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和普通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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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几个小时,诺贝尔文学奖就将揭晓,微博世界正在热烈讨论中国作家和诺奖的距离,从语言质地,到对“自由”的理解,都在为这个距离提供证据,但始终没人提到最弱的一环——中国作家的音乐鉴赏力。
  音乐不需要翻译,似乎人人可以无障碍接受,但音乐和诗歌一样,是鉴赏力里最锋利、最神秘的部分,艺術家艺术能力的停滞,未必表现为阅读和创作能力的停滞,却一定会以音乐和诗歌鉴赏力的停滞表现出来。视野里的好作家和好影人,多半通晓音乐,甚至本人就是音乐家,村上春树、保罗·奥斯特、大卫·米切尔、奥兹,这些获奖呼声比较高的作家,作品中对音乐的评述都非常精准,作品的音乐性也非常强烈,昆汀·塔伦蒂诺、大卫·林奇、贾木许等电影人都是乐迷,即便转身成为音乐人,也毫不让人意外。
  中国作家和影人,普遍缺少这种能力,红歌、网络歌曲、伪民族风,是他们生活和小说里最常出现的音乐元素。几次帮朋友校书稿,被《往事不要再提》或者《去看神奇的布拉达》这种歌名惊到,我想,他们实际想说的应该是《当爱已成往事》和《坐上火车去拉萨》吧,而且,他们的主人公还往往非常时髦,拥有酒吧歌手之类的身份。所以,路内提到他的小说《云中人》里,用一节的篇幅写对Lush乐队的喜爱时说,评论家大概会对这一节感到困惑吧,会作出各种解释。音乐能力,从来不被收纳进写作者的视野里。
  并不奇怪,音乐是出身的试纸,展开这张试纸,看到的是我们音乐教育的缺失,是对实用技能之外一切能力的轻视。站在文艺第一线的作家、电影人,或者他们作品的读者和观众,全都逃脱不了这个背景,要被这个背景重重地拖住鉴赏力的后腿。
  这也是《中国好声音》的整个背景。被推上舞台的,为什么会是那样一些歌手?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唱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中国好声音》展示的是声音奇观,是高音、装饰音,以及把歌曲变形和再创作的能力。节目播出的同时,著名电台DJ李青在微博上说:“没有人像老狼那样唱歌了,没有人会去像五轮真弓那样唱歌了,那都是八九十年代的声音。当下的好声音难道都是硬梆的狂飚或凌乱的转弯?如果当真如此,我愿意听以前的。”歌手周云蓬则认为,他们“把一首歌拐得像麻花”。而这种奇观,和时代气氛脱不了干系,为崛起而焦虑的时代,正需要声音杂技的繁复、失真,来和摩天大楼、高铁等等奇观对应。
  《中国好声音》说明了当下的音乐处境。网络时代,实体唱片卖不出去,数字音乐的收益只有微小的部分会落到创作者的手里。唱片、原创,都不被期待,人们的聆听习惯也改变了,听歌的主要场所是夜总会和酒吧。《好声音》及各种选秀节目选手的选曲、装扮、歌唱方式都在说明他们的来历以及当下音乐的展示场所。歌手的心态被破坏了,听众的耳朵也听坏了,经常在选秀节目当评委的高晓松说,评委当多了,听觉和感觉同时下降。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音乐(文学,或者别的艺术)没那么重要了,好或坏区别甚微,不实用的歌,不能在KTV唱,不能在微博上当作调侃时的共同话题,存在感都岌岌可危。网络改变的不仅是音乐的形式、获得收益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人们接受的方式。
  梁博在《中国好声音》的夺冠,说明这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 更受欢迎的时代。城市生活的压迫,微博和各种社交网络对人们的处世、表达永无休止的督查、纠偏,让“普通人先生”、“普通人小姐”成为人群的主流,不偏不倚、能力平均、性格中庸,爱和恨都不太强烈的人,成为每个人的人格模板,尽管他们随后又感到怅然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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