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去上海中山医院探望病中的朱维铮教授。尽管他依然谈兴颇浓，但面容憔悴，精神萎顿。与以往的仪表堂堂、气宇轩昂相比，已判若两人。临别时，朱先生挣扎着起床捧出一套由他策划和作序的《大师》系列录像，说是给我留作纪念。朱夫人送我到病房外，含泪告诉我：“朱先生的肺癌已经扩散”。虽然明白他已经不久于人世了，但从感情上总希望他能慢慢好起来。3月10日下午，突然接到朱维铮辞世的短信。夜不能寐，和朱先生相识相知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29年前，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成立。还是研究生的我，代导师杨廷福教授与会，和朱维铮教授在同一个组内，这是第一次认识他。当年的朱先生说话不紧不慢，辞锋犀利，逻辑严密，广征博引，侃侃而谈。有深厚的学养作底蕴，所以有一种不容置辩的气势。我顿时对他肃然起敬。从此刻起，他的学者风度就成为我一生心仪的楷模。
　　两年后，我在市委宣传部组织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讨论。此时，朱维铮在复旦历史系组建了全国第一家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编了《中国文化集刊》，成为80年代文化热最重要的开拓者之一。
　　然而，在要不要邀请他参与宣传部组织的研讨活动时发生了争议。当时的朱先生正因所谓“政治问题”而被打入冷宫，是复旦最晚恢复上课权利的中年教师。在“文革”初期，他被调到市委写作班历史组协助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还一度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群众运动组长，在“一月革命”中起草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不久以后，桀骜不驯的朱维铮就得罪了“四人帮”，被打成“516分子”锒铛入狱。某些人无视他后半段的“文革”经历，抓住他的前半段不放。我力排众议坚持邀请他参加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还向上海人民出版社打招呼，要支持《中国文化集刊》的出版工作。由此开始了我们最初的友谊。
　　1988年夏，我去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讲学，路经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告诉我，朱维铮也在香港。于是老董作东，相约在丽晶酒店，面对着灯火璀璨的维多利亚港喝酒聊天。那晚借酒下肚，朱先生和我都拉开了话匣子。不苟言笑、火气大、说话不讲情面，是朱维铮给外界的一般印象。但这个维港之夜让我看到了他的真性情。
　　其实，他并非像外人所说的那样难以接近，而是性格分明，嫉恶如仇，不屑于应酬那些不喜欢的人。他最讨厌的是那些不学无术、但又自以为是的假学者。朱先生喜欢骂人，骂的往往也是这类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
　　1998年，我開始撰写有关上海知识分子的博士论文，其中涉及“文革”中上海市委写作班的人和事。当时，写作班的负责人朱永嘉、王知常等人都刚刚坐满十多年的牢房出狱，几如惊弓之鸟，不可能接受一个陌生人的访谈。朱维铮知道后，便自告奋勇地居间帮我联络，然后陪着我一家家地登门拜访。
　　因为有他的背书，消除了受访者的戒心，所以我的访谈进行得非常顺利。要知道，朱先生不仅牺牲了自己的宝贵时间，还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当时的朱永嘉们还是不可接触的“危险分子”。朱维铮的这份情谊，我是一辈子都还不清的了。
　　写作班成员的访谈，当然少不了朱维铮。在香港中文大学宾馆里，有美酒相伴，我俩伫膝长谈了一整夜。朱先生从自己的青年时代谈起，一直谈到他在“文革”中的经历。这本身就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他说一生中最大的改变契机，是“文革”中在被关押的隔离室内。那天正是35岁生日，反思过去的岁月，他突然醒悟：“我应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头脑，我可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头脑。”
　　从此以后，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政治上，朱维铮从来不人云亦云，从来不随大流。如果说，中国还有坚持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的话，朱先生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朱维铮治学严谨、功力深湛，师承近代经学大师周予同，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尽管在经学的研究上造诣很深，但他绝不会承认自己是经学大师。因为朱维铮是经学的批判者，而不是弘扬者。在人们都弃绝经学的年代，朱先生执着地研究，只是为了科学地批判。用他自己的话说：“如今经学好像粪便一样令大家避之不及。但即使是粪便，也要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它到底是什么！”
　　我和朱先生惺惺相惜，都爱书，也都爱酒。我俩喝的最后一顿酒，也是因董大姐而起。在他查出肺癌的前几个月，董秀玉来上海，我也正好在，就和朱维铮相约请她一起喝酒聊天。我带了一瓶50年的茅台酒，朱先生带了一瓶陈年绍兴酒。尽管朱夫人在旁频频劝阻，我们三人还是喝了个痛快。不久传出朱维铮患病住院的消息，我也因眼疾戒了酒。但那晚朱先生的酒兴豪情历历在目。如今故人驾鹤西去，留下的惟有无限的惆怅和无奈。
　　一宿无眠，凌晨两点起床给董大姐发短信，口占一联：“史学经学今时鹤立鸡群；才气正气昔日虎落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