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九九三年第一期)刊载了王蒙《躲避崇高》一文，文中冷静客观地详说了王朔及其作品，指出其存在的必然性、现实性，这比目前较为流行的——简单地用“痞子”或“痞子文化”来界定，要科学得多，深刻得多。
　　王朔玩这玩那，说到底，玩的就是大家默默遵奉的道德秩序。他确实很清醒，这样才会不知不觉地审视起道德来，左看右看，才发现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等等等，并不是那么非此即彼的；现实和人生好像是一条走向不明的河流，没人知道它从什么地方开始，归宿又在哪儿，它是无秩序的，并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有条不紊。在王朔的意识中，情感和品质是不好界定的，因此他才会明确地指出：“我一向反感信念过于执着的人”。
　　确认一个作家的价值，不是依据法律，也不是依据道德，而是他的作品是否真正揭示作家自己对世界本质的深刻认识，可以这样说，作家是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对世界的理解，他并不一定要把读者“也拉到推到煽动到说服到同样高的境界”，与其说带着读者“升华”，不如说是让读者自己去感悟，至于他们能否悟出些道理来，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不是作家想帮就能帮得了的。把作家仅仅理解为这样的人——“有一种救国救民的责任感，或启蒙；或疗救、或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声讨敌人，或歌颂光明、或暴露黑暗，或呼唤英雄，或鞭挞丑类……”(以上均王蒙语)，就其本质而言，还是从道德方面来认识作家的作用的。这并不是说作家不应该展示道德，或作品中不应有道德成分，而是觉得作家不能仅仅以道德作杠杆衡量事物，仅仅诠释道德，承担道德义务。特别是在道德与政治结合得很紧的时候，作家如果没有一种本能的对作家本质和使命的自觉，其作品的功利色彩便会很浓，不是光明就是黑暗，不是正确就是错误，不是魔鬼就是天使，这会造成肤浅地图解现实的不良后果。王朔的作品为什么会“出格”，也就在于他不再做道德的传声筒，抛弃了功利色彩的说教。遗憾的是，他只是转到了道德的侧面或者反面，而没看到比道德更高更深刻的东西。
　　作家的崇高感是属于审美范畴的，是作家审美地观照世界的一种情怀，它是融于作家骨子里的，不是谁想丢就能丢，想甩就能甩，想躲避就能躲避得了的。
　　古典文学大师的作品，其心目中的审美世界是直接体现在作品所反映的现实中的，特别是现实的道德中，道德是由现实世界到达审美世界的阶梯。现代派大师的作品，表面上看，是否定的，否定现实中的一切——法律、道德、政治等等，把这些看成是荒谬的，他们展示的现实也是无理性的，喧闹的，如同一团乱麻。如果我们要问荒谬的参照标准是什么呢？说穿了，还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审美世界。他们清醒地看到了现实与审美世界的不相融，于是干脆让它们彻底分离。
　　我国的改革开放也已经十多年了。要是说作家一点创作自由也没有，显然是明摆着的谎言。对创作条件的在乎不应该超过创作本身。有时同作家朋友们接触，他们感叹来感叹去，只是为了说明这个时代是如何地不适合于写作。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只怪环境，这恐怕是任何时代都可能有的借口。也有的作家不是不想写，而是写着写着又回到老套套上了，他们太陶醉于自己的经验和经历了，以致于不能自拔。严肃文学受到冲击，作家不是没有责任的，一味地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推到读者身上，说读者的素质如何低，这未免太轻松了。
　　崇高是无需躲避的，关键是看作家本身是不是具有这种崇高感，它决定了作家的品位。愿某些作家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花哨了，真挚地、全身心地投入对世界本质的关注中。
　　说《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