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本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杰出诗人。其诗恬淡自然，感情浓烈，又富于真实，语言质朴而精炼，时称田园诗。陶渊明乃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表现田园风情的诗人。正如丘琼荪在
　　《诗赋词曲概论》中指出“义熙文学，陶谢并称，渊明之诗，多歌咏田园，冲和恬澹，为千古一大诗人。”其散文和辞赋流畅自如，著名的《桃花源记》、《归去来辞》就出自其笔。而《五柳先生传》是他的一篇别具一格的传记文章。
　　传记一般总要介绍传主的籍贯、姓名，如《史记·项羽本纪》开头为：“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而《五柳先生传》开篇写道：“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这一奇特的开头，虚实结合，不但上承“史家之绝唱”，而且蕴含着对当时门阀制度的蔑视和对东晋腐朽统治集团的憎恶，还开启了东晋以降为无名氏立传的先河。“宅边五柳树”的实写，既交代了先生以“五柳”为号的由来，也借柳树的寻常之形衬托下文先生所具有的奇特之志。
　　在通常情况下，传记主体部分往往以时间为“经”，以事迹为“纬”。而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五柳先生传》中，作者故意隐去了传主的家世、生平事迹等一般传记要素，而着重表现传主的性格志趣与精神气质。五柳先生的主要性格特征是“闲静少言行，不慕名利”。可见其读书、著文章的目的决非“读书优则仕”。他的三大爱好是“好读书”、“性嗜酒”、“常著文章自娱”，与社会的名利之徒形成强烈对比。他的物质条件如此之差：住的是“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穿的是“短褐穿结”；吃的是“箪瓢屡空”。物质生活的贫乏反衬了先生精神境界的丰富和高雅。他读书时“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身处困境而“晏如也”（一副安然自若的样子），这些神态描写，笔墨是何等精粹，而人物性格是何等突出。
　　史传文学的开山之作《史记》通常在结尾有史官评价传主的议论性文字，如《项羽本纪》最后写道：“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五柳先生传》继承这一传统用“赞曰”之语加以评价，再次点明先生“衔觞赋诗”的目的是“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一语道破了先生之“志”是向往上古时期朴实淳厚的社会风尚，这两句设问兼有反复，琅琅上口，令人遐想，具有余音绕梁之美感。
　　谁都知道陶渊明年少时有“大济苍生”的理想，而晚年所作的《桃花源记》为劳苦大众提出了没有剥削压迫的桃源式的社会理想；谁都知道陶渊明具有“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品质，故死后友人私谥其为“靖节先生”；谁都知道陶渊明虽然出身破落官僚地主家庭，但是他后来亲自参加农耕，并且不愧为“田园诗”的奠基者。在《五柳先生传》中，作者特意刻画了一个贫寒高洁和正直的知识分子形象，把自我情感假托在“五柳先生”身上。这为何呢？可以说，《五柳先生传》是形式上的他传，实质上的自传。在南朝萧统的《陶渊明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渊明少有奇趣”，“尝著《五柳先生传》自况”“时人谓之实录”。那么，为什么作者要如此变换角度来写呢？在一般情况下，真实的题材大多用第一人称，而虚构的题材多用第三人称，由此看来，作者变换角度的目的在于强调文章的虚构性，从而使这篇传记产生一种虚实相生、虚实相间的美感作用。
　　作者在写五柳先生“不俗”“潇洒”的风姿神韵的同时，还做到了语言风格的独特。全文语言洗练，整句与散句有机结合，自然和谐，错落有致，具有参差美。如结尾部分，开头为散句，紧接着的“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意为不为贫贱而忧愁，不热衷于发财做官）属于对偶式整句。“其言，兹若人之俦乎”（意思是这话大概说的是五柳先生一类的人吧？）又为散句，最后两句属于反复式整句。这样整散交错，使文句既有气势，又有韵味。另外如“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明显协韵，具有诗赋的韵味；那“戚戚”、“汲汲”叠字词的使用，也使语言产生铿锵而和谐的音乐效果；那语气词“焉”、“也”、“乎”、“欤”的运用也起到了一唱三叹、抑扬顿挫的作用。本文表达上的奇趣种种当然需要读者深入去“会意”了。
　　记得陶渊明诗中有这样的绝妙好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大概诗句所指的“奇文”中也包括这篇《五柳先生传》吧！不知当初，陶令有否想到，那些当时只为“自娱”的诗文会被后人爱不释手、赞不绝口。
　　浙江省慈溪耕民中学（315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