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解聘，按张昕竹本人理直气壮的说法，“是因为帮外企说了话”，“就好比我给死刑犯做了辩护，任何一个案子都有正方和反方，不能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吧”。有关部门随即回应称：张昕竹未经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同意，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身份受聘于高通公司，收取高额报酬，为其出具所谓的经济学证据，违反工作纪律。
　　即便现在是一个缺少规范的时代，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张昕竹，难道不明白自己作为监管者聘请的专家又同时受聘于被监管者意味着什么吗？专家接受聘任，就应该忠于雇主，注意利益“回避”，这是常识。张昕竹可以站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一边回绝高通的聘请，也可以先向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请辞，再接受高通的咨询请求。这是一种必要的伦理自觉。可他偏要东食西宿。就拿他自己举的例子来说，本来你是正方聘请的律师，突然又开始为反方辩护，这难道不是突破了最基本的职业伦理，甚至突破了做人的底线吗？
　　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张昕竹的行为属于典型的吃里扒外，最为人们所不齿。
　　但令人遗憾的是，对如此是非鲜明的问题，不仅张昕竹本人毫无愧疚之意，迄今为止既不认错也不道歉，一些媒体也用各种方式为张昕竹“洗地”。有的发表表面上不偏不倚、实则偏袒张昕竹的评论《反垄断要让正反方都说话》，有的网站则把张昕竹的一面之词置于醒目位置，一些网络大V也话里有话地暗示张昕竹是因为和官方观点不一致而遭解聘的……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吃里扒外的张昕竹反倒成了“受害者”。
　　舆论所表现出的这种不问是非的症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张昕竹现象”出现的必然性——社会价值观的混乱成了“张昕竹现象”出现的温床（法律、纪律等“显规范”的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无论精英做什么出格的事情，总是有人出来圆场，找理由，并要求社会公众和有关方面“宽容”。不知不觉中，中国已经成了一个缺乏伦理底线的国度。
　　应该说，相当一部分以各类专家面貌出现的知识精英是中国社会价值观出现如此变化的主要推手和最大“受益者”。这些年来，出于对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知半解或故意误读，他们把几乎一切道德规范都视为对个人自由的束缚，用各种方式不断进行解构，任何胆敢对他们提出道德要求的人都会被贴上“虚伪”的标签。而在摆脱了道德约束之后，他们便能够毫无心理负担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或者为一些蝇头小利甘做各类既得利益团体的代言人，以各种反智言论忽悠社会和百姓，或者身在曹营心在汉，一边享受着体制提供的保障和福利，一边专做反体制的课题，不仅借此获得实际利益，而且获得社会“声望”。这次遭到解聘的张昕竹，不过是最新的一例罢了。
　　“张昕竹现象”的危害是巨大的。在很多时候，张昕竹们的行为甚至会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而要杜绝这种现象，单靠法律和纪律约束是不够的，还要靠人们在健康主流价值观的统摄下自觉守住各种伦理底线。但愿解聘张昕竹能够成为终结价值观混乱现象的开始，也成为终结“张昕竹现象”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