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睿的这篇小说名为《AI》，什么意思呢？一开始读者可能会不明所以，直到看到最后一句：“癌没有改变什么，爱也没有。”大概就会恍然，同时为作家机智的设置而拍掌：同样的发音覆盖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癌”与“爱”，一个通向死亡，一向通向救赎，但揭开覆盖在它们上面的枝枝蔓蔓，裸露出来的是同样灰茫绝望的质地。
　　小说通过一个男性媒体工作者的视角，讲述了两条线索的故事：一是“我”与妻子小叶平淡如水的家庭生活。小叶被确认为乳腺癌，“我”飞往东京为她购买药品，小叶经过治疗最后康复；一是“我”与林夏长达七年的婚外情，两人最终在东京彻底分手，然后滑向各自的命运轨道。两条线索在现实与回忆中互相嵌合，两种生活彼此重叠，交织成经纬复杂、令人慨叹又不得不直面相向的冷酷荒谬的世相。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因出于对孤独、疾病、无常、死亡的惧怕，拼了命地给人生做加法甚至乘法，不知疲倦地攫取一切，像周围其他人那样过上正常的有伴侣、有家庭的“稳定”生活，但到终了，这所有的温暖、爱意、抚慰、拯救，都被时光之手一层层无情地剥去了青葱美丽的外壳，惟一能够余留的，就是人无奈、无能地认识到一切皆不可靠、不可留，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被命运拨弄于股掌之上的孤儿。
　　当然，《AI》并不像我提取的这么简要，它的细节是相当丰富的，那些对于生活、情感的细部打量和反复质疑在自我放弃中有一种迷人的心碎。在家庭生活里，“我”与小叶并非事事互相告知，她不告诉“我”她的博客，“我”也觉得不必要告诉她林夏的存在。在婚外情中，“我”与林夏的关系也并非干柴烈火，你侬我侬。他们相识于汶川大地震，同去唐家山采访，共同经历了震区的混乱、残破、分离以及劫后余生的好胃口、旺盛的情欲，回到北京后继续这种生活，但从未想过结婚，没有未来，不明不白就将生活过得面目全非，最后像多年夫妻一样，性不再重要。一切陷入重复性的疲沓与厌倦。
　　李静睿对于现代人的情、爱、欲有着深刻和透彻的理解，她说她“想写人世间的软弱和犹疑”，所以，我们不可能在她那儿看到皆大欢喜，人事圆满。她写夫妻生活，并不渲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天长地久，而是无情地写出即使是最纯真的爱也在岁月流淌里失掉了色彩；她寫丈夫面对妻子的“绝症”，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留在妻子身边，照顾她，关爱她，而是万分荒诞地道出，在这个绝望的过程里，只有一个人关心“我”的妻子，那就是“我”的情人；她写“我”与情人之间的分分合合，重点没有放在他们如何互相吸引、互相允诺之上，而是将这个过程拉得无比漫长：林夏与男友复合，“我”和她就分手；林夏与男友分手，我和“她”就复合。通过如此的拖沓、无聊和萎顿的反复描述，作者展示出，所谓的“爱”，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别无选择的选择。
　　这种双重线索、并行的故事、互相镶嵌的细节，给小说带来了丰沛的叙事能量和空间。事实上，这种写法在李静睿那里并非偶然，她的《小镇姑娘》也是“双生花”的故事，她用这种复杂性来探索“人如何面对命运”，这在她那里是永恒的题材，她的一部长篇就命名为《微小的命运》。在她笔下，不同的命运脉络之间看似遥远，实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呼应，互相消解。
　　很矛盾、很冷酷、很无望，是吧？这就是李静睿为现代人描绘的生活与命运的图景。在这个图景里，每个人都很孤单，可能有一时的好运气，但自我缠绕的焦虑从未停止，没有人能够逃脱命运的无情碾压和收割：小叶智商奇高，对生活平静且毫无怨言，对丈夫的出轨不闻不问，却得了癌症；“我”和林夏虽然在一起长达七年，但并非因为是“灵魂伴侣”，不过是“性”和“惯性”而已。
　　我们当下正在进入一个“真正的”城市文明，它所代表的富裕、便利、发达自然是很鲜亮我，但它同时带来了孤独、隔绝、茫然、痛苦，现代生活就像男主人公最喜欢坐的往返班车那样，“闲在当下，耽误上班，延迟回家”，昏昏欲睡地搭载着它“缓慢而准确”地驶向无望的未来。这是现代人的两面人生，能够认清这复杂性和冷酷性，并且毫不期待用所谓的和谐安定来稀释这绝望，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崔健在上世纪末唱出了《无能的力量》，我以为，《AI》是隔着漫长时光对“无能”的回应和延续。“无能的力量”是什么，就是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能并用这无能来抵御无能的伤害的能力。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