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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说主人公丈夫、父亲身份不断让位于干部身份导致生活悲剧，作者借此反思极“左”对人性的压抑以及革命知识分子价值支撑问题;主人公干部身份被剥夺被定位成“叛徒”产生了自我身份异化，作者借此再度反思极“左”错误的危害，强势为受迫害的革命知识分子寻求出路和精神支柱;另作者把张思远悲剧反思根源定位于特权和与人民群众联系脱节上，笔者认为这是作者强调“光明尾巴论”和对劳动人民身份认同的体现。
关键词：王蒙;生活悲剧;异化危机;人民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7-062-01
新时期开始，王蒙以“意识流”小说崛起文坛，写作内容和写作手法对文坛产生了较大影响。《蝴蝶》是其代表作之一，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走向世界。小说以主人公张思远的回忆自述展开，作者并非上帝视角任主人公意识流动，而是多次强势干预其心理流动，隐含了作者的价值判断，深化了小说写作内蕴。
一、生活悲剧
小说主人公张思远有多重身份，多重身份重量严重失衡，生活悲剧就此酿成。另作者存在对张思远生活悲剧的讽刺叙述，通过对生活悲剧的主客观叙述，反思极“左”意识形态对人主观情感的剥夺，进而反思极“左”错误下革命知识分子的价值支撑问题。
既是海云丈夫也是国家干部，且任何时候他先是国家干部才能是丈夫。恋爱时把恋爱内容当作工作内容。婚姻生活中挂断妻子救命电话致儿子死亡，用工作中的“领导思维模式”无情打压妻子。妻子被当做右派“揪出来”“定下来”，用干部态度质问妻子。他从未摆正丈夫身份，丈夫身份不断让位导致婚姻关系破裂。除了工作仍是工作，全部价值的实现寄托于工作而非家庭。
既是冬冬父亲也是国家干部，把双重身份混为一谈。冬冬拒收花蛋糕，把冬冬当作下级严厉批评。冬冬不得已打了作为“叛徒”的他，把冬冬看做成阶级敌人、“右派反天”。看到冬冬的灰暗日记，用市委书记语气严厉批评儿子。一次又一次混淆父亲和干部身份，始终用干部身份而非父亲身份儿子相处，最终导致亲子关系濒临破裂。
作者是隐含叙述者，但小说话语中却透露出作者对主人公丈夫、父亲身份的否定叙述。这既是对张思远家庭情感不断让位所谓的“革命”工作情感、把“革命”工作当作价值支撑的讽刺。也借此反思极“左”对人性压抑。张思远只是一个载体，承载工蒙通过他的生活悲剧去反思极“左”压抑人性的隐含任务。
二、异化危机
张思远干部身份被剥夺成“叛徒”产生思想异化，徘徊于市委小楼张思远和叛徒张思远之间，这是第一次异化。急于寻求新的精神支撑而病急乱投医是思想的二次异化，作者借两次异化反思极“左”迫害、讽刺病急乱投医。但小说主题并止于此，“这种反思的独到之处，并未简单地对政治进行否定，或仅仅追求他人的功过是非，而是通过张思远的自我认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1]进而寻求受迫害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出路。
张思远“叛徒”身份具有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承认是叛徒。在主人公自我认知中，身体器官、思想意识等一切均属于革命和组织。承认是异化分子叛徒，意味着他作为干部倾其一生精力为革命、为组织、为人民的精神支柱垮塌。第二个向度：否认是叛徒。干部身份是被自己阵营剥夺的，叛徒身份也是其信仰的极左意识形态扣上去的。反抗喊冤，就证明是党和人民的组织错了，这样会让他成为真正反革命叛徒。两个向度均指向精神支柱的垮塌，需要新的力量来支撑。便病急乱投医把沦落为叛徒归咎于因果循环报应和噩梦、误会、玩笑。但这只是他身心被侮辱却无力排遣的一种姑且称之为“变異”的表现。
而对主人公的思想异化，作者强势扭转其思想，并把小说主题引向受迫害的革命知识分子出路上来。“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2]把依靠人民、永远不忘人民当做出路，是作者帮主人公找到的新的价值支撑。
三、人民拯救论
主人公生活悲剧、异化危机，根源在于极“左”错误。“获得平反之后张思远应该反思的本来是极左时期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才是造成‘反右’扩大化、‘文革’社会灾难以及张思远灾难的根源”。[3]但王蒙却让张思远把悲剧根源归于享有的特权和与人民群众联系的脱离上，试图让张思远在与人民的接触中找寻精神归宿。笔者认为，这是王蒙小说强调光明结尾和劳动人民拯救一切的体现。“光明尾巴论”融入《蝴蝶》的创作，另受新时期文学方针影响，把“光明尾巴论”发挥到极致。
小说主人公自我身份和精神归宿的寻找贯穿整部小说。第一次作者让他被动去接受改造、接近群众，但他更多仍是干部张思远，而非老张头张思远。于是便有了复职后的再次主动寻找。秋文是劳动和人民的代表，回归农村他得到了秋文的认可，确认了自我身份，在老张头和张剐部长之间通过人民建立了联系，与人民结合在一起了，是由人民的“代表”授权的干部，就此，人民的认同成了张思远新的价值支撑。
主人公两次主动被动寻找均落脚于农村，归于劳动和人民。这是王蒙对劳动人民身份及其拯救一切的认同。也是对受迫害的革命知识分子出路的探寻的结果。
四、结语
作者作为小说隐含叙述者，在文本背后隐含着自身价值判断，深化了小说的写作内蕴。
参考文献：
[1]王万森等：《中国当代文学新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67页。
[2]王蒙：《王蒙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
[3]陶东风：《一个知识分子革命者的身份危机及其疑似化解——重读王蒙的中篇小说
关键词：王蒙;生活悲剧;异化危机;人民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7-062-01
新时期开始，王蒙以“意识流”小说崛起文坛，写作内容和写作手法对文坛产生了较大影响。《蝴蝶》是其代表作之一，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走向世界。小说以主人公张思远的回忆自述展开，作者并非上帝视角任主人公意识流动，而是多次强势干预其心理流动，隐含了作者的价值判断，深化了小说写作内蕴。
一、生活悲剧
小说主人公张思远有多重身份，多重身份重量严重失衡，生活悲剧就此酿成。另作者存在对张思远生活悲剧的讽刺叙述，通过对生活悲剧的主客观叙述，反思极“左”意识形态对人主观情感的剥夺，进而反思极“左”错误下革命知识分子的价值支撑问题。
既是海云丈夫也是国家干部，且任何时候他先是国家干部才能是丈夫。恋爱时把恋爱内容当作工作内容。婚姻生活中挂断妻子救命电话致儿子死亡，用工作中的“领导思维模式”无情打压妻子。妻子被当做右派“揪出来”“定下来”，用干部态度质问妻子。他从未摆正丈夫身份，丈夫身份不断让位导致婚姻关系破裂。除了工作仍是工作，全部价值的实现寄托于工作而非家庭。
既是冬冬父亲也是国家干部，把双重身份混为一谈。冬冬拒收花蛋糕，把冬冬当作下级严厉批评。冬冬不得已打了作为“叛徒”的他，把冬冬看做成阶级敌人、“右派反天”。看到冬冬的灰暗日记，用市委书记语气严厉批评儿子。一次又一次混淆父亲和干部身份，始终用干部身份而非父亲身份儿子相处，最终导致亲子关系濒临破裂。
作者是隐含叙述者，但小说话语中却透露出作者对主人公丈夫、父亲身份的否定叙述。这既是对张思远家庭情感不断让位所谓的“革命”工作情感、把“革命”工作当作价值支撑的讽刺。也借此反思极“左”对人性压抑。张思远只是一个载体，承载工蒙通过他的生活悲剧去反思极“左”压抑人性的隐含任务。
二、异化危机
张思远干部身份被剥夺成“叛徒”产生思想异化，徘徊于市委小楼张思远和叛徒张思远之间，这是第一次异化。急于寻求新的精神支撑而病急乱投医是思想的二次异化，作者借两次异化反思极“左”迫害、讽刺病急乱投医。但小说主题并止于此，“这种反思的独到之处，并未简单地对政治进行否定，或仅仅追求他人的功过是非，而是通过张思远的自我认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1]进而寻求受迫害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出路。
张思远“叛徒”身份具有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承认是叛徒。在主人公自我认知中，身体器官、思想意识等一切均属于革命和组织。承认是异化分子叛徒，意味着他作为干部倾其一生精力为革命、为组织、为人民的精神支柱垮塌。第二个向度：否认是叛徒。干部身份是被自己阵营剥夺的，叛徒身份也是其信仰的极左意识形态扣上去的。反抗喊冤，就证明是党和人民的组织错了，这样会让他成为真正反革命叛徒。两个向度均指向精神支柱的垮塌，需要新的力量来支撑。便病急乱投医把沦落为叛徒归咎于因果循环报应和噩梦、误会、玩笑。但这只是他身心被侮辱却无力排遣的一种姑且称之为“变異”的表现。
而对主人公的思想异化，作者强势扭转其思想，并把小说主题引向受迫害的革命知识分子出路上来。“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2]把依靠人民、永远不忘人民当做出路，是作者帮主人公找到的新的价值支撑。
三、人民拯救论
主人公生活悲剧、异化危机，根源在于极“左”错误。“获得平反之后张思远应该反思的本来是极左时期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才是造成‘反右’扩大化、‘文革’社会灾难以及张思远灾难的根源”。[3]但王蒙却让张思远把悲剧根源归于享有的特权和与人民群众联系的脱离上，试图让张思远在与人民的接触中找寻精神归宿。笔者认为，这是王蒙小说强调光明结尾和劳动人民拯救一切的体现。“光明尾巴论”融入《蝴蝶》的创作，另受新时期文学方针影响，把“光明尾巴论”发挥到极致。
小说主人公自我身份和精神归宿的寻找贯穿整部小说。第一次作者让他被动去接受改造、接近群众，但他更多仍是干部张思远，而非老张头张思远。于是便有了复职后的再次主动寻找。秋文是劳动和人民的代表，回归农村他得到了秋文的认可，确认了自我身份，在老张头和张剐部长之间通过人民建立了联系，与人民结合在一起了，是由人民的“代表”授权的干部，就此，人民的认同成了张思远新的价值支撑。
主人公两次主动被动寻找均落脚于农村，归于劳动和人民。这是王蒙对劳动人民身份及其拯救一切的认同。也是对受迫害的革命知识分子出路的探寻的结果。
四、结语
作者作为小说隐含叙述者，在文本背后隐含着自身价值判断，深化了小说的写作内蕴。
参考文献：
[1]王万森等：《中国当代文学新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67页。
[2]王蒙：《王蒙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
[3]陶东风：《一个知识分子革命者的身份危机及其疑似化解——重读王蒙的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