审判，案子就还没有结论。”
“我知道了，你是想让我帮你给凶手辩护，使他逃脱惩罚？”
“不不不，绝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
“是为了对受害者和嫌疑人的公平与公正！”
“杀人犯还要公平与公正？”
“是的，公平与公正，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如果他有罪，公平的审判就是对受害人最大的公正！”
“你凭什么这么说？”
“凭我对本案寻求公平与公正的愿望！”
“你是说本案有不公平和不公正？”
“不，我的意思是，为了能让本案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审判！”
小说颠覆了一系列传统信念，树立了法治信念。比如，要“还原真相，必须拿出有力证据”“即便有了证据，还必须经得起质证的考验。”“法律不讲良心，因为良心永远不等于真相。”“只有在真相面前，良心才是良心，公平才是公平，公正才是公正！”
“那次采访，留下了不少警句名言。比如说——问：你说的责任指的是什么？
答：是信念，律师是有信念的。
问：比如说？
答：比如说，对民众而言，神圣的法律是保卫自己的最好的武器；而对律师来说，必须是信念，是坚不可摧的如同信仰的信念。
“对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来说，经历公正的判决，不仅是对当事人以及所有相关者的公平，还是他信念的丰碑。”
“人人得以仰视得以尊重得以膜拜的，只能是法律！”
崔延对法治的信念的坚定，不是凭空而来，而有其现实依据。他刚从事律师职业时，有一次非常失败的辩护，在那次辩护中，辩方证人在开庭前突然失联，另找的证人拒不配合，结果，在法庭上，杀人者成了原告，受害人成了被告。“两年之后，当他从深刻的痛楚里反省出来，再次站到法庭上，他的内心有了前所未有的强大，这强大的后盾，是法律，是能够抗衡任何个人团体甚至国家机器的神圣的法律！”
至此，我们已经完全可以明了小说的意图，那就是，要通过一次纸上的案件确立法律信念，为法律的神圣树碑。通过一部小说讲法律神圣，审判公正，这样的信念，当代小说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这部小说也是法治时代的反映。崔延的经历就是当下优秀律师的经历，崔延的心路历史就是当下许多律师的心路历程。相信关注和了解近十年来中国法治进程的读者，都能够体会到崔延的历史真实性和历史典型性。法治观念，法律尊严的观念，审判公平公正的观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实实在在的社会实践中产生成长起来的。这种逐步成长壮大的社会意识今天终于在文学层面存身了。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几十年来以法治国方略的确定和推行，没有近年来呼格案、陈满案等一批冤案的平反昭雪，如果没有越来越健全的法制体系，越来越庞大的律师队伍，以及越来越多优秀律师的坚持不懈，能产生这样一部小说？完全可以说，这部小说是法治观念由国家层面深入到世俗层面的一个表征，也是律师队伍逐步壮大、诉讼制度、辩护制度、审判制度不断健全完善的表征。某种意义上讲，这部小说是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个典型文本，具备某种文学史意义。
我不是題材决定论者，也不认为法治小说就应当是当代小说的主流，更非概念炒作。我的意思是，当代小说的写作想象，严重落后于社会实践。法治作为重大而丰富的中国经验，应当进入小说的视野，并给与写作以灵感。或许可以带来新的发现与突破。
作者简介：
师力斌，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文学》副主编，批评家，诗人。
有些事不细究看不出问题，一细究，问题就出来了。比如，我们谈以法治国已经多年，为何没有法治小说的提法？1954年就制定了《宪法》，但由于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及其他复杂的历史因素，以法治国并没有成为治国方略。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法治国成为治国方略。从1997年到现在，以法治国谈了将近20年，而文学几无呼应。在文学领域，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来，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现代派、财经小说、美女写作、官场小说、校园文学、青春文学，以及科幻、玄幻、穿越、志怪、盗墓、修真，名目繁多，洋洋大观，可为什么独独缺少法治小说？1991年陈源斌的《万家诉讼》当然是开先河之作，但这仅是孤例。当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秋菊打官司》还引起了法学界的热烈讨论，苏力、冯象、江帆、凌斌、赵晓力等专家学者的相关讨论，使这部电影成为在中国讨论“法律与社会”的一个经典文本，可见全社会对于法治文艺的饥渴与期盼之强烈。我做编辑近十年来，这个感觉越来越突出，无论是公开发表之作，还是自然来稿，绝少此类写作。近几年来，有关法治的叙述渐增，但大部分都是零星涉及。2008年，美籍华人作家袁劲梅的小说《罗坎村》呈现了关于美国陪审团制度的描述，这使我对陪审团制度产生了兴趣。后来在托尔斯泰的《复活》中又一次见识了这一重要的法治制度，托尔斯泰没有颂扬沙皇的法治公平，而是讽刺了陪审团制度的虚伪。华人作家会写法治问题，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也会写法律问题，反而我们的作家却避之不谈，多少让人不痛快。
近几年来，涉及法治的文学作品似乎多起来。《北京文学》2011年有两部重要作品与法治相关。第4期朱晓军、李英的报告文学《让百姓作主》，从村民自发选举村干部切入，纪录了中国农村基层的法治化进程。陈应松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以一个下岗职工上访的故事提出了基层管理法治缺失的严峻问题。2013年《中国作家》第9期发表艾玛的中篇小说《初雪》，这部小说开宗明义地正面讨论了法治问题，特别是对法的本质，法的运用，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法治对于中国的重要性等理论问题（巧的是，陈源斌的法治小说《万家诉讼》发表于该刊1991年第3期）。小说当然首先是谈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的悲剧命运，但这部小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知识视域，即对人的命运和法治问题多有涉及。“‘在司法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审判方式能减少刑讯逼供与冤假错案的发生，值得研究啊。’兴之所至，他很坦率地告诉我道，‘我那篇《论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的文章，其实并无什么学术价值，不过是讲了一个常识而已，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还有这么大的分歧，真是有些浪费时间啊！马锡五审判，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研究的，这种审判方式解决民事纠纷非常好啊，但是在刑事案件上，我认为不宜推广，刑事案件的侦破需要专业的侦查机关。’他的语气里有一丝难掩的兴奋。”“沉默了一会儿后，他接着说道，‘上次你提到农业合作社里农民土地入股分红的问题，我思考了很久，觉得还是需要制度支持的，如果能有相关立法，农民的利益才能更有保障。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其实，马克思对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问题就有很翔实的研究，别的不说，他的分析框架，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你可多看看。’”当看到这些段落时，我怦然跳动，这样热衷于议论天下大计的文学描写似乎久违了。正如作者在创作谈中所说，写这部小说的直接动因就是人们关于宪政的讨论。
艾玛的小说勾起了我对法治小说的期盼：谈以法治国这么多年，为何像艾玛这样的小说如此稀少？近两年来，也有案件方面的小说叙述，但旨归都不在法治。蒋峰2015年中篇小说《翻案》核心是一个案件的审理，但意在重新解读历史。陈玺2016年初的《菜籽案》讲述了一个冤案的始末，但也仅限于呈现一桩冤案，讲述一个故事。张运涛刚刚发表的《蚂蚁》反思基层干部依法办事存在的问题，几乎就是《万家诉讼》的翻版，只不过结局恰恰相反，告状农民没有胜诉，而是愤然出手，杀了不尊重百姓尊严的乡镇书记。这些故事都多多少触及到法治问题，但都没有自觉地以法治为主题。
法治小说匮乏至少有两个原因，人们都可以想到：一，小说写作者缺少法治方面的知识，而这方面的知识可能要比财经、官场、青春、美女、科幻、玄幻方面的知识要专业得多，也精深得多，不是随便可以上手的，正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二，小说写作者缺少这方面的意识，也就是说，法治并没有提倡的那么重要，甚至无足轻重，我将之视为一种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法治小说在以法治国话语已经存在二十年的情况下几乎为零，这个现象能够强有力地佐证这种意识。换句话说，尽管在国家话语层面，以法治国被作为治国方略，并逐步制度化，但在公众的世俗层面，在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层面，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法治无关紧要。遇到麻烦找关系，而不是找法院，这可能是绝大多数国人的思维。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人治依然占据着主导位置。恐怕这一点是法治小说缺少的更主要原因。放眼百年新文学，法治小说也从未成为一种写作类型和或者题材，同样印证了法治缺失的集体无意识。
回到海桀这部长中篇《麦仁磨快的刀子》。这是一部符合我想象的不折不扣的法治小说，其全部用意在于谈论法治，谈论审判制度，谈论一个律师的法治信念。故事很清晰。大富翁侯勇杀死了前妻，律师崔延根据请求担任其辩护律师，经过调查取证，最终在法庭上成功为其辩护，侯勇免去一死。主要的情节就是案件的发生细节，律师的调查，和法庭辩护。崔延坚信法律至上，坚信公正公平的审判，最终揭开事实真相，维护了法律正义，强调了法治的尊严。这是小说要表达的主题，这个思想在当代小说中，就像濒危动物般珍稀。而我们常见的则是，官场潜规则，市场丛林法则，职场利益原则，社会弱肉强食规则，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的思想。侯勇在一审判决中被判死罪，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并请到了他的发小和好友大律师崔延为他出面辩护。在此之前的一名著名大律师，收了侯勇大笔费用，但并没有认真履行辩护职责，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家伙。崔延接手后，对老朋友的杀人案进行了大量调查走访取证，发现了诸多疑点。从死者、前妻的闺蜜袁梅处得知，侯勇与死者的关系，虽然有经济上的纠纷，但并非你死我活，没有发展到杀人地步。侯勇作案的时间、方式都存在疑问，前妻遇害时，侯勇并不在现场，而是在千里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前妻在遇害地点并非原来警方笔录的独自一人，而是两个人，另一个人是她的兒子。小说完全按照律师崔延调查案件的进展情况来写，接受委托，会见犯人，了解案情，寻找证人，法庭辩护。在这些环节的描述中，法律的公正公平成为一条主线。作为一部难得的法治小说，法庭辩护环节是我关注的重点。这个部分几乎是庭审实录，崔延的辩护与检察官的反驳，主审法官的裁定，都一一道出，将控辩双方在杀人时间、地点、方式以及杀人后的现场处理、掩盖真相等细节，都展示了出来，让我有身临其境之感。小说最后的结局是，富豪侯勇并非真凶，吸毒的儿子才是真正的犯人。这个结果恰恰是侯勇最不愿看到的，原因就在于，他和儿子串通，想为侯家保住儿子这唯一的根苗，兑现他在父亲临终前许下的诺言。 尽管这部小说有很多枝蔓，比如富二代吸毒的社会问题，富豪们失败的教子方式，令人不堪的糜烂的生活方式，混乱而复杂的婚姻关系，以及颇为新颖的小屁孩造枪的历史记忆，等等，都可以作为小说的看点，但是，小说的主题观念十分鲜明，那就是要想方设法讲述一个追求法津公平公正的当代传奇。小说多处点出了这一主题。在死者的闺蜜袁梅一再疑问崔延为何要重新调查这个案子时，崔延强调的是法律的公平公正。
“案子不是已经破了嘛！”袁梅再一次毫不客气地打断他，“凶手都已经抓起来了，还找什么真相？”
“凶手是抓起来了，但事实并不清楚。”
“你什么意思”，袁梅显然听出他话里有话。
“我是说，只要法庭没有审判，案子就还没有结论。”
“我知道了，你是想让我帮你给凶手辩护，使他逃脱惩罚？”
“不不不，绝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
“是为了对受害者和嫌疑人的公平与公正！”
“杀人犯还要公平与公正？”
“是的，公平与公正，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如果他有罪，公平的审判就是对受害人最大的公正！”
“你凭什么这么说？”
“凭我对本案寻求公平与公正的愿望！”
“你是说本案有不公平和不公正？”
“不，我的意思是，为了能让本案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审判！”
小说颠覆了一系列传统信念，树立了法治信念。比如，要“还原真相，必须拿出有力证据”“即便有了证据，还必须经得起质证的考验。”“法律不讲良心，因为良心永远不等于真相。”“只有在真相面前，良心才是良心，公平才是公平，公正才是公正！”
“那次采访，留下了不少警句名言。比如说——问：你说的责任指的是什么？
答：是信念，律师是有信念的。
问：比如说？
答：比如说，对民众而言，神圣的法律是保卫自己的最好的武器；而对律师来说，必须是信念，是坚不可摧的如同信仰的信念。
“对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来说，经历公正的判决，不仅是对当事人以及所有相关者的公平，还是他信念的丰碑。”
“人人得以仰视得以尊重得以膜拜的，只能是法律！”
崔延对法治的信念的坚定，不是凭空而来，而有其现实依据。他刚从事律师职业时，有一次非常失败的辩护，在那次辩护中，辩方证人在开庭前突然失联，另找的证人拒不配合，结果，在法庭上，杀人者成了原告，受害人成了被告。“两年之后，当他从深刻的痛楚里反省出来，再次站到法庭上，他的内心有了前所未有的强大，这强大的后盾，是法律，是能够抗衡任何个人团体甚至国家机器的神圣的法律！”
至此，我们已经完全可以明了小说的意图，那就是，要通过一次纸上的案件确立法律信念，为法律的神圣树碑。通过一部小说讲法律神圣，审判公正，这样的信念，当代小说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这部小说也是法治时代的反映。崔延的经历就是当下优秀律师的经历，崔延的心路历史就是当下许多律师的心路历程。相信关注和了解近十年来中国法治进程的读者，都能够体会到崔延的历史真实性和历史典型性。法治观念，法律尊严的观念，审判公平公正的观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实实在在的社会实践中产生成长起来的。这种逐步成长壮大的社会意识今天终于在文学层面存身了。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几十年来以法治国方略的确定和推行，没有近年来呼格案、陈满案等一批冤案的平反昭雪，如果没有越来越健全的法制体系，越来越庞大的律师队伍，以及越来越多优秀律师的坚持不懈，能产生这样一部小说？完全可以说，这部小说是法治观念由国家层面深入到世俗层面的一个表征，也是律师队伍逐步壮大、诉讼制度、辩护制度、审判制度不断健全完善的表征。某种意义上讲，这部小说是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个典型文本，具备某种文学史意义。
我不是題材决定论者，也不认为法治小说就应当是当代小说的主流，更非概念炒作。我的意思是，当代小说的写作想象，严重落后于社会实践。法治作为重大而丰富的中国经验，应当进入小说的视野，并给与写作以灵感。或许可以带来新的发现与突破。
作者简介：
师力斌，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文学》副主编，批评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