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高中教育在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枢纽地位，高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会影响整个国家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和国际竞争力。近10年来，我国高中教育受惠于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大变化，在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与其他教育领域，如学前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受关注的程度相比，仍需进一步提高。为了更好地发展高中教育事业，2014年5月10日至5月11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国教育报刊社、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协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中教育研究中心、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本科生招生办公室、国内合作办公室、北京市第十二中学等单位具体承办的第二届京师高中教育高峰论坛在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召开，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司长郑富芝、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北京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主席兰宏生、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与高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陈光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书记程凤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余胜泉及来自全国各知名高中的170多位校长与教师参加了此次论坛。此外，本次论坛创造性地安排了“高中与大学面对面”环节，由中国教育报基础教育中心主任时晓玲主持，邀请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震、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孟繁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刘沪、上海格致中学校长张志敏出席，就新一轮高考改革和高中教育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进行深入对话。本文采撷此次论坛的一些主要观点，如高中课程改革与普通高中教育、高考招生制度改革、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国际高中多样化发展及高中生三级发展指导模式等内容进行深入报道。
一、高中课程改革与普通高中教育
高中教育内涵发展必将会涉及高中课程改革。郑富芝司长就“深化高中课程改革的一些思考”做了主题发言，指出从2010年开始，他们就对普通高中课程改革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认为10年来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有相当的差距和问题，认为这是下一步深化高中课程改革、进行高中课程修订的重要基础与基本判断。郑司长指出，多年来强调学生主体地位的课程改革理念和方向得到普通高中的普遍认同，基本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与时代发展要求的高中新课程体系，将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培养人才目标的核心，而且在人才培养模式和课堂教学方面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学生主动去探究。
郑司长同时也指出，普通高中教育依旧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普通高中教育的定位、任务等基本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普通高中教育是基础教育还是大学预备教育，是大众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是单纯为升学做准备还是既为升学又为就业做准备等，这些都是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第二，课程结构设置，比如必修课和选修课的比例不够合理，部分学科的课程容量偏大、操作性不强，学生自主选择、自主决定的机会远远不够。第三，高中课程改革配套制度，特别是考试评价制度的改革相对滞后，制约了整个高中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因此，郑司长给出了下一步深化高中课程改革的思路，指出在即将启动的普通高中课程修订的工作中，他们会坚持正确的新课程改革的理念方向，进一步明确普通高中的定位，全面修订高中课程，努力构建坚持立德树人方向、遵循教育规律、富有时代精神、具有中国特色、体现国际发展趋势的普通高中课程体系，同时要协同推进考试评价制度的改革，将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与高考进行统筹考虑、系统设计，发挥高考在引导素质教育方面的正确导向作用。
为此，郑司长指出，深化高中课程改革的重点举措有：第一，研制中国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体系。核心素养是一个学生应该具备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这一核心素养体系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即将党的教育方针具体化和细化以及为衡量学生全面发展状况提供评判依据，从而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第二，研制学生学业质量标准，明确学生完成不同学段、不同年级、不同学科后达到的要求标准，进行量化与分级，观察学生是否达到这一基本要求，学习程度如何，避免教师在教学中出现偏难、偏生、随意拔高、知识水平不够等问题。第三，启动普通高中课程与课程标准的修订方案，增加思想性、坚持基础性、加大选择性、提高适应性、增强可操作性，合理确定选修课时的比例，增加学生选择学习的机会，充实学业质量的要求，全面发挥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对其他教学环节，如教材编写、考试评价等的统领，与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做好衔接，满足个性发展的需要。第四，推进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和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机制。如何做好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如何与高考挂钩，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因此，郑司长认为当前要好好地研究下面四种关系，即提高考试权威性和增强可操作性的关系、防止学生偏科与减轻考试负担的关系、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集中考试与分散考试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推进高中课程改革。
21世纪普通高中教育的使命与责任是什么？为此，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校长李有毅进行了自己的思考，认为我国教育实际上是在提升民族素质，但不能简单地转化为学校来进行素质教育。教育是一个综合体，而高中教育的使命只有一个，即育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中教育是学生个性形成、自主发展的关键时期，对提升国民素质和培养创新人才具有特殊意义。李校长认为21世纪普通高中教育应满足人民群众对普通高中教育的需求，要提高普通高中教育的质量，还要促进普通高中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这是它的价值取向。然而，由于单一的评价标准、选拔方式与入学通道，普通高中教育虽然在有意识地进行多元化的改革，但整体而言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以分数为主要目标的单一选拔方式促使学校对学生进行长时间的重复训练，将精力集中在高考考试科目的学习上。而且，由于空间、人才流动、知识生产的封闭性，这让普通高中面对一些棘手问题，如学生被封闭在学校中，学校课程设置往往集中在升学科目中，而学生更多的是需要能够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拓宽视野，不仅要读书本中的“有字之书”，更要在社会大课堂中阅读“无字之书”。因此，她认为学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并以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教育实践阐述“立德树人”这一学校办学指导思想，指出学校的办学理念是求真、求善、唯美，实施创新驱动与实践育人两大策略，突出高中教育的创新实践。课程是教育的载体，学校的课程改革是学校教育创新的核心，所以，李校长认为教师要在教学中逐渐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学校要在开发拓展课程、校本必修课程与校本选修课程的基础上积极整合社会优质资源，开发开设优质高端校本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此外，李校长认为综合课程可能是深化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课程改革已经进入“硬骨头”阶段，伴随教育改革的推进，简单的课程整合已经不能适应学校发展与教育课程改革的需要，因此，需要跨领域、跨地区的多方面融合来建设综合课程，优化课程结构，实现学校内涵式发展。 二、高考招生制度改革
高考制度与高考招生制度是一个国家关心、社会关切与学校关注的话题。因此，石中英部长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了我国考试制度改革的总体方向，并就如何推进各级各类的考试招生制度进行了具体部署，如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进行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这必然会带来高中招生、高校人才选拔模式的改革。
新的时期如何面对与应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带来的挑战，钟秉林会长就“我国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趋势与挑战”做了主题发言，指出高中课程改革的深入呼唤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也必将会对高中教育阶段的内涵建设和课程改革带来新的挑战，认为当前的高考招生制度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科学选拔人才及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现实要求，再加上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实践以及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时代呼唤，这是促成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动因，也是当前高考招生制度面临的重大挑战。此外，钟会长认为高考招生制度的公平性也遭遇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高考招生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部分地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其公平性不断遭受侵蚀，招致公众和媒体的抨击，另一方面，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异地高考问题、教育地区差异问题、弱势群体入学机会均等问题不断产生，影响着高考招生制度的公平，导致“高考移民”等违背教育公平的现象产生。
为此，他认为当前高考招生制度改革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呈多样化的趋势。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体制改革的深化，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增多，不同群体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表达了各自的诉求，提出的观点和建议体现了不同甚至是相悖的价值取向。有的希望通过改革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有的希望通过改革让孩子进入好的大学，这种多元化的诉求使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目标诉求差异变大，难以形成改革的共识和合力，加大了改革推进的难度。二是高考招生制度被赋予更多的功能，其基本功能是为高等学校提供甄别和选拔人才的依据，但实际上还肩负着更多的社会功能，如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跨越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通道、社会流动的阶梯，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公正，这些都加大了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难度。
因此，钟会长指出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包括下列基本内容：一是改革招生名额配置，更多地考虑高校自主发展的需求，尊重高校的自主权，进行招生名额分配时要考虑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多寡，对入学机会较少的地区予以适当倾斜，加强对中央部委直属高校招生名额分配的监督，避免对所在省的过度倾斜。二是改革入学考试方式，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探索英语等科目社会考试，一年多考，完善非户籍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参加考试的制度等。三是改革入学考试内容，突出人才选拔的全面性与多样性要求，以高校人才选拔标准和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为依据，突出对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考查，丰富高考成绩报告内容。四是改革高考命题方式，保证高考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应加强命题专家队伍的建设，进一步完善国家考试科目试题库，组织专家加强对考试规律和标准的研究，并对经评估不合格或水平明显较差的单独命题省份收回自主命题权，实行全国统一高考命题。五是改革招生录取方式，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健全人才选拔的综合评价和多元录取机制，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以适当权重计入学生入学考试成绩或作为重要参考，全面评价学生的素质与能力，对具有创新潜质、特殊禀赋或学科特长且符合培养要求的学生，高校可依据自主测试的结果自主录取。所以，在进行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时，我们要做好顶层设计，实行渐进式改革，细化改革目标、任务，建立跨部门工作机制，明确改革的责任主体，加大治理力度，规范考试招生秩序，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加强统筹协调与宣传引导，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虞立红指出，高中教育的多元化、高中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高考制度多元选择的趋势逐渐加强，面对这样的环境，高中生要想有良好的发展，作出适恰的选择，一定要有一个生涯规划，要对大学与高校专业有一定的了解，并就北京师范大学及其优势专业和人才培养与招生的人才选拔政策给予简略介绍。
三、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应该是对学生整体素质的评价，应该促进学生高中教育阶段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石中英部长指出，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将有利于促进高中教育的内涵式、多元化发展，促进高中学生个性化发展，增加高考招生的多元选择性，也必将带来高中办学理念、培养目标、课程结构、教学组织、队伍建设、学生评价方式等领域的改革。
同时，郑富芝司长指出，综合素质评价的改革要体现下列四个方面：第一，坚持全面发展，注重特长，重在综合育人。第二，重在适用和指导，综合素质评价并不是一种主观判断，它是一个客观记录。第三，进行公示和审核，确保客观记录的材料准确无误。第四，坚持“谁用谁来评”，确保公平公正，用于招生时，要将这些材料提供给招生的学校，由他们明确具体的办法和程序，综合素质参考一定要适用，要客观与公平公正，这是高考改革综合素质评价重要的制度基础。此外，郑司长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列问题：如何应对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后对整个高中教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如何保证综合素质评价材料的真实、可靠，如何保证招生院校可以客观地运用综合素质评价材料，农村学校及其学生在这一制度框架中如何保障自身权益及升学机会等。
如何基于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来谈当前教育评价的发展，河南大学副校长、教授刘志军认为教育评价应该强调创设适合并促进学生发展的教育环境，其评价目的应由关注总结性目的为主向关注评价的形成性目的发展，强调促进学生的发展，评价主题由一元向多元发展，评价对象由被动等待向主动参与发展，评价方法向综合性发展。刘校长认为，10年来的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工作在一些方面，如评价内容、评价主体、评价方式、成果呈现等方面形成了共识，提出了等级评价，为高校招生服务，但在实际应用中依旧存在着若干问题，对综合素质评价的认识莫衷一是，认为它是一种非学术能力的评价，过于强调量化登记结果，存在集中突击现象等。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认识综合素质评价，将其界定为以学生成长记录为基础，通过描述和记录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行为和结果、日常表现中的社会公益及综合实践活动，进行德智体美的综合评价，促进学生全面的发展，明确综合素质评价的目的不再是为考试服务，主要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发展，改变高中学生评价生态，关注学生日常性的活动。同时，刘校长对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给予进一步的思考，认为在综合素质评价内容方面，其基础性发展目标包括六个维度，即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但对他们的个性特长重视不足，这点应给予专门体现。此外，刘校长认为综合素质等级评价有着无法克服的缺点，学校之间的差异让各个等级之间缺乏可比性，而等级合成又缺乏科学依据，让合成后的等级缺乏说服力，因此，学生成长记录应是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载体，指导学生及时搜集并妥善保存反映日常学习过程和结果的综合实践、社团等活动层面具有典型意义的重要事实性材料，进行写实性描述，尤其要记录反映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实践活动，以它作为支撑材料，辅之以程序完善的电子平台这一技术保证，按照“谁使用谁评价”，循序渐进，实施渐进性改革。 四、国际高中多样化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教育领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逐渐增强，国际高中的多样化发展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兰宏生主席在致辞中就北京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从中国教育学会领到的一个课题——“基础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研究”来谈国际高中改革的一些想法和思路。他首先给出了我们非常关注的教育领域的“两问”，即“钱学森之问”与“乔布斯之问”，指出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考察北京35中时提出了“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11年，美国教育部长邓肯提出了著名的“乔布斯之问”，即为什么在教育领域中信息技术投入很大，却没有产生在生产和流通领域那样的效果呢？因此，当今的教育必须发生结构性改变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此外，兰主席认为我们也应该从道德与伦理的视角对教育问题进行探讨，如亚欧学校道德论坛与全球伦理论坛等都涉及了对学校道德教育与全球伦理的关注。当前我们在探讨全球教育、全球伦理、全民学习、价值导向综合评价等问题时，要思考如何正确地吸收外来文化，使之与弘扬时代精神文化相结合。在面对一些具有普遍性、整体性、复杂的、严重的世界性问题时，我们要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实现多元文化的交流，开启对教育持续的交流与对话，加强对教育批判性的学习与探讨，要具有国际教育变革的意识。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袁桂林以“国际大都市高中多样化发展”为题做了主题报告，指出考试制度和高中的内涵发展必然会涉及高中的发展方向问题，如何理解与把握考试制度、课程改革与多样化发展的关系，这是一个教育领域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他从国际经验切入，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看学校类型，一是设立学校的参照，如学科专业、职业、产业、领域及其他，二是出资办学者，如公办、民办、集团改制与附属学校，三是学校提供的教育类型，如学分制学校、夜（业余）学校、虚拟（网络）学校、定时制学校、全日制学校等，重视学校的多样化发展。此外，他重点介绍了日本高中、美国高中、俄罗斯高中的办学理念、学分制度、课程结构与学生评价，认为要加强中学与大学的衔接，让学生进行多样化选择，拥有专业选择的自主权，同时指出我们应该将多样化作为上位概念进行讨论，强调学生的选择、学段间的接续和学生学习的节律，开拓我们对国际大都市高中的视野，在我国高中制度改革中应借鉴国际大学招生的经验。
谈到国际高中多元化发展，我们就必须要多了解一下国外的高考制度与大学招生政策。为此，德国柏林洪堡大学Theo Schierbaum先生主要介绍了德国的高中考试制度与高考招生政策，指出德国语境下的“高中”是两年制的，但实质上和中国高中相似，德国高考也是高中阶段的一次性考试，是大学入学资格的一种考试。在1972年，德国的高考制度得到改革，引入了“评价系统”，政府立法通过了将所有专业划分成三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如文科与语言、意识与数学、自然科学的改革内容，使其平等、平行，废除了德语和拉丁文的支配地位。他认为制约德国高中考试制度的关键因素是高中分数，由高中课程分数和高考分数按照一定的比例组成。
在高中课程安排方面，Theo Schierbaum先生指出，德国高中是两年制，分为两个独立的学期，学生可以上一定数量的课。根据学生的能力和兴趣，所有的联邦州的课程不低于8门，每个星期的主修课不低于2门，在柏林的主修课中至少有1门是德语、英语、法语、中文、数学或者一门理科。选修课的范围则比较广泛，不但包括德语、数学、其他外语，也要覆盖理科、文科和语言艺术等3个关键领域。德国会在第四个学期结束时举行高考，一般进行4～5门的考试。柏林的考试内容也会有3门笔试、1门口试和1篇论文报告，学生参加什么样的考试，基本上可以由学生自己选择，但5门考试一定要覆盖3个专业领域。学生必须要在上高中前选择他们要参加的考试，如果考试不及格，他们可以补考。德国高考的笔试内容基本上是高中4个学期的内容，口试的试题内容是第四学期的内容与任选其他学期的内容。高考笔试与口试的考试成绩由主考官独立评价并推荐给考试委员会。
此外，Theo Schierbaum先生也介绍了德国大学的招生办法，指出课堂考试基本上是让学生熟悉高考程序和试题的一种简化高考，比高考要稍微简单些，课程分数与高考分数的总和为综合分数，按照一定规定得到的平均绩点（Numerus Clausus）是德国大学招生的唯一标准，取决于每所大学各个学院的招生数量。以洪堡大学2013年的招生情况为例，他们招生的几个专业中，对化学专业根本没有进行限制，这是因为学生申请的数量要低于配置名额的数量，但经济学专业，由于学生申请的数量要远远超过配置名额的数量，学校就会按照Numerus Clausus给出录取学生的最低绩点，如果学生的平均绩点低于这个，就不会被录取。然而，Theo Schierbaum先生也指出，德国大学录取学生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标准，那就是等候时间。如果一些学生的平均绩点不足以让他们入学，只要等候时间（自高中毕业至申请大学期间）超过7个学期的都会被录取，不管平均绩点多差。同时，德国大学会有2轮补录，很多被录取的申请者可能会在后面放弃自己的名额，就会空出名额，补录就会满足其他学生的申请需求。
五、高中生三级发展指导模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规定要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加强对学生的理想、心理、学业等多方面的指导，全面提高普通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所长方晓义以“5L
一、高中课程改革与普通高中教育
高中教育内涵发展必将会涉及高中课程改革。郑富芝司长就“深化高中课程改革的一些思考”做了主题发言，指出从2010年开始，他们就对普通高中课程改革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认为10年来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有相当的差距和问题，认为这是下一步深化高中课程改革、进行高中课程修订的重要基础与基本判断。郑司长指出，多年来强调学生主体地位的课程改革理念和方向得到普通高中的普遍认同，基本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与时代发展要求的高中新课程体系，将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培养人才目标的核心，而且在人才培养模式和课堂教学方面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学生主动去探究。
郑司长同时也指出，普通高中教育依旧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普通高中教育的定位、任务等基本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普通高中教育是基础教育还是大学预备教育，是大众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是单纯为升学做准备还是既为升学又为就业做准备等，这些都是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第二，课程结构设置，比如必修课和选修课的比例不够合理，部分学科的课程容量偏大、操作性不强，学生自主选择、自主决定的机会远远不够。第三，高中课程改革配套制度，特别是考试评价制度的改革相对滞后，制约了整个高中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因此，郑司长给出了下一步深化高中课程改革的思路，指出在即将启动的普通高中课程修订的工作中，他们会坚持正确的新课程改革的理念方向，进一步明确普通高中的定位，全面修订高中课程，努力构建坚持立德树人方向、遵循教育规律、富有时代精神、具有中国特色、体现国际发展趋势的普通高中课程体系，同时要协同推进考试评价制度的改革，将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与高考进行统筹考虑、系统设计，发挥高考在引导素质教育方面的正确导向作用。
为此，郑司长指出，深化高中课程改革的重点举措有：第一，研制中国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体系。核心素养是一个学生应该具备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这一核心素养体系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即将党的教育方针具体化和细化以及为衡量学生全面发展状况提供评判依据，从而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第二，研制学生学业质量标准，明确学生完成不同学段、不同年级、不同学科后达到的要求标准，进行量化与分级，观察学生是否达到这一基本要求，学习程度如何，避免教师在教学中出现偏难、偏生、随意拔高、知识水平不够等问题。第三，启动普通高中课程与课程标准的修订方案，增加思想性、坚持基础性、加大选择性、提高适应性、增强可操作性，合理确定选修课时的比例，增加学生选择学习的机会，充实学业质量的要求，全面发挥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对其他教学环节，如教材编写、考试评价等的统领，与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做好衔接，满足个性发展的需要。第四，推进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和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机制。如何做好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如何与高考挂钩，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因此，郑司长认为当前要好好地研究下面四种关系，即提高考试权威性和增强可操作性的关系、防止学生偏科与减轻考试负担的关系、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集中考试与分散考试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推进高中课程改革。
21世纪普通高中教育的使命与责任是什么？为此，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校长李有毅进行了自己的思考，认为我国教育实际上是在提升民族素质，但不能简单地转化为学校来进行素质教育。教育是一个综合体，而高中教育的使命只有一个，即育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中教育是学生个性形成、自主发展的关键时期，对提升国民素质和培养创新人才具有特殊意义。李校长认为21世纪普通高中教育应满足人民群众对普通高中教育的需求，要提高普通高中教育的质量，还要促进普通高中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这是它的价值取向。然而，由于单一的评价标准、选拔方式与入学通道，普通高中教育虽然在有意识地进行多元化的改革，但整体而言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以分数为主要目标的单一选拔方式促使学校对学生进行长时间的重复训练，将精力集中在高考考试科目的学习上。而且，由于空间、人才流动、知识生产的封闭性，这让普通高中面对一些棘手问题，如学生被封闭在学校中，学校课程设置往往集中在升学科目中，而学生更多的是需要能够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拓宽视野，不仅要读书本中的“有字之书”，更要在社会大课堂中阅读“无字之书”。因此，她认为学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并以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教育实践阐述“立德树人”这一学校办学指导思想，指出学校的办学理念是求真、求善、唯美，实施创新驱动与实践育人两大策略，突出高中教育的创新实践。课程是教育的载体，学校的课程改革是学校教育创新的核心，所以，李校长认为教师要在教学中逐渐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学校要在开发拓展课程、校本必修课程与校本选修课程的基础上积极整合社会优质资源，开发开设优质高端校本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此外，李校长认为综合课程可能是深化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课程改革已经进入“硬骨头”阶段，伴随教育改革的推进，简单的课程整合已经不能适应学校发展与教育课程改革的需要，因此，需要跨领域、跨地区的多方面融合来建设综合课程，优化课程结构，实现学校内涵式发展。 二、高考招生制度改革
高考制度与高考招生制度是一个国家关心、社会关切与学校关注的话题。因此，石中英部长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了我国考试制度改革的总体方向，并就如何推进各级各类的考试招生制度进行了具体部署，如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进行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这必然会带来高中招生、高校人才选拔模式的改革。
新的时期如何面对与应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带来的挑战，钟秉林会长就“我国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趋势与挑战”做了主题发言，指出高中课程改革的深入呼唤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也必将会对高中教育阶段的内涵建设和课程改革带来新的挑战，认为当前的高考招生制度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科学选拔人才及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现实要求，再加上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实践以及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时代呼唤，这是促成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动因，也是当前高考招生制度面临的重大挑战。此外，钟会长认为高考招生制度的公平性也遭遇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高考招生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部分地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其公平性不断遭受侵蚀，招致公众和媒体的抨击，另一方面，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异地高考问题、教育地区差异问题、弱势群体入学机会均等问题不断产生，影响着高考招生制度的公平，导致“高考移民”等违背教育公平的现象产生。
为此，他认为当前高考招生制度改革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呈多样化的趋势。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体制改革的深化，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增多，不同群体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表达了各自的诉求，提出的观点和建议体现了不同甚至是相悖的价值取向。有的希望通过改革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有的希望通过改革让孩子进入好的大学，这种多元化的诉求使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目标诉求差异变大，难以形成改革的共识和合力，加大了改革推进的难度。二是高考招生制度被赋予更多的功能，其基本功能是为高等学校提供甄别和选拔人才的依据，但实际上还肩负着更多的社会功能，如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跨越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通道、社会流动的阶梯，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公正，这些都加大了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难度。
因此，钟会长指出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包括下列基本内容：一是改革招生名额配置，更多地考虑高校自主发展的需求，尊重高校的自主权，进行招生名额分配时要考虑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多寡，对入学机会较少的地区予以适当倾斜，加强对中央部委直属高校招生名额分配的监督，避免对所在省的过度倾斜。二是改革入学考试方式，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探索英语等科目社会考试，一年多考，完善非户籍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参加考试的制度等。三是改革入学考试内容，突出人才选拔的全面性与多样性要求，以高校人才选拔标准和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为依据，突出对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考查，丰富高考成绩报告内容。四是改革高考命题方式，保证高考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应加强命题专家队伍的建设，进一步完善国家考试科目试题库，组织专家加强对考试规律和标准的研究，并对经评估不合格或水平明显较差的单独命题省份收回自主命题权，实行全国统一高考命题。五是改革招生录取方式，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健全人才选拔的综合评价和多元录取机制，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以适当权重计入学生入学考试成绩或作为重要参考，全面评价学生的素质与能力，对具有创新潜质、特殊禀赋或学科特长且符合培养要求的学生，高校可依据自主测试的结果自主录取。所以，在进行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时，我们要做好顶层设计，实行渐进式改革，细化改革目标、任务，建立跨部门工作机制，明确改革的责任主体，加大治理力度，规范考试招生秩序，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加强统筹协调与宣传引导，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虞立红指出，高中教育的多元化、高中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高考制度多元选择的趋势逐渐加强，面对这样的环境，高中生要想有良好的发展，作出适恰的选择，一定要有一个生涯规划，要对大学与高校专业有一定的了解，并就北京师范大学及其优势专业和人才培养与招生的人才选拔政策给予简略介绍。
三、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应该是对学生整体素质的评价，应该促进学生高中教育阶段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石中英部长指出，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将有利于促进高中教育的内涵式、多元化发展，促进高中学生个性化发展，增加高考招生的多元选择性，也必将带来高中办学理念、培养目标、课程结构、教学组织、队伍建设、学生评价方式等领域的改革。
同时，郑富芝司长指出，综合素质评价的改革要体现下列四个方面：第一，坚持全面发展，注重特长，重在综合育人。第二，重在适用和指导，综合素质评价并不是一种主观判断，它是一个客观记录。第三，进行公示和审核，确保客观记录的材料准确无误。第四，坚持“谁用谁来评”，确保公平公正，用于招生时，要将这些材料提供给招生的学校，由他们明确具体的办法和程序，综合素质参考一定要适用，要客观与公平公正，这是高考改革综合素质评价重要的制度基础。此外，郑司长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列问题：如何应对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后对整个高中教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如何保证综合素质评价材料的真实、可靠，如何保证招生院校可以客观地运用综合素质评价材料，农村学校及其学生在这一制度框架中如何保障自身权益及升学机会等。
如何基于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来谈当前教育评价的发展，河南大学副校长、教授刘志军认为教育评价应该强调创设适合并促进学生发展的教育环境，其评价目的应由关注总结性目的为主向关注评价的形成性目的发展，强调促进学生的发展，评价主题由一元向多元发展，评价对象由被动等待向主动参与发展，评价方法向综合性发展。刘校长认为，10年来的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工作在一些方面，如评价内容、评价主体、评价方式、成果呈现等方面形成了共识，提出了等级评价，为高校招生服务，但在实际应用中依旧存在着若干问题，对综合素质评价的认识莫衷一是，认为它是一种非学术能力的评价，过于强调量化登记结果，存在集中突击现象等。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认识综合素质评价，将其界定为以学生成长记录为基础，通过描述和记录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行为和结果、日常表现中的社会公益及综合实践活动，进行德智体美的综合评价，促进学生全面的发展，明确综合素质评价的目的不再是为考试服务，主要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发展，改变高中学生评价生态，关注学生日常性的活动。同时，刘校长对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给予进一步的思考，认为在综合素质评价内容方面，其基础性发展目标包括六个维度，即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但对他们的个性特长重视不足，这点应给予专门体现。此外，刘校长认为综合素质等级评价有着无法克服的缺点，学校之间的差异让各个等级之间缺乏可比性，而等级合成又缺乏科学依据，让合成后的等级缺乏说服力，因此，学生成长记录应是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载体，指导学生及时搜集并妥善保存反映日常学习过程和结果的综合实践、社团等活动层面具有典型意义的重要事实性材料，进行写实性描述，尤其要记录反映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实践活动，以它作为支撑材料，辅之以程序完善的电子平台这一技术保证，按照“谁使用谁评价”，循序渐进，实施渐进性改革。 四、国际高中多样化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教育领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逐渐增强，国际高中的多样化发展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兰宏生主席在致辞中就北京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从中国教育学会领到的一个课题——“基础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研究”来谈国际高中改革的一些想法和思路。他首先给出了我们非常关注的教育领域的“两问”，即“钱学森之问”与“乔布斯之问”，指出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考察北京35中时提出了“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11年，美国教育部长邓肯提出了著名的“乔布斯之问”，即为什么在教育领域中信息技术投入很大，却没有产生在生产和流通领域那样的效果呢？因此，当今的教育必须发生结构性改变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此外，兰主席认为我们也应该从道德与伦理的视角对教育问题进行探讨，如亚欧学校道德论坛与全球伦理论坛等都涉及了对学校道德教育与全球伦理的关注。当前我们在探讨全球教育、全球伦理、全民学习、价值导向综合评价等问题时，要思考如何正确地吸收外来文化，使之与弘扬时代精神文化相结合。在面对一些具有普遍性、整体性、复杂的、严重的世界性问题时，我们要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实现多元文化的交流，开启对教育持续的交流与对话，加强对教育批判性的学习与探讨，要具有国际教育变革的意识。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袁桂林以“国际大都市高中多样化发展”为题做了主题报告，指出考试制度和高中的内涵发展必然会涉及高中的发展方向问题，如何理解与把握考试制度、课程改革与多样化发展的关系，这是一个教育领域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他从国际经验切入，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看学校类型，一是设立学校的参照，如学科专业、职业、产业、领域及其他，二是出资办学者，如公办、民办、集团改制与附属学校，三是学校提供的教育类型，如学分制学校、夜（业余）学校、虚拟（网络）学校、定时制学校、全日制学校等，重视学校的多样化发展。此外，他重点介绍了日本高中、美国高中、俄罗斯高中的办学理念、学分制度、课程结构与学生评价，认为要加强中学与大学的衔接，让学生进行多样化选择，拥有专业选择的自主权，同时指出我们应该将多样化作为上位概念进行讨论，强调学生的选择、学段间的接续和学生学习的节律，开拓我们对国际大都市高中的视野，在我国高中制度改革中应借鉴国际大学招生的经验。
谈到国际高中多元化发展，我们就必须要多了解一下国外的高考制度与大学招生政策。为此，德国柏林洪堡大学Theo Schierbaum先生主要介绍了德国的高中考试制度与高考招生政策，指出德国语境下的“高中”是两年制的，但实质上和中国高中相似，德国高考也是高中阶段的一次性考试，是大学入学资格的一种考试。在1972年，德国的高考制度得到改革，引入了“评价系统”，政府立法通过了将所有专业划分成三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如文科与语言、意识与数学、自然科学的改革内容，使其平等、平行，废除了德语和拉丁文的支配地位。他认为制约德国高中考试制度的关键因素是高中分数，由高中课程分数和高考分数按照一定的比例组成。
在高中课程安排方面，Theo Schierbaum先生指出，德国高中是两年制，分为两个独立的学期，学生可以上一定数量的课。根据学生的能力和兴趣，所有的联邦州的课程不低于8门，每个星期的主修课不低于2门，在柏林的主修课中至少有1门是德语、英语、法语、中文、数学或者一门理科。选修课的范围则比较广泛，不但包括德语、数学、其他外语，也要覆盖理科、文科和语言艺术等3个关键领域。德国会在第四个学期结束时举行高考，一般进行4～5门的考试。柏林的考试内容也会有3门笔试、1门口试和1篇论文报告，学生参加什么样的考试，基本上可以由学生自己选择，但5门考试一定要覆盖3个专业领域。学生必须要在上高中前选择他们要参加的考试，如果考试不及格，他们可以补考。德国高考的笔试内容基本上是高中4个学期的内容，口试的试题内容是第四学期的内容与任选其他学期的内容。高考笔试与口试的考试成绩由主考官独立评价并推荐给考试委员会。
此外，Theo Schierbaum先生也介绍了德国大学的招生办法，指出课堂考试基本上是让学生熟悉高考程序和试题的一种简化高考，比高考要稍微简单些，课程分数与高考分数的总和为综合分数，按照一定规定得到的平均绩点（Numerus Clausus）是德国大学招生的唯一标准，取决于每所大学各个学院的招生数量。以洪堡大学2013年的招生情况为例，他们招生的几个专业中，对化学专业根本没有进行限制，这是因为学生申请的数量要低于配置名额的数量，但经济学专业，由于学生申请的数量要远远超过配置名额的数量，学校就会按照Numerus Clausus给出录取学生的最低绩点，如果学生的平均绩点低于这个，就不会被录取。然而，Theo Schierbaum先生也指出，德国大学录取学生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标准，那就是等候时间。如果一些学生的平均绩点不足以让他们入学，只要等候时间（自高中毕业至申请大学期间）超过7个学期的都会被录取，不管平均绩点多差。同时，德国大学会有2轮补录，很多被录取的申请者可能会在后面放弃自己的名额，就会空出名额，补录就会满足其他学生的申请需求。
五、高中生三级发展指导模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规定要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加强对学生的理想、心理、学业等多方面的指导，全面提高普通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所长方晓义以“5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