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曾经读过《聆听父亲》（张大春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二○○八年一月版），四年后再读，还是被张大春独特而又充满感染力的叙述深深地吸引和打动。人们在夸奖一个好歌手的声音时，常常会说，这个人的声音特别富有“磁力”，特别的吸引人。至于“磁力”从哪儿来的？怎么就特别吸引人了？却又一时难以说出个子丑寅卯。在我看来，真正的阅读快感也是一种难以言传的魅力，这个魅力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由分说一下子能把人抓住。就像书中那个九岁零八个月的小男孩儿，因为看见一朵猩红的石榴花落到水面上，先是尾随不止，接着奋不顾身地扑进小清河，随波逐流而去，千折百回，沉浮不定，不经意间却又忽然脚踏沙岸，停止在最后一句话上，这才知道自己已经置身事外了。看着手边合上的书本，回想着那些别人的故事，所有因为书中的文字而经历的感动、联想、悲伤、喜悦，没有因为故事的结束而结束，所有的感动、联想、悲伤、喜悦，会长久地留在心里，成为生命的刻痕，成为一种理解，最终，别人的生命历程会成为你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在我看来，天下所有的文学、艺术都可以大致分为好的和不好的两种。一切好文学、好艺术，都有可能在聆听、观看、阅读中，不断变化为、传递为别人的生命体验，并因此而获得长久的存在。一切不好的文学、艺术在它完成之时就已经结束。依我的标准，《聆听父亲》无疑属于好文学、好小说。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先后三次去过台湾，四年前的那一次，在台北住了一个月，期间还又去了台中和花莲，对台湾总算有过一点书本之外的了解。就是在这一个月里，读了《聆听父亲》之后，和张大春有过一次文学对谈，喝了两次酒，见到他的妻子和一对儿女，到他供职的广播电台做了一次节目。阅读之后，又认识了写作的人，会让了解变得真实、具体起来。张大春给我的印象完全是个才华横溢的大顽童，而且是任何规矩都关不住的一个大顽童。在决心要把游戏进行到底的嬉笑怒骂背后，有股舍我其谁的傲气。
　　在我的有限阅读中，如果要对大陆和台湾当代文学做一点对比，如果把台湾和大陆当代最活跃、最具代表性而且年龄相当的作家做一点对比，会从他们各自的叙述风格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当然，两岸为了意识形态而弄出来的那种文字不在此列）：相对来说（也只能相对来说。比如先锋文本两岸就有着惊人的一致，就不能归入我的“相对”），台湾作家的遣词用句、叙述风格比较典雅、细腻，更加书面化，而大陆作家就显得比较生猛、粗犷，更加口语化。风格不同，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喜欢还是不喜欢的选择。如果稍做探寻就能看到，在不同的叙述风格背后各自鲜明的历史路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这两者间各自的优长暂且不论。我想说说风格走向极端会成为局限和陷阱。把典雅长期禁闭在书面上，让书面语长期隔绝口语，并且自封为等级阶梯上的高雅，最终的结局就是书面语萎缩成为无本之木，因为丧失了源头活水的滋养，典雅、细腻就变成了苍白和做作。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所谓全球化的等级时代，隔绝了口语的精英式的书面语书写，会“很自然”地寻找另外的滋养，“高等级”的翻译腔会“很自然”地取“古典”而代之，如此一来，“雅”也就变成了无法生根、身份可疑的枯枝。而另一方面，如果让生猛、粗犷长期地放纵在口语的浊流里，让生猛、粗犷永远随波逐流，沉溺于大众狂欢，自封为大众的代言，审美取舍完全向下，最终的结局是生猛、粗犷会泛滥成粗鄙和低俗，会变成无限自我重复的藻类植物，而永无可能长成参天大树。
　　谈张大春的《聆听父亲》，为什么要扯出这么远的话题？不为别的，还是想把直感，把最初的阅读快感背后的原因理清楚。《聆听父亲》的叙述结构并不复杂，通篇以儿子的身份向父辈追问、寻找家族的历史，又以父亲的身份对尚未出生的儿子讲述对生命的体悟、理解。在这个结构之下，是典雅的书面叙述和地道的山东方言口语相交替，作者把典雅和生猛非常自然地糅合在一起，所谓依山立塔，巧夺天工，让典雅和生猛相互激荡，又相互辉映，从而点化、超越了各自原本的内涵和意境。
　　瘫痪在床的老父亲，生命之灯正一点点地在儿子眼前熄灭，对生命一点一滴丧失过程的描述，和对自身成长、家族历史一砖一瓦的捡拾、回忆，纠合在一起，成为这部小说最基本的叙述动力。随着死亡走近的是漫漶斑驳却也历历在目的生命记忆。因此，对父亲的聆听就成为一次最后的聆听，就成为一场对家族最后的哀悼。因此，对儿子的嘱托就成为一场生命的告白，成为一场生命的接力和传递。张大春专心致志地沉潜到亲人和自己的生命深处，在生死大限幽暗的渊谷里打捞出鲜活淋漓的生命体验。一种无言的悲哀和庄严弥漫全篇。
　　更为可贵的是，由于作者对“精英”和“民间”都保持了相当的清醒，使得他在冷峻之余，在毅然否弃了许多人都迷恋的以民间立场对历史重构的同时，也否弃了精英们的高雅自恋癖，把形而上的追问深深地扎根在人间烟火当中（后来，张大春在《春灯公子》和《战夏阳》的创作中，走得更远，索性把现代小说“创作者”的身份彻底变成“说书人”。这又是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于是，我们看到《荷马史诗》奥德赛的故事，和梁山好汉李逵、鲁智深的故事同时并现。于是，我们看到在男人们经天纬地、之乎者也、《诗经》《论语》的同时，张家曾祖母定下的第一条家规是：“饺子，猪肉馅的要和韭菜、牛肉馅的要和白菜、羊肉馅的要和胡萝卜。”这种中西混杂、雅俗并陈的叙述，举重若轻，信手拈来，让张大春的典雅和生猛有了一种杂树生花，春水乱流的盎然生气和从容不迫；这也给予了阅读者左右逢源的自由快感。
　　张大春的《聆听父亲》通篇并没有设计多么曲折的情节，除了“我”中学时代的好朋友陆经和自己的成长历程而外，基本上是对《家史漫谈》中的人和事做了一些有选择的复原。不追求人物、情节的复杂化，只追求尽力的还原本像。也从来没有对笔下的任何人物“考问灵魂”，比如对附逆失节的祖父，只有时局复杂的交代和难以逃避的行为结果，没有多少心理矛盾和灵魂困境的描述。而另外一些本可以大大抒情的过程也被他刻意回避，比如像母亲战乱之中独身一人千里寻夫的经历，基本上只有开头和结局，没有过程。通篇所强烈感受到的是一种无以言表、无处不在的对个体生命逝去的挽留，对家族在大时代的历史风尘中被湮没的慨叹。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这样的湮没之所以尤其令人心碎，是因为精神的丧失和家园的毁灭同时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些把“琴书润”“翰墨香”替换成“百福至”“千祥来”的门联，是一个象征。那一发打在老张家西院墙上的日本侵略军野蛮的炮弹，也是一个象征。天地不仁，这样一群同时丧失了精神信守又遭遇了家园毁灭的人们到底何去何从呢？
　　与经历了十年战争又经历了十年流浪终于回到家乡的奥德修斯相比，济南市西门外朝阳街懋德堂老张家的后代们，自从违背“诗书继世”的祖训，改弦易辙做了商人，又遭遇家园毁灭之后，就再没有回家的路，那是一场永远的出走，一场永远的流浪，是一场连出走和流浪最终也依稀难辨的消亡。每个生命的出走和流浪，每个生命在出走和流浪中刻骨铭心的经历，如今，只能借着对父亲的聆听留下记忆的片段，只能借着对儿子的倾诉稍存片刻。流浪一生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又被残酷地囚禁在病体之中，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他所能叹息出的最终总结是：“老天爷罚我。”看到这一切，你会明白什么叫无言以对，你会明白什么叫彻底的悲剧，什么叫永无止境的消亡，什么叫连悲伤和感叹也将无可寄托的虚妄。
　　所以张大春对尚未出生的儿子说：“事实上，这并非咱们张家所独有的一个矛盾。近世的中国，大约就在被迫打开大门之后让所有的家庭都不得不面对这一点——人们不得不用种种的形式离家、出走。”
　　所以张大春对自己说：“质言之：没有任何事、物、言语是其他事、物、言语的真理和天经地义；它只是它自己的。也无论承袭、延续了什么，每一个生命必然是它自己的终结、是它自己的最后一人，这恐怕正是它荒谬却庄严的一部分。”
　　西元二○○八年二月十二日，农历戊子年正月初二至初六，于草莽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