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祖林查看昆明市公租房、廉租房建设时，说了这样的话：“有钱有权部门人员四五套房普遍。”“有些部门房子多得住不完，弱势群体没房住。”
　　这话真不像一位官员说的，特别是一位在任的省会城市的主要官员。这都是实话啊。一般的领导干部即便有这样的认识，也不会公开讲。但张市长似乎有点特别。查网络，2010年8月，他还在公开场合讲过，“我们的有些拆迁工作是有愧于老百姓的！”这话也不容易。
　　张市长其实是在说，市民基本财产权缺乏保障，社会资源分配存在重大不公。但我不觉得这是昆明的特殊情况。“拆迁”的老话题暂且不论，只说“房子多得住不完”的部门，昆明就不会比其它地方多。因为中国的资源是按权力分配的。媒体已经先后曝出，多个部门用几千元一平方的价格“购买”市场价几万元一平方的房子。他们这叫“分房”。他们硬生生把计划经济的好处，带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带进了21世纪。
　　如果你是体制内的人，你不需要努力，只需要跟着体制走，你就有“四五套房”。甚至也不在于你在这个体制里有没有权力，即便只是一个司机、一位勤杂工，只要你有“编制”，你就有一份。如果你大权在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与此同时，在另一边，就形成了张市长所说的没房住的“弱势群体”了。他们大致是这样两种人：“福利时期”，他们在体制外；福利制度结束后进入社会，产生需求。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在新时期形成的分配不公的过程。拿土地和住房来分析这个问题，算是选对了素材。因为这两样正是新时期权力和资本围猎和狂欢的主要目标，并由此为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贡献了主要指标。
　　住房被权力和资本宰割之后，给新一代青年们留下的，是巨大的生存压力。致使今天哪怕是受完最良好的教育，注定是一个时代的希望所在的青年才俊，也需要把一大段最好的岁月埋进住房的首付款里。
　　当青年们拥挤在出租屋里，眼望张市长所指出的现实，以及区区一个低级官员，也会牵出十几套房子的腐败，他们在想什么？在写作此文的此刻，看到搜狐新闻网页上的这条张市长“说实话”的新闻，显示有12309个网友评论（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要知道基本上是第一天的纪录，这条新闻早已沉下去了，互联网每天都有层出不穷的热点）。
　　其中某些话，某些故事，真可以用血泪来形容。可是，我们的所谓主流社会，有多少人去倾听他们的想法？有多少人被青年所表达的苦闷和希望所感动？
　　只有公正的秩序，才能让青年们充满热爱和希望，以及欢乐和建设的热情。至少要让青年看到公正的开始。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百废待兴”，意味着那时的人们对现实是不满意的。但是，谁能说那时的青年比今天的青年更徬徨呢。只要是“待兴”，人们就愿意“待”。当然，公正的意义不在于要让人高兴。公正本身就是目标，就是意义所在。而没有公正，肯定有人不高兴。今天的中国政治以稳定为最大的诉求，而稳定的政治，应该是青年们感到“高兴”的。
　　经济目标一直被看成社会稳定和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其实，有了公正的秩序，人们的创造力就会暴发性地增长，经济就会发展。但经济本身，不见得会带来稳定。“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把这里的“不均”理解为机会不平等，分配不公正。
　　经济发展了，但多数财富被少数人的阶层占有了，乃是政治所患，而不是公正的政治追求。当前，有人记起了邓小平曾经说过的话，如果中国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就等于改革失败。可见，邓小平把公正分配社会财富看成是政治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