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教育的审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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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活动是在有限时空内传递有限知识,知识的选择性显得尤为重要。在“什么被视为是值得传递下去的经典”问题上,蕴含的是对经典的判定,对教育功能与目标的设定,对学生成长方向的预期。从诗词教育现实看,学校诗词教育培养着学生的审美趣味,调控着学生的社会情感。诗词不仅仅给学生留下了自由想象的空间,更给教育活动中的解读者留下了广阔的解读空间。相比语文教育中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而言,诗词言简却旨远,其大片的书写空白留给人们无尽的想象空间。诗词是至纯至美的文学样式。诗人与词人用精炼、形象的语言和富有音乐美的韵律,借助丰富想象与优美意境表达着他们的深邃思想与细腻情感。诗人艾青说,诗歌“给思想以翅膀,给情感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使流逝变幻者凝形。”诗词的特质之一就是“诗意”。在文学经典教育中,究竟应秉持何种立场,建构何种经典?对比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诗词教育文本,引发着人们深入思考文学经典教育的方向。
  我国台湾地区“国立”编译馆编写的“国文”教科书(1983、1994、2000年版)中,古典诗词数量远远多于新诗数量。本研究对台湾地区“国文”教科书诗词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这3套教科书中,古典诗词共有60余首。其中2000年版“国中”教科书有15首古典诗词(其中,10首诗词已经入选1983、1994年版教科书)。因此,为了能完整地研究“国中”与高中教科书古典诗词选择情况,本研究仅分析1983、1994年版“国中”与高中“国文”教科书,而暂不分析2000年版“国中”“国文”教科书。另一方面,3套教科书中,新诗仅有14首(其中“国中”教科书中有12首,高中教科书中有2首),有鉴于此,本研究集中对1983、1994、2000年版“国中”“国文”教科书中的新诗进行分析。
  一、台湾地区“国立”编译馆1983、1994年版2套“国文”教科书古典诗词选择特点与启示
  通过分析1983、1994年版的2套“国文”教科书中的古典诗词可以发现,台湾地区的教科书古典诗词选篇与大陆教科书古典诗词选篇有不少共同之处。首先,台湾地区“国文”教科书也将杜甫、李白诗歌作为诗词选择的重点。从数量上而言,这2套“国文”教科书中杜甫与李白的诗歌篇目与入选次数最多——分别为4篇与6次。其次,台湾地区诗词选篇所涉及的主题也非常丰富,如思乡、怀人、自然生活、战事、才智未酬、传统品质等主题的诗词均有所涉及,个人性情感与社会性情感都受到重视。
  但是,从上表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的教科书古典诗词与大陆教科书古典诗词选择还存在一些不同之处。第一,就诗词数量而言,与大陆语文教科书偏重于社会性情感所不同的是,台湾地区“国文”教科书中表达个人性情感的诗词略多于表达社会性情感的诗词(分别为33首与25首)。可见,台湾地区教科书将个人性情感置于与社会性情感相同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从而有利于培养学生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性情感。第二,就诗词主题而言,台湾地区的教科书中诗词情感更加平和,较为远离过于强烈的情绪表达。在表达个人性情感的诗词中,可以体会到生活的安详与恬淡。例如,冯延巳的《鹊踏枝(谁道闲情久抛弃)》细腻描绘了内心愁绪。王维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描写了辋川的秋景,以及诗人与裴迪的闲居之乐。翁森在《四时读书乐》中,把一年四季都视为读书的好时光,勉励人们勤奋读书。
  鹊踏枝
  冯延巳
  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
  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
  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王维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四时读书乐春
  翁森
  山光拂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
  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
  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表达社会性情感的诗词,尽管描绘了古代社会动荡与腐朽的现实,但相比大陆教科书中诗词,更少了一些对黑暗社会极度激愤的强烈情感。以杜甫诗歌为例,人民教育出版社4套语文教科书中均选择了杜甫的《石壕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2首诗歌表达着极其强烈的对黑暗社会的憎恨和对劳苦大众的同情。而台湾地区“国立”编译馆的2套“国文”教科书中均选择了杜甫的诗歌《赠卫八处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2首诗分别表达了对知交的怀念和收复失地的愉快心情。相比而言,台湾地区“国文”教科书中诗词传达的社会性情感更为温和。又以《诗经》选篇为例,大陆教科书中多次选择了《伐檀》《硕鼠》《无衣》等反映统治腐朽、战争无度、人民受尽剥削压迫的诗词,而台湾教科书中选择了《蓼莪》这首悼念父母恩德,抒发失去父母的孤苦和未能终养父母的遗憾的孝思之作。此外,在社会性情感中,台湾地区“国文”教科书还注重传达诗歌中的传统品质。教科书选择了表达中国人传统“孝道”的诗歌——《慈乌夜啼》《蓼莪》《燕诗示刘叟》。这些诗歌对于“孝”的表达,令人唏嘘与动容。
  慈乌夜啼
  白居易
  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
  昼夜不飞去,经年守故林。
  夜夜夜半啼,闻者为沾襟。
  声中如告诉,未尽反哺心。
  百鸟岂无母,尔独哀怨深。
  应是母慈重,使尔悲不任。
  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
  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
  慈乌复慈乌,鸟中之曾参。
  蓼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总之,在古典诗词选择方面,我国台湾地区教科书保持着对表达个人性情感与社会性情感的诗词的共同关注。所选诗词的社会性情感不是强烈的政治取向,不是激愤地控诉,而是较为平和的情感表达。此外,台湾地区注重传统精神的特点也在诗词选择中有所反映。由于古典诗词很大程度上是在“诗以言志”的传统下发展的,因而台湾教科书所选择的古典诗词在“卸重”方面表现不是很明显,古典诗词仍然承载着一定的社会价值、政治价值和传统文化精神。   二、台湾地区“国立”编译馆1983、1994、2000年版3套“国中”“国文”教科书新诗选择特点与启示
  与古典诗词相比,新诗已经逐渐摆脱了“诗以言志”的传统,教科书中新诗的“卸重”具有更大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教科书中的“战歌”与“颂歌”类新诗相比,台湾地区“国立”编译馆编写的“国中”“国文”教科书中的新诗选择可以给人们的一些启迪。
  我国台湾地区“国立”编译馆编写的3套“国文”教科书中的新诗选篇并不多,共有14首,而其中12首诗歌都出现在“国中”教科书中,即上表所列。尽管教科书中的新诗数量不多,却初步展现了台湾地区“国文”教科书内容选择的价值取向。如果说“国文”教科书中,古典诗词的选择还延续着言志的传统,反映社会状况、传达诗人抱负,那么,教科书中新诗的选择已逐渐远离言志传统,较多表达个人性情感。台湾地区“国中”“国文”教科书中新诗选择的特点如下。
  第一,从总体上看,“国文”教科书中的新诗偏重于传达个人性情感,情感细腻真挚。教科书中选择了抒发对大自然的感情、流淌个人细腻思绪的新诗,同时在新诗选择时也不忘对学生的积极教育意义。例如:
  描绘宁静夏夜
  “夏天的夜就轻轻地来了/低声地歌唱 溜过弯弯的小桥/只有夜风还醒/从竹林里跑出来/跟 提灯的萤火虫/在美丽的夏夜里愉快地旅行”
  ——杨唤《夏夜》
  表达思念情愫
  “你住的小小的岛我正思念/……/小鸟跳响在枝上,如琴键的起落/那儿的山崖都爱凝望,披垂著长藤如发/那儿的草地都善等待,铺缀著野花如果盘/……/要不,我去了,我便化做萤火虫/以我的一生为你点灯盏”
  ——郑愁予《小小的岛》
  对青年的警醒
  “青春时/我是盲目的射手/自负有千万只箭/就无的放矢/自以为豪放/终于/射尽了囊中之箭
  中年时/我已百发百中/更发现无数更好的目标/可惜我已无箭可射/只惆怅地看一群拙劣的射手/-----浪费力气!
  当我老迈时/啊!/我看见我鬓发皆白/正以老花的眼/颤抖的手/捡一根枯干木棒/梦想削成青春之箭……”
  ——梁云坡《射手》
  第二,“国文”教科书中新诗选择的变化特点:越来越注重诗歌的文学性特点与诗歌的教育意义的结合,而且,这一教育意义更偏向于对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意义。2000年版“国文”教科书中的新诗选择,更加适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成长需要。从这3套教科书中同一诗人入选作品的变化可以管窥教科书的这一变化特点。3套教科书中共选择了6位诗人的作品,其中只有蓉子、余光中2位诗人的作品在3套教科书中均有出现。蓉子的作品为《只要我们有根》(1983、1994年版)、《伞》(2000年版)。余光中的作品为《鹅銮鼻》(1983年版)、《一枚铜币》(1994年版)、《车过枋寮》(2000年版)。从诗歌主题来看,蓉子与余光中入选教科书的诗歌越来越偏向于生活情感与个体感悟。例如,《只要我们有根》是鼓舞士气的作品,而《伞》则表达了作者宁静怡然的情怀,诗风更加细腻与纯净。《一枚铜币》关注宏观世界,而《车过枋寮》则以清新活泼的笔触,咏唱乡土。
  “一柄顶天/顶着艳阳顶着雨/顶着单纯儿歌的透明音符/自在自适的小小世界
  一伞在手,开阖自如/阖则为竿为杖,开则为花为亭/亭中藏着一个宁静的我”
  ——蓉子《伞》
  “雨落在屏东的香蕉田里,/甜甜的香蕉甜甜的雨,/肥肥的香蕉肥肥的田,/雨落在屏东肥肥的田里。/雨是一首湿湿的牧歌,/路是一把瘦瘦的牧笛,/吹十里五里的阡阡陌陌。”
  ——余光中《车过枋寮》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我国台湾地区“国中”“国文”教科书中的新诗富有生活气息和人文情怀,尤其是2000年版的教科书。与之对比,大约同一时期,大陆教科书中的新诗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初中语文教科书中所选择的新诗共有12首,其中,《天上的街市》《静夜》《黎明的通知》《回延安》《色彩》《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雨说——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儿童而歌》《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乡愁》(余光中)这9首诗主要以社会性情感为主,表达了对革命战争的胜利信心、对黑暗旧中国的批判、对延安和新生活的歌颂等主题。仅有3首诗——《纸船寄母亲》《我是一条小河》《乡愁》(席慕蓉)表达了关于爱情、亲情、生活等方面的个人性感情。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大陆教科书中的新诗,仍负载了沉重的政治价值,利用诗词教育对学生进行政治、历史情感的培养。台湾地区的教科书中的新诗相对更加生活化,多表达个人性情感。
  三、敞亮与卸重的经典:隔岸诗意的启迪
  台湾地区“国立”编译馆编写的“国文”教科书并非绝对完美,它也曾受到当地研究者的批判。而且,台湾地区的“国文”教科书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教科书内容选择也存在不合理之处。这里以台湾地区的教科书诗词选择为例,并非是将其作为大陆教科书内容选择的标准,而是希冀从其值得借鉴之处得到一些启迪。
  第一,有选择地更新教科书内容,建构新的经典,就应敞亮多种经典,为经典卸重。
  诗词表达着作者丰富多样的情感,教科书中的诗词,应从多个角度展现这些丰富的情感,敞亮而非遮蔽学生的视野。敞亮多种情感与艺术魅力,从而为诗词经典教育卸下重负。当然,卸下重负并不意味着抛弃具有价值负载的诗词。“有诗人认为,诗对一切社会现实人生的关照是一种桎梏与束缚,诗在他那里变成了一种‘私人’的任意和乖张的自我张扬,把诗当成纯个人的玩物,使诗词走向平庸……现代诗词创作中,为了突出现代性,人性人情的描写往往抽去了社会的精神内涵,抛弃了中华民族‘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特点,不合国情,也是无法让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的。”[1]总之,教科书中诗词的敞亮与卸重,追求的是价值、情感与审美的和谐统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诗词应当“载”什么内涵才能发挥兼顾学生成长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
  第二,建构经典,应坚持双重基本价值。
  建构经典并非随意的个人行为,而是坚持“经典”的“基本面”的审慎行为。尽管经典并非客观的、固定不变的,它是一定时期的人们为自己的时代所选择、确立的结果,但是,经典并不是完全主观任意的结果。只有具备一些基本价值内涵的作品,才能成为经典。经典化的过程,是对已具有某些基本价值内涵的文学作品的进一步筛选。而“基本价值”在不同的领域,其内涵有所差别。就教育领域而言,经典的基本价值在于对学生的教育意义,即对学生的心灵、思想成长所具有的正面影响。因此,建构作为教育内容的诗词经典,就必须坚持双重基本价值:作为教育内容的诗词的基本价值与作为文学的诗词的基本价值。教育的基本价值,决定着进入教科书作为教育内容的诗词,必然具有价值负载;文学的基本价值,决定着教科书中的诗词,应当是在文学形式和内容方面都颇为优秀的作品。概言之,通过教科书建构的经典,既应是具有文学艺术魅力的作品,也应是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
  第三,敞亮与卸重教科书中诗词经典,从具体操作策略而言,路径在于:选择更富有生活气息的诗词作品,增加抒发平和、自然情感的诗词,减少抒发强烈政治革命情怀的诗词。通过诗词教育,使学生体会到生活的自然恬淡,体会到情感的丰富与细腻。因此,为诗词经典卸重,根本途径在于使诗词教育回归到情感与审美体验层面,使语文教育回归到培养人的人文情怀层面。每个个体鲜活灵动的成长,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教育理念的这种转变,才能真正为诗词经典教育卸重,也才能培养出促进社会发展的成员。
  参考文献
  [1] 张同吾.诗歌的审美期待.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刘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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