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读《书屋》2008年第9期刊发的彭兴先生《李时珍的“脑为元神之府”说源出西洋医学》一文，作为一名医学文化的追寻者，我被彭兴先生文中的几个观点深深震惊。对此，我谈几点不同的看法。
一、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没有人体解剖和“脑主神明”说的观点是错的。彭兴先生在文中说：“无论是中国或外国，只要是古代社会，由于严令禁止人体解剖，所以就绝不可能产生‘脑主神明’说的……西欧在文艺复兴后就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体解剖学首先得到了发展，继之而起的便是生理学和病理学的初步繁荣，于是才有了‘脑主神明’说。”显然，彭先生提出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没有人体解剖和‘脑主神明’说”的概念。然而，历史的真实并不是像彭文所说的那样，事实上，西方传统医学在人体解剖上源远流长，“脑主神明”说更是西洋医学一贯的理论。
先谈人体解剖的历史。意大利医史学家卡斯蒂廖尼在他的著作《医学史·古代希腊的医学》中说：“阿尔克翁约生活在公元前五百年，与毕达哥拉斯同时……传统的说法认为他是第一个实施解剖的人。”英国人罗伊·波特主编的《剑桥插图医学史》中记载：“……两名希腊医生和科学家几乎同时于公元前二百八十年开始研究人体的内部结构。希洛菲利仔细研究了人体器官的排列，并给十二指肠和其他解剖结构命名……埃拉吉斯拉特解剖了大脑，试图解释运动和感觉是怎样产生的……”上述两人所述，都是发生在两千年前上古的事情，当然是“外国的古代社会”，也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人体解剖。而美国史学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也认为现代人体解剖是从十三世纪开始的。他在《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一书中，说在公元1238年，神圣罗马皇帝腓特列二世（1194—1250）下令萨莱诺医科大学每五年进行一次公开的人体解剖。可以说，尽管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分水岭，但两者之间的学脉特别是在人体解剖上，是相承相贯的。
再说“脑主神明”。“脑主神明”说的源头在哪儿？是不是彭先生所说的“文艺复兴后才有了”？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西方传统医学理论中“脑主神明”说由来已久。卡斯蒂廖尼在谈及古代希腊的医学时说：“……按照阿尔克翁（公元前五百年）的说法，感觉的部位和智慧的中心不是像以前所说的在于心，而是在于脑。”他在《医学史·希腊医学的黄金时代》中说：“脑是思想和意志的中心，希波克拉底学派几乎一直认为脑是一个腺体，是聚集从身体来的过多液体的地方，并认为脑是感觉的中心，视觉是瞳孔上形成的形象，耳骨把听觉传达到脑。”
在谈及罗马医圣盖伦時，卡斯蒂廖尼又说：“（盖伦）认为身体只不过是灵魂的工具……灵气是生命的要素……‘动物灵气’位于脑，是感觉和动作的中心……他认出了十二对脑神经中的七对，并区别了脑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事实上，他对于脑的大部分的大体构造的了解，和我们今天一样”（《医学史·罗马医学》）。这样看来，“脑主神明”不是文艺复兴之后的产物，其理论之根深扎在希波克拉底医学和盖伦医学的土壤里，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着西方医学，是中世纪之前的医学思想的结晶。
二、现代人体解剖学的奠基人维萨里并非惨遭杀害。彭文中说：“伟大的解剖学家维萨里（1514—1564）因不容于教廷，终于惨遭杀害，令人惋惜。”这又是一道硬伤。事实上，维萨里死于海难，许多医学史籍记载了这件事。事情的大致过程是：
1543年8月，维萨里的《人体构造》一书出版之后，由于该书对人体解剖的真知灼见，使人体与灵魂一体的宗教观念受到冲击，于是，实力强大的教会和医界联起手来，他们指责维萨里违背了《圣经》，是科学的叛徒和人类的罪人。从此，维萨里被迫放下解剖刀，躲进王宫做起了御医。但是，教会仍然充分发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对他穷追猛击。终于有一天，一个人指控他解剖活人，说看见他打开一位西班牙贵族的胸膛的时候，那人的心脏还在砰砰跳动。于是，宗教裁判所以杀人罪判处维萨里死刑。后来，连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都看不下去了，出面进行调解，结果，教会仍罚维萨里到耶路撒冷朝圣，以忏悔他所谓的罪孽。1564年，在返航途中，他所乘的船在赞德岛遇难。后来，他的遗体在海滩上被一个金匠发现，金匠将他埋葬在赞德岛上惟一的简陋的教堂边。
三、利玛窦与李时珍——后人影响前人？彭先生在文中说：“明末，把西洋医学中‘脑说’传入中国的则为西方传教士，其中成就最大的当属利玛窦（1552—1610）……”彭又说：“那么李时珍又是从哪条渠道闻知（脑说）的呢？因他自己没有坦陈，至今我们尚不知悉……但当时西洋医学中的‘脑说’既已传入中国……不能不对两湖（李时珍是湖北人——笔者注）有所波及，故李时珍会受到影响……”彭先生的观点是：“利玛窦传输西洋‘脑说’，从而影响了李时珍。”彭先生也许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推断如何跨越时间障碍？这是难免让人心生疑窦的关键所在。且不说利玛窦不是医生这一客观事实，单从年龄上看，李时珍长利玛窦三十四岁。1582年，当三十岁的利玛窦远涉重洋来到澳门时，李时珍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利玛窦直到1595年才离开广东到江西南昌传授记忆术，在巡抚陆万赅的要求下，利氏将记忆法翻译成《西国记法》，并于是年在南昌出版。有趣的是，陆万赅此举却并非是对西方知识感兴趣，而是为了帮他的三个儿子应付科举。当时，记忆法引起热衷于科举考试的国人的兴趣，西方的“脑主记忆”之说也就顺便传了进来——这可能是事实。然而，在《西国记法》出版的两年前，李时珍就已经作古了。在信息传播手段非今世可比的当时，应该说，李时珍至死也不知利玛窦其人其说，更不用说受其影响了。还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在公元1578年即明朝万历六年定稿封笔的，当时利玛窦应该还在他的“意大里亚国”神学院学习。此外，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西方的传统医学知识根本无法撼动中医理论，充其量只能在药物使用和简单的治疗方法上进行通融。可以说，在人类传统医学领域，甚至在抗生素问世之前，多少年来，中医在临床效果上一直是独领风骚的。
话往回说，假设李时珍真的触及过西方医学的脉搏，那也应该与利玛窦无关，只可能与李时珍之前的元王朝有关。忽必烈统治下的元王朝，在北京设立医疗机构——太医院，从二品，负责管理国家医疗事业。朝廷还在太医院中设广惠司，从三品，专门管理回回医药。所谓回回医药，是指当时在中国比较流行的波斯与阿拉伯等伊斯兰地区的医药。元朝的医药状况成为中国医学史上最独特的一幕：蒙医、中医和回回医药并存。而且，官方将三种医学并列，互不抑制，由其各显神通。回回医药的根源，上溯则为古希腊、古罗马医学。当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衰落之后，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全盘继承了希波克拉底医学与盖伦医学。可以说，回回医学就是古希腊、古罗马医学的复制品。元朝的时候，西方医学从陆路来到中国，影响力应该大于十九世纪之前海路的传输，虽说两条路上来的医学在那个时期都没有扎下根来。
李时珍是否接触过西方医学理论知识倒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他与利玛窦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十分明白，因为从时间上说，只有前人才有可能影响后人，后人怎么也难以影响前人——这应该是一个常识。
四、李时珍的“脑为元神之府”说与西洋医学的“脑主神明”说根本不是一回事。李时珍的“脑为元神之府”之说不是一套系统的学说，也不是论述医学理论时的一种假说或推想，而是他在《本草纲目》这部药学著作中，阐说辛夷这种药时顺便提到的，只是片言数字。这段文字是这样的：“肺开窍于鼻，而阳明胃脉环鼻而上行，脑为元神之府，鼻为命门之窍；人之中气不足，清阳不升，则头为之倾，九窍为之不利。辛夷之辛温走气而入肺，能助胃中清阳上行通于天，所以能温中治头面目鼻之病。”
“元神”一词源于道家，一般来说一指脑神，二指先天之神。解读元神，应该不脱离当时的语言环境。从李时珍的文字整体上来看“脑为元神之府”中的元神之意，应该落脚到器官位置和先天生命上，因为李时珍在段落之末说“清阳上行通于天”，此处的“天”指的就是头部，就是位于人体最顶端的“元神之府”。还有，李时珍无论在《本草纲目》中还是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始终展现着纯粹的中医特色，没有丁点西洋医学理论的“杂质”。在阐说辛夷的、包含“脑为元神之府”说的整个段落中，他运用的都是中医基本理论和术语，中医的脏腑学说、经络学说和气血津液说，在解释辛夷的药理的过程中，李时珍运用得可谓酣畅淋漓。所以，就此处李时珍所指的“元神之府”，来与西方医学的脑主精神思维活动相对接，无疑是牵强的。
从李时珍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上看，将“脑为元神之府”作为“脑主神明”的立论显然依据不足。因为当时中国医学界是中医的一统天下，西洋医学理论正式以书籍形式出现在中国的，是由传教士邓玉函（1576—1630）草译、毕拱辰润饰的《泰西人身说概》，时间是公元1635年。那时李时珍已经去世四十多年了。这部介绍传统西医的书，在中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1751年，西方传教士本杰明·合信出版了《人体新论》，《人体新论》是与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同时出版发行的。这次向国内医界推介西方医学人体知识的过程，与要求修改中医人体理论之错的《医林改错》一道，在整个中医界掀起人体之争的波澜。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李时珍逝世之后。至于今天人们将李氏的“脑为元神之府”的提法与西医“脑主神明”说相对接，以期与西方医学中的中枢神经发生关系的做法，应该是现代医学理论在中国人脑海中生根之后才被推衍出来的；是新观念在旧理论中的所谓相似对象的偶然发现；是人为的观念对观念的强暴。所以说，彭兴先生将李时珍的“脑为元神之府”的提法与西洋医学的“脑主神明”说直接画上等号，是一种很轻率的做法。
五、用“脑主神明”说来替代“心主神明”的提法既不负责也不可行。彭兴先生在文章的最后写出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话：“从千百年来中医经典的‘心主神明’到‘脑主神明’，这是医学科学的巨大进步！从这可以看出李时珍是一个勇敢的开拓者。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的改革开放……从李时珍到现在，四百年已过去了，难道我们还不能把‘心主神明’说从中医学课本中彻底摒弃？”这样，彭先生选用了一代名医的片语数字，再冠上进步、开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科学化、全球化等富有诱惑力的字眼，就将一个中医向何处去的敏感话题，以一个理论革命的设想，随随便便地摆放在人们面前。
十九世纪中叶，现代医学带着具有说服力的解剖学与生理学、病理学来到中国，其崭新的观念与技术结结实实让中医们开了眼界。于是乎许多人开始以中医的脏腑学说在西医人体解剖学中寻找对应物与连接点——结果当然是徒劳的。当人们在中医学说中拼命玩弄“命门之谜”、“三焦之谜”、“元气营气卫气之谜”、“脑之谜”等乱七八糟的游戏之后，才猛然发现中医的人体概念与西医的人体概念的对接，原来是场南辕北辙的闹剧，是一条连小孩子与老太太都知道走不通的死胡同。当中国医学的核心理论——脏腑学说不能被现代医学证明之后，也就是说现代人体解剖学说无情地击倒中医人体理论内核之后，广大中医在战略上选择了避实就虚——与时俱进地抛出“五脏非血肉”的功能性诠释法，让中医脏腑“改良”为功能的脏腑，以求摆脱被不科学、不正规、不精准甚至要求重新洗牌的吼声的围剿。百年弹指一挥间，从西医解剖学之上“独立”出来的中医脏腑学说，再也不会走上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实证中医人体组织器官实质与功能的老路了，因为一戳即穿的戏法只能证明玩者的愚蠢——中医在这个方面显得格外理性、格外聪慧。所以，中医不可能、也不能够改良和进化自己的核心理论，不可能用“脑主神明”说来替代中医核心理论中的核心——脏腑学说中的“心主神明”说。因为明白人都知道，任何一点核心理论的改变，倾倒的将是中医基础理论的大厦。也许，中医只有保持特色，坚持个性，作为现代医学不足之处的补充，才是最科学、最现实、最负责任的建议。而彭兴先生的用“脑主神明”说来替代中医的“心主神明”说的想法，是极不严肃的。因为中西两种医学，在思想方法、理论体系等方面，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形同水火，相互无法通融——这是中医废存百年之争中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说，“替代”这种想法没有可行性。实质上，“替代”就是中医“去理论化”的提法，是用西医理论同化、取代中医理论，从而达到中医全面西化——最终消失的目的。用这样的“阉割”方式来对待中医，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一、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没有人体解剖和“脑主神明”说的观点是错的。彭兴先生在文中说：“无论是中国或外国，只要是古代社会，由于严令禁止人体解剖，所以就绝不可能产生‘脑主神明’说的……西欧在文艺复兴后就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体解剖学首先得到了发展，继之而起的便是生理学和病理学的初步繁荣，于是才有了‘脑主神明’说。”显然，彭先生提出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没有人体解剖和‘脑主神明’说”的概念。然而，历史的真实并不是像彭文所说的那样，事实上，西方传统医学在人体解剖上源远流长，“脑主神明”说更是西洋医学一贯的理论。
先谈人体解剖的历史。意大利医史学家卡斯蒂廖尼在他的著作《医学史·古代希腊的医学》中说：“阿尔克翁约生活在公元前五百年，与毕达哥拉斯同时……传统的说法认为他是第一个实施解剖的人。”英国人罗伊·波特主编的《剑桥插图医学史》中记载：“……两名希腊医生和科学家几乎同时于公元前二百八十年开始研究人体的内部结构。希洛菲利仔细研究了人体器官的排列，并给十二指肠和其他解剖结构命名……埃拉吉斯拉特解剖了大脑，试图解释运动和感觉是怎样产生的……”上述两人所述，都是发生在两千年前上古的事情，当然是“外国的古代社会”，也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人体解剖。而美国史学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也认为现代人体解剖是从十三世纪开始的。他在《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一书中，说在公元1238年，神圣罗马皇帝腓特列二世（1194—1250）下令萨莱诺医科大学每五年进行一次公开的人体解剖。可以说，尽管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分水岭，但两者之间的学脉特别是在人体解剖上，是相承相贯的。
再说“脑主神明”。“脑主神明”说的源头在哪儿？是不是彭先生所说的“文艺复兴后才有了”？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西方传统医学理论中“脑主神明”说由来已久。卡斯蒂廖尼在谈及古代希腊的医学时说：“……按照阿尔克翁（公元前五百年）的说法，感觉的部位和智慧的中心不是像以前所说的在于心，而是在于脑。”他在《医学史·希腊医学的黄金时代》中说：“脑是思想和意志的中心，希波克拉底学派几乎一直认为脑是一个腺体，是聚集从身体来的过多液体的地方，并认为脑是感觉的中心，视觉是瞳孔上形成的形象，耳骨把听觉传达到脑。”
在谈及罗马医圣盖伦時，卡斯蒂廖尼又说：“（盖伦）认为身体只不过是灵魂的工具……灵气是生命的要素……‘动物灵气’位于脑，是感觉和动作的中心……他认出了十二对脑神经中的七对，并区别了脑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事实上，他对于脑的大部分的大体构造的了解，和我们今天一样”（《医学史·罗马医学》）。这样看来，“脑主神明”不是文艺复兴之后的产物，其理论之根深扎在希波克拉底医学和盖伦医学的土壤里，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着西方医学，是中世纪之前的医学思想的结晶。
二、现代人体解剖学的奠基人维萨里并非惨遭杀害。彭文中说：“伟大的解剖学家维萨里（1514—1564）因不容于教廷，终于惨遭杀害，令人惋惜。”这又是一道硬伤。事实上，维萨里死于海难，许多医学史籍记载了这件事。事情的大致过程是：
1543年8月，维萨里的《人体构造》一书出版之后，由于该书对人体解剖的真知灼见，使人体与灵魂一体的宗教观念受到冲击，于是，实力强大的教会和医界联起手来，他们指责维萨里违背了《圣经》，是科学的叛徒和人类的罪人。从此，维萨里被迫放下解剖刀，躲进王宫做起了御医。但是，教会仍然充分发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对他穷追猛击。终于有一天，一个人指控他解剖活人，说看见他打开一位西班牙贵族的胸膛的时候，那人的心脏还在砰砰跳动。于是，宗教裁判所以杀人罪判处维萨里死刑。后来，连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都看不下去了，出面进行调解，结果，教会仍罚维萨里到耶路撒冷朝圣，以忏悔他所谓的罪孽。1564年，在返航途中，他所乘的船在赞德岛遇难。后来，他的遗体在海滩上被一个金匠发现，金匠将他埋葬在赞德岛上惟一的简陋的教堂边。
三、利玛窦与李时珍——后人影响前人？彭先生在文中说：“明末，把西洋医学中‘脑说’传入中国的则为西方传教士，其中成就最大的当属利玛窦（1552—1610）……”彭又说：“那么李时珍又是从哪条渠道闻知（脑说）的呢？因他自己没有坦陈，至今我们尚不知悉……但当时西洋医学中的‘脑说’既已传入中国……不能不对两湖（李时珍是湖北人——笔者注）有所波及，故李时珍会受到影响……”彭先生的观点是：“利玛窦传输西洋‘脑说’，从而影响了李时珍。”彭先生也许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推断如何跨越时间障碍？这是难免让人心生疑窦的关键所在。且不说利玛窦不是医生这一客观事实，单从年龄上看，李时珍长利玛窦三十四岁。1582年，当三十岁的利玛窦远涉重洋来到澳门时，李时珍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利玛窦直到1595年才离开广东到江西南昌传授记忆术，在巡抚陆万赅的要求下，利氏将记忆法翻译成《西国记法》，并于是年在南昌出版。有趣的是，陆万赅此举却并非是对西方知识感兴趣，而是为了帮他的三个儿子应付科举。当时，记忆法引起热衷于科举考试的国人的兴趣，西方的“脑主记忆”之说也就顺便传了进来——这可能是事实。然而，在《西国记法》出版的两年前，李时珍就已经作古了。在信息传播手段非今世可比的当时，应该说，李时珍至死也不知利玛窦其人其说，更不用说受其影响了。还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在公元1578年即明朝万历六年定稿封笔的，当时利玛窦应该还在他的“意大里亚国”神学院学习。此外，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西方的传统医学知识根本无法撼动中医理论，充其量只能在药物使用和简单的治疗方法上进行通融。可以说，在人类传统医学领域，甚至在抗生素问世之前，多少年来，中医在临床效果上一直是独领风骚的。
话往回说，假设李时珍真的触及过西方医学的脉搏，那也应该与利玛窦无关，只可能与李时珍之前的元王朝有关。忽必烈统治下的元王朝，在北京设立医疗机构——太医院，从二品，负责管理国家医疗事业。朝廷还在太医院中设广惠司，从三品，专门管理回回医药。所谓回回医药，是指当时在中国比较流行的波斯与阿拉伯等伊斯兰地区的医药。元朝的医药状况成为中国医学史上最独特的一幕：蒙医、中医和回回医药并存。而且，官方将三种医学并列，互不抑制，由其各显神通。回回医药的根源，上溯则为古希腊、古罗马医学。当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衰落之后，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全盘继承了希波克拉底医学与盖伦医学。可以说，回回医学就是古希腊、古罗马医学的复制品。元朝的时候，西方医学从陆路来到中国，影响力应该大于十九世纪之前海路的传输，虽说两条路上来的医学在那个时期都没有扎下根来。
李时珍是否接触过西方医学理论知识倒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他与利玛窦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十分明白，因为从时间上说，只有前人才有可能影响后人，后人怎么也难以影响前人——这应该是一个常识。
四、李时珍的“脑为元神之府”说与西洋医学的“脑主神明”说根本不是一回事。李时珍的“脑为元神之府”之说不是一套系统的学说，也不是论述医学理论时的一种假说或推想，而是他在《本草纲目》这部药学著作中，阐说辛夷这种药时顺便提到的，只是片言数字。这段文字是这样的：“肺开窍于鼻，而阳明胃脉环鼻而上行，脑为元神之府，鼻为命门之窍；人之中气不足，清阳不升，则头为之倾，九窍为之不利。辛夷之辛温走气而入肺，能助胃中清阳上行通于天，所以能温中治头面目鼻之病。”
“元神”一词源于道家，一般来说一指脑神，二指先天之神。解读元神，应该不脱离当时的语言环境。从李时珍的文字整体上来看“脑为元神之府”中的元神之意，应该落脚到器官位置和先天生命上，因为李时珍在段落之末说“清阳上行通于天”，此处的“天”指的就是头部，就是位于人体最顶端的“元神之府”。还有，李时珍无论在《本草纲目》中还是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始终展现着纯粹的中医特色，没有丁点西洋医学理论的“杂质”。在阐说辛夷的、包含“脑为元神之府”说的整个段落中，他运用的都是中医基本理论和术语，中医的脏腑学说、经络学说和气血津液说，在解释辛夷的药理的过程中，李时珍运用得可谓酣畅淋漓。所以，就此处李时珍所指的“元神之府”，来与西方医学的脑主精神思维活动相对接，无疑是牵强的。
从李时珍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上看，将“脑为元神之府”作为“脑主神明”的立论显然依据不足。因为当时中国医学界是中医的一统天下，西洋医学理论正式以书籍形式出现在中国的，是由传教士邓玉函（1576—1630）草译、毕拱辰润饰的《泰西人身说概》，时间是公元1635年。那时李时珍已经去世四十多年了。这部介绍传统西医的书，在中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1751年，西方传教士本杰明·合信出版了《人体新论》，《人体新论》是与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同时出版发行的。这次向国内医界推介西方医学人体知识的过程，与要求修改中医人体理论之错的《医林改错》一道，在整个中医界掀起人体之争的波澜。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李时珍逝世之后。至于今天人们将李氏的“脑为元神之府”的提法与西医“脑主神明”说相对接，以期与西方医学中的中枢神经发生关系的做法，应该是现代医学理论在中国人脑海中生根之后才被推衍出来的；是新观念在旧理论中的所谓相似对象的偶然发现；是人为的观念对观念的强暴。所以说，彭兴先生将李时珍的“脑为元神之府”的提法与西洋医学的“脑主神明”说直接画上等号，是一种很轻率的做法。
五、用“脑主神明”说来替代“心主神明”的提法既不负责也不可行。彭兴先生在文章的最后写出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话：“从千百年来中医经典的‘心主神明’到‘脑主神明’，这是医学科学的巨大进步！从这可以看出李时珍是一个勇敢的开拓者。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的改革开放……从李时珍到现在，四百年已过去了，难道我们还不能把‘心主神明’说从中医学课本中彻底摒弃？”这样，彭先生选用了一代名医的片语数字，再冠上进步、开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科学化、全球化等富有诱惑力的字眼，就将一个中医向何处去的敏感话题，以一个理论革命的设想，随随便便地摆放在人们面前。
十九世纪中叶，现代医学带着具有说服力的解剖学与生理学、病理学来到中国，其崭新的观念与技术结结实实让中医们开了眼界。于是乎许多人开始以中医的脏腑学说在西医人体解剖学中寻找对应物与连接点——结果当然是徒劳的。当人们在中医学说中拼命玩弄“命门之谜”、“三焦之谜”、“元气营气卫气之谜”、“脑之谜”等乱七八糟的游戏之后，才猛然发现中医的人体概念与西医的人体概念的对接，原来是场南辕北辙的闹剧，是一条连小孩子与老太太都知道走不通的死胡同。当中国医学的核心理论——脏腑学说不能被现代医学证明之后，也就是说现代人体解剖学说无情地击倒中医人体理论内核之后，广大中医在战略上选择了避实就虚——与时俱进地抛出“五脏非血肉”的功能性诠释法，让中医脏腑“改良”为功能的脏腑，以求摆脱被不科学、不正规、不精准甚至要求重新洗牌的吼声的围剿。百年弹指一挥间，从西医解剖学之上“独立”出来的中医脏腑学说，再也不会走上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实证中医人体组织器官实质与功能的老路了，因为一戳即穿的戏法只能证明玩者的愚蠢——中医在这个方面显得格外理性、格外聪慧。所以，中医不可能、也不能够改良和进化自己的核心理论，不可能用“脑主神明”说来替代中医核心理论中的核心——脏腑学说中的“心主神明”说。因为明白人都知道，任何一点核心理论的改变，倾倒的将是中医基础理论的大厦。也许，中医只有保持特色，坚持个性，作为现代医学不足之处的补充，才是最科学、最现实、最负责任的建议。而彭兴先生的用“脑主神明”说来替代中医的“心主神明”说的想法，是极不严肃的。因为中西两种医学，在思想方法、理论体系等方面，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形同水火，相互无法通融——这是中医废存百年之争中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说，“替代”这种想法没有可行性。实质上，“替代”就是中医“去理论化”的提法，是用西医理论同化、取代中医理论，从而达到中医全面西化——最终消失的目的。用这样的“阉割”方式来对待中医，是极其不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