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人是靠在一起说别人好话而互相温暖，很多人是通过在一起讲别人坏话而彼此接近的。
　　
　　萧红病逝于战火中的香港后，许广平写过两篇纪念文章，一篇是发表于1945年11月28日上海《大公报》上的《忆萧红》，通篇都是真挚热烈的缅怀之辞，如寻常概念的怀人之作；另一篇是次年7月1日刊于《文艺复兴》的《追忆萧红》，这一“追”，追出许多生动的回忆场景，同时，也有了微词隐现。
　　其中有一段，说那是萧红情感忧郁苦闷，常去鲁迅先生家，许广平耽于招待她而无法兼顾到当时在楼上的鲁迅先生，结果某一天就让鲁迅先生受凉害了一场病。对此，许广平写道：“我们一直没敢把病由说出来，现在萧红先生人也死了，没什么关系，作为追忆而顺便提到，倒没什么要紧的了。只不过是从这里看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联着了。”这几句话里的人际关系庞杂，但读之最惊心的，是许广平能够如此诚实的思维担承：因为说于逝者身世不利的话，首先在世故的道德公理就是一件有困难的事。然而，许广平到底是鲁迅先生的学生与伴侣，她对于萧红的怀念，有着更深刻与真切的理解和尊重—没有把萧红当作一个失去生命也在道德上被置于尽头和低端的同情心的施舍对象，有勇气让某种道德的公正，横亘阴阳两界。
　　而国人一向有谀墓的传统，视死亡为生命的一个终端，一切对其生命光彩度不够支持的言语，都不得呈现。但是，许广平却让人想到：对困境中人的同情，是不是就要在道德上另外为之设置一些宽泛的低端准入？尤其是，当其不复在场，话语缺席或者失去话语能力，人们能否与肯否，如实地说出自己的真正认知与感受？
　　此间自然有悲凉，萧红与鲁迅、许广平夫妇过从很密的时候，感觉是如家人一般的温暖，然而，终究是盛情之下的客人，且是多有叨扰很不见外的客人。如火的盛情与清冷的认识，原本也并行不悖，只是如今，一方已是缺席者，无力自辩，这语境便与说话人有着双重心理作用了：首先是对方不在场，系背后说话；其次，说的虽是事实，然而调子里终有黯然神伤处。
　　这情景，即使在大活人之间，也是非常尴尬，曾遭遇个人经验黑白两例。
　　一例，是指大白天，十分搞笑。友人传递某人对我的印象，说：从来没有拿你当一个女的，对你很尊重。我听了唬一跳：我可就是一个女的，从来都是，连这个基本事实都给歪曲掉了，尊的什么重？友人解释说，人家的意思是强调尊重你是在精神生活层面，而不是身体。可是我的脑筋还是拐不过弯来：那么我的精神附在哪里？一缕游魂呀？就算变杜丽娘了，可还是个女的，说不定也会做春梦思凡尘哪。另外，我认为在我不变性的情况下，我的精神生活，也依然可以被尊重，为什么要一定不是个女的，我的精神生活才格外被尊重？后来，经过妥当沟通，才明白那是站在道德高亮光点之处的一种低调友情表述法。
　　例二，则发生在黑夜，无比尴尬。某日与友人窃窃私语说人坏话，晚间梦里就 见那人找上门来，那一刻真是羞愧难当又不甘认错啊。对方咄咄逼人：为什么说我坏话！我则言辞闪烁，内心挤压，神经错位：一则是自我道德谴责，到底是背后，人家就是不在场嘛。二则是对基本事实的尊重，那所谓坏话，并非私自杜撰，所以不想与不肯与之否定。于是，梦里与之百般难堪地面面相觑，出了一脑袋的细密汗珠子，总算惊醒过来，连小学时候的操行评语都急出来了，记得里面常常有一条要求大家“要敢于向坏人坏事做斗争”，隔着这许多年的星星月亮，终至在这午夜噩梦里方悟出其用意在少写了“当面”两个字上，敢于的斗争都是当面的。我的全部尴尬就是，对方确有不良言行，但我确是在背后说的。
　　而很有一些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很少人是靠在一起说别人好话而互相温暖，很多人是通过在一起讲别人的坏话而彼此接近的。
　　但，这是题外话了。 编辑 赵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