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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来，女，1972年10月生，苏州人。著有《练习生活练习爱》《鱼说》《亮了一下》《关系》《一、二、一》《外面起风了》等书二十余本。作品入选多种选刊选本，部分被译成英、法、德、日、俄、意等文字介绍到国外。曾获首届春天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短篇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现供职于苏州市文艺创作中心。
周 聪：来姐你好，很感激能有个机会和你聊聊。在我的印象中，你好像是一个很少“抛头露面”的作家，所以这次能约到来姐来弄个访谈是我莫大的荣幸。先来闲扯几句，在苏州的生活不错吧，现在的写作状态怎样？还是每天看看书写写字？（笑）
戴 来：我应该谢谢你读我的小说，还读了那么多，并且编辑出版了我的小說集《向黄昏》，希望过程不会很痛苦。
“抛头露面”对我来说是一件浑身不自在的事，要和陌生人打交道，听言不由衷的话，可能还要说言不由衷的话，何况我还是一个不善言辞“写得比说得好”的人。一堆人在一起，尤其还有不熟悉的人在一起，大多数时候，我很难真正融合进去，像一滴油游离在水外面。我猜别人大概也是不舒服的。
苏州，从生活的角度当然蛮好的，其实我也不是太有所谓在哪里生活，反正也不太和外界打交道，自己在家里看看书发发呆和看看书发发呆，挺好。
周 聪：这种状态挺好的，哈哈。现在进入正题，在《做爱做的事，玩好玩的人》这个创作谈里，有一处比喻我印象深刻：“写短篇始终能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和成就感，尽管有时过程中也会有类似于便秘的痛苦，但当终于完成，终于可以从坐久了的那个地方站起来，这时所获得的满足绝对大于从便秘中解脱出来的轻松感。”后来来姐在《开始是因为无聊》一文中又重提了一次。这让我想起《在澡堂》《在卫生间》《给我手纸》《在床上》等短篇小说，将短篇创作与人的生理排泄等行为关联在一起，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是非常有趣的。能否谈谈这么做的原因？谢谢来姐。
戴 来：我很多次听到别人谈论曾经或者正饱受便秘之苦，还不是一般的苦，有些感受简直骇人听闻。把这两者关联在一起，大概是因为它们都是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变却未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焦虑。我当然不能说写作是一项排泄活动，但把你酝酿已久的一些想法落实到文字上这一过程又好像的确和大便有那么一点相似，尤其是解决问题后的轻松里有一种恨不能奔走相告的喜悦，在我的揣测中应该是差不多的。
周 聪：看来它们确有相似之处。谈及短篇小说的叙事视角，我觉得《茄子》挺有特点的，以老孙和小龙二人的“窥视”视角，来叙述了一个女人婚外恋的故事。事实上，“看—被看”的视角在小说作品中十分常见，从鲁迅的《示众》，到高君在《作家》上发表的短篇小说《阳台》，等等，它俨然成为作家们的一种叙事模式。我的问题：对短篇小说叙事视角的选择和运用，来姐是如何做的？最好能结合一篇具体作品展开谈谈。
戴 来：对于叙事视角的选择固然有很多理论，但很多理论都是事后分析得出的。对于写作者来说，他最后选择的可能就是当时他觉得最合适这篇小说也是写起来最顺手的那么一个角度。一篇小说有了影响，怎么说都有理，包括其叙事角度，不过在我看来，未必。
我个人的写作经验，一个情节的发展今天写和明天写或许会有截然不同的走向，甚至由此故事的结局也不一样。我通常不会想得很清晰透彻再动笔。我不太喜欢写已经知道故事结局的小说。我觉得每一篇小说都有其内在的生命走向，写作者要做的就是寻找各种可能性，然后选择最有可能发生的呈现出来。在写作的过程中，你和人物朝夕相处，体味他的人生，他的此时此刻，和他共同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细节的真实比故事的真实更重要。洪治纲老师说过：“小说需要强大缜密的逻辑性和丰富的细节来支撑。逻辑性和细节是在为你后面的叙事提供一条通道。”细节立得住脚了，情节的发展也就有了说服力，有了逻辑的支撑点。
周 聪：“寻找各种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写作时的不确定性对作者而言也许更有诱惑力。在来姐的短篇小说中，我觉得有一些是非常精妙的：比如《白眼》（《长城》2006年第1期）中秦朗对女孩三个白眼的反应，再如《茄子》（《人民文学》2003年第6期）中老孙和小龙这对父子对照片中人物私生活的窥视，还有《向黄昏》（《收获》2007年第4期）中老童与陈菊花这对老年夫妻间的“情感危机”……这些小说在主题上都折射出现代人在婚姻生活中的错位与无力，也揭示出个体精神世界的苦闷与挣扎。我的问题是，能否从短篇小说文体的角度，结合您的短篇创作谈谈小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
戴 来：如果把小说比作一棵树的话，那么最底下扎根于泥土的根须就是细节。对我来说，小说中的细节可能更多的来自于生活，这和我平时的观察和揣摩有关，也和外部纷繁复杂的各种讯息有关，而上面的枝枝叉叉更多地来自于想象和设计。在现实生活中，这棵树远比作者描述出来的姿态更为多样。站在不同的方位会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光影疏密。写作者不断绕着它转圈，或近或远，尝试着找到自己所理解的最能呈现它本来面目的那个角度。
我写作有时候是因为冒出了一个有趣的念头，有时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人物让我有写的冲动，然后这些东西如一颗种子埋进了我心里。放大这个念头或者揣摩这个人物的过程像是浇水、松土和施肥，眼看着这株植物慢慢长大，有了绿意，有了要蓬勃的意思，甚至顽强地有了自己的生命走向。与这个小说有关的种种细节和气息一点一点渗透进我的日常生活，带着不易觉察可确实存在的温度和力量，在我的想象中逐渐枝繁叶茂。
现实生活进入小说，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一定作者的主观意向。在现实生活中，我时常会产生荒诞感，我有时候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角度和价值观有问题，但事实上，生活比小说更像小说，更富有戏剧性。
周 聪：我很赞同，现实生活远比小说荒诞离奇。在小说之外，我读到过来姐写的几篇人物印象记，比如写魏微的《喂喂喂》（《西湖》2017年第9期），写林那北的《和林那北的关系问题》（《时代文学》2011年第3期），写墨白的《墨白老师》（《文学界》2008年第7期），写乔叶的《家常乔叶》（《红豆》2005年第7期），写荆歌的《荆歌的虎牙》（《山花》2003年第10期）……这些印象记写得好玩，生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作家们的性格风貌。这些作品若放在一起，也是不错的掌故集。我很好奇，这个系列还会继续写下去吗？最近有没有新的人物印象记。（笑） 戴 来：这些都是应约写的，好像我没有主动写过印象记。我总觉得印象记是应该被约写的东西，写完了给本尊看一下比较礼貌。
最近的就是写魏微的那篇了，之前还有一篇写荆歌的《虎牙、卷发和莎士比亚》（《时代文学》2016年7期），我自己觉得写得还不错。因为2003年写的《荆歌的虎牙》写得有些敷衍了草了，总觉得过意不去，因此重写一篇。写印象记，对象很重要，像荆歌，本身就是一个好玩的人，写出来就比较有趣，写的过程也格外轻松。
周 聪：《虎牙、卷发和莎士比亚》我倒没读过，看样子得找出来拜读一下咯。再来聊聊来姐的长篇小说《轻重》，我觉得《题记》中那段描述时间的话很耐人寻味：“时间是有缝隙的。我常常会有顺着时间的缝隙在往下加速坠落的感觉，那是一种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失重的状态，心慌，气短，绝望，双手下意思地想捞住点什么，但终究两手空空。”《轻重》虽然写的是家庭生活，但涉及的个体存在命题还是颇为沉重的。能否借此机会，好好谈谈这部长篇的写作经历。（据我所知，来姐的长篇并不多。）谢谢。
戴 来：《轻重》最早发在《作家》2005年6期上，题目是《缝隙》，第二次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单行本的时候题目改为了《轻重》。
写这个东西最早的起因是我个人，也是一个闲人对时间的感受。年龄大了，难免会回过头去看看过往嘛。
我有一次在外面旅游，走累了，停下来歇脚，十分钟里，好几个旅游团跟着导游旗来到我附近的景点，没一会儿就像一阵穿堂风似的刮走了。我就想还是古人好，风景在他们眼里是慢镜头，只要愿意，是可以长时间定格在他们眼里的。看到喜欢的景致，可以长时间驻足，呆望，任目光在风景里散步，或者干脆坐定下来，吟诗作画。他们的生活中没有轮子、发动机和飞行器，不像我们日行千里，撸起袖子，日子过得心急火燎的。古人一切都是慢悠悠的，生个火要半天，点着火了，也还是急不得，顶多拿扇子扇扇，再急，就只能吃半生半熟的。纷扰忙乱中，人是顾不及内心的。内心只能闲置在那里，任其枯萎。于是我想写写时间，掉到时间的缝隙和内心的皱褶里没有勇气也没有闲情去打量的那些东西。
还有一个写作的诱因，很多年前，我父母住的小区里有一辆车经常变换车牌，于是我留意观察了这个车主，中年男子，瘦削，阴郁，老是一副行色匆匆的样子，开车门前会看看周围的状况，一副很警觉的样子。突然有一天这个人和他那辆车就在小区里消失了，再也没有见过。我一通胡乱猜测。我揣测最终很多人或许偶尔会冒出改头换面换个身份去一个全新的地方生活的念头，当然也就是想想而已。但我小说中那个叫黄一丁的男人真的付诸行动了。
故事是从中年男人黄一丁在家乡失踪五年之后写起的。六个角度，黄一丁、他的前妻、儿子、岳父、岳母、小舅子。我希望多视角的叙述能让故事丰富立体起来。
周 聪：多视角的叙述能使故事更有层次感，更加立体，但对作者的叙事能力要求也更加严苛，我很佩服来姐在叙事上的探索和尝试。在《一个人的阅读史》中，我看到来姐比较早地接触到伊万·克里玛的作品，不怕来姐笑话，我最初知道克里玛还是花城出版社推的“蓝色东欧”系列，比来姐整整晚了十多年。这套书里翻译了克里玛的《我的疯狂世纪》《我的金饭碗》《一日情人》《终极亲密》《等待黑暗，等待光明》《没有圣人，没有天使》，我买了，也就简单翻了翻，倒是读了几本阿尔巴尼亚的作家卡达莱的几本。除了克里玛，我个人感觉“蓝色东欧”里的卡达莱就非常不错，他既有卡尔维诺般天马行空的想象，也不乏卡夫卡的深刻。再如米沃什、赫拉巴尔、扎加耶夫斯基、恰佩克等等，这些东欧作家带给我们的文字冲击确实非同凡响。我的问题是，来姐在阅读外国作家作品时，有没有比较特别的方法和技巧，顺便也分享一下你的阅读经验。
戴 来：对于写作者而言，作品有两类，一类会带给你阅读上的愉悦，一类会给予你写作的营养。
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是我的枕边书，它深深吸引我的是它传递出来的疯狂、颓废、迷茫、放浪的气息，我极力从文字里捕捉咀嚼着对我胃口的那些片段，看了一遍又一遍。在那个特殊的年龄段，它是我的对话者，是我的倾听者，是我可以秘密交流的朋友。尽管从文学价值上来看，它称不上是经典作品，然而对于一个读者来说，可以陪伴你走过一段岁月的作品，就是有价值的作品。
其实在我年少的时候，为了应付考试和有高谈阔论的资本，也功利地读过一些所谓的经典作品，那些文字从我眼前掠过，最后脑子里留下的也就是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作者，有这么一部作品，有这么一个故事。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阅读是在寻求生活中遇到的相关问题的答案以及自我经验的印证，希望能在文字中找到与自己的经验发生碰撞的感受，并且带给自己新的认知。这么说的时候，我想起我第一次读到让—菲利普·图森作品时的感受。那是1997年，之前的那几年，我生活得相当消沉、焦虑。所以我第一次读到他的《浴室》时，马上就喜欢上了这个作家。原来在这个世界的另一个地方的文字里躲着一个和我一样无聊的家伙，这些文字似乎为我无所事事地活着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依据以及一种写作的可能性和方向。
我不太熟悉卡达莱，我更愿意谈谈伊恩·麦克尤恩。他的作品有着一眼就能辨别出的特质，阴郁、绝望、细腻、精巧，扎实，尤其是他早期的作品，像《立体几何》《家庭制造》《与橱中人的对话》等一些短篇，取材、构思和视角都十分巧妙，主人公多为社会边缘人、孤独不合群者和青少年。人性的阴暗面、非正常的的人生以及荒诞的情节在麦克尤恩沉着镇定甚至可以说不动声色的叙述下显得顺理成章，我想这就是麦克尤恩的厉害之处。我买全了当时他所有在中国出版的书。
麦克尤恩说过：“我不想去描写什么人如何积聚和丢失财富，我感兴趣的是人性中陌生而古怪的地下层。”因此纵然麦克尤恩的创作才华如此令人赞叹，我相信这位老兄的写作依然不会赢得太多的中国读者。
我想写作者的叙事方式和他对生活的理解、他的世界观是相一致的。我总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如何辉煌，说到底我们都是失意者、失败者。另外，在我们貌似平静的生活秩序下，暗涌着某种危险，危险的组成元素很是杂芜，它的源头是欲望，这东西在我们内心生长，搅得我们不得安宁，它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而我们被所谓的秩序裹挟着，我们身不由己，我们心有不甘。所以在我们正常的生活表象之下还重叠着多层隐秘的伤口，麦克尤恩揭开了一个又一个伤口，作为一个写作者，他给不了治疗方案，他能做的就是揭开来。
我上面提到的这三位作家都不是被公共标准认可的经典作家，也许这也说明了我文学鉴赏力和阅读趣味的狭隘。值得庆幸的是，我不是一个编辑，我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趣味去阅读，喜欢的就反复读，事实上，我也的确在反复地阅读中不断地有着新的发现和体会。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里对于经典作品的定义被广为流传，我非常赞同其中的一句话：“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
周 聪：在我的印象中，来姐的名字好久没有在期刊上出现了。我看到最新的一篇应该是《西湖》上的《喂喂喂》。但我心里一直留意着一段话：“一个子虚乌有却和我眉来眼去了很久的家伙也时不时提醒我，不要偷懒和找借口啦。这个没有名字的家伙是五年前我打算写的一个长篇主人公，迟迟没有动手是因为我心里没底。没有把握的恋爱，暂且就不走向婚姻吧。”這个小说写了吗？顺便透露一下手上现在在写的东西。谢谢来姐。
戴 来：暂时已经和这个眉来眼去了很久的家伙拜拜啦，但也保不齐会旧情复燃。最近在写一些关于老年人生活的东西，未知的岁月，会让我有好奇心。
在同一天里，十位老人，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会身份，他们在这一天里面临的问题有相似性也有不同性。这一天是平常的一天，也是漫长的可以认为浓缩了他们大半辈子人生的一天。这一天中的某一个时刻，他们之间的某些人是有交集的。我想尝试在文本上做一点对我个人而言新的有意思的探索。
周 聪：谢谢来姐的耐心，与来姐的对话我依旧能感受到一种从容、淡定、沉稳的心境，也期待来姐能写出更多的好作品。谢谢！
周聪，青年评论家，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
周 聪：来姐你好，很感激能有个机会和你聊聊。在我的印象中，你好像是一个很少“抛头露面”的作家，所以这次能约到来姐来弄个访谈是我莫大的荣幸。先来闲扯几句，在苏州的生活不错吧，现在的写作状态怎样？还是每天看看书写写字？（笑）
戴 来：我应该谢谢你读我的小说，还读了那么多，并且编辑出版了我的小說集《向黄昏》，希望过程不会很痛苦。
“抛头露面”对我来说是一件浑身不自在的事，要和陌生人打交道，听言不由衷的话，可能还要说言不由衷的话，何况我还是一个不善言辞“写得比说得好”的人。一堆人在一起，尤其还有不熟悉的人在一起，大多数时候，我很难真正融合进去，像一滴油游离在水外面。我猜别人大概也是不舒服的。
苏州，从生活的角度当然蛮好的，其实我也不是太有所谓在哪里生活，反正也不太和外界打交道，自己在家里看看书发发呆和看看书发发呆，挺好。
周 聪：这种状态挺好的，哈哈。现在进入正题，在《做爱做的事，玩好玩的人》这个创作谈里，有一处比喻我印象深刻：“写短篇始终能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和成就感，尽管有时过程中也会有类似于便秘的痛苦，但当终于完成，终于可以从坐久了的那个地方站起来，这时所获得的满足绝对大于从便秘中解脱出来的轻松感。”后来来姐在《开始是因为无聊》一文中又重提了一次。这让我想起《在澡堂》《在卫生间》《给我手纸》《在床上》等短篇小说，将短篇创作与人的生理排泄等行为关联在一起，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是非常有趣的。能否谈谈这么做的原因？谢谢来姐。
戴 来：我很多次听到别人谈论曾经或者正饱受便秘之苦，还不是一般的苦，有些感受简直骇人听闻。把这两者关联在一起，大概是因为它们都是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变却未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焦虑。我当然不能说写作是一项排泄活动，但把你酝酿已久的一些想法落实到文字上这一过程又好像的确和大便有那么一点相似，尤其是解决问题后的轻松里有一种恨不能奔走相告的喜悦，在我的揣测中应该是差不多的。
周 聪：看来它们确有相似之处。谈及短篇小说的叙事视角，我觉得《茄子》挺有特点的，以老孙和小龙二人的“窥视”视角，来叙述了一个女人婚外恋的故事。事实上，“看—被看”的视角在小说作品中十分常见，从鲁迅的《示众》，到高君在《作家》上发表的短篇小说《阳台》，等等，它俨然成为作家们的一种叙事模式。我的问题：对短篇小说叙事视角的选择和运用，来姐是如何做的？最好能结合一篇具体作品展开谈谈。
戴 来：对于叙事视角的选择固然有很多理论，但很多理论都是事后分析得出的。对于写作者来说，他最后选择的可能就是当时他觉得最合适这篇小说也是写起来最顺手的那么一个角度。一篇小说有了影响，怎么说都有理，包括其叙事角度，不过在我看来，未必。
我个人的写作经验，一个情节的发展今天写和明天写或许会有截然不同的走向，甚至由此故事的结局也不一样。我通常不会想得很清晰透彻再动笔。我不太喜欢写已经知道故事结局的小说。我觉得每一篇小说都有其内在的生命走向，写作者要做的就是寻找各种可能性，然后选择最有可能发生的呈现出来。在写作的过程中，你和人物朝夕相处，体味他的人生，他的此时此刻，和他共同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细节的真实比故事的真实更重要。洪治纲老师说过：“小说需要强大缜密的逻辑性和丰富的细节来支撑。逻辑性和细节是在为你后面的叙事提供一条通道。”细节立得住脚了，情节的发展也就有了说服力，有了逻辑的支撑点。
周 聪：“寻找各种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写作时的不确定性对作者而言也许更有诱惑力。在来姐的短篇小说中，我觉得有一些是非常精妙的：比如《白眼》（《长城》2006年第1期）中秦朗对女孩三个白眼的反应，再如《茄子》（《人民文学》2003年第6期）中老孙和小龙这对父子对照片中人物私生活的窥视，还有《向黄昏》（《收获》2007年第4期）中老童与陈菊花这对老年夫妻间的“情感危机”……这些小说在主题上都折射出现代人在婚姻生活中的错位与无力，也揭示出个体精神世界的苦闷与挣扎。我的问题是，能否从短篇小说文体的角度，结合您的短篇创作谈谈小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
戴 来：如果把小说比作一棵树的话，那么最底下扎根于泥土的根须就是细节。对我来说，小说中的细节可能更多的来自于生活，这和我平时的观察和揣摩有关，也和外部纷繁复杂的各种讯息有关，而上面的枝枝叉叉更多地来自于想象和设计。在现实生活中，这棵树远比作者描述出来的姿态更为多样。站在不同的方位会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光影疏密。写作者不断绕着它转圈，或近或远，尝试着找到自己所理解的最能呈现它本来面目的那个角度。
我写作有时候是因为冒出了一个有趣的念头，有时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人物让我有写的冲动，然后这些东西如一颗种子埋进了我心里。放大这个念头或者揣摩这个人物的过程像是浇水、松土和施肥，眼看着这株植物慢慢长大，有了绿意，有了要蓬勃的意思，甚至顽强地有了自己的生命走向。与这个小说有关的种种细节和气息一点一点渗透进我的日常生活，带着不易觉察可确实存在的温度和力量，在我的想象中逐渐枝繁叶茂。
现实生活进入小说，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一定作者的主观意向。在现实生活中，我时常会产生荒诞感，我有时候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角度和价值观有问题，但事实上，生活比小说更像小说，更富有戏剧性。
周 聪：我很赞同，现实生活远比小说荒诞离奇。在小说之外，我读到过来姐写的几篇人物印象记，比如写魏微的《喂喂喂》（《西湖》2017年第9期），写林那北的《和林那北的关系问题》（《时代文学》2011年第3期），写墨白的《墨白老师》（《文学界》2008年第7期），写乔叶的《家常乔叶》（《红豆》2005年第7期），写荆歌的《荆歌的虎牙》（《山花》2003年第10期）……这些印象记写得好玩，生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作家们的性格风貌。这些作品若放在一起，也是不错的掌故集。我很好奇，这个系列还会继续写下去吗？最近有没有新的人物印象记。（笑） 戴 来：这些都是应约写的，好像我没有主动写过印象记。我总觉得印象记是应该被约写的东西，写完了给本尊看一下比较礼貌。
最近的就是写魏微的那篇了，之前还有一篇写荆歌的《虎牙、卷发和莎士比亚》（《时代文学》2016年7期），我自己觉得写得还不错。因为2003年写的《荆歌的虎牙》写得有些敷衍了草了，总觉得过意不去，因此重写一篇。写印象记，对象很重要，像荆歌，本身就是一个好玩的人，写出来就比较有趣，写的过程也格外轻松。
周 聪：《虎牙、卷发和莎士比亚》我倒没读过，看样子得找出来拜读一下咯。再来聊聊来姐的长篇小说《轻重》，我觉得《题记》中那段描述时间的话很耐人寻味：“时间是有缝隙的。我常常会有顺着时间的缝隙在往下加速坠落的感觉，那是一种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失重的状态，心慌，气短，绝望，双手下意思地想捞住点什么，但终究两手空空。”《轻重》虽然写的是家庭生活，但涉及的个体存在命题还是颇为沉重的。能否借此机会，好好谈谈这部长篇的写作经历。（据我所知，来姐的长篇并不多。）谢谢。
戴 来：《轻重》最早发在《作家》2005年6期上，题目是《缝隙》，第二次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单行本的时候题目改为了《轻重》。
写这个东西最早的起因是我个人，也是一个闲人对时间的感受。年龄大了，难免会回过头去看看过往嘛。
我有一次在外面旅游，走累了，停下来歇脚，十分钟里，好几个旅游团跟着导游旗来到我附近的景点，没一会儿就像一阵穿堂风似的刮走了。我就想还是古人好，风景在他们眼里是慢镜头，只要愿意，是可以长时间定格在他们眼里的。看到喜欢的景致，可以长时间驻足，呆望，任目光在风景里散步，或者干脆坐定下来，吟诗作画。他们的生活中没有轮子、发动机和飞行器，不像我们日行千里，撸起袖子，日子过得心急火燎的。古人一切都是慢悠悠的，生个火要半天，点着火了，也还是急不得，顶多拿扇子扇扇，再急，就只能吃半生半熟的。纷扰忙乱中，人是顾不及内心的。内心只能闲置在那里，任其枯萎。于是我想写写时间，掉到时间的缝隙和内心的皱褶里没有勇气也没有闲情去打量的那些东西。
还有一个写作的诱因，很多年前，我父母住的小区里有一辆车经常变换车牌，于是我留意观察了这个车主，中年男子，瘦削，阴郁，老是一副行色匆匆的样子，开车门前会看看周围的状况，一副很警觉的样子。突然有一天这个人和他那辆车就在小区里消失了，再也没有见过。我一通胡乱猜测。我揣测最终很多人或许偶尔会冒出改头换面换个身份去一个全新的地方生活的念头，当然也就是想想而已。但我小说中那个叫黄一丁的男人真的付诸行动了。
故事是从中年男人黄一丁在家乡失踪五年之后写起的。六个角度，黄一丁、他的前妻、儿子、岳父、岳母、小舅子。我希望多视角的叙述能让故事丰富立体起来。
周 聪：多视角的叙述能使故事更有层次感，更加立体，但对作者的叙事能力要求也更加严苛，我很佩服来姐在叙事上的探索和尝试。在《一个人的阅读史》中，我看到来姐比较早地接触到伊万·克里玛的作品，不怕来姐笑话，我最初知道克里玛还是花城出版社推的“蓝色东欧”系列，比来姐整整晚了十多年。这套书里翻译了克里玛的《我的疯狂世纪》《我的金饭碗》《一日情人》《终极亲密》《等待黑暗，等待光明》《没有圣人，没有天使》，我买了，也就简单翻了翻，倒是读了几本阿尔巴尼亚的作家卡达莱的几本。除了克里玛，我个人感觉“蓝色东欧”里的卡达莱就非常不错，他既有卡尔维诺般天马行空的想象，也不乏卡夫卡的深刻。再如米沃什、赫拉巴尔、扎加耶夫斯基、恰佩克等等，这些东欧作家带给我们的文字冲击确实非同凡响。我的问题是，来姐在阅读外国作家作品时，有没有比较特别的方法和技巧，顺便也分享一下你的阅读经验。
戴 来：对于写作者而言，作品有两类，一类会带给你阅读上的愉悦，一类会给予你写作的营养。
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是我的枕边书，它深深吸引我的是它传递出来的疯狂、颓废、迷茫、放浪的气息，我极力从文字里捕捉咀嚼着对我胃口的那些片段，看了一遍又一遍。在那个特殊的年龄段，它是我的对话者，是我的倾听者，是我可以秘密交流的朋友。尽管从文学价值上来看，它称不上是经典作品，然而对于一个读者来说，可以陪伴你走过一段岁月的作品，就是有价值的作品。
其实在我年少的时候，为了应付考试和有高谈阔论的资本，也功利地读过一些所谓的经典作品，那些文字从我眼前掠过，最后脑子里留下的也就是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作者，有这么一部作品，有这么一个故事。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阅读是在寻求生活中遇到的相关问题的答案以及自我经验的印证，希望能在文字中找到与自己的经验发生碰撞的感受，并且带给自己新的认知。这么说的时候，我想起我第一次读到让—菲利普·图森作品时的感受。那是1997年，之前的那几年，我生活得相当消沉、焦虑。所以我第一次读到他的《浴室》时，马上就喜欢上了这个作家。原来在这个世界的另一个地方的文字里躲着一个和我一样无聊的家伙，这些文字似乎为我无所事事地活着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依据以及一种写作的可能性和方向。
我不太熟悉卡达莱，我更愿意谈谈伊恩·麦克尤恩。他的作品有着一眼就能辨别出的特质，阴郁、绝望、细腻、精巧，扎实，尤其是他早期的作品，像《立体几何》《家庭制造》《与橱中人的对话》等一些短篇，取材、构思和视角都十分巧妙，主人公多为社会边缘人、孤独不合群者和青少年。人性的阴暗面、非正常的的人生以及荒诞的情节在麦克尤恩沉着镇定甚至可以说不动声色的叙述下显得顺理成章，我想这就是麦克尤恩的厉害之处。我买全了当时他所有在中国出版的书。
麦克尤恩说过：“我不想去描写什么人如何积聚和丢失财富，我感兴趣的是人性中陌生而古怪的地下层。”因此纵然麦克尤恩的创作才华如此令人赞叹，我相信这位老兄的写作依然不会赢得太多的中国读者。
我想写作者的叙事方式和他对生活的理解、他的世界观是相一致的。我总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如何辉煌，说到底我们都是失意者、失败者。另外，在我们貌似平静的生活秩序下，暗涌着某种危险，危险的组成元素很是杂芜，它的源头是欲望，这东西在我们内心生长，搅得我们不得安宁，它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而我们被所谓的秩序裹挟着，我们身不由己，我们心有不甘。所以在我们正常的生活表象之下还重叠着多层隐秘的伤口，麦克尤恩揭开了一个又一个伤口，作为一个写作者，他给不了治疗方案，他能做的就是揭开来。
我上面提到的这三位作家都不是被公共标准认可的经典作家，也许这也说明了我文学鉴赏力和阅读趣味的狭隘。值得庆幸的是，我不是一个编辑，我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趣味去阅读，喜欢的就反复读，事实上，我也的确在反复地阅读中不断地有着新的发现和体会。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里对于经典作品的定义被广为流传，我非常赞同其中的一句话：“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
周 聪：在我的印象中，来姐的名字好久没有在期刊上出现了。我看到最新的一篇应该是《西湖》上的《喂喂喂》。但我心里一直留意着一段话：“一个子虚乌有却和我眉来眼去了很久的家伙也时不时提醒我，不要偷懒和找借口啦。这个没有名字的家伙是五年前我打算写的一个长篇主人公，迟迟没有动手是因为我心里没底。没有把握的恋爱，暂且就不走向婚姻吧。”這个小说写了吗？顺便透露一下手上现在在写的东西。谢谢来姐。
戴 来：暂时已经和这个眉来眼去了很久的家伙拜拜啦，但也保不齐会旧情复燃。最近在写一些关于老年人生活的东西，未知的岁月，会让我有好奇心。
在同一天里，十位老人，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会身份，他们在这一天里面临的问题有相似性也有不同性。这一天是平常的一天，也是漫长的可以认为浓缩了他们大半辈子人生的一天。这一天中的某一个时刻，他们之间的某些人是有交集的。我想尝试在文本上做一点对我个人而言新的有意思的探索。
周 聪：谢谢来姐的耐心，与来姐的对话我依旧能感受到一种从容、淡定、沉稳的心境，也期待来姐能写出更多的好作品。谢谢！
周聪，青年评论家，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