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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军历史上，有一位传奇将领朱光，早年参加广州起义，在川陕苏区被张国焘关押，带着镣铐长征到陕北。他，延安时期是毛泽东主席的文友，抗战初期担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解放战争时期是林彪的下属，建国初成为叶剑英主政广东的助手。参加广州起义
朱光，原名朱光琛，出生于1906年11月，广西博白县松旺镇茂山村人，朱熹后裔。从小师从于语言学家王力，白幼聪颖好学，喜爱书画，技艺日臻成熟，他的书法作品常被学校展出。1925年，广西博白县立初中进步师生开展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同学们第一次看到革命导师列宁的画像，便出白19岁的朱光之手。
1926年，朱光考入广西省立第二高级中学，在时任校长、中共地下党员朱锡昂的培养下，成为校学生会主席，并于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初，朱光考入广州国民大学，担任共青网广州市委委员。参加了巾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军脖颈上佩戴的那条鲜红的领带，就是朱光设计并组织制作的。
广州起义失败后，朱光辗转香港。1928年到上海，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做地下交通员工作。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困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朱光在上海應邀完成了中央苏区货币的雕版设计。
1931年，时任中共淞浦特委秘书长的朱光，受中共中央派遣，秘密进入鄂豫皖苏区，出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在“小河口会议”上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和张国焘的错误指挥，致使第四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一路上遭敌军围追堵截，部队疲于奔命，减员严重。不明不白地向西转移，何去何从？引起了部分红军将领的质疑和不满。
西进途中，在红四方面军总部工作的朱光、刘杞、王振华等私下串联，要去上海找中共中央反映张国焘的问题。时任红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感到事关重大，即和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等人商议，并向红四方面军政委陈吕浩建议，召开会议解决意见分歧。
12月9日，红四方面军进入秦岭南麓的陕西省城同县小河口镇，得到中共陕南特委和当地群众的热忱欢迎，疲惫至极的红军将士得以吃个饱饭、睡个好觉。10日，红四方面军在小河几镇举行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朱光和其他同志对张国焘的错误指挥、盲日西进及家长制作风提出了严厉批评。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曾中生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琴秋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城同“小河口会议”是红四方面军西征中的一次重要会议，被军史评价为历史转折点。军史认为：在红四方面军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会议形成落脚川陕的基本方略，战略上赢得主动权;曾中生、张琴秋等人的任用，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维护了党的网结;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张国焘飞扬跋扈的家长制作风得到遏制收敛;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前进方向，全军上下重新振奋精神，红军的凝聚力明显提高。
12月15日，红四方面川陕苏维埃工农银行货币军在西乡县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徐向前总指挥分析了川北的特点：地势更脸要，回旋余地大，物产更丰富，人民受苦深，敌人防守空虚。会议决定立即挺进川北，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再积极向外发展，将川北、陕南连成一块。随即，红四方面军在冰天雪地中翻越巴山天险，击溃了盘踞川北的军阀田颂尧，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川陕苏区的红色“囚徒”
心胸狭窄的张国焘，一直对“小河口会议”耿耿于怀。
1933年春夏时节，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稳同发展后，张国焘认为时机已到，便借“肃反”之名，开始打击那些曾经在“小河几会议”上批评过他的同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舒玉章、刘杞、土振华等一批红四方面军杰出将领，被冠以“托陈派”“改组派”通敌分子”“有倾首领”等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对于张琴秋，张国焘碍于她是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的夫人和她在红军中的威梁，未敢贸然加害，但也把她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贬为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以示惩戒。朱光也被打成“罗章龙分子”关进监狱，由川陕省保卫局严刑逼供，强令交代“小河口会议”的“错误”。经过一个多月的刑讯逼供，朱光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继续关押。
朱光为何免遭杀害？据他回忆分析，是因为自己从事政工宣传，没有在军事主官位置上，一介书生对张国焘不构成威胁。除此之外，朱光是上海党中央派至鄂豫皖苏区的干部，张围焘投鼠忌器，所以不敢下毒手;还因为朱光写得一手好字，又能绘制地图，会设计苏（维埃）币和撰写文章，是宣传工作的得力人才，这些才能可以为张国焘所用，这才得以死里逃生。
1933年6月，朱光在关押审查中，亲手创办川陕革命根据地西北军区机关报《红军》，四开土纸，手T油印，单页正反两面印刷，每期约3600字。报头《红军》两字是双钩美术体，有的消息还配有插图，皆出白朱光之手;7月，朱光协助创办少共国际师机关报《少年先锋》;11月，朱光协助川陕省委创办机关报《共产党》，后改名为《川北穷人》《苏维埃》等刊名。张琴秋调往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后，还邀请朱光为总医院编辑院报《血花》。
朱光在关押期问，认识了从上海来到苏区，也遭张圈焘怀疑关押的廖承志（化名何柳华）。廖承志性格开朗，多才多艺，与朱光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人遂成为狱中好友。解放后朱光在广州市工作，廖承志每次去广东，都要和老战友朱光见面，还点名要吃朱光夫人余修亲手做的“萝卜糕”。这是后话。
1933年11月18日，川陕苏区造币厂在通江城郊西寺成立。苏区财经T作的负责人郑义斋，经请示张国焘同意，让廖承志、朱光设计多套川陕苏维埃工农银行货币。他俩为货币设计了变体美术字和艺术性较强的图景、人像等花纹图案。都暗藏印记，以防假冒。每张货币上还印有正方形、椭圆形、大小长方形的4颗印章。另外，为了防止货币被伪造，还定期更换票面颜色和版式。如今，这些苏区货币，已成为珍贵的红色历史文物，是川陕苏区红色政权的象征，也是那段红色岁月的历史见证。 当年的川陕苏区，犹如标语的海洋。通过标语这个最直观的形式，将红军的政治理念、革命理想传播出去。这些红军标语话语直白、朗朗上口、通俗易懂，朱光和廖承志，当时就负责红军标语的书写工作。川陕苏区被保留下来的珍贵红军标语，不少都是巾他们书写的。
戴着镣铐长征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为接应中央红军北上，开展了声东击西的陕南战役，在调动了蒋介石精锐部队川防汉中之际，迅速撤离川陕苏区，强渡嘉陵江，挺进川西北，开始长征。
朱光以“囚徒”身份跟随部队移动。白天，他戴着手铐、背着笔墨纸张和油印工具行军;晚上，打开手铐，换上脚镣，刻写蜡板，编写并油印战报。到了宿营地，顾不得休息，还要上街书写标语。朱光随部队爬雪山、过草地，部队走到哪罩，他书写的标语就贴到哪里，把革命主张宣
传到哪里。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首次会师时，“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華通讯社”成立，朱光和廖承志两位“囚犯”带着手铐，被押着去负责搞新闻工作，红一方面军官兵见此情形都非常惊讶。
长征中，朱光不仅征服了来自敌人和自然界的挑战，还要承受着来自张国焘“左”倾错误的折磨打击，他硬是拖着一副病弱的身躯不掉队，戴着镣铐去战斗，凭着顽强意志到达陕北，实属不易。
1936年11月，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下，西北局宣布撤销对朱光的错误处分，恢复党籍。张困焘也被迫公开承认关押廖承志、朱光等人的错误，并向他们道歉。毛主席的挚友
长征到延安后，巾于其宣传方面的天赋，朱光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后来，毛泽东亲白拍板让朱光负责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和中央马列学院。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毛泽东兼任院长;5月，中央马列学院成立，张闯天兼任院长。朱光担任这两个学院的秘书长。
朱光还负责中国文艺协会戏剧组工作。戏剧组曾公演话剧《炭矿夫》，廖承志饰演老矿工，朱光饰演老矿工的儿子，反映广大矿工遭受资本家压榨的凄惨遭遇，演出十分成功。接着又演出了巾朱光参加编剧的《广州暴动》《秘密》等红色剧目。尤其是在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之时，朱光白编白导了话剧《血祭上海》，演出后获得好评，毛泽东看后也大加赞扬，称朱光是“江南才子”;朱德评价朱光“博学善谋”。
朱光书画俱佳，吟诗撰文，编剧和演剧，样样在行。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红军中有两个才子，一个是廖承志，另一个是朱光。”也正是因为如此，识才爱才的毛泽东和朱光成为了好朋友。
朱光与毛泽东的谈话向来无拘无束，由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毛泽东对周围的人常说：“我和朱光可是相尚以道、文气相投啊！”
1938年，朱光和从香港投奔革命的青年学生余修在延安结婚，毛泽东、张闯天、陈云等中共中央领导出席婚礼，毛泽东主席亲白为其担任证婚人，这也是朱光一生的荣耀。
1938年5月，新婚不久的朱光，经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推荐去太行山抗日前线，给朱德总司令担任秘书。一年后，朱光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部长。期问，朱光在连队调研发现，虽然“古田会议”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政治工作的重大方针，可是近十年过去，连队指导员工作却没有一个完整的书面条例，也没有连队党支部工作条例。于是他亲自起草了《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连队党支部工作暂行条例》。这两个条例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肯定，经毛泽东主席签发颁布实施。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已是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的朱光，奉命率部北出山海关，到东北的齐齐哈尔任嫩江军区政委，在林彪麾下工作。后担任齐齐哈尔第一任市长，从此离开部队。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在即，时任长春市委书记的朱光奉调广州，成为叶剑英主政广东的助手。他在转道北京时，看望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朱光请毛主席为他写幅字，毛泽东当即为朱光草书一幅《七律·长征》，并题：“附赠征人”，以缅怀那段难忘征程。
临别时，毛泽东主席再次提笔为他写下：“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网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朱光同志。”朱德也将1939年冬的抗战涛作《赠友人》，重新书写后相赠朱光。
次日，朱光背着一条旧军毯，怀揣着毛泽东和朱朱德赠他的墨宝，率领200名广东、广西籍干部渡黄河，过长江，来到了广州。历任广州市军管会副主任，副市长、市长，市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广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广州市政协前身）第二、三、四、届副主席，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他没有辜负毛泽东和朱德对他的期望，为广州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给广州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之后又调任安徽省常委、安徽省副省长，当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9年3月，朱光在合肥去世，享年63岁。
朱光，原名朱光琛，出生于1906年11月，广西博白县松旺镇茂山村人，朱熹后裔。从小师从于语言学家王力，白幼聪颖好学，喜爱书画，技艺日臻成熟，他的书法作品常被学校展出。1925年，广西博白县立初中进步师生开展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同学们第一次看到革命导师列宁的画像，便出白19岁的朱光之手。
1926年，朱光考入广西省立第二高级中学，在时任校长、中共地下党员朱锡昂的培养下，成为校学生会主席，并于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初，朱光考入广州国民大学，担任共青网广州市委委员。参加了巾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军脖颈上佩戴的那条鲜红的领带，就是朱光设计并组织制作的。
广州起义失败后，朱光辗转香港。1928年到上海，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做地下交通员工作。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困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朱光在上海應邀完成了中央苏区货币的雕版设计。
1931年，时任中共淞浦特委秘书长的朱光，受中共中央派遣，秘密进入鄂豫皖苏区，出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在“小河口会议”上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和张国焘的错误指挥，致使第四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一路上遭敌军围追堵截，部队疲于奔命，减员严重。不明不白地向西转移，何去何从？引起了部分红军将领的质疑和不满。
西进途中，在红四方面军总部工作的朱光、刘杞、王振华等私下串联，要去上海找中共中央反映张国焘的问题。时任红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感到事关重大，即和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等人商议，并向红四方面军政委陈吕浩建议，召开会议解决意见分歧。
12月9日，红四方面军进入秦岭南麓的陕西省城同县小河口镇，得到中共陕南特委和当地群众的热忱欢迎，疲惫至极的红军将士得以吃个饱饭、睡个好觉。10日，红四方面军在小河几镇举行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朱光和其他同志对张国焘的错误指挥、盲日西进及家长制作风提出了严厉批评。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曾中生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琴秋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城同“小河口会议”是红四方面军西征中的一次重要会议，被军史评价为历史转折点。军史认为：在红四方面军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会议形成落脚川陕的基本方略，战略上赢得主动权;曾中生、张琴秋等人的任用，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维护了党的网结;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张国焘飞扬跋扈的家长制作风得到遏制收敛;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前进方向，全军上下重新振奋精神，红军的凝聚力明显提高。
12月15日，红四方面川陕苏维埃工农银行货币军在西乡县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徐向前总指挥分析了川北的特点：地势更脸要，回旋余地大，物产更丰富，人民受苦深，敌人防守空虚。会议决定立即挺进川北，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再积极向外发展，将川北、陕南连成一块。随即，红四方面军在冰天雪地中翻越巴山天险，击溃了盘踞川北的军阀田颂尧，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川陕苏区的红色“囚徒”
心胸狭窄的张国焘，一直对“小河口会议”耿耿于怀。
1933年春夏时节，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稳同发展后，张国焘认为时机已到，便借“肃反”之名，开始打击那些曾经在“小河几会议”上批评过他的同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舒玉章、刘杞、土振华等一批红四方面军杰出将领，被冠以“托陈派”“改组派”通敌分子”“有倾首领”等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对于张琴秋，张国焘碍于她是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的夫人和她在红军中的威梁，未敢贸然加害，但也把她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贬为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以示惩戒。朱光也被打成“罗章龙分子”关进监狱，由川陕省保卫局严刑逼供，强令交代“小河口会议”的“错误”。经过一个多月的刑讯逼供，朱光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继续关押。
朱光为何免遭杀害？据他回忆分析，是因为自己从事政工宣传，没有在军事主官位置上，一介书生对张国焘不构成威胁。除此之外，朱光是上海党中央派至鄂豫皖苏区的干部，张围焘投鼠忌器，所以不敢下毒手;还因为朱光写得一手好字，又能绘制地图，会设计苏（维埃）币和撰写文章，是宣传工作的得力人才，这些才能可以为张国焘所用，这才得以死里逃生。
1933年6月，朱光在关押审查中，亲手创办川陕革命根据地西北军区机关报《红军》，四开土纸，手T油印，单页正反两面印刷，每期约3600字。报头《红军》两字是双钩美术体，有的消息还配有插图，皆出白朱光之手;7月，朱光协助创办少共国际师机关报《少年先锋》;11月，朱光协助川陕省委创办机关报《共产党》，后改名为《川北穷人》《苏维埃》等刊名。张琴秋调往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后，还邀请朱光为总医院编辑院报《血花》。
朱光在关押期问，认识了从上海来到苏区，也遭张圈焘怀疑关押的廖承志（化名何柳华）。廖承志性格开朗，多才多艺，与朱光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人遂成为狱中好友。解放后朱光在广州市工作，廖承志每次去广东，都要和老战友朱光见面，还点名要吃朱光夫人余修亲手做的“萝卜糕”。这是后话。
1933年11月18日，川陕苏区造币厂在通江城郊西寺成立。苏区财经T作的负责人郑义斋，经请示张国焘同意，让廖承志、朱光设计多套川陕苏维埃工农银行货币。他俩为货币设计了变体美术字和艺术性较强的图景、人像等花纹图案。都暗藏印记，以防假冒。每张货币上还印有正方形、椭圆形、大小长方形的4颗印章。另外，为了防止货币被伪造，还定期更换票面颜色和版式。如今，这些苏区货币，已成为珍贵的红色历史文物，是川陕苏区红色政权的象征，也是那段红色岁月的历史见证。 当年的川陕苏区，犹如标语的海洋。通过标语这个最直观的形式，将红军的政治理念、革命理想传播出去。这些红军标语话语直白、朗朗上口、通俗易懂，朱光和廖承志，当时就负责红军标语的书写工作。川陕苏区被保留下来的珍贵红军标语，不少都是巾他们书写的。
戴着镣铐长征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为接应中央红军北上，开展了声东击西的陕南战役，在调动了蒋介石精锐部队川防汉中之际，迅速撤离川陕苏区，强渡嘉陵江，挺进川西北，开始长征。
朱光以“囚徒”身份跟随部队移动。白天，他戴着手铐、背着笔墨纸张和油印工具行军;晚上，打开手铐，换上脚镣，刻写蜡板，编写并油印战报。到了宿营地，顾不得休息，还要上街书写标语。朱光随部队爬雪山、过草地，部队走到哪罩，他书写的标语就贴到哪里，把革命主张宣
传到哪里。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首次会师时，“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華通讯社”成立，朱光和廖承志两位“囚犯”带着手铐，被押着去负责搞新闻工作，红一方面军官兵见此情形都非常惊讶。
长征中，朱光不仅征服了来自敌人和自然界的挑战，还要承受着来自张国焘“左”倾错误的折磨打击，他硬是拖着一副病弱的身躯不掉队，戴着镣铐去战斗，凭着顽强意志到达陕北，实属不易。
1936年11月，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下，西北局宣布撤销对朱光的错误处分，恢复党籍。张困焘也被迫公开承认关押廖承志、朱光等人的错误，并向他们道歉。毛主席的挚友
长征到延安后，巾于其宣传方面的天赋，朱光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后来，毛泽东亲白拍板让朱光负责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和中央马列学院。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毛泽东兼任院长;5月，中央马列学院成立，张闯天兼任院长。朱光担任这两个学院的秘书长。
朱光还负责中国文艺协会戏剧组工作。戏剧组曾公演话剧《炭矿夫》，廖承志饰演老矿工，朱光饰演老矿工的儿子，反映广大矿工遭受资本家压榨的凄惨遭遇，演出十分成功。接着又演出了巾朱光参加编剧的《广州暴动》《秘密》等红色剧目。尤其是在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之时，朱光白编白导了话剧《血祭上海》，演出后获得好评，毛泽东看后也大加赞扬，称朱光是“江南才子”;朱德评价朱光“博学善谋”。
朱光书画俱佳，吟诗撰文，编剧和演剧，样样在行。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红军中有两个才子，一个是廖承志，另一个是朱光。”也正是因为如此，识才爱才的毛泽东和朱光成为了好朋友。
朱光与毛泽东的谈话向来无拘无束，由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毛泽东对周围的人常说：“我和朱光可是相尚以道、文气相投啊！”
1938年，朱光和从香港投奔革命的青年学生余修在延安结婚，毛泽东、张闯天、陈云等中共中央领导出席婚礼，毛泽东主席亲白为其担任证婚人，这也是朱光一生的荣耀。
1938年5月，新婚不久的朱光，经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推荐去太行山抗日前线，给朱德总司令担任秘书。一年后，朱光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部长。期问，朱光在连队调研发现，虽然“古田会议”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政治工作的重大方针，可是近十年过去，连队指导员工作却没有一个完整的书面条例，也没有连队党支部工作条例。于是他亲自起草了《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连队党支部工作暂行条例》。这两个条例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肯定，经毛泽东主席签发颁布实施。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已是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的朱光，奉命率部北出山海关，到东北的齐齐哈尔任嫩江军区政委，在林彪麾下工作。后担任齐齐哈尔第一任市长，从此离开部队。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在即，时任长春市委书记的朱光奉调广州，成为叶剑英主政广东的助手。他在转道北京时，看望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朱光请毛主席为他写幅字，毛泽东当即为朱光草书一幅《七律·长征》，并题：“附赠征人”，以缅怀那段难忘征程。
临别时，毛泽东主席再次提笔为他写下：“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网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朱光同志。”朱德也将1939年冬的抗战涛作《赠友人》，重新书写后相赠朱光。
次日，朱光背着一条旧军毯，怀揣着毛泽东和朱朱德赠他的墨宝，率领200名广东、广西籍干部渡黄河，过长江，来到了广州。历任广州市军管会副主任，副市长、市长，市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广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广州市政协前身）第二、三、四、届副主席，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他没有辜负毛泽东和朱德对他的期望，为广州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给广州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之后又调任安徽省常委、安徽省副省长，当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9年3月，朱光在合肥去世，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