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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了我国对劳动、资本收入及消费支出征税的有效税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发现我国对资本征税降低了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影响劳动供给，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效应；对劳动征税降低了投资率，刺激了劳动供给，对技术进步没有影响，总效应是降低经济增长；对消费支出征税，提高了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不影响劳动供给，最终效应是不妨碍或弱促进经济增长，并据此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有效税率 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
作者刘溶沧，194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马拴友，1969年生，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
一、引 言
1997年后因国内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2000年，共增发国债3600亿元用于政府投资；同时，税收收入分别增加1029亿元、1420亿元和2348亿元，三年共增加4797亿元，远大于国债的增发规模；而同期经济增长分别只有7.8%、7.1%和8.0%，也大大低于以前的水平。那么，税收与经济增长到底是什么关系，当前应实行何种税收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
增长理论表明，税收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尽管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只受财政政策暂时性的影响，税收的惟一永久性效应是降低稳态的人均产出水平，但它们对稳态经济增长率没有作用，只能在经济趋于稳态的转型路径上影响经济增长率。而80年代后期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永久提高税率会永久降低经济的稳态增长率。
虽然大多模型都指出，对收入和投资征税对经济增长具有阻抑效应，原因是它降低了资本积累的私人收益。但并不是所有税收都影响经济增长，在劳动供给外生的模型中，消费税不扭曲今天消费与明天消费的相对价格，不影响对资本积累的激励和经济增长率。见
Rebelo,Sergio,LongRunPolicyAnalysisandLongRunGrowt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99,1991,pp.500-521。门多扎、米莱西-费雷蒂和阿塞亚（Mendoza，MilesiFerretti与Asea）认为，在劳动供给无弹性时，消费税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
Mendoza,E.G.,MilesiFerrettiG.M.,andAsea,P.,OntheIneffectivenessofTaxPolicyinAlteringLongRunG
rowth:Harberger‘sSuperneutralityConjecture,JournalofPublicEco
nomics66,1997,pp.99-126.
从经验研究看，希纳（Skinner）分析了31个撒哈拉以南非洲欠发达国家发现，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与经济增长负相关。
Skinner,Jonathan,TaxationandOutputGrowth:EvidencefromAfricanCountries,NBERWorking
Paper，No.2235,1987.普洛瑟（Plosser）比较了24个OECD国家1960-1989年人均真实增长率，以及对收入、利润征收的税收占GDP的比例，计算二者的相关系数是-0.52，平均税率提高0.05个百分点会使经济增长降低0.4个百分点。
Plosser,C.I.,TheSearchforGrowth.InFederalReserveofKansasCi
tySymposiumSeries,PoliciesforLong
RunEconomicGrowth,1992,pp.57-86(KansasCity,MO.).门多扎、米莱西-费雷蒂和阿塞亚计算了11个OECD国家的有效税率，发现要素所得税对私人投资率具有显著负效应，消费税与私人投资率正相关；但在增长率回归中，税率一般不再显著；在使用年度数据时，税率对人均GDP增长有时具有显著效应。
Pecorino,Paul,TheGrowthRateEffectsofTaxReform,OxfordEconomicPapers46,19
94,pp.492-501.我们认为，总体上说，在只考虑税收而不考虑财政支出时，税收倾向于降低经济增长率：首先，折旧扣除低，企业所得税重，不激励资本存量的净增长；其次，个人所得税率较高，不鼓励劳动力参与和增加工作时间，降低劳动力对教育、技术和培训的兴趣，减少劳动供给；第三，税收较重，不利于企业进行研究开发和风险资本投资，从而不利于生产率增长；第四，税收政策因扭曲投资，使投资由重税部门流向生产率低的轻税部门，而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第五，对劳动征税较重，不鼓励人们在社会生产率较高但税负较重的部门工作，从而会扭曲人力资本的有效使用。对消费征税的效应，则取决于它对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影响。本文下面首先提出一个一般的理论框架，然后进行经验分析，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理论框架
我们这里根据门多扎、米莱西-费雷蒂和阿塞亚我们这里根据门多扎、米莱－西费雷蒂亚Pecorino,Paul,TheGrowthRateEffectsofTaxReform,OxfordEconomicPaper46,1994,pp.492-501.，把商品和物质资本的生产称为市场部门，把生产人力资本的称为非市场部门，让闲暇以原始时间形式进入效用函数，在一个两部门模型中分析税收的增长效应。
假定产出Y以人力资本H和物质资本K为投入，利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技术生产出来：
Yt=A（vtKt）α（utHt）1-α(1)
其中，v和u分别是K和H用于生产货物的投入比例。假定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折旧率为δ，人力资本的生产是一种非市场性的免税活动，也采用以物质和人力资本为投入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Ht=B［（1-vt）Kt］β（ztHt）1-β-δHt (2)其中，变量上面的圆点表示增量或对时间的导数，1-v和z分别是K和H中用于积累人力资本的比例。企业分别按利率RK和工资率RH租用资本和劳动，在利润最大化时，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等于其边际成本，即：
而τC只能通过劳动/闲暇选择间接影响资本的收益。下面我们将估计我国对消费、劳动和资本征税的有效税率，并通过传统的增长核算方法，具体分析我国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三、我国消费、劳动和资本的有效税率估计
(一)劳动的有效税率。自1983年和1984年两步"利改税"以来，我国对劳动要素收入征收的税收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农牧业税和社会保险基金。其中，个人所得税包括过去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这里之所以把农牧业税作为对劳动要素征税，一是因我国农牧业生产是劳动集约型，资本投入相对较少，因而基本属于对农民的劳动所得征税。二是粮食等农牧产品价格主要由国家制定，农牧业税一般不能通过提价来转嫁税负，税收归宿主要由农民承担。至于社会保险基金缴纳，不管其采取税的形式与否，国际上一般把它作为税负和政府收入的一部分。我国的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也由政府举办并按规定收缴和发放。由于它是对劳动工资征收的，无疑属于对劳动要素征税。我国各年对劳动的收入征收的税收如表1。
我们可按以下公式计算劳动的有效税率：劳动收入有效税率=劳动税收/劳动收入，其中劳动收入=劳动报酬+劳动税收，劳动报酬在1990年前以向书坚估计的劳动收入代替向书坚：《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78-79页。，1990年后指各省收入法GDP中的劳动报酬的加总。计算结果表明，我国劳动的有效税率不断提高，1985年以来，劳动的有效税率已跃了4个台阶，由1985-1988年的约1%，提高到1989-1991年的百分之二点几，1992-1995年超过3%，1996-1998年又上升到4%的平台，1999年进一步增至5.7%。从国际比较看，20世纪80年代，美、英、日、加对劳动征税的有效税率均超过20%，德、法、意则达30%-40%（表2），而我国90年代末还不足6%，说明我国劳动的收入水平较低，对劳动要素征税还处于较低水平上。
(二)资本收入的有效税率。
从税制结构看，我国对资本收入征税的税种包括：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车船税、牲畜交易税、契税、印花税、资源税、城市建设维护税、烧油特别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增值税和营业税等。这些税种主要对财产、资本或投资征收，税负主要由资本（经营）收入负担。
但增值税（包括1994年以前的产品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并不全属于对资本征税，例如对机器设备和生产资料征收的增值税属于对资本要素征税，对消费品征收的属于对消费支出征税。其中，增值税包括过去的产品税，我们按支出法GDP中的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分割为对资本收入和对消费支出征税两部分，1994年税制改革前的营业税也按此办法分为资本税和消费税两部分，改革后的营业税则作为对资本征税处理，按这种办法估算的资本税收如表3。
资本要素的有效税率则为资本征税/资本收入，而资本收入=经营盈余-财政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资本税收，其中1990年之前的资本净收入或经营盈余以向书坚估计的资本所得表示，向书坚：《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研究》，第78-79页。1990年之后的经营盈余指各省收入法GDP中的经营盈余的加总。估算结果显示，我国对资本征税的有效税率有下降趋势，它由1985年的36.0%减少到1999年的24.7%。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资本的有效税率与法、德、意的水平比较接近，但低于英、美、加、日。其中，欧盟三个国家资本的有效税率都为20%多；美、加平均为40%；日本的有效税率递增，由60年代20%提高到80年代中期50%以上；而英国对资本征税更多，有效税率70年代末曾超过70%，80年代为60%左右（见表2）。
(三)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
除了对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征税以外，有些税种是对消费支出征税，即对购买商品和劳务进行消费时征税。我国对消费征税除了1994年新开征的消费税以外，还包括增值税和以前的产品税与营业税等流转税中的部分税收；以及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筵席税和1994年税改前的集市交易税、特别消费税与盐税。这些税种的突出特点是对消费或消费品征税，从而属于对消费支出征税，征税规模如表4。将消费征税额除以最终消费，就是对消费支出征税的有效税率。根据估算结果，我国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呈略微下降的态势，其中80年代下半期为10%左右，90年代前半期为8%多一点，后半期不足8%。
国际横向比较显示，我国对消费支出征税的有效税率比美、日高，但低于英、法、德、意、加的水平。1965-1988年，美国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为5%-6%，日本为4%-5%；英、德、意、加为百分之十几；法国对消费支出征税最大，有效税率超过20%（表2）。
四、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经验估计
由于总产出是资本和劳动的函数，那么人均产出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或投资大小；另外，经济增长研究表明，经济的开放程度和公共政策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们可建立以下关于人均GDP增长和税收政策的回归模型：
PRGDPG=α0+α1INV+α2OPN+α3IFL+α4CTAX+α5LTAX+α6KTAX (16)其中，PRGDPG指人均真实GDP的增长率，αi为常数（i=0，1，…，6），投资率INV指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表示经济开放程度的OPN指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IFL为通货膨胀率，CTAX、LTAX和KTAX分别代表对消费支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征税的有效税率。
我们采用有关数据以最小二乘法（OLS），对我国1990年不变价人均GDP增长的估计结果如表5。本文数据除特别注明，均来自有关各期的《中国统计年鉴》。从中可以看出，估计的效果较好，模型可以解释人均收入增长的87%，并且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根据估计的系数，投资率和开放程度都与人均GDP增长显著正相关，即提高我国的投资率和开放程度，能促进经济增长；对劳动和资本征税与人均GDP增长显著负相关，表明增加劳动和资本的有效税率，不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对消费支出征税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这种证据相对较弱（t-统计值显著程度较低），说明增加对消费征税的有效税率至少不会降低我国的经济增速。那么，这些税收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即其传递渠道或作用途径又是如何？
(一)税收与投资。
按照投资的加速系数原理，收入的增加对投资具有加速作用。因此，投资率取决于收入的增加。另外，我国投资还受改革开放的影响，这里除了表示经济开放程度的外贸依存度外，我们引进一个制度变量。由于随着产权或所有制制度改革，我国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投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这里以工业产值中非国有工业所占比重表示产权等制度创新因素。这样，可以建立以下线性投资函数：
INV=β0+β1ΔPRGDP+β3QWN+βtOPN+β4CTAX+β5LTAX+β6KTAX+β7t （17）
其中，βi是常数（i=0，1，…，7），ΔPRGDP指人均真实GDP增量，OWN表示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 t是表示时间的趋势因素。
利用我国1985-1999年相关数据，对投资方程的估计结果如表5。可见，调整后的可决系数达到0.84，各个系数单独和联合检验均呈显著。其中，人均收入增加、产权改革和开放程度，对投资率具有预期的促进作用；趋势项的符号为正，表明投资率存在上升趋势；劳动和资本有效税率的系数符号为负，表示对劳动和资本征税降低了我国的投资水平；但消费支出的税率却与投资率正相关，说明对消费支出征税可以减少消费、增加投资。
(二)税收与劳动。
由于没有劳动供给时间数据，我们采用从业人数表示我国的劳动供给，取其年初和年末的平均数。根据奥肯法则，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存在相关关系，其经验统计表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每超过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1个百分点，失业率将降低0.5个百分点。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35页。另外，菲利普斯曲线认为，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具有替代关系。因此，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是影响失业/就业的重要变量。为简单期间，我们不考虑潜在GDP因素，建立以下劳动供给与税收的基本回归方程：
lnL=γ0+lnGDPG+γ1lnCTAX+γ2lnLTAX+γ3lnKTAX+IFL (18)这里，ln表示自然对数，L为劳动供给，GDPG指我国的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IFL不取对数，因为它在有些年份为负数。
利用1985-1999年数据为样本，对劳动供给的回归如表6。可见，估计的效果比较好，模型至少可以解释劳动供给变化的94%。从估计的系数看，经济增长对劳动供给有正的影响，劳动供给关于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04；劳动供给和通货膨胀负相关，注意这并不意味着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不存在交替关系，因为在就业的增长小于新进入劳动力队伍的人口数时，就业增长但失业率同时也会上升；消费和资本税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它们不影响我国的劳动供给；但对劳动征税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我国税收的收入效应占主导，因为征税使可支配收入减少，居民增加了劳动供给。
(三)税收与全要素生产率。
考察税收与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首先需要测算我国的技术水平。马拴友通过引入线性和二次项的时间趋势代表非线性的技术变化，并利用生产能力利用率反映经济的景气循环，估计了我国扩展后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得到我国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4和0.6，并以它们作为我国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按公式TFP=Y/［KβL1-β］测算出了我国1983-199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见马拴友《中国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中国科技论坛》2001年第1期。，我们这里又利用1999年数据测算了当年的TFP（表7）。
由于技术水平TFP代表资本和劳动以外的因素，这里主要考虑非国有经济制度创新的作用，其实后者是一反映综合制度变革的变量，既包含有引进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又包括一定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竞争因素。这样，对我国TFP的回归解释方程可设定为：
TFP=c0+c1OWN+c2CTAX+c3LTAX+c4KTAX (19)利用有关数据对上式的估计结果如表6，从中发现回归的效果也比较好，调整后的可决系数达91%。其中，制度创新因素对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贡献；对消费征税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这可能是因为对消费征税促进了投资，而投资改善了我国的技术装备水平；资本税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对资本征税会降低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它降低了投资水平，而技术和创新往往通过投资来实现；劳动税的系数虽也为负，但统计检验不显著，说明对劳动征税基本不影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得到以下基本结论：（1）我国对资本征税降低了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影响劳动供给，从而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2）对劳动征税降低了投资率，通过收入效应刺激了劳动供给，对技术进步没有影响。由于我国劳动供给过剩，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投资，因此对劳动征税的总效应是降低经济增长；（3）对消费支出征税，提高了投资率水平，不影响劳动供给，同时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最终效应是不阻碍经济增长，甚至有弱的证据表明它可促进经济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在我国人们的收入水平较低，税收的替代效应，即征税促使人们以闲暇替换劳动不明显，对消费征税没有降低劳动供给，因此对经济增长没有负作用。
以上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即在决定是对所得还是支出征税时，我国应尽量选择以消费支出为税基，它不会妨碍我们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相反，如只注意对资本和劳动的收入征税，则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税收政策和税制改革的取向应当是：适当减少对资本和劳动征税，增加对消费支出征税，以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不宜过快建立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当前经济增长乏力，投资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可实行结构性的减税政策来刺激经济。例如尽快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对高档音响、高档摄像器材、保龄球、高尔夫球和有害环保的消费等征收消费税；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限额；提高折旧率，对高新技术产业实行投资抵免和更优惠的加速折旧制度；加快农村费改税步伐，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同时积极推进城市费改税；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土地增值税、筵席税和屠宰税等不符合买方市场和后短缺经济要求的税种。
〔本文责任编辑：禾 立 钱永中〕
关键词 有效税率 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
作者刘溶沧，194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马拴友，1969年生，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
一、引 言
1997年后因国内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2000年，共增发国债3600亿元用于政府投资；同时，税收收入分别增加1029亿元、1420亿元和2348亿元，三年共增加4797亿元，远大于国债的增发规模；而同期经济增长分别只有7.8%、7.1%和8.0%，也大大低于以前的水平。那么，税收与经济增长到底是什么关系，当前应实行何种税收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
增长理论表明，税收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尽管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只受财政政策暂时性的影响，税收的惟一永久性效应是降低稳态的人均产出水平，但它们对稳态经济增长率没有作用，只能在经济趋于稳态的转型路径上影响经济增长率。而80年代后期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永久提高税率会永久降低经济的稳态增长率。
虽然大多模型都指出，对收入和投资征税对经济增长具有阻抑效应，原因是它降低了资本积累的私人收益。但并不是所有税收都影响经济增长，在劳动供给外生的模型中，消费税不扭曲今天消费与明天消费的相对价格，不影响对资本积累的激励和经济增长率。见
Rebelo,Sergio,LongRunPolicyAnalysisandLongRunGrowt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99,1991,pp.500-521。门多扎、米莱西-费雷蒂和阿塞亚（Mendoza，MilesiFerretti与Asea）认为，在劳动供给无弹性时，消费税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
Mendoza,E.G.,MilesiFerrettiG.M.,andAsea,P.,OntheIneffectivenessofTaxPolicyinAlteringLongRunG
rowth:Harberger‘sSuperneutralityConjecture,JournalofPublicEco
nomics66,1997,pp.99-126.
从经验研究看，希纳（Skinner）分析了31个撒哈拉以南非洲欠发达国家发现，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与经济增长负相关。
Skinner,Jonathan,TaxationandOutputGrowth:EvidencefromAfricanCountries,NBERWorking
Paper，No.2235,1987.普洛瑟（Plosser）比较了24个OECD国家1960-1989年人均真实增长率，以及对收入、利润征收的税收占GDP的比例，计算二者的相关系数是-0.52，平均税率提高0.05个百分点会使经济增长降低0.4个百分点。
Plosser,C.I.,TheSearchforGrowth.InFederalReserveofKansasCi
tySymposiumSeries,PoliciesforLong
RunEconomicGrowth,1992,pp.57-86(KansasCity,MO.).门多扎、米莱西-费雷蒂和阿塞亚计算了11个OECD国家的有效税率，发现要素所得税对私人投资率具有显著负效应，消费税与私人投资率正相关；但在增长率回归中，税率一般不再显著；在使用年度数据时，税率对人均GDP增长有时具有显著效应。
Pecorino,Paul,TheGrowthRateEffectsofTaxReform,OxfordEconomicPapers46,19
94,pp.492-501.我们认为，总体上说，在只考虑税收而不考虑财政支出时，税收倾向于降低经济增长率：首先，折旧扣除低，企业所得税重，不激励资本存量的净增长；其次，个人所得税率较高，不鼓励劳动力参与和增加工作时间，降低劳动力对教育、技术和培训的兴趣，减少劳动供给；第三，税收较重，不利于企业进行研究开发和风险资本投资，从而不利于生产率增长；第四，税收政策因扭曲投资，使投资由重税部门流向生产率低的轻税部门，而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第五，对劳动征税较重，不鼓励人们在社会生产率较高但税负较重的部门工作，从而会扭曲人力资本的有效使用。对消费征税的效应，则取决于它对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影响。本文下面首先提出一个一般的理论框架，然后进行经验分析，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理论框架
我们这里根据门多扎、米莱西-费雷蒂和阿塞亚我们这里根据门多扎、米莱－西费雷蒂亚Pecorino,Paul,TheGrowthRateEffectsofTaxReform,OxfordEconomicPaper46,1994,pp.492-501.，把商品和物质资本的生产称为市场部门，把生产人力资本的称为非市场部门，让闲暇以原始时间形式进入效用函数，在一个两部门模型中分析税收的增长效应。
假定产出Y以人力资本H和物质资本K为投入，利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技术生产出来：
Yt=A（vtKt）α（utHt）1-α(1)
其中，v和u分别是K和H用于生产货物的投入比例。假定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折旧率为δ，人力资本的生产是一种非市场性的免税活动，也采用以物质和人力资本为投入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Ht=B［（1-vt）Kt］β（ztHt）1-β-δHt (2)其中，变量上面的圆点表示增量或对时间的导数，1-v和z分别是K和H中用于积累人力资本的比例。企业分别按利率RK和工资率RH租用资本和劳动，在利润最大化时，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等于其边际成本，即：
而τC只能通过劳动/闲暇选择间接影响资本的收益。下面我们将估计我国对消费、劳动和资本征税的有效税率，并通过传统的增长核算方法，具体分析我国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三、我国消费、劳动和资本的有效税率估计
(一)劳动的有效税率。自1983年和1984年两步"利改税"以来，我国对劳动要素收入征收的税收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农牧业税和社会保险基金。其中，个人所得税包括过去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这里之所以把农牧业税作为对劳动要素征税，一是因我国农牧业生产是劳动集约型，资本投入相对较少，因而基本属于对农民的劳动所得征税。二是粮食等农牧产品价格主要由国家制定，农牧业税一般不能通过提价来转嫁税负，税收归宿主要由农民承担。至于社会保险基金缴纳，不管其采取税的形式与否，国际上一般把它作为税负和政府收入的一部分。我国的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也由政府举办并按规定收缴和发放。由于它是对劳动工资征收的，无疑属于对劳动要素征税。我国各年对劳动的收入征收的税收如表1。
我们可按以下公式计算劳动的有效税率：劳动收入有效税率=劳动税收/劳动收入，其中劳动收入=劳动报酬+劳动税收，劳动报酬在1990年前以向书坚估计的劳动收入代替向书坚：《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78-79页。，1990年后指各省收入法GDP中的劳动报酬的加总。计算结果表明，我国劳动的有效税率不断提高，1985年以来，劳动的有效税率已跃了4个台阶，由1985-1988年的约1%，提高到1989-1991年的百分之二点几，1992-1995年超过3%，1996-1998年又上升到4%的平台，1999年进一步增至5.7%。从国际比较看，20世纪80年代，美、英、日、加对劳动征税的有效税率均超过20%，德、法、意则达30%-40%（表2），而我国90年代末还不足6%，说明我国劳动的收入水平较低，对劳动要素征税还处于较低水平上。
(二)资本收入的有效税率。
从税制结构看，我国对资本收入征税的税种包括：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车船税、牲畜交易税、契税、印花税、资源税、城市建设维护税、烧油特别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增值税和营业税等。这些税种主要对财产、资本或投资征收，税负主要由资本（经营）收入负担。
但增值税（包括1994年以前的产品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并不全属于对资本征税，例如对机器设备和生产资料征收的增值税属于对资本要素征税，对消费品征收的属于对消费支出征税。其中，增值税包括过去的产品税，我们按支出法GDP中的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分割为对资本收入和对消费支出征税两部分，1994年税制改革前的营业税也按此办法分为资本税和消费税两部分，改革后的营业税则作为对资本征税处理，按这种办法估算的资本税收如表3。
资本要素的有效税率则为资本征税/资本收入，而资本收入=经营盈余-财政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资本税收，其中1990年之前的资本净收入或经营盈余以向书坚估计的资本所得表示，向书坚：《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研究》，第78-79页。1990年之后的经营盈余指各省收入法GDP中的经营盈余的加总。估算结果显示，我国对资本征税的有效税率有下降趋势，它由1985年的36.0%减少到1999年的24.7%。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资本的有效税率与法、德、意的水平比较接近，但低于英、美、加、日。其中，欧盟三个国家资本的有效税率都为20%多；美、加平均为40%；日本的有效税率递增，由60年代20%提高到80年代中期50%以上；而英国对资本征税更多，有效税率70年代末曾超过70%，80年代为60%左右（见表2）。
(三)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
除了对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征税以外，有些税种是对消费支出征税，即对购买商品和劳务进行消费时征税。我国对消费征税除了1994年新开征的消费税以外，还包括增值税和以前的产品税与营业税等流转税中的部分税收；以及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筵席税和1994年税改前的集市交易税、特别消费税与盐税。这些税种的突出特点是对消费或消费品征税，从而属于对消费支出征税，征税规模如表4。将消费征税额除以最终消费，就是对消费支出征税的有效税率。根据估算结果，我国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呈略微下降的态势，其中80年代下半期为10%左右，90年代前半期为8%多一点，后半期不足8%。
国际横向比较显示，我国对消费支出征税的有效税率比美、日高，但低于英、法、德、意、加的水平。1965-1988年，美国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为5%-6%，日本为4%-5%；英、德、意、加为百分之十几；法国对消费支出征税最大，有效税率超过20%（表2）。
四、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经验估计
由于总产出是资本和劳动的函数，那么人均产出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或投资大小；另外，经济增长研究表明，经济的开放程度和公共政策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们可建立以下关于人均GDP增长和税收政策的回归模型：
PRGDPG=α0+α1INV+α2OPN+α3IFL+α4CTAX+α5LTAX+α6KTAX (16)其中，PRGDPG指人均真实GDP的增长率，αi为常数（i=0，1，…，6），投资率INV指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表示经济开放程度的OPN指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IFL为通货膨胀率，CTAX、LTAX和KTAX分别代表对消费支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征税的有效税率。
我们采用有关数据以最小二乘法（OLS），对我国1990年不变价人均GDP增长的估计结果如表5。本文数据除特别注明，均来自有关各期的《中国统计年鉴》。从中可以看出，估计的效果较好，模型可以解释人均收入增长的87%，并且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根据估计的系数，投资率和开放程度都与人均GDP增长显著正相关，即提高我国的投资率和开放程度，能促进经济增长；对劳动和资本征税与人均GDP增长显著负相关，表明增加劳动和资本的有效税率，不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对消费支出征税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这种证据相对较弱（t-统计值显著程度较低），说明增加对消费征税的有效税率至少不会降低我国的经济增速。那么，这些税收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即其传递渠道或作用途径又是如何？
(一)税收与投资。
按照投资的加速系数原理，收入的增加对投资具有加速作用。因此，投资率取决于收入的增加。另外，我国投资还受改革开放的影响，这里除了表示经济开放程度的外贸依存度外，我们引进一个制度变量。由于随着产权或所有制制度改革，我国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投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这里以工业产值中非国有工业所占比重表示产权等制度创新因素。这样，可以建立以下线性投资函数：
INV=β0+β1ΔPRGDP+β3QWN+βtOPN+β4CTAX+β5LTAX+β6KTAX+β7t （17）
其中，βi是常数（i=0，1，…，7），ΔPRGDP指人均真实GDP增量，OWN表示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 t是表示时间的趋势因素。
利用我国1985-1999年相关数据，对投资方程的估计结果如表5。可见，调整后的可决系数达到0.84，各个系数单独和联合检验均呈显著。其中，人均收入增加、产权改革和开放程度，对投资率具有预期的促进作用；趋势项的符号为正，表明投资率存在上升趋势；劳动和资本有效税率的系数符号为负，表示对劳动和资本征税降低了我国的投资水平；但消费支出的税率却与投资率正相关，说明对消费支出征税可以减少消费、增加投资。
(二)税收与劳动。
由于没有劳动供给时间数据，我们采用从业人数表示我国的劳动供给，取其年初和年末的平均数。根据奥肯法则，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存在相关关系，其经验统计表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每超过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1个百分点，失业率将降低0.5个百分点。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35页。另外，菲利普斯曲线认为，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具有替代关系。因此，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是影响失业/就业的重要变量。为简单期间，我们不考虑潜在GDP因素，建立以下劳动供给与税收的基本回归方程：
lnL=γ0+lnGDPG+γ1lnCTAX+γ2lnLTAX+γ3lnKTAX+IFL (18)这里，ln表示自然对数，L为劳动供给，GDPG指我国的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IFL不取对数，因为它在有些年份为负数。
利用1985-1999年数据为样本，对劳动供给的回归如表6。可见，估计的效果比较好，模型至少可以解释劳动供给变化的94%。从估计的系数看，经济增长对劳动供给有正的影响，劳动供给关于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04；劳动供给和通货膨胀负相关，注意这并不意味着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不存在交替关系，因为在就业的增长小于新进入劳动力队伍的人口数时，就业增长但失业率同时也会上升；消费和资本税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它们不影响我国的劳动供给；但对劳动征税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我国税收的收入效应占主导，因为征税使可支配收入减少，居民增加了劳动供给。
(三)税收与全要素生产率。
考察税收与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首先需要测算我国的技术水平。马拴友通过引入线性和二次项的时间趋势代表非线性的技术变化，并利用生产能力利用率反映经济的景气循环，估计了我国扩展后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得到我国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4和0.6，并以它们作为我国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按公式TFP=Y/［KβL1-β］测算出了我国1983-199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见马拴友《中国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中国科技论坛》2001年第1期。，我们这里又利用1999年数据测算了当年的TFP（表7）。
由于技术水平TFP代表资本和劳动以外的因素，这里主要考虑非国有经济制度创新的作用，其实后者是一反映综合制度变革的变量，既包含有引进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又包括一定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竞争因素。这样，对我国TFP的回归解释方程可设定为：
TFP=c0+c1OWN+c2CTAX+c3LTAX+c4KTAX (19)利用有关数据对上式的估计结果如表6，从中发现回归的效果也比较好，调整后的可决系数达91%。其中，制度创新因素对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贡献；对消费征税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这可能是因为对消费征税促进了投资，而投资改善了我国的技术装备水平；资本税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对资本征税会降低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它降低了投资水平，而技术和创新往往通过投资来实现；劳动税的系数虽也为负，但统计检验不显著，说明对劳动征税基本不影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得到以下基本结论：（1）我国对资本征税降低了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影响劳动供给，从而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2）对劳动征税降低了投资率，通过收入效应刺激了劳动供给，对技术进步没有影响。由于我国劳动供给过剩，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投资，因此对劳动征税的总效应是降低经济增长；（3）对消费支出征税，提高了投资率水平，不影响劳动供给，同时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最终效应是不阻碍经济增长，甚至有弱的证据表明它可促进经济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在我国人们的收入水平较低，税收的替代效应，即征税促使人们以闲暇替换劳动不明显，对消费征税没有降低劳动供给，因此对经济增长没有负作用。
以上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即在决定是对所得还是支出征税时，我国应尽量选择以消费支出为税基，它不会妨碍我们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相反，如只注意对资本和劳动的收入征税，则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税收政策和税制改革的取向应当是：适当减少对资本和劳动征税，增加对消费支出征税，以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不宜过快建立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当前经济增长乏力，投资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可实行结构性的减税政策来刺激经济。例如尽快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对高档音响、高档摄像器材、保龄球、高尔夫球和有害环保的消费等征收消费税；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限额；提高折旧率，对高新技术产业实行投资抵免和更优惠的加速折旧制度；加快农村费改税步伐，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同时积极推进城市费改税；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土地增值税、筵席税和屠宰税等不符合买方市场和后短缺经济要求的税种。
〔本文责任编辑：禾 立 钱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