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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题目一观便知，“三个时代”这是第一个关键词，“现代性”是第二个关键词，“诗歌”是第三个关键词。说到“三个时代”，我解释一下：实际上所有的有关时代的划分都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因此，并不是说我的这个划分就是绝对的，就是真理性的。记住：这个划分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我界定的三个时代是：五四时代以及五四时代诗歌所表现出的现代性，我把它叫做“五四现代性”；五四之后，我想，应该就是毛泽东时代，换句话讲，就是“毛泽东时代的现代性”，“毛泽东现代性”；顺理成章，接下来就是邓小平时代，“邓小平现代性”。在这三个时代下面，或者说在这三种现代性的方案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诗歌所呈现的不同风貌。当然我们知道，那各自呈现的风貌非常的丰富，不用怀疑，它是多面向的。如此丰富的风貌我们也不可能一一涉及，所以我在论述的时候，会触及到某一种、二种、三种诗歌样式，但绝不会触及十种样式（很可能有上百种样式，联系到《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一书来看）。好了，这是一个很小的开场白。
按照一般学人的意见（我所能够读到的有关对现代性检讨和讨论的文章），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生，是一个西方强行进入中国的结果，西方现代性的介入中断了中国的文言文写作传统。想想吧，如果现代性没有进来，我们今天很可能还是在用文言文进行写作，但是现代性已经进来了，中国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不仅仅是写作。现代性的路线图如是铺开：器物阶段，然后从器物到制度阶段，再从制度到文化阶段。
最初，也就是说当中国发现在我们的天朝之外，即中央之外，居然还有这么一个（比如说）伟大的英国存在，实在令人震惊。这之前是没有的呀，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野蛮的国家（除了我们中华以外）。然而，当我们开始感觉到一个伟大的西方这一事实时（1842年的鸦片战争，英国获胜），也就感觉到了李鸿章说的中华帝国碰到了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也就是说中国在整个历史进程中首次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困难，或者说：伟大的难题。
为脱困境，为解决这伟大的难题，我们开始了对西方器物的学习阶段。我们天真地认为只要我们掌握了西方的器物，比如天文学、望远镜、外科手术、眼镜、洋火，甚至枪炮等，我们就能超过西方了。为此，当时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习策略，即我们的制度可以不变，只需习得他们的器物便可以了。譬如他们枪炮好，我们就引进他们的枪炮，有了那些枪炮，我们就可以打赢他们。若没有这些器物呢，我们会失败，所以我们要赶快引进它们的器物。这就是追求器物现代性的第一个阶段。说得更详细些：我们知道当时传教士进来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专业人士的身份。比如这个传教士是个外科医生，那个传教士是个天文学家，为什么呢？他要通过医学或天文的魔法，即手术刀和历算的魔法让中国人折服，让中国人觉得：这个手术可以治好你的病，你的瘤子可以通过开刀割除。这在当时非常令中国人震惊。西方现代性的优越性就是这么进来并被中国人接受的。为了更为形象地让大家认识西方思想（宗教）如何通过器物影响中国的，在此，我特别引我的组诗《晚清笔记》中的一首，如下：
伯驾*
曾几何时，基督穿上科学的外衣来到帝国
天文就是那颗黑夜中的星辰呀，多年前吾皇
在汤若望*及南懷仁*的望远镜中见过。
后来，美国牧师伯驾来了，他决定放弃星象学、
几何学，甚至康熙欢喜过的地球测绘。
“传播福音的第一步，是对帝国进行医学启蒙。”
治好一个病人就等于割除一条迷信，
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医学是最有力的传教途径。
突破从眼睛开始。仅仅三个月，伯驾的眼科医院
在广州大捷。900多人被治愈，从摘除白内障
到切除肿瘤和脓包。伯驾忙得不亦乐乎。
如下一节是伯驾的现身说法：
当时我正打算下班，看见一个中国人牵着
他的女儿，迟迟疑疑地走进医院门。
乍一看去，他的女儿像长了两个脑袋。
太阳穴上隆起一个巨大肉包，
一直垂挂到下颌。一张脸悲惨地变了形。
伯驾立即手术。8分钟后，这个巨型肉瘤（直径
16寸，重1.25磅）便被切割，18天后痊愈出院。
接下来，伯驾迎来了更大的一场胜利。依然是在
广州，他为一言九鼎又含着难言之隐的林则徐钦差
绑扎了“害羞的”疝气带，林钦差的疝气终被治愈。
当此鸦片战争的前夜，疝气带递上了和平的一笔。
日月如梭……面对治病救人的成功，伯驾反陷入
绝望：“我已不再奢望有本事拯救这些人的灵魂了。”
不久，伯驾便抛弃了传教事业，出任美国驻华公使。
1856年，他甚至还敦促美国政府占据台湾
以期抗衡占据香港和新加坡的英国。
*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亦译作巴驾或派克。美国传教士、医生兼外交官、博济医院的创办人。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原名亚当·沙尔，德国科隆的日尔曼人。在科隆有故居，有雕像。在意大利耶稣会档案馆有他大量资料。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闯王、清等三个朝代。安葬于北京利马窦墓旁。雍正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一级正品）。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字敦伯，又字勋卿，1641年9月29日入耶稣会，1658年来华，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精通天文历法、擅长铸炮，是当时国家天文台（钦天监）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官至工部侍郎，正二品。著有《康熙永年历法》《坤舆图说》《西方要记》。 1894年，帝国迎来了甲午之战，这是很关键的一战，战败后，士大夫也好，民众也好，统治阶层也好，都认为器物不行了，看来我们还得在体制方面下工夫，这也就牵涉到了吾国的政治制度这一层面的东西了，也就是要推翻君主专制，要提倡西方的民主政治，走向共和等等。接着变革来了，辛亥革命发生了。革命之后还是不行，人们又议论纷纷，说这个革命既然无甚效力，大家再起来搞一次文化革命。
这文化革命（五四运动）很单纯，就是要推翻过去的思想，要反传统，要反偶像，要打倒孔家店，这一系列问题都提出来了。甚至后来的文革也是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思路。以上说的器物——制度——文化之现代性的进程，也是一般学者的普遍共识及论述方式。
但是，我今天想从另外三个方面来讨论，一是文化，二是政治，三是经济。我不是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我是从文化到政治到经济。这样讲吧，五四现代性（文化层面）下面所产生的诗歌，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新的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性方案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启蒙也好，救国也好，改造国民性也好，都是拯救的主题，唤醒的主题，还有所谓“大写的自我”的主题，当然也包括一些很浪漫的主题。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Democracy and Science，这两个东西，接下来我要以诗歌的实例来作专门的讨论（见后）。
到了第二个阶段——为什么说毛泽东现代性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呢？因为能够和五四现代性进行一个真正的两峰对举的时代应该是毛泽东时代，因为毛泽东时代使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学、文化等，呈现出了与过去迥然不同的面貌，简直可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现代性的方案以及其诗歌的呈现是很值得研究的，接下来，我将仍以诗歌为例（见后），从政治层面讨论毛泽东现代性（这是一种在整个西方现代性的论述之外所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现代性）。
如今，毛泽东现代性的思想遗产在西方仍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而我们基本上是在邓小平现代性启动之后已将其批判和放弃了。当然也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的（政治）现代性方案被邓小平的（经济）现代性方案——实现四个现代化——取代了，经济全球化伴随着诗歌全球化的愿景纷至沓来（见后），确实是这样一个情形，这是一个事实。
我今天要谈论的这三种现代性诗歌写作都离不开我上面说的三种现代性的不同观照。先说五四现代性在诗歌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吧。比如郭沫若，我们从中学时代就很清楚，郭沫若的诗歌是那种狂飙突进式的、浪漫的、呐喊的、直接说出来的、唯意志论的，即非常西化的。我在这里可以借用一下李怡教授的观点，李怡教授认为中国的诗歌是物态化的，西方诗歌是意志化的，如果我把他的观点援引进来，我们可以看到郭沫若的诗歌那种意志化的表现：尼采式的强人或者说惠特曼式的强人。这是一个很新鲜的形象，不仅仅是诗人所呈现出来的形象，而且这个文本所呈现的样子也很新鲜。在中国古典文学里，没有这种新诗的样式，我们中国古文不这样写诗，中国古典诗歌讲究的是温柔敦厚的诗风，以及“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诗意，自我或主体一定要藏在景物（客体）的后面，不能直抒胸臆。我们的古人已告诉我们最高的抒情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要融入到自然中去，你的自我不要那么张扬，要物我合一。所以说郭沫若的诗歌刚刚出现的时候，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我们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一种诗人形象呀。
除开郭沫若的那种自我之歌，我今天要讲的是五四现代性所呈现的另一种诗歌样子。这个样子我感觉前人没有讨论过。当然太阳下面并无什么新鲜事情，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那倒不一定，只能说在我目力所及，还没有看到有人讨论过我要说到的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即除了郭沫若的那种自我（民主自由）诗歌之外，还有“科学”之诗。我刚才说了五四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Democracy一个是Science，怎么在诗歌之中表现科学呢？我偶然之中发现了胡适之的诗，《一念》 [1]，一个念头。我读几行，你们马上就能感觉到它的科学性。他的一个念头怎么写？他说：“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这地球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换句话说，地球围着太阳转一圈，24个小时。他说：“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月亮又是怎么回事呢？他说：“总不会永远团圆。”这是月亮的情形。“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谈论的都是天文学，都是科学。地球有地球的环绕的轨迹，月亮有月亮的轨迹，大小的星球都有它的道路。然后他说，我还要笑什么呢？“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光波嘛。“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就是说我心头这一个念头，也比这个光波还要快速。“我这心头一念，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这是一个很具体很细微的写法，从竹竿巷跳到了竹竿尖。后面，又将这念头写到了江上湖上什么什么的，而且最后他说了，这个念头啊，“一分钟绕地球三千万转。”你看，一个念头，很厉害吧。现代诗的核心被胡适揭示出来了。什么是现代诗的核心呢？现代诗的核心就是“知性”，我们用英文来讲就是Wit，智慧。现代诗不是浪漫的抒情的，它的核心是知性的智慧的。从这首诗我们看到了作者的智慧，这首诗不是说它写得多好，而是它呈现了某种知性，它把一个念头和天文学和光学连在了一起，又让我们感觉到了它的科学性，以及相对性，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各有各的轨道。在五四那么狂热的风潮下面，我们发现确实如这个运动的关键词所说，它也包含着科学，我们刚才讲了，Science and Democracy是五四的精神核心，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刚好我们在《一念》这里发现了。另外，任何一种现代性，任何一个时代的诗歌都是多样化的，我不可能一一触及。我刚才讲的只是五四现代性中的某一个样态，即它的科学性。五四现代性在科学性或知性方面（从胡适的《一念》开始）必会结出一个硕果，哪一个人堪当此任呢？卞之琳。而他的诗，我还没有看见有人将其和胡适之的诗进行一个比较式的讨论。
卞之琳的诗是很知性的，很有科学性的。其科学性的呈现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相对性。相对性在卞之琳的诗歌当中是一个核心，譬如《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首诗就是一个典型的相对性论述，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都是关系，相互之间的关系。你在看风景，你又成了风景的一个部分，你在那里看风景，人家在窗户那儿看到你了。人和风景构成的风景是更好的风景。人生的风景就是这样在相对的关系中循环往复。不光是这首诗，你可以举出很多卞之琳的诗，都有这种相对性的思想。而这种相对性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知性，也就是五四所呈现出的一个关键词：科学。再比如说卞之琳的《圆宝盒》[2]这首诗也是谈相对性的。这首诗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大家觉得很难，很不好理解，圆宝盒就是一个小盒子，他说天下所有的色彩都可以在这个圆宝盒里面，万千的宴席在这个圆宝盒里面，所有的理念（idea）也在这圆宝盒里面，这个圆宝盒它可以很小，挂在耳边，也可以大得无边。谈的仍是相对性。还有一首很出名的诗，被人谈得很多的，又是谈相对性，《距离的组织》 [3]，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距离的组织”，名字就像相对性，而且《距离的组织》写了很多注释，它的注释全是关于这首诗的相对性的问题。我们还不谈他的诗，我随便谈一条注释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他这个诗的开篇是这样的：“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罗马衰亡史》是一本书；“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一来就是相对性。他自己作的注释也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个地方涉及的是时空的相对关系。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罗马衰亡史》这本书是前人写的，是古人写的一本书。那么罗马灭亡星呢，是他刚刚在报纸上面看到的一个天文学的情形，就是1934年的情形，他在《大公报》上看到有一颗星，一个罗马灭亡星出现了。你看，这不就涉及到时空相對关系吗？下面还有涉及到什么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关系等等。 我们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五四现代性，就是“文化”现代性，而这个文化现代性呢，我选择的是从“知性”、从科学这个面向来讨论的。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现代性，即毛泽东现代性。这个本来也是一篇大文章，一个大题目。毛泽东现代性也就是政治现代性。它是以什么样子来呈现的呢？我想，最核心的一个呈现是关于共产主义的焦虑，或者说乌托邦焦虑。由于有这样一个焦虑的出现和逼压，所以才会出现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想很快地赶上英美呀，很快地实现共产主义呀，速度非常快，有点疯狂，这是乌托邦的梦想，一个乌托邦的焦虑。在这个焦虑下面会出现什么样的文学、诗歌呢？换句话说，毛泽东时代的诗歌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汪晖认为毛泽东现代性是在整个西方之外发展，在西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之外另起炉灶，重新发明出来的一种现代性，其中包括第三世界及三个世界的划分。在此我多说两句，黄仁宇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治国理念方面提出过一个区分，很有意思，也很准确。他说国民党走的是上层路线，共产党走的是下层路线。毛泽东的整个现代性方案是要唤醒工农；而国民党是要唤醒上层，资产阶级等等。唤醒工农这样一个表述，在毛泽东的诗歌之中最能反映，如：“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另两行诗，“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两句诗最能够表现出什么呢？他的雄心，他的现代性的雄心。人定胜天，人可以战胜自然，雨都可以随着我的心翻作浪了，青山可以化为桥，架设桥梁嘛。这也是关于唤醒工农，启动大众，搞人海大战，不走精英路线，坚持一种民粹的、平等的、平均的这样一个理念。同样的理念在卞之琳的诗歌中也有表现，你看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写于（20世纪）50年代，《向水库工程献礼》 [4]。“奔水库先投人海——”人海战术，肩挑啊，大家去挖水库。“荒山口蓝涛汹涌！ /千家万户人都来/是百川归海的行动。/摔脱了大衣抓扁担，/人海里洗一个风沙澡。/给水库献上一滴汗， /喜悦的心跳像鱼跳。”写得很好，你看他就写出了新中国的一个面貌，大跃进式的，而修水库应该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亮点，一个美学亮点。从社会主义宏大美学的角度来论述也是可行的。这万人修水库就相当于我们全民炼钢，我们全民打麻雀，因为毛主席说要除四害嘛。全民打麻雀全世界震驚，这是唯一震惊全球的极端超现实主义事件，“美学事件”，一个行为艺术，西方一些艺术家就这样来读解，当然这是一个误读，我们不管它。但是这些行为的确可以转换成文学和艺术。如果没有毛泽东现代性方案的论述，就不可能出现这些文学，我们也不可能将修水库欢呼为“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作桥。”
另外，毛泽东的语言之中有他独有的辩证法句式。“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种毛泽东式的辩证法句子层出不穷。这种辩证式的写法，我们可以在北岛早期最著名的诗歌当中找到，那是典型的毛泽东式的写法。这正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唐朝有唐朝的文学，宋朝有宋朝的文学。毛泽东时代有毛泽东时代的文学，邓小平时代有邓小平时代的文学，今天有今天的文学。你不能说哪个时代的文学就好，哪个时代的文学就差，文学必然是应运而生，我认为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朦胧诗也好，北岛的《回答》也好，它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强力之音。《回答》一开篇就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种造句形式是一个典型的毛式辩证法句子。这种句子或更简单的辩证法，我们在食指的《命运》（写于1967年）劈头二行中也有领教：“好的名誉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
诗歌写作（专指现代诗歌写作）中，句子的书写（专指句法）是最重要的（而古诗写作词法更重要）。法国诗人瓦雷里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写诗，我从不思考词，我只思考句子。”的确，一个句子，你这样摆布就是诗，你那样摆布就不是诗，怎么处理句子？譬如这个句子本来是一个哲学论述的句子，或者说科学论文式的句子，但经你一番重新摆布，就成了诗句了。所以说句子很重要。“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什么，就是什么”是很典型的毛式句构。这个句构是时代所能够提供给北岛那一代诗人的。
除此之外，在毛泽东现代性的论述方案下，诗歌还呈现出什么其它样子呢？英雄的样子，即英雄主义、英雄色彩、英雄性。关于英雄，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我们都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它不断地要去塑造英雄，塑造了很多英雄。从八个样板戏开始都是塑造英雄，对英雄着迷，通过英雄唤起民众。顺势而来，我们在“朦胧诗”中可以感受到它的英雄情怀，可以一睹多多所说的“诗歌大英雄”这一抽象形象。而后面的诗人就要反英雄了，邓小平时代不要英雄，要回到人。因此出现了韩东《有关大雁塔》，出现了于坚《罗家生》，平常的人，普通的具体的人。英雄退场，更没有什么大英雄。（讨论见后）
仍续说诗歌英雄之姿，英雄关乎杀伐、关乎斗争。而斗争哲学又是典型的毛式哲学。毛泽东提倡阶级斗争，他很年轻的时候写过几句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文化大革命时，另一句毛式豪言更是惊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种绝决的斗争之姿也可以在《回答》当中看到它的反射：“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这不仅是一个英雄的姿态，同时也是斗争的姿态。这样讲吧，英雄姿态，斗争姿态，辩证法姿态，这三个姿态构成了早期朦胧诗的部分姿态，也构成了朦胧诗文本的部分形象。
去年夏天我在川大作过一个讲座，题目叫“从《白夜》到《雨夜》，一种新抒情主义的产生”，就是从两首诗来讨论一种新的抒情主义。《白夜》是前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写的一首诗。《雨夜》是北岛写的。这里不谈《白夜》，只说《雨夜》。
从《雨夜》这首诗，我们已看到了一个英雄的形象，他是斗争着的。但这首诗后来却被美国汉学家，唐诗专家宇文所安批评过，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批评北岛[5]，通过对北岛诗歌的一个英语翻译文本的讨论来批评北岛，说北岛的诗故意向西方出售被迫害的诗人形象，他觉得这是不好的。北岛诗中一些感伤情调，他说是滥情，是完全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写作规范的。总之，他认为北岛的诗歌和中国古诗背道而驰，在北岛的诗歌中没有发现中国古诗的传统，所写之诗不像中国诗。为此，他还专门以北岛的《雨夜》作为例子，来进行批评。 《雨夜》这首诗其实是一首抒情诗，只是这首诗写到了革命，写到了坐牢，写到了散步，所以很特别。它表面上好像是在写爱情，但是它把恋爱升华成一种革命。革命加恋爱的主题并不是北岛的发明，革命加恋爱的主题早在30年代左翼文学中就很泛滥，“革命加恋爱”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恒常的引人注目的主题，刘再复的女儿刘剑梅的博士论文专门写革命加恋爱这个主题，论文是用英文写的，翻译的中文版也出版了。北岛的《雨夜》虽是革命加恋爱的主题，但北岛的主题的背景是毛泽东时代，或者放在文化革命这个语境中来辨认也无问题。他的诗是在这样一种毛泽东现代性下呈现出来的形象，宇文所安说写得不好，是因为他对那个语境陌生。但我在想，另一个美国学者——杰姆逊——很可能就会激赏。他专门研究第三世界的文学（第三世界文学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学），他发现第三世界的文学和西方文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什么不同？第三世界的文学多半呈现的是民族寓言。民族寓言是什么呢？以鲁迅为例来讨论，鲁迅的《阿Q正传》，鲁迅的《狂人日记》，如果让对中国的背景不了解的西方人来读这个作品的话，他们就会将其用作精神分析的病案讨论，绝对不会上升到其他有关隐喻的高度。从杰姆逊的“民族寓言”推之，《狂人日记》中的“吃人”，实际上是反映中国的文化传統是一个吃人的传统，他在影射，他在拔高另外一些东西。这就上升成为一个民族寓言。第三世界的文学“公”和“私”是不分开的，艺术和政治也是不能分开的，它必须有一种暗示，强烈的指向，它讨论的“吃人”不是简单的普通的病人（狂人），而是要上升到民族的危亡这一层面，正是在这一点上，第三世界的文学力量比西方文学强大。西方艺术和政治一般要分开（也不是说绝对要分开），公和私要分开，这样一来它的力度，它的power就没有第三世界文学那么强。我们如果按照杰姆逊的思路反过来讨论北岛的《雨夜》这首诗，也应作如是观。此诗前面是谈两个人在散步谈恋爱，第三段马上上升：“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决不会交出你/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每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 /唤醒记忆”。小窗就是铁窗、监狱，我宁可坐监狱但是我不会出卖你。当然，你现在如果让北岛朗诵这些诗，让他谈论这些诗，他或许会不好意思，毕竟早已事过境迁，但是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理解这首诗就应把它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还原到毛泽东时代，还原到文化革命，总之，还原到具体的语境中来讨论这首诗。这样，年轻一代也能感觉到毛泽东现代性带给我们那代人的力量，以及提供给我们的英雄之姿、斗争之姿、辩证之姿。
下面，我顺便稍稍岔开一点点，谈谈“散步”，因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想或许对细节有兴趣的同学也会觉得有意思。
《雨夜》这首诗写了很多漫步，在雨夜漫步、谈恋爱，然后才开始升华，开始幻想明天早上要被捕，被抓到监狱里面去。我在我的一本书《左边》里面，专门讨论了走路，而且我每每会把北岛的诗歌拿来与前苏联诗歌进行比较，为何？因为前苏联诗歌所呈现的现代性和中国的大的语境很相近，中国诗歌更受他们的影响。关于散步，布罗茨基在《小于一》当中专门谈到了，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自己单独使用的房间，我们的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和谈话。”前苏联这个“谈恋爱”的范式很有意思，走路、散步、谈话、恋爱，简直可以写成一部社会主义恋爱专书。在北岛的诗中也是走路和散步，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再去追踪我们的古诗，在陶渊明的诗歌中也看到这种散步，但是它不是恋爱，比如“袭我春服，薄言东郊。”这首诗叫《时运》，就是说我要徒步行走在山水之中。这种流连忘返于山水的情怀对美国山水诗人很有影响。有个很著名的美国诗人Gary Snyder（加里·斯奈德），现在八十多岁了，他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仿陶潜”[6] 。“我要穿上我的靴子，和旧牛仔裤”，hike across Tamalpais，上山、徒步。文化革命有红卫兵串联，也是通过徒步来完成。布罗茨基谈到了这一点，北岛也谈到了这一点，通过散步来完成某种诗性。我只是稍微荡开一点点，就不谈这个问题了。
下面我们来到第三种现代性，即第三个时代（邓小平时代）的诗歌风貌。邓小平现代性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经济现代性下面的全球化召唤。邓小平现代性是不是对五四现代性的一个回归？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但是我想二者应该是有区分的。因为在邓小平时代出现了全球化特征，而在五四时代是没有全球化这一说法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邓小平打开了毛泽东时代曾经关闭的国门，开始了对西方的拥抱，对西方的接受。一夜之间，西方的各种观念，各种书籍，各种文化，各种思潮，服装，食品……全部涌入了。这个改变是非常大的，在诗歌方面也呈现出完全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诗歌样子。总体来讲，辩证之姿、斗争之姿、英雄之姿，这三个毛泽东时代的诗歌特征开始退场。
首先对英雄进行消解的是韩东的《有关大雁塔》，这首诗被认为是年轻一代的诗歌宣言，是对英雄彻底的否定，中国古代文人有一种登临情怀。登临，然后赋诗，然后缅怀，大雁塔就是一个登临之地。韩东登上去之后，他发出的诗歌感慨是什么呢？他说：“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第一句就显出消解之姿。有关大雁塔的历史，说起来真是太漫长了，从唐代开始说起，从玄奘取经开始说起，从佛教昌盛的初始阶段开始说起。而且有关大雁塔，“朦胧诗”当中有一个诗人叫杨炼，他也写了一首《大雁塔》，感兴趣的读者完全可以把两首大雁塔拿来作一个比较。杨炼的《大雁塔》是一个典型的英雄的大雁塔，传统的大雁塔，文化的大雁塔，或者简单地说是一个不断做加法的大雁塔。而韩东的大雁塔则是不停地做减法。对于大雁塔，按照韩东的说法，我不懂它的历史，也不管它的传统，有关大雁塔我能知道什么呢？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登上去，看两眼，然后就下来了。下来我就回到寻常百姓家，“然后下来/走进这条大街/转眼不见了”，就完了，结束了。当然也有有种的，有种的就从大雁塔上跳下去，摔死，“也有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那就真的成了英雄”。这样的诗和朦胧诗完全不同，它是平凡的诗，写的是平凡人，再不写什么英雄了，是反英雄的。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个新的气象，毛泽东时代在塑造各种英雄，邓小平时代把英雄降下来，让人回到人本身，这也是邓小平现代性方案中的一个亮点。邓小平不搞超人哲学，超人哲学是属于毛泽东时代的，雷锋就是一个超人，还有工业方面也出现一个超人，铁人王进喜。这个人都是铁人了，这个人当然是超人，有点像如今美国大片中的钢铁侠，真此一时彼一时也。所有毛泽东时代塑造的超人，塑造的英雄，北岛最后给他们作一个总结，那就是成为第一千零一名挑战者。在大雁塔上，韩东迎战了“回答”式的英雄人物，那也是毛泽东时代的英雄人物，他们在相互问答，最后一次问答结束了，新英雄产生了，这个新英雄是个平凡人，他在大雁塔上看了一眼就下来了。再说一遍：这正是邓小平时代的一个亮点。 邓小平时代的诗歌风貌也是很丰富的，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形象看出邓小平现代性方案中中国诗歌的姿态。西川早年写的一首诗，《在哈尔盖仰望星空》[7]，哈尔盖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地方，发音听上去比较有异国情调。这首诗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作者对西方的仰望。因为在这首诗的结尾，突然出现这么两句，诗人写了他自己的形象：“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很神圣，这种神圣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写得非常富有西化的神性。我们可以从这儿看到年轻的一代在追赶西方，拥抱全球化的姿态，诗歌就是它的呼应。我们可以把西川的诗人形象放在邓小平现代性论述的场景当中来观看，西川的写作和韩东的写作有截然不同的样子。
我们再来看看海子，海子有一个非常全球化的诗歌雄心，这在西川的《怀念》一文中可见其详，西川说海子想建立一个“东起尼罗河，西达太平洋，北至蒙古高原，南至印度次大陆”这么一个巨大的诗歌版图，海子要在这么大的诗歌版图上建立他的诗歌帝国。他要成为文艺复兴式的诗歌巨匠，这是他的雄心。他既是古典的，又是浪漫的，同时还是象征的以及超现实的， 总之，所有的人类所能提供的诗歌技艺他都要掌握，都要在他写作的诗歌当中呈现。
在诗歌技术上中国诗人怎么向西方学习呢？例子太多，仅举一例，即一首海子的小诗，《抱着白虎走过海洋》，单凭这个诗的题目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首诗的异质性。我来读前面两句，你们就可以感受到了：“倾向于宏伟的母亲/抱着白虎走过海洋”。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西方式超现实主义的技法。这两行诗唤起了一个图像，一个画面，这个图像和画面就是西班牙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画，《内战的预兆》。达利经常画一些老虎，很古怪，冲下来，好像要吃人。海子这首诗，起头两句完全可以画成一幅画，而且这个画面是惊心动魄的：一个母亲，怀里抱着一头白色的老虎在大海上走。这样一种诗歌的写法，你在郭沫若的诗歌中是看不到的。这是一种很意象的写法，又很超现实，同时也很梦幻。
超现实写法有几个特点，第一，书写潜意识，之前的诗人一般不写潜意识，因为潜意识太混乱、不着边际、茫茫无边；第二，超现实提倡写梦境；第三，超现实提倡自动写作。超现实的写法，运用得好的时候会让人惊艳，但是不好的时候就可能鱼目混珠。诗人可以胡乱写诗，然后说是超现实的写法；画家画不好画，也说是超现实，这样不行。所以要检验一个人手艺之高低，要先看他的传统技艺好不好，传统的功夫好，才可以超现实。超现实和禅宗也有很多相同的部分，禅宗有很多公案就是超现实的。比如什么是佛法？师父告诉弟子：逢佛杀佛逢祖杀祖，杀就是佛法。一根麻绳，三斤重，这就是佛法。但是按我们的理解，这个是胡说。超现实就是这样。但是超现实也常有很精彩的亮点，比如“倾向于宏伟的母亲/抱着白虎走过海洋”，这个闪光点就很刺目，一个突然的、梦幻一样的闪光。这个是西方的诗歌技术，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这样惊艳的超现实的写法吗？我后来也看到了，比如黄庭坚有一句诗：“ 谢公文章如虎豹，至今斑斑在儿孙。”谢公写的文章美丽得像老虎和豹子的斑纹一样，这样的诗句真是漂亮且掷地有声呀。
注释：
[1]胡适《一念》：“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会永远团圆/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我这心头一念/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忽在赫贞江上，忽在凯约湖边/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地球三千万转！”
[2]卞之琳《圆宝盒》：“我幻想在哪儿（天河里？）/撈到了一只圆宝盒，/装的是几颗珍珠：/一颗晶莹的水银/掩有全世界的色相，/一颗金黄的灯火/笼罩有一场华宴，/一颗新鲜的雨点/含有你昨夜的叹气……/别上什么钟表店/听你的青春被蚕食，/别上什么古董铺/买你家祖父的旧摆设。/你看我的圆宝盒/跟了我的船顺流/而行了，虽然舱里人/永远在蓝天的怀里，/虽然你们的握手/是桥！是桥！可是桥/也搭在我的圆宝盒里；/而我的圆宝盒在你们/或他们也许就是/好挂在耳边的一颗/珍珠——宝石？——星？”
[3]卞之琳《距离的组织》：“ 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报纸落。地图开，因想起远人的嘱咐。/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茫了。/（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吧。）/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哪儿了？我又不会向灯下验一把土。/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好累呵！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 ”
[4]卞之琳《向水库工程献礼》：“奔水库先投人海——/荒山口蓝涛汹涌！/千家万户人都来/是百川归海的行动。/摔脱了大衣抓扁担，/人海里洗一个风沙澡。/给水库献上一滴汗，/喜悦的心跳像鱼跳。”（1958）
[5]详见宇文所安《北岛：什么是世界诗歌？》，1990年11月19号《新共和国》杂志（The New Republic），洪越译，田晓菲校订。
[6]Gary Snyder《仿陶潜》“‘时光荏苒，不复返，/春天的这个清晨寂静而庄严。’/我要穿上靴子和牛仔裤/徒步翻越塔玛巴斯山。/大雾沿着海岸浮漫，/一个小时，然后消散。/有风，自海上迩来，/掠过春草的群山。 After T’aoCh’ien “‘Swiftly the years， beyond recall；/Solemn the stillness of this spring morning.’/I’ll put on my boots & old levis/&hike across Tamalpais./Along the coast the fog hovers，/Hovers an hour， then scatters./There comes a wind， blowing from the sea，/ That brushes the hills of spring grass.
[7]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听凭那神秘的力量/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像今夜，在哈尔盖/在这个远离城市的荒凉的/地方，在这青藏高原上的/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马群忘记了飞翔/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我成为某个人，某间/点着油灯的陋室/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
按照一般学人的意见（我所能够读到的有关对现代性检讨和讨论的文章），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生，是一个西方强行进入中国的结果，西方现代性的介入中断了中国的文言文写作传统。想想吧，如果现代性没有进来，我们今天很可能还是在用文言文进行写作，但是现代性已经进来了，中国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不仅仅是写作。现代性的路线图如是铺开：器物阶段，然后从器物到制度阶段，再从制度到文化阶段。
最初，也就是说当中国发现在我们的天朝之外，即中央之外，居然还有这么一个（比如说）伟大的英国存在，实在令人震惊。这之前是没有的呀，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野蛮的国家（除了我们中华以外）。然而，当我们开始感觉到一个伟大的西方这一事实时（1842年的鸦片战争，英国获胜），也就感觉到了李鸿章说的中华帝国碰到了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也就是说中国在整个历史进程中首次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困难，或者说：伟大的难题。
为脱困境，为解决这伟大的难题，我们开始了对西方器物的学习阶段。我们天真地认为只要我们掌握了西方的器物，比如天文学、望远镜、外科手术、眼镜、洋火，甚至枪炮等，我们就能超过西方了。为此，当时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习策略，即我们的制度可以不变，只需习得他们的器物便可以了。譬如他们枪炮好，我们就引进他们的枪炮，有了那些枪炮，我们就可以打赢他们。若没有这些器物呢，我们会失败，所以我们要赶快引进它们的器物。这就是追求器物现代性的第一个阶段。说得更详细些：我们知道当时传教士进来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专业人士的身份。比如这个传教士是个外科医生，那个传教士是个天文学家，为什么呢？他要通过医学或天文的魔法，即手术刀和历算的魔法让中国人折服，让中国人觉得：这个手术可以治好你的病，你的瘤子可以通过开刀割除。这在当时非常令中国人震惊。西方现代性的优越性就是这么进来并被中国人接受的。为了更为形象地让大家认识西方思想（宗教）如何通过器物影响中国的，在此，我特别引我的组诗《晚清笔记》中的一首，如下：
伯驾*
曾几何时，基督穿上科学的外衣来到帝国
天文就是那颗黑夜中的星辰呀，多年前吾皇
在汤若望*及南懷仁*的望远镜中见过。
后来，美国牧师伯驾来了，他决定放弃星象学、
几何学，甚至康熙欢喜过的地球测绘。
“传播福音的第一步，是对帝国进行医学启蒙。”
治好一个病人就等于割除一条迷信，
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医学是最有力的传教途径。
突破从眼睛开始。仅仅三个月，伯驾的眼科医院
在广州大捷。900多人被治愈，从摘除白内障
到切除肿瘤和脓包。伯驾忙得不亦乐乎。
如下一节是伯驾的现身说法：
当时我正打算下班，看见一个中国人牵着
他的女儿，迟迟疑疑地走进医院门。
乍一看去，他的女儿像长了两个脑袋。
太阳穴上隆起一个巨大肉包，
一直垂挂到下颌。一张脸悲惨地变了形。
伯驾立即手术。8分钟后，这个巨型肉瘤（直径
16寸，重1.25磅）便被切割，18天后痊愈出院。
接下来，伯驾迎来了更大的一场胜利。依然是在
广州，他为一言九鼎又含着难言之隐的林则徐钦差
绑扎了“害羞的”疝气带，林钦差的疝气终被治愈。
当此鸦片战争的前夜，疝气带递上了和平的一笔。
日月如梭……面对治病救人的成功，伯驾反陷入
绝望：“我已不再奢望有本事拯救这些人的灵魂了。”
不久，伯驾便抛弃了传教事业，出任美国驻华公使。
1856年，他甚至还敦促美国政府占据台湾
以期抗衡占据香港和新加坡的英国。
*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亦译作巴驾或派克。美国传教士、医生兼外交官、博济医院的创办人。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原名亚当·沙尔，德国科隆的日尔曼人。在科隆有故居，有雕像。在意大利耶稣会档案馆有他大量资料。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闯王、清等三个朝代。安葬于北京利马窦墓旁。雍正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一级正品）。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字敦伯，又字勋卿，1641年9月29日入耶稣会，1658年来华，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精通天文历法、擅长铸炮，是当时国家天文台（钦天监）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官至工部侍郎，正二品。著有《康熙永年历法》《坤舆图说》《西方要记》。 1894年，帝国迎来了甲午之战，这是很关键的一战，战败后，士大夫也好，民众也好，统治阶层也好，都认为器物不行了，看来我们还得在体制方面下工夫，这也就牵涉到了吾国的政治制度这一层面的东西了，也就是要推翻君主专制，要提倡西方的民主政治，走向共和等等。接着变革来了，辛亥革命发生了。革命之后还是不行，人们又议论纷纷，说这个革命既然无甚效力，大家再起来搞一次文化革命。
这文化革命（五四运动）很单纯，就是要推翻过去的思想，要反传统，要反偶像，要打倒孔家店，这一系列问题都提出来了。甚至后来的文革也是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思路。以上说的器物——制度——文化之现代性的进程，也是一般学者的普遍共识及论述方式。
但是，我今天想从另外三个方面来讨论，一是文化，二是政治，三是经济。我不是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我是从文化到政治到经济。这样讲吧，五四现代性（文化层面）下面所产生的诗歌，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新的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性方案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启蒙也好，救国也好，改造国民性也好，都是拯救的主题，唤醒的主题，还有所谓“大写的自我”的主题，当然也包括一些很浪漫的主题。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Democracy and Science，这两个东西，接下来我要以诗歌的实例来作专门的讨论（见后）。
到了第二个阶段——为什么说毛泽东现代性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呢？因为能够和五四现代性进行一个真正的两峰对举的时代应该是毛泽东时代，因为毛泽东时代使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学、文化等，呈现出了与过去迥然不同的面貌，简直可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现代性的方案以及其诗歌的呈现是很值得研究的，接下来，我将仍以诗歌为例（见后），从政治层面讨论毛泽东现代性（这是一种在整个西方现代性的论述之外所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现代性）。
如今，毛泽东现代性的思想遗产在西方仍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而我们基本上是在邓小平现代性启动之后已将其批判和放弃了。当然也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的（政治）现代性方案被邓小平的（经济）现代性方案——实现四个现代化——取代了，经济全球化伴随着诗歌全球化的愿景纷至沓来（见后），确实是这样一个情形，这是一个事实。
我今天要谈论的这三种现代性诗歌写作都离不开我上面说的三种现代性的不同观照。先说五四现代性在诗歌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吧。比如郭沫若，我们从中学时代就很清楚，郭沫若的诗歌是那种狂飙突进式的、浪漫的、呐喊的、直接说出来的、唯意志论的，即非常西化的。我在这里可以借用一下李怡教授的观点，李怡教授认为中国的诗歌是物态化的，西方诗歌是意志化的，如果我把他的观点援引进来，我们可以看到郭沫若的诗歌那种意志化的表现：尼采式的强人或者说惠特曼式的强人。这是一个很新鲜的形象，不仅仅是诗人所呈现出来的形象，而且这个文本所呈现的样子也很新鲜。在中国古典文学里，没有这种新诗的样式，我们中国古文不这样写诗，中国古典诗歌讲究的是温柔敦厚的诗风，以及“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诗意，自我或主体一定要藏在景物（客体）的后面，不能直抒胸臆。我们的古人已告诉我们最高的抒情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要融入到自然中去，你的自我不要那么张扬，要物我合一。所以说郭沫若的诗歌刚刚出现的时候，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我们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一种诗人形象呀。
除开郭沫若的那种自我之歌，我今天要讲的是五四现代性所呈现的另一种诗歌样子。这个样子我感觉前人没有讨论过。当然太阳下面并无什么新鲜事情，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那倒不一定，只能说在我目力所及，还没有看到有人讨论过我要说到的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即除了郭沫若的那种自我（民主自由）诗歌之外，还有“科学”之诗。我刚才说了五四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Democracy一个是Science，怎么在诗歌之中表现科学呢？我偶然之中发现了胡适之的诗，《一念》 [1]，一个念头。我读几行，你们马上就能感觉到它的科学性。他的一个念头怎么写？他说：“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这地球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换句话说，地球围着太阳转一圈，24个小时。他说：“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月亮又是怎么回事呢？他说：“总不会永远团圆。”这是月亮的情形。“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谈论的都是天文学，都是科学。地球有地球的环绕的轨迹，月亮有月亮的轨迹，大小的星球都有它的道路。然后他说，我还要笑什么呢？“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光波嘛。“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就是说我心头这一个念头，也比这个光波还要快速。“我这心头一念，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这是一个很具体很细微的写法，从竹竿巷跳到了竹竿尖。后面，又将这念头写到了江上湖上什么什么的，而且最后他说了，这个念头啊，“一分钟绕地球三千万转。”你看，一个念头，很厉害吧。现代诗的核心被胡适揭示出来了。什么是现代诗的核心呢？现代诗的核心就是“知性”，我们用英文来讲就是Wit，智慧。现代诗不是浪漫的抒情的，它的核心是知性的智慧的。从这首诗我们看到了作者的智慧，这首诗不是说它写得多好，而是它呈现了某种知性，它把一个念头和天文学和光学连在了一起，又让我们感觉到了它的科学性，以及相对性，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各有各的轨道。在五四那么狂热的风潮下面，我们发现确实如这个运动的关键词所说，它也包含着科学，我们刚才讲了，Science and Democracy是五四的精神核心，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刚好我们在《一念》这里发现了。另外，任何一种现代性，任何一个时代的诗歌都是多样化的，我不可能一一触及。我刚才讲的只是五四现代性中的某一个样态，即它的科学性。五四现代性在科学性或知性方面（从胡适的《一念》开始）必会结出一个硕果，哪一个人堪当此任呢？卞之琳。而他的诗，我还没有看见有人将其和胡适之的诗进行一个比较式的讨论。
卞之琳的诗是很知性的，很有科学性的。其科学性的呈现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相对性。相对性在卞之琳的诗歌当中是一个核心，譬如《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首诗就是一个典型的相对性论述，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都是关系，相互之间的关系。你在看风景，你又成了风景的一个部分，你在那里看风景，人家在窗户那儿看到你了。人和风景构成的风景是更好的风景。人生的风景就是这样在相对的关系中循环往复。不光是这首诗，你可以举出很多卞之琳的诗，都有这种相对性的思想。而这种相对性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知性，也就是五四所呈现出的一个关键词：科学。再比如说卞之琳的《圆宝盒》[2]这首诗也是谈相对性的。这首诗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大家觉得很难，很不好理解，圆宝盒就是一个小盒子，他说天下所有的色彩都可以在这个圆宝盒里面，万千的宴席在这个圆宝盒里面，所有的理念（idea）也在这圆宝盒里面，这个圆宝盒它可以很小，挂在耳边，也可以大得无边。谈的仍是相对性。还有一首很出名的诗，被人谈得很多的，又是谈相对性，《距离的组织》 [3]，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距离的组织”，名字就像相对性，而且《距离的组织》写了很多注释，它的注释全是关于这首诗的相对性的问题。我们还不谈他的诗，我随便谈一条注释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他这个诗的开篇是这样的：“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罗马衰亡史》是一本书；“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一来就是相对性。他自己作的注释也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个地方涉及的是时空的相对关系。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罗马衰亡史》这本书是前人写的，是古人写的一本书。那么罗马灭亡星呢，是他刚刚在报纸上面看到的一个天文学的情形，就是1934年的情形，他在《大公报》上看到有一颗星，一个罗马灭亡星出现了。你看，这不就涉及到时空相對关系吗？下面还有涉及到什么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关系等等。 我们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五四现代性，就是“文化”现代性，而这个文化现代性呢，我选择的是从“知性”、从科学这个面向来讨论的。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现代性，即毛泽东现代性。这个本来也是一篇大文章，一个大题目。毛泽东现代性也就是政治现代性。它是以什么样子来呈现的呢？我想，最核心的一个呈现是关于共产主义的焦虑，或者说乌托邦焦虑。由于有这样一个焦虑的出现和逼压，所以才会出现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想很快地赶上英美呀，很快地实现共产主义呀，速度非常快，有点疯狂，这是乌托邦的梦想，一个乌托邦的焦虑。在这个焦虑下面会出现什么样的文学、诗歌呢？换句话说，毛泽东时代的诗歌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汪晖认为毛泽东现代性是在整个西方之外发展，在西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之外另起炉灶，重新发明出来的一种现代性，其中包括第三世界及三个世界的划分。在此我多说两句，黄仁宇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治国理念方面提出过一个区分，很有意思，也很准确。他说国民党走的是上层路线，共产党走的是下层路线。毛泽东的整个现代性方案是要唤醒工农；而国民党是要唤醒上层，资产阶级等等。唤醒工农这样一个表述，在毛泽东的诗歌之中最能反映，如：“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另两行诗，“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两句诗最能够表现出什么呢？他的雄心，他的现代性的雄心。人定胜天，人可以战胜自然，雨都可以随着我的心翻作浪了，青山可以化为桥，架设桥梁嘛。这也是关于唤醒工农，启动大众，搞人海大战，不走精英路线，坚持一种民粹的、平等的、平均的这样一个理念。同样的理念在卞之琳的诗歌中也有表现，你看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写于（20世纪）50年代，《向水库工程献礼》 [4]。“奔水库先投人海——”人海战术，肩挑啊，大家去挖水库。“荒山口蓝涛汹涌！ /千家万户人都来/是百川归海的行动。/摔脱了大衣抓扁担，/人海里洗一个风沙澡。/给水库献上一滴汗， /喜悦的心跳像鱼跳。”写得很好，你看他就写出了新中国的一个面貌，大跃进式的，而修水库应该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亮点，一个美学亮点。从社会主义宏大美学的角度来论述也是可行的。这万人修水库就相当于我们全民炼钢，我们全民打麻雀，因为毛主席说要除四害嘛。全民打麻雀全世界震驚，这是唯一震惊全球的极端超现实主义事件，“美学事件”，一个行为艺术，西方一些艺术家就这样来读解，当然这是一个误读，我们不管它。但是这些行为的确可以转换成文学和艺术。如果没有毛泽东现代性方案的论述，就不可能出现这些文学，我们也不可能将修水库欢呼为“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作桥。”
另外，毛泽东的语言之中有他独有的辩证法句式。“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种毛泽东式的辩证法句子层出不穷。这种辩证式的写法，我们可以在北岛早期最著名的诗歌当中找到，那是典型的毛泽东式的写法。这正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唐朝有唐朝的文学，宋朝有宋朝的文学。毛泽东时代有毛泽东时代的文学，邓小平时代有邓小平时代的文学，今天有今天的文学。你不能说哪个时代的文学就好，哪个时代的文学就差，文学必然是应运而生，我认为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朦胧诗也好，北岛的《回答》也好，它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强力之音。《回答》一开篇就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种造句形式是一个典型的毛式辩证法句子。这种句子或更简单的辩证法，我们在食指的《命运》（写于1967年）劈头二行中也有领教：“好的名誉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
诗歌写作（专指现代诗歌写作）中，句子的书写（专指句法）是最重要的（而古诗写作词法更重要）。法国诗人瓦雷里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写诗，我从不思考词，我只思考句子。”的确，一个句子，你这样摆布就是诗，你那样摆布就不是诗，怎么处理句子？譬如这个句子本来是一个哲学论述的句子，或者说科学论文式的句子，但经你一番重新摆布，就成了诗句了。所以说句子很重要。“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什么，就是什么”是很典型的毛式句构。这个句构是时代所能够提供给北岛那一代诗人的。
除此之外，在毛泽东现代性的论述方案下，诗歌还呈现出什么其它样子呢？英雄的样子，即英雄主义、英雄色彩、英雄性。关于英雄，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我们都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它不断地要去塑造英雄，塑造了很多英雄。从八个样板戏开始都是塑造英雄，对英雄着迷，通过英雄唤起民众。顺势而来，我们在“朦胧诗”中可以感受到它的英雄情怀，可以一睹多多所说的“诗歌大英雄”这一抽象形象。而后面的诗人就要反英雄了，邓小平时代不要英雄，要回到人。因此出现了韩东《有关大雁塔》，出现了于坚《罗家生》，平常的人，普通的具体的人。英雄退场，更没有什么大英雄。（讨论见后）
仍续说诗歌英雄之姿，英雄关乎杀伐、关乎斗争。而斗争哲学又是典型的毛式哲学。毛泽东提倡阶级斗争，他很年轻的时候写过几句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文化大革命时，另一句毛式豪言更是惊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种绝决的斗争之姿也可以在《回答》当中看到它的反射：“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这不仅是一个英雄的姿态，同时也是斗争的姿态。这样讲吧，英雄姿态，斗争姿态，辩证法姿态，这三个姿态构成了早期朦胧诗的部分姿态，也构成了朦胧诗文本的部分形象。
去年夏天我在川大作过一个讲座，题目叫“从《白夜》到《雨夜》，一种新抒情主义的产生”，就是从两首诗来讨论一种新的抒情主义。《白夜》是前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写的一首诗。《雨夜》是北岛写的。这里不谈《白夜》，只说《雨夜》。
从《雨夜》这首诗，我们已看到了一个英雄的形象，他是斗争着的。但这首诗后来却被美国汉学家，唐诗专家宇文所安批评过，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批评北岛[5]，通过对北岛诗歌的一个英语翻译文本的讨论来批评北岛，说北岛的诗故意向西方出售被迫害的诗人形象，他觉得这是不好的。北岛诗中一些感伤情调，他说是滥情，是完全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写作规范的。总之，他认为北岛的诗歌和中国古诗背道而驰，在北岛的诗歌中没有发现中国古诗的传统，所写之诗不像中国诗。为此，他还专门以北岛的《雨夜》作为例子，来进行批评。 《雨夜》这首诗其实是一首抒情诗，只是这首诗写到了革命，写到了坐牢，写到了散步，所以很特别。它表面上好像是在写爱情，但是它把恋爱升华成一种革命。革命加恋爱的主题并不是北岛的发明，革命加恋爱的主题早在30年代左翼文学中就很泛滥，“革命加恋爱”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恒常的引人注目的主题，刘再复的女儿刘剑梅的博士论文专门写革命加恋爱这个主题，论文是用英文写的，翻译的中文版也出版了。北岛的《雨夜》虽是革命加恋爱的主题，但北岛的主题的背景是毛泽东时代，或者放在文化革命这个语境中来辨认也无问题。他的诗是在这样一种毛泽东现代性下呈现出来的形象，宇文所安说写得不好，是因为他对那个语境陌生。但我在想，另一个美国学者——杰姆逊——很可能就会激赏。他专门研究第三世界的文学（第三世界文学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学），他发现第三世界的文学和西方文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什么不同？第三世界的文学多半呈现的是民族寓言。民族寓言是什么呢？以鲁迅为例来讨论，鲁迅的《阿Q正传》，鲁迅的《狂人日记》，如果让对中国的背景不了解的西方人来读这个作品的话，他们就会将其用作精神分析的病案讨论，绝对不会上升到其他有关隐喻的高度。从杰姆逊的“民族寓言”推之，《狂人日记》中的“吃人”，实际上是反映中国的文化传統是一个吃人的传统，他在影射，他在拔高另外一些东西。这就上升成为一个民族寓言。第三世界的文学“公”和“私”是不分开的，艺术和政治也是不能分开的，它必须有一种暗示，强烈的指向，它讨论的“吃人”不是简单的普通的病人（狂人），而是要上升到民族的危亡这一层面，正是在这一点上，第三世界的文学力量比西方文学强大。西方艺术和政治一般要分开（也不是说绝对要分开），公和私要分开，这样一来它的力度，它的power就没有第三世界文学那么强。我们如果按照杰姆逊的思路反过来讨论北岛的《雨夜》这首诗，也应作如是观。此诗前面是谈两个人在散步谈恋爱，第三段马上上升：“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决不会交出你/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每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 /唤醒记忆”。小窗就是铁窗、监狱，我宁可坐监狱但是我不会出卖你。当然，你现在如果让北岛朗诵这些诗，让他谈论这些诗，他或许会不好意思，毕竟早已事过境迁，但是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理解这首诗就应把它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还原到毛泽东时代，还原到文化革命，总之，还原到具体的语境中来讨论这首诗。这样，年轻一代也能感觉到毛泽东现代性带给我们那代人的力量，以及提供给我们的英雄之姿、斗争之姿、辩证之姿。
下面，我顺便稍稍岔开一点点，谈谈“散步”，因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想或许对细节有兴趣的同学也会觉得有意思。
《雨夜》这首诗写了很多漫步，在雨夜漫步、谈恋爱，然后才开始升华，开始幻想明天早上要被捕，被抓到监狱里面去。我在我的一本书《左边》里面，专门讨论了走路，而且我每每会把北岛的诗歌拿来与前苏联诗歌进行比较，为何？因为前苏联诗歌所呈现的现代性和中国的大的语境很相近，中国诗歌更受他们的影响。关于散步，布罗茨基在《小于一》当中专门谈到了，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自己单独使用的房间，我们的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和谈话。”前苏联这个“谈恋爱”的范式很有意思，走路、散步、谈话、恋爱，简直可以写成一部社会主义恋爱专书。在北岛的诗中也是走路和散步，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再去追踪我们的古诗，在陶渊明的诗歌中也看到这种散步，但是它不是恋爱，比如“袭我春服，薄言东郊。”这首诗叫《时运》，就是说我要徒步行走在山水之中。这种流连忘返于山水的情怀对美国山水诗人很有影响。有个很著名的美国诗人Gary Snyder（加里·斯奈德），现在八十多岁了，他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仿陶潜”[6] 。“我要穿上我的靴子，和旧牛仔裤”，hike across Tamalpais，上山、徒步。文化革命有红卫兵串联，也是通过徒步来完成。布罗茨基谈到了这一点，北岛也谈到了这一点，通过散步来完成某种诗性。我只是稍微荡开一点点，就不谈这个问题了。
下面我们来到第三种现代性，即第三个时代（邓小平时代）的诗歌风貌。邓小平现代性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经济现代性下面的全球化召唤。邓小平现代性是不是对五四现代性的一个回归？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但是我想二者应该是有区分的。因为在邓小平时代出现了全球化特征，而在五四时代是没有全球化这一说法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邓小平打开了毛泽东时代曾经关闭的国门，开始了对西方的拥抱，对西方的接受。一夜之间，西方的各种观念，各种书籍，各种文化，各种思潮，服装，食品……全部涌入了。这个改变是非常大的，在诗歌方面也呈现出完全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诗歌样子。总体来讲，辩证之姿、斗争之姿、英雄之姿，这三个毛泽东时代的诗歌特征开始退场。
首先对英雄进行消解的是韩东的《有关大雁塔》，这首诗被认为是年轻一代的诗歌宣言，是对英雄彻底的否定，中国古代文人有一种登临情怀。登临，然后赋诗，然后缅怀，大雁塔就是一个登临之地。韩东登上去之后，他发出的诗歌感慨是什么呢？他说：“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第一句就显出消解之姿。有关大雁塔的历史，说起来真是太漫长了，从唐代开始说起，从玄奘取经开始说起，从佛教昌盛的初始阶段开始说起。而且有关大雁塔，“朦胧诗”当中有一个诗人叫杨炼，他也写了一首《大雁塔》，感兴趣的读者完全可以把两首大雁塔拿来作一个比较。杨炼的《大雁塔》是一个典型的英雄的大雁塔，传统的大雁塔，文化的大雁塔，或者简单地说是一个不断做加法的大雁塔。而韩东的大雁塔则是不停地做减法。对于大雁塔，按照韩东的说法，我不懂它的历史，也不管它的传统，有关大雁塔我能知道什么呢？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登上去，看两眼，然后就下来了。下来我就回到寻常百姓家，“然后下来/走进这条大街/转眼不见了”，就完了，结束了。当然也有有种的，有种的就从大雁塔上跳下去，摔死，“也有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那就真的成了英雄”。这样的诗和朦胧诗完全不同，它是平凡的诗，写的是平凡人，再不写什么英雄了，是反英雄的。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个新的气象，毛泽东时代在塑造各种英雄，邓小平时代把英雄降下来，让人回到人本身，这也是邓小平现代性方案中的一个亮点。邓小平不搞超人哲学，超人哲学是属于毛泽东时代的，雷锋就是一个超人，还有工业方面也出现一个超人，铁人王进喜。这个人都是铁人了，这个人当然是超人，有点像如今美国大片中的钢铁侠，真此一时彼一时也。所有毛泽东时代塑造的超人，塑造的英雄，北岛最后给他们作一个总结，那就是成为第一千零一名挑战者。在大雁塔上，韩东迎战了“回答”式的英雄人物，那也是毛泽东时代的英雄人物，他们在相互问答，最后一次问答结束了，新英雄产生了，这个新英雄是个平凡人，他在大雁塔上看了一眼就下来了。再说一遍：这正是邓小平时代的一个亮点。 邓小平时代的诗歌风貌也是很丰富的，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形象看出邓小平现代性方案中中国诗歌的姿态。西川早年写的一首诗，《在哈尔盖仰望星空》[7]，哈尔盖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地方，发音听上去比较有异国情调。这首诗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作者对西方的仰望。因为在这首诗的结尾，突然出现这么两句，诗人写了他自己的形象：“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很神圣，这种神圣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写得非常富有西化的神性。我们可以从这儿看到年轻的一代在追赶西方，拥抱全球化的姿态，诗歌就是它的呼应。我们可以把西川的诗人形象放在邓小平现代性论述的场景当中来观看，西川的写作和韩东的写作有截然不同的样子。
我们再来看看海子，海子有一个非常全球化的诗歌雄心，这在西川的《怀念》一文中可见其详，西川说海子想建立一个“东起尼罗河，西达太平洋，北至蒙古高原，南至印度次大陆”这么一个巨大的诗歌版图，海子要在这么大的诗歌版图上建立他的诗歌帝国。他要成为文艺复兴式的诗歌巨匠，这是他的雄心。他既是古典的，又是浪漫的，同时还是象征的以及超现实的， 总之，所有的人类所能提供的诗歌技艺他都要掌握，都要在他写作的诗歌当中呈现。
在诗歌技术上中国诗人怎么向西方学习呢？例子太多，仅举一例，即一首海子的小诗，《抱着白虎走过海洋》，单凭这个诗的题目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首诗的异质性。我来读前面两句，你们就可以感受到了：“倾向于宏伟的母亲/抱着白虎走过海洋”。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西方式超现实主义的技法。这两行诗唤起了一个图像，一个画面，这个图像和画面就是西班牙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画，《内战的预兆》。达利经常画一些老虎，很古怪，冲下来，好像要吃人。海子这首诗，起头两句完全可以画成一幅画，而且这个画面是惊心动魄的：一个母亲，怀里抱着一头白色的老虎在大海上走。这样一种诗歌的写法，你在郭沫若的诗歌中是看不到的。这是一种很意象的写法，又很超现实，同时也很梦幻。
超现实写法有几个特点，第一，书写潜意识，之前的诗人一般不写潜意识，因为潜意识太混乱、不着边际、茫茫无边；第二，超现实提倡写梦境；第三，超现实提倡自动写作。超现实的写法，运用得好的时候会让人惊艳，但是不好的时候就可能鱼目混珠。诗人可以胡乱写诗，然后说是超现实的写法；画家画不好画，也说是超现实，这样不行。所以要检验一个人手艺之高低，要先看他的传统技艺好不好，传统的功夫好，才可以超现实。超现实和禅宗也有很多相同的部分，禅宗有很多公案就是超现实的。比如什么是佛法？师父告诉弟子：逢佛杀佛逢祖杀祖，杀就是佛法。一根麻绳，三斤重，这就是佛法。但是按我们的理解，这个是胡说。超现实就是这样。但是超现实也常有很精彩的亮点，比如“倾向于宏伟的母亲/抱着白虎走过海洋”，这个闪光点就很刺目，一个突然的、梦幻一样的闪光。这个是西方的诗歌技术，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这样惊艳的超现实的写法吗？我后来也看到了，比如黄庭坚有一句诗：“ 谢公文章如虎豹，至今斑斑在儿孙。”谢公写的文章美丽得像老虎和豹子的斑纹一样，这样的诗句真是漂亮且掷地有声呀。
注释：
[1]胡适《一念》：“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会永远团圆/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我这心头一念/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忽在赫贞江上，忽在凯约湖边/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地球三千万转！”
[2]卞之琳《圆宝盒》：“我幻想在哪儿（天河里？）/撈到了一只圆宝盒，/装的是几颗珍珠：/一颗晶莹的水银/掩有全世界的色相，/一颗金黄的灯火/笼罩有一场华宴，/一颗新鲜的雨点/含有你昨夜的叹气……/别上什么钟表店/听你的青春被蚕食，/别上什么古董铺/买你家祖父的旧摆设。/你看我的圆宝盒/跟了我的船顺流/而行了，虽然舱里人/永远在蓝天的怀里，/虽然你们的握手/是桥！是桥！可是桥/也搭在我的圆宝盒里；/而我的圆宝盒在你们/或他们也许就是/好挂在耳边的一颗/珍珠——宝石？——星？”
[3]卞之琳《距离的组织》：“ 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报纸落。地图开，因想起远人的嘱咐。/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茫了。/（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吧。）/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哪儿了？我又不会向灯下验一把土。/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好累呵！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 ”
[4]卞之琳《向水库工程献礼》：“奔水库先投人海——/荒山口蓝涛汹涌！/千家万户人都来/是百川归海的行动。/摔脱了大衣抓扁担，/人海里洗一个风沙澡。/给水库献上一滴汗，/喜悦的心跳像鱼跳。”（1958）
[5]详见宇文所安《北岛：什么是世界诗歌？》，1990年11月19号《新共和国》杂志（The New Republic），洪越译，田晓菲校订。
[6]Gary Snyder《仿陶潜》“‘时光荏苒，不复返，/春天的这个清晨寂静而庄严。’/我要穿上靴子和牛仔裤/徒步翻越塔玛巴斯山。/大雾沿着海岸浮漫，/一个小时，然后消散。/有风，自海上迩来，/掠过春草的群山。 After T’aoCh’ien “‘Swiftly the years， beyond recall；/Solemn the stillness of this spring morning.’/I’ll put on my boots & old levis/&hike across Tamalpais./Along the coast the fog hovers，/Hovers an hour， then scatters./There comes a wind， blowing from the sea，/ That brushes the hills of spring grass.
[7]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听凭那神秘的力量/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像今夜，在哈尔盖/在这个远离城市的荒凉的/地方，在这青藏高原上的/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马群忘记了飞翔/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我成为某个人，某间/点着油灯的陋室/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