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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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明末传教士来华使中西文明之间的第一次实质性对话成为可能。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指出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大历史公案。确实,这次对话既使当时一些先进的士大夫分享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成果,并在某种程度上了解了西方的宗教、哲学思想、观念,同时也使稍后的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大师们通过传教士的报告和介绍中国文化思想的著作吸取了中国哲学思想中有益的观念,为他们的自然神论、理性主义张大其军。这虽然与传教士们的主观意图相左,但世界文明却通过这种“理性的狡猾”(黑格尔语)获得了向前推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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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明末传教士来华使中西文明之间的第一次实质性对话成为可能。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指出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大历史公案。确实,这次对话既使当时一些先进的士大夫分享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成果,并在某种程度上了解了西方的宗教、哲学思想、观念,同时也使稍后的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大师们通过传教士的报告和介绍中国文化思想的著作吸取了中国哲学思想中有益的观念,为他们的自然神论、理性主义张大其军。这虽然与传教士们的主观意图相左,但世界文明却通过这种“理性的狡猾”(黑格尔语)获得了向前推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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