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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处在历史的关键时期。何去何从，是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是因循守旧，照抄照搬原有的条条框框呢，还是实事求是，研究新问题，开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这使人们陷入深深的思索中，理论界自然首当其冲。
1978年，43岁的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经反复思考．毅然提笔撰写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的大讨论，从而为否定“两个凡是”，深入反思“文革”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吹响了新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号角。
主意已定冒险撰文
作为南京大学哲学论坛上的一名中年教师和理论工作者，“文革”期间胡福明深受其害，对“四人帮”的危害体察尤深。1976年冬，在南京大学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他作了首席发言；稍后，在江苏省委揭批“四人帮”万人大会上，他又是第一个发言。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及《红旗》杂志连袂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二七社论”。社论明确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说法，当即引起胡福明的深深思考：“两个凡是”对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予以维护，如果贯彻执行，那么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均成为不可能的事，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将不能平反，受害者永无昭雪之日。这些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无法接受的。
1977年三四月间，胡福明萌生了通过写文章站出来“说话”的念头。他开始酝酿构思，撰文批判“两个凡是”，但转念间他又犹豫起来。因为自“文革”以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及《红旗》杂志)的社论一直是代表党中央的，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图总是通过两报一刊的社论来传达的。假设要对两报一刊的社论进行批判，岂不等于反党反中央吗?这个罪名何其之大!再则，“两个凡是”是擎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出台的，要批判“两个凡是”，不等于否定毛泽东思想吗?仔细想来，一旦文章发出去，说不定会横祸飞来，面临坐牢的危险。
胡福明陷入深深的焦虑与矛盾之中，但他最终还是战胜了自己。他想，不管怎么说，自己身为一名理论工作者，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大是大非面前怎能逃避呢?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打定主意，要将文章写出来，但决计不与家人透露，不跟家人商量，否则一朝事发，家人必受牵连。
1977年5月，胡福明撰文的决心下定，动笔之前，一位老同志匆匆跑来，以关切的口气提醒他说：“福明呵。不要学三国时代的许褚赤膊上阵哟!”胡福明心领神会，要能够保护自己才能战斗呵。他思来想去，觉得文章不宜单刀直入公开对“两个凡是”宣战，只能给“两个凡是”另外找个靶子。
众志成城宏文发表
关于文章的主题与标题，胡福明考虑再三，认为一定要抓住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切入正题，而抵制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神枪利剑”，自然首推“实事求是”这一立于不败之地的观点。但围绕这一命题的文章，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俯拾皆是，已不被人注意。文章需新颖独到，才能一叶惊秋，于是胡福明决定以“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论断，作为文章的基本主题，并以此作为文章的标题，树起旗帜。
1977年9月，胡福明把完成的文稿寄到北京《光明日报》哲学版，报社哲学组组长王强华首先读到这篇文章。
1978年1月，《光明日报》给胡福明寄来一份清样，并嘱其将文章再修改一下，务求严、谨，以防别人抓“小辫子”，改后即用。胡福明把改好的稿子寄回北京，报社改了清样又寄回来，再修改再寄，直到4月。
1978年4月上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文稿清样，感慨地说：“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太可惜了!”他提议作者再进一步修改，加强现实性和针对性，并约请正在研讨同一课题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孙长江参与修改。
凑巧的是，此时胡福明恰好进京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一天晚上，王强华接胡福明到光明日报社杨西光的办公室。在座的有杨西光、王强华、马沛文、孙长江等人，大家一起商讨稿子如何修改。
这次讨论，对文章的要求有所更易，起初要求胡福明写得收敛一些，此次则要求战斗性更强一些，要针对现实而发。时任光明日报社理论部主任的马沛文建议点名批判“两个凡是”，但胡福明没有接受。胡福明说：“我之所以批判‘天才论’，批判‘句句是真理’，就是为了暂时避开‘两个凡是’，避开与两报一刊的社论公开对抗，但肯定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于是，大家对文章作了更进一步的修改。杨西光、王强华、马沛文等都亲自动笔修改。特别是孙长江，对行文改得细致妥贴，使文章的逻辑性更加严密。
文章终于定稿，题目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后，杨西光跟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商定，文章先在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见报。
吴江向胡耀邦请示，获得胡耀邦的批准。胡耀邦于百忙中亲自审定全文。
1978年5月10日，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第60期以首页头条位置刊出。翌日，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此文。至于作者署名，事先杨西光与胡福明商议，为了强化文章的效果，发表时用《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而不以个人名义。杨问胡是否同意，胡福明慨然应允，说：“只要文章起到应有的作用，我就心满意足了，别无他求。”
一石冲天全国沸腾
1978年5月11日，文章刊出的当天下午，新华社即刻向全国播发。次日，全国主要报纸争相转载。明眼人一看便知，尽管文章所阐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批判锋芒直指“两个凡是”，这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理愿望，引起强烈的社会共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胡福明的老朋友、华南师范学院教授黎克明提示他说：“你已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面了!”胡福明说，这点早有思想准备，反正豁出去了。黎克明说：“你要冒很大风险哩……”胡回答说：“我知道，我准备去坐牢。”
黎克明的话，代表了当时“心有余悸”的知识分子的担忧。
南京大学的老师们、同学们都表示全力支持胡福明，认为胡先生抓住了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非同凡响。
对于这篇文章，两报一刊 持否定态度，从5月12日开始，他们不断发表言论，说这篇文章观点“犯了方向性错误”、“思想上是反动的”、“矛盾指向了主席思想”。甚至有人断言，刊发这种文章就是“砍旗”!
争论伊始，邓小平在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表态，他说：“《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几位负责人谈论即将举行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内容，他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他说：“我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要着重讲毛泽东思想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着重阐述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的问题。他批评有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此后，邓小平多次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8月19日，邓小平接见文化部负责人时，果断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说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驳不倒的。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同意这个观点和文章。”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由此在全国深入开展起来。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后，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为《解放军报》作出指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好文章，要想办法再发一些好文章。你们要投入战斗，跟《光明日报》并肩作战。”
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由吴江撰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对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人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责。
10月下旬，谭振林给《红旗》杂志写来一篇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文章，文内专门论及真理标准问题。对这部分文字，《红旗》总编辑提出要删除。但在修改时，谭振林不仅没有删减，反而加重了这段文字的分量。邓小平对这篇文章指示道：“我看这篇文章好。”结果该文在《红旗》上原样刊出，及时投入讨论。
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都积极表态，坚决支持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获得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的支持。黑龙江、新疆、辽宁最先表态，之后浙江、江西、河北、青海、宁夏、内蒙古、四川、湖北、天津、江苏、广西、贵州等省、直辖市、自治区负责人，军队各总部及各大军区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表示大力支持。
全国理论界空前活跃。1978年7月至1979年1月，国内理论界与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几十次，发表了大量阐述真理标准问题、批评“两个凡是”的文章。至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刊载的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专题文章达600余篇。
由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引发的一场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规模空前的大讨论，就这样向纵深发展下去。
1978年，43岁的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经反复思考．毅然提笔撰写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的大讨论，从而为否定“两个凡是”，深入反思“文革”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吹响了新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号角。
主意已定冒险撰文
作为南京大学哲学论坛上的一名中年教师和理论工作者，“文革”期间胡福明深受其害，对“四人帮”的危害体察尤深。1976年冬，在南京大学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他作了首席发言；稍后，在江苏省委揭批“四人帮”万人大会上，他又是第一个发言。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及《红旗》杂志连袂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二七社论”。社论明确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说法，当即引起胡福明的深深思考：“两个凡是”对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予以维护，如果贯彻执行，那么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均成为不可能的事，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将不能平反，受害者永无昭雪之日。这些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无法接受的。
1977年三四月间，胡福明萌生了通过写文章站出来“说话”的念头。他开始酝酿构思，撰文批判“两个凡是”，但转念间他又犹豫起来。因为自“文革”以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及《红旗》杂志)的社论一直是代表党中央的，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图总是通过两报一刊的社论来传达的。假设要对两报一刊的社论进行批判，岂不等于反党反中央吗?这个罪名何其之大!再则，“两个凡是”是擎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出台的，要批判“两个凡是”，不等于否定毛泽东思想吗?仔细想来，一旦文章发出去，说不定会横祸飞来，面临坐牢的危险。
胡福明陷入深深的焦虑与矛盾之中，但他最终还是战胜了自己。他想，不管怎么说，自己身为一名理论工作者，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大是大非面前怎能逃避呢?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打定主意，要将文章写出来，但决计不与家人透露，不跟家人商量，否则一朝事发，家人必受牵连。
1977年5月，胡福明撰文的决心下定，动笔之前，一位老同志匆匆跑来，以关切的口气提醒他说：“福明呵。不要学三国时代的许褚赤膊上阵哟!”胡福明心领神会，要能够保护自己才能战斗呵。他思来想去，觉得文章不宜单刀直入公开对“两个凡是”宣战，只能给“两个凡是”另外找个靶子。
众志成城宏文发表
关于文章的主题与标题，胡福明考虑再三，认为一定要抓住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切入正题，而抵制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神枪利剑”，自然首推“实事求是”这一立于不败之地的观点。但围绕这一命题的文章，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俯拾皆是，已不被人注意。文章需新颖独到，才能一叶惊秋，于是胡福明决定以“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论断，作为文章的基本主题，并以此作为文章的标题，树起旗帜。
1977年9月，胡福明把完成的文稿寄到北京《光明日报》哲学版，报社哲学组组长王强华首先读到这篇文章。
1978年1月，《光明日报》给胡福明寄来一份清样，并嘱其将文章再修改一下，务求严、谨，以防别人抓“小辫子”，改后即用。胡福明把改好的稿子寄回北京，报社改了清样又寄回来，再修改再寄，直到4月。
1978年4月上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文稿清样，感慨地说：“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太可惜了!”他提议作者再进一步修改，加强现实性和针对性，并约请正在研讨同一课题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孙长江参与修改。
凑巧的是，此时胡福明恰好进京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一天晚上，王强华接胡福明到光明日报社杨西光的办公室。在座的有杨西光、王强华、马沛文、孙长江等人，大家一起商讨稿子如何修改。
这次讨论，对文章的要求有所更易，起初要求胡福明写得收敛一些，此次则要求战斗性更强一些，要针对现实而发。时任光明日报社理论部主任的马沛文建议点名批判“两个凡是”，但胡福明没有接受。胡福明说：“我之所以批判‘天才论’，批判‘句句是真理’，就是为了暂时避开‘两个凡是’，避开与两报一刊的社论公开对抗，但肯定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于是，大家对文章作了更进一步的修改。杨西光、王强华、马沛文等都亲自动笔修改。特别是孙长江，对行文改得细致妥贴，使文章的逻辑性更加严密。
文章终于定稿，题目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后，杨西光跟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商定，文章先在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见报。
吴江向胡耀邦请示，获得胡耀邦的批准。胡耀邦于百忙中亲自审定全文。
1978年5月10日，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第60期以首页头条位置刊出。翌日，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此文。至于作者署名，事先杨西光与胡福明商议，为了强化文章的效果，发表时用《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而不以个人名义。杨问胡是否同意，胡福明慨然应允，说：“只要文章起到应有的作用，我就心满意足了，别无他求。”
一石冲天全国沸腾
1978年5月11日，文章刊出的当天下午，新华社即刻向全国播发。次日，全国主要报纸争相转载。明眼人一看便知，尽管文章所阐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批判锋芒直指“两个凡是”，这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理愿望，引起强烈的社会共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胡福明的老朋友、华南师范学院教授黎克明提示他说：“你已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面了!”胡福明说，这点早有思想准备，反正豁出去了。黎克明说：“你要冒很大风险哩……”胡回答说：“我知道，我准备去坐牢。”
黎克明的话，代表了当时“心有余悸”的知识分子的担忧。
南京大学的老师们、同学们都表示全力支持胡福明，认为胡先生抓住了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非同凡响。
对于这篇文章，两报一刊 持否定态度，从5月12日开始，他们不断发表言论，说这篇文章观点“犯了方向性错误”、“思想上是反动的”、“矛盾指向了主席思想”。甚至有人断言，刊发这种文章就是“砍旗”!
争论伊始，邓小平在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表态，他说：“《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几位负责人谈论即将举行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内容，他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他说：“我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要着重讲毛泽东思想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着重阐述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的问题。他批评有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此后，邓小平多次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8月19日，邓小平接见文化部负责人时，果断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说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驳不倒的。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同意这个观点和文章。”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由此在全国深入开展起来。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后，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为《解放军报》作出指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好文章，要想办法再发一些好文章。你们要投入战斗，跟《光明日报》并肩作战。”
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由吴江撰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对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人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责。
10月下旬，谭振林给《红旗》杂志写来一篇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文章，文内专门论及真理标准问题。对这部分文字，《红旗》总编辑提出要删除。但在修改时，谭振林不仅没有删减，反而加重了这段文字的分量。邓小平对这篇文章指示道：“我看这篇文章好。”结果该文在《红旗》上原样刊出，及时投入讨论。
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都积极表态，坚决支持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获得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的支持。黑龙江、新疆、辽宁最先表态，之后浙江、江西、河北、青海、宁夏、内蒙古、四川、湖北、天津、江苏、广西、贵州等省、直辖市、自治区负责人，军队各总部及各大军区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表示大力支持。
全国理论界空前活跃。1978年7月至1979年1月，国内理论界与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几十次，发表了大量阐述真理标准问题、批评“两个凡是”的文章。至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刊载的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专题文章达600余篇。
由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引发的一场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规模空前的大讨论，就这样向纵深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