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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76年7月28日那天下午,我正在华山医院脑外科看门诊,突然接到医院党委办公室的通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你们要去前线参加抗震救灾。
当天,我们医院紧急组织了三支抗震救灾医疗队,每支队伍15人。那年我37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辗转抵达唐山机场后,指挥部派人来通知:“你们的任务在丰南,那里是震中。”在抗震救灾总指挥陈水贵副总理的安排下,我们医疗队乘坐直升飞机赶赴丰南地区。
第一批送来的多是截瘫病人。很多截瘫病人有尿潴留,小便尿不出来,导尿管用完了,我们就剪下倒塌房屋的电线,抽出铜芯,再用二锅头消毒,当导尿管用,解决了很多尿潴留的问题。
有些危重病人需要开刀抢救,手术包括脑外科手术、骨科手术等。当时根本没有适合开刀的外部条件,余震不停,没有人敢进房子,只能在露天开刀。消毒物资也很紧缺,我們就去问生产大队有没有酒,他们很慷慨地给了我们,我们就把老北京二锅头和当地老白干当作消毒酒精用。我们还将装肥田粉的塑料袋子洗干净,剪三个洞,消毒后套在身上当手术衣。天气炎热,动手术时护士就在身后擦汗打扇降温。在上海做此类手术时还有感染的情况,但在唐山做的手术却没有发生感染的。
上厕所是一个大问题。刚好我们驻地旁边有一个菜园子,我们就自己动手在菜园子旁边挖厕所。睡觉也成问题,我们就想办法,将男女分开,中间用行李隔开。酷暑难熬,洗澡更成了大问题。男同志不要紧,晚上黑灯瞎火,弄点水来洗洗就可以了,女同志怎么办?就想了一个办法:男同志背对女同志在外面围一圈,女同志自己在里面围一圈,一个接一个在中间洗澡。
当时处理尸体很简单,包好后挖一个坑,把尸体放进去,埋点石灰,打上消毒药水。尸体就是这样一批一批处理的。后来发现这种方法不对,许多年以后大量尸体在地下不会腐烂怎么办?于是就把尸体挖出来重新处理。上海运来了一批尸体袋,可把尸体放进去慢慢腐烂。
这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抢救伤员,护送病人。
第二个阶段就是预防传染病。
第三个阶段是治疗破伤风。
在抗震救灾的日子里,基本上天天都有外地来的直升机,扔下《人民日报》、各种通告、整包的衣服、大饼等东西。一次飞机来的时候,我们队里有个骨科医生正在给病人看病,飞机扔下一包大饼,打开一摸,大饼还是热的,听说都是山东做的。上海方面对唐山的支援也是很多的,每天都有飞机飞来。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每人还都可以分到一个苹果。
我们华山医院轮流派去的医疗队在唐山工作了三年。我也在唐山工作了一年后才回来。
(杨涵铭/口述,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当天,我们医院紧急组织了三支抗震救灾医疗队,每支队伍15人。那年我37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辗转抵达唐山机场后,指挥部派人来通知:“你们的任务在丰南,那里是震中。”在抗震救灾总指挥陈水贵副总理的安排下,我们医疗队乘坐直升飞机赶赴丰南地区。
第一批送来的多是截瘫病人。很多截瘫病人有尿潴留,小便尿不出来,导尿管用完了,我们就剪下倒塌房屋的电线,抽出铜芯,再用二锅头消毒,当导尿管用,解决了很多尿潴留的问题。
有些危重病人需要开刀抢救,手术包括脑外科手术、骨科手术等。当时根本没有适合开刀的外部条件,余震不停,没有人敢进房子,只能在露天开刀。消毒物资也很紧缺,我們就去问生产大队有没有酒,他们很慷慨地给了我们,我们就把老北京二锅头和当地老白干当作消毒酒精用。我们还将装肥田粉的塑料袋子洗干净,剪三个洞,消毒后套在身上当手术衣。天气炎热,动手术时护士就在身后擦汗打扇降温。在上海做此类手术时还有感染的情况,但在唐山做的手术却没有发生感染的。
上厕所是一个大问题。刚好我们驻地旁边有一个菜园子,我们就自己动手在菜园子旁边挖厕所。睡觉也成问题,我们就想办法,将男女分开,中间用行李隔开。酷暑难熬,洗澡更成了大问题。男同志不要紧,晚上黑灯瞎火,弄点水来洗洗就可以了,女同志怎么办?就想了一个办法:男同志背对女同志在外面围一圈,女同志自己在里面围一圈,一个接一个在中间洗澡。
当时处理尸体很简单,包好后挖一个坑,把尸体放进去,埋点石灰,打上消毒药水。尸体就是这样一批一批处理的。后来发现这种方法不对,许多年以后大量尸体在地下不会腐烂怎么办?于是就把尸体挖出来重新处理。上海运来了一批尸体袋,可把尸体放进去慢慢腐烂。
这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抢救伤员,护送病人。
第二个阶段就是预防传染病。
第三个阶段是治疗破伤风。
在抗震救灾的日子里,基本上天天都有外地来的直升机,扔下《人民日报》、各种通告、整包的衣服、大饼等东西。一次飞机来的时候,我们队里有个骨科医生正在给病人看病,飞机扔下一包大饼,打开一摸,大饼还是热的,听说都是山东做的。上海方面对唐山的支援也是很多的,每天都有飞机飞来。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每人还都可以分到一个苹果。
我们华山医院轮流派去的医疗队在唐山工作了三年。我也在唐山工作了一年后才回来。
(杨涵铭/口述,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