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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镜像世界与人们日常生活、精神生活联系密切，潜在地影响着社会价值取向，以及个体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形成。所以要以正确的洁净的镜像娱乐大众，教育大众，培养健康的价值取向，可喜的是，新世纪里镜像开始出现新转变，对镜像文化要有意识地引导，以更好地发挥镜像对社会价值导向作用，为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镜像文化 社会价值 道德
引言
根据雅克·拉康镜像理论来看，人对世界的认识存在混淆时期，分不清世界的成像，所以作为媒体中的镜像更容易被混淆，分不清自我与像。从而带来我们对于媒体镜像中价值的探讨，过去镜像中的价值是怎样影响社会价值的，后新时期的镜像又引导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本文也正是基于此认识，以史为鉴，对镜像文化价值导向作一些积极的探索，使这种对人们价值观影响直接而显著的文化形态，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
一、回顾与评价
从传播媒介和文化形态上看，七十年代占据主流的是纸传播文化和八十年代中后期得到普及的广播，传播的价值多是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社会刚刚改革开放，文化价值对人们的价值导向还不那么明显九十年代影视文化发展。镜像文化异彩纷呈，既要文化开放，又要把握主流的正确方向，可谓不易：新世纪以来，新传媒(主要是网络，还有手机、MP3、MP4等)作为一种新形态的镜像，与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但这新镜像涉及道德、社会、心理、伦理等诸多问题，都要去瞥留利。
七八十年代过于强调文化的社会作用，弊端是文化价值导向的唯一性，不允许思想的多元，钳制了艺术的发展，在文化上执其一端九十年代社会思想多元，文化“双百”。多元思想在推动艺术发展的同时，多元弊端出现：过于强调艺术的独立性，极力摆脱艺术依存的社会大环境，艺术良莠不齐渐成为社会问题，社会道德底线受到挑战，个体心理受到决堤的冲撞：新世纪在国家大政策指导下，文化指导方针上形成了核心价值与多元价值并存的艺术观。这会一改过去混乱价值局面，给社会及个体以良好的价值导向。
二、歧路沉思：九十年代镜像文化的价值导向
九十年代的镜像世界”用过多的负面东西混淆人们的是非观念：杀伤抢夺。色情暴力，香车宝马，富家子弟放荡、无拘无束。电视剧内容单一，制作粗劣，婚外情、一夜情：电影《英雄本色》、《辣手神探》、《无间道》、《偷窥无罪》、《周末同床》、《晚娘》，甚至网络“艳照门”的出现。一旦对虚拟世界的东西不加辨识，在现实世界照搬，必然会引火上身。因而九十年代很多艺人更像德谟克利特所说的骗子和奸诈的人。德谟克利特说，“艺术不应该追求一切种类的快乐，应该只追求高尚的快乐。”后现代的“高尚”一词已变味了，这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九十年代无论是影视还是网络文化，存在着很多低俗的快乐，而非高尚的快乐。《香水有毒》、《猪之歌》、《求佛》、《披上羊皮的狼》、《狼爱上羊》等。十八世纪法国的新浪潮电影，更像中国九十年代的镜像世界。这种艺术思潮被不加分析的拿来了。美籍华人张英进说，后现代思潮以及身体艺术在中国是缺少根基的。此话不无道理。德谟克利特还送给我们一句警醒的话：“追求和创造美是一种神圣心灵的标志”。
在过去影视中出现床上戏大多一黑灯就转场了。九十年代把床上戏作为一个窥视点来放大，媚俗大众，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投合人本性中的诙谐欲念。小丑行为。赤裸裸的性关系，残忍的暴力，本来是大众应批判的婚外情，却成了大众奉为时尚的话题。把不正常的现象正常化。娼妓抬头使众多家庭痛苦，最终使每个人都成为受害者。《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济公》、《英雄本色》中的“黑帮”等，艺术本应“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九十年代影视文化中的不良现象是在价值导向上走得过远。九十年代有些影片、文学作品禁止放行，或在审片中没有通过，许多人不了解其中的原因，也跟着叫屈，是不理智的。观众只是被牵着走，很少介入深层次思考。九十年代《菊豆》、《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遭禁，到2007年李安在大陆和海外投放两种不同版本的《色·戒》。国家广电局考虑的是整个社会的影响，要分清好坏。
艺术发展过于放肆和猖狂，不是一种正常现象。要追求和谐发展而不是畸形发展。新版《水浒传》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偷情以及床上戏被放大，让人分不清创作者是在宣传还是在批判。很大成分上是在满足观众的窥视心理。美籍华人张英进认为，别说在中国，就是在国际上也没几个大师能用好色情在影片中的展现。言外之意是说影片中滥用色情。在社会现象中多了时尚的“一夜情”，过把瘾。破坏了社会伦理和社会法度。敬渎不分，甚至颠倒。每个社会人都生活在惶恐不安，担心焦虑之中，这是我们需要和期待的吗?
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尽可能锻炼我们的灵魂，使之达到崇高，使之永远孕育崇高的思想。九十年代镜像文化缺失崇高，流于低俗。奥古斯丁说，“荷马编造这些故事，把神写成无恶不作的人，使罪恶不成为罪恶，使之犯罪做恶，不以为仿效坏人而自以为取法于神灵。”在镜像世界里，多选用当红歌星、名人来演戏。这些歌星名人就像奥古斯丁所说的神，在普通人心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他们在戏中却多数无恶不作，施暴，肆无忌惮的色情、放荡寻乐，在戏中使罪恶不成为罪恶，混淆人们的价值观。人们往往不去辨识或不具辨识能力，把无恶不作的镜像当成现实世界。吸毒砍人，偷抢奸淫，疯狂标车等，这些本需要人去思考去区分，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在生活出现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和人间悲剧时。我们又去怪谁呢?
“一个有德的作家，具有无邪的诗品，能使人耳怡目悦，而不是腐蚀人心。”中国艺术需要健康发展，需要有德的作家。要在艺术与道德问题上，找到和谐点。
三、新价值观的重思与定位
新世纪国家更加清醒地提出“荣辱观”，在意识形态上，提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更加注重文化价值的社会导向作用。这必然带来镜像价值的重新思考与定位。不能再在打打杀杀的镜像中忽悠人的智商，不能再在高楼大厦中虚构生活，更不能再在暴力色情中污染人的心灵，而应关注现实和关怀人文。《命运呼叫转移》中有了对命运的思考，有了心灵的悸动，有了灵魂的颤抖。《色·戒》中有了人生如梦的清醒，有了政治权术中的真情思索，有了近于荒于情色的冷汗。《云水谣》中有了真情的执著，有了痴情的等待，有了永恒与真的探询。
这些回归多以正面题材的构筑影片。《命运呼叫转移》以散文化的叙事结构讲叙了三个故事，涉及到从都市到乡村两个地域里不同人的命运，他们的命运都因手机而被戏虐了一把，但谁又能否定这儿戏般的命运呢?一个公司大老板，一个大夫，一个黑社会的人物，在机场锚拿了手机，致使他们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移，大老板向自己的妻子 撒谎，偷偷地去会网友，想借机色一把他的妻子明明知道丈夫去外面偷情，但无可奈何。秘密地去找大夫治疗心理的压力，结果由于三个男人在机场错拿了手机，想偷情的丈夫和秘密去看大夫碰在一起，而孙大夫代替黑社会人物去会了黑社会的老大，而黑社会人物大头去了以色情骗人的网友。真让人啼笑皆非，他们都去了他们不该去的地方，这里面有这当下社会的诸多内容，如对夫妻情感的痛苦拷问，有对社会阴暗面的鞭笞如妓女，网络色情敲诈，男人偷情，黑帮角斗等；也有心灵的悸动，如孙大夫面对黑帮。由惧怕到勇敢，偷情的丈夫意外地听到了妻子的心声，有了情感良知的悔悟。第二个故事讲了葛优演的三儿，最后在手机的命运呼叫下，三儿和他村的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变化。所有的这一切自然归结于三儿的传统的好人品。第三个故事讲述了一个都市富人在生活中，他谈化了人之间的情感，如欺骗他妻子的情感，伤害老父亲对儿子的疼爱，失去了朋友对他的信任。当一次意外的车祸发生了，在临死之刻，终于有了可贵的醒悟。这一切都不可能不引起现代的思索和灵魂深处的颤抖。
只有艺术家摆正了方向，艺术才会高质量地服务于人类社会。张艺谋在拍下《红高粱》《菊豆》这类后现代影片后，放弃后现代的尝试，向传统美学回归，拍下了《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幸福时光》。《警察故事》和《新警察故事》前后的变化显而易见，《新警察故事》更关注社会问题，一个高官家庭的子弟的悲剧，也是后新时期社会的悲剧，在物质丰富的今天，孩子缺少的是心灵的健康成长。影片的最后。祖被持枪的警察包围了，作为警督的父亲不是自我谴责自己缺少对孩子的关爱和管教，而是气愤地向祖吼叫：祖，你把你爸爸的脸都丢尽了!祖的表情异常扭曲，似哭似笑。是无助还是对世界的自我无可奈何。退下所有的子弹，然后把枪指向他的爸爸，他知道只要举起枪，警察就会向他开枪，他还是这样做了，可见祖心里失望至极。我们想祖最后的一刻，他恨谁。恨他做警督的爸爸?还是恨自己，那他的爸爸转过来又会恨谁?最终我们找到的是社会的根源上。
《长江七号》与周星驰以前颇具后现代特征的影片相比，也发生了转向。影片中的周先生是一个穷苦农民工的形象，失去了妻子，只身带着孩子，在都市里辛苦地生活，他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希望儿子将来有一天能有出息，不再像自己这样辛苦地活着。他一再告诉儿子：你一定要好好努力读书，不要像我没知识没文化。周先生在建筑工地受工头的欺侮，作为穷人的孩子在校受老师的鄙视，受富人孩子的欺侮，在穷人和富人的两个世界里，周先生一再告诉儿子：我们穷，但我们不去偷不去抢，不是自己的东西，我们不去拿，一样能赢的尊重。这些影片中可贵的转变，让我们感动影片故事的同时，我们也会谈论给我们讲故事的艺术家们。
荣格对艺术的价值导向认识更为深刻，其作用就是“唤醒与复归”。他在研究《毕加索》时，发现“伟大的作品回荡着千万人的声音。”因此，他说让人类来聆听心灵深处的回声。从而见贤思齐。维格茨幕在审美反映的分析中，表述了艺术作用“艺术将调动起那些已经在我们机体中存在，但尚未发挥作用的力量去形成新人。”此处新人即趋向于完整的人。
《落叶归根》讲述好人“老赵”要带丧命的工友回家，从千里之外的他乡，送工友回家，颇费周折终还是没能如愿。这一主题很有深意，其中有老赵对工友的真情，和心里对落叶归根信念的执着，一个人丧生后就如一片落叶，渴望归根，向往归根_应该归根，这是老赵一辈人的信念。于是老赵背着工友，踏上了回家的漫漫旅途。归根成了焦灼的渴望和幸福的向往。在这个日益流动生存的社会，让我们回归家乡，记住生养自己的老根。《亮剑》中的刘云龙生性如匪，生活大大咧咧的，看似很不精致的汉子，但他身上却有一种可贵的英雄精神，一种勇者无畏的亮剑精神。这种精神对于远离战火和苦难的我们这一代。是缺失的和需要的，由于《亮剑》故事大家都熟悉，在此不再展开分析。再如《刘老根》《乡村爱情》《金婚》、《亲兄热弟》等通过艺术唤醒人类心灵的记忆从而达到向完整的复归。
西马对艺术的认识和批判，对于未来镜像文化的发展大有借鉴作用。阿多尔诺在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指出“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给艺术带来的后果是艺术可能已进入它的没落代。”我们更应警惕文化没落时代，艺术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对人性的描写已沦为一种色情文学和亵渎作品。亵渎作品和色情作品早已同社会合二为一。如《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中高粱地里的“野合”，从故事情节来看，对于表现我奶奶的人物性格似乎必不可少。但也不免有中国导演对西方影片审美口味的把握。观众并不能“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见恶常常把恶习常化，没有善恶的明确观念。在欣赏红高粱野合的过程，而是跟着想过把瘾，所以色情作品和观众心理常常合二为一。如新版的《水浒传》把西门庆和潘金莲的色情放大给观众来看，取悦观众而流于低俗。
艺术要呈现什么，它本身就涉及到价值的讨论。新世纪镜像文化已转向对真情的讨论，对道德的评价，对责任的呼唤，对命运的思考，对心灵的探寻等。如《金婚》、《亲兄热弟》、《福贵》、《情债》、《集结号》、《戈壁母亲》等等，文化界在国家文化部门的引导下，已在有意识地纠正镜像世界的不良现象。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对古装戏说片加以限制，加大现实题材的投入；2006年广电总局拟限制涉及婚外恋第三者题材电视剧；2007年、2008年广电总局再三下达文件抵制低俗之风。更可贵的是，在艺术实际中业已形成成熟的艺术指导观，即社会核心价值与多元价值并存，肯定多元文化，同时注重以社会核心价值来统帅。
镜像世界与人们日常生活、精神生活联系密切，潜在地影响着社会价值取向，以及个体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形成。所以要以正确的洁净的镜像娱乐大众，教育大众，培养健康的价值取向。可喜的是，新世纪里镜像开始出现新转变，对镜像文化要有意识地引导，以更好地发挥镜像对社会价值导向作用，为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镜像文化 社会价值 道德
引言
根据雅克·拉康镜像理论来看，人对世界的认识存在混淆时期，分不清世界的成像，所以作为媒体中的镜像更容易被混淆，分不清自我与像。从而带来我们对于媒体镜像中价值的探讨，过去镜像中的价值是怎样影响社会价值的，后新时期的镜像又引导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本文也正是基于此认识，以史为鉴，对镜像文化价值导向作一些积极的探索，使这种对人们价值观影响直接而显著的文化形态，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
一、回顾与评价
从传播媒介和文化形态上看，七十年代占据主流的是纸传播文化和八十年代中后期得到普及的广播，传播的价值多是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社会刚刚改革开放，文化价值对人们的价值导向还不那么明显九十年代影视文化发展。镜像文化异彩纷呈，既要文化开放，又要把握主流的正确方向，可谓不易：新世纪以来，新传媒(主要是网络，还有手机、MP3、MP4等)作为一种新形态的镜像，与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但这新镜像涉及道德、社会、心理、伦理等诸多问题，都要去瞥留利。
七八十年代过于强调文化的社会作用，弊端是文化价值导向的唯一性，不允许思想的多元，钳制了艺术的发展，在文化上执其一端九十年代社会思想多元，文化“双百”。多元思想在推动艺术发展的同时，多元弊端出现：过于强调艺术的独立性，极力摆脱艺术依存的社会大环境，艺术良莠不齐渐成为社会问题，社会道德底线受到挑战，个体心理受到决堤的冲撞：新世纪在国家大政策指导下，文化指导方针上形成了核心价值与多元价值并存的艺术观。这会一改过去混乱价值局面，给社会及个体以良好的价值导向。
二、歧路沉思：九十年代镜像文化的价值导向
九十年代的镜像世界”用过多的负面东西混淆人们的是非观念：杀伤抢夺。色情暴力，香车宝马，富家子弟放荡、无拘无束。电视剧内容单一，制作粗劣，婚外情、一夜情：电影《英雄本色》、《辣手神探》、《无间道》、《偷窥无罪》、《周末同床》、《晚娘》，甚至网络“艳照门”的出现。一旦对虚拟世界的东西不加辨识，在现实世界照搬，必然会引火上身。因而九十年代很多艺人更像德谟克利特所说的骗子和奸诈的人。德谟克利特说，“艺术不应该追求一切种类的快乐，应该只追求高尚的快乐。”后现代的“高尚”一词已变味了，这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九十年代无论是影视还是网络文化，存在着很多低俗的快乐，而非高尚的快乐。《香水有毒》、《猪之歌》、《求佛》、《披上羊皮的狼》、《狼爱上羊》等。十八世纪法国的新浪潮电影，更像中国九十年代的镜像世界。这种艺术思潮被不加分析的拿来了。美籍华人张英进说，后现代思潮以及身体艺术在中国是缺少根基的。此话不无道理。德谟克利特还送给我们一句警醒的话：“追求和创造美是一种神圣心灵的标志”。
在过去影视中出现床上戏大多一黑灯就转场了。九十年代把床上戏作为一个窥视点来放大，媚俗大众，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投合人本性中的诙谐欲念。小丑行为。赤裸裸的性关系，残忍的暴力，本来是大众应批判的婚外情，却成了大众奉为时尚的话题。把不正常的现象正常化。娼妓抬头使众多家庭痛苦，最终使每个人都成为受害者。《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济公》、《英雄本色》中的“黑帮”等，艺术本应“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九十年代影视文化中的不良现象是在价值导向上走得过远。九十年代有些影片、文学作品禁止放行，或在审片中没有通过，许多人不了解其中的原因，也跟着叫屈，是不理智的。观众只是被牵着走，很少介入深层次思考。九十年代《菊豆》、《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遭禁，到2007年李安在大陆和海外投放两种不同版本的《色·戒》。国家广电局考虑的是整个社会的影响，要分清好坏。
艺术发展过于放肆和猖狂，不是一种正常现象。要追求和谐发展而不是畸形发展。新版《水浒传》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偷情以及床上戏被放大，让人分不清创作者是在宣传还是在批判。很大成分上是在满足观众的窥视心理。美籍华人张英进认为，别说在中国，就是在国际上也没几个大师能用好色情在影片中的展现。言外之意是说影片中滥用色情。在社会现象中多了时尚的“一夜情”，过把瘾。破坏了社会伦理和社会法度。敬渎不分，甚至颠倒。每个社会人都生活在惶恐不安，担心焦虑之中，这是我们需要和期待的吗?
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尽可能锻炼我们的灵魂，使之达到崇高，使之永远孕育崇高的思想。九十年代镜像文化缺失崇高，流于低俗。奥古斯丁说，“荷马编造这些故事，把神写成无恶不作的人，使罪恶不成为罪恶，使之犯罪做恶，不以为仿效坏人而自以为取法于神灵。”在镜像世界里，多选用当红歌星、名人来演戏。这些歌星名人就像奥古斯丁所说的神，在普通人心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他们在戏中却多数无恶不作，施暴，肆无忌惮的色情、放荡寻乐，在戏中使罪恶不成为罪恶，混淆人们的价值观。人们往往不去辨识或不具辨识能力，把无恶不作的镜像当成现实世界。吸毒砍人，偷抢奸淫，疯狂标车等，这些本需要人去思考去区分，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在生活出现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和人间悲剧时。我们又去怪谁呢?
“一个有德的作家，具有无邪的诗品，能使人耳怡目悦，而不是腐蚀人心。”中国艺术需要健康发展，需要有德的作家。要在艺术与道德问题上，找到和谐点。
三、新价值观的重思与定位
新世纪国家更加清醒地提出“荣辱观”，在意识形态上，提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更加注重文化价值的社会导向作用。这必然带来镜像价值的重新思考与定位。不能再在打打杀杀的镜像中忽悠人的智商，不能再在高楼大厦中虚构生活，更不能再在暴力色情中污染人的心灵，而应关注现实和关怀人文。《命运呼叫转移》中有了对命运的思考，有了心灵的悸动，有了灵魂的颤抖。《色·戒》中有了人生如梦的清醒，有了政治权术中的真情思索，有了近于荒于情色的冷汗。《云水谣》中有了真情的执著，有了痴情的等待，有了永恒与真的探询。
这些回归多以正面题材的构筑影片。《命运呼叫转移》以散文化的叙事结构讲叙了三个故事，涉及到从都市到乡村两个地域里不同人的命运，他们的命运都因手机而被戏虐了一把，但谁又能否定这儿戏般的命运呢?一个公司大老板，一个大夫，一个黑社会的人物，在机场锚拿了手机，致使他们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移，大老板向自己的妻子 撒谎，偷偷地去会网友，想借机色一把他的妻子明明知道丈夫去外面偷情，但无可奈何。秘密地去找大夫治疗心理的压力，结果由于三个男人在机场错拿了手机，想偷情的丈夫和秘密去看大夫碰在一起，而孙大夫代替黑社会人物去会了黑社会的老大，而黑社会人物大头去了以色情骗人的网友。真让人啼笑皆非，他们都去了他们不该去的地方，这里面有这当下社会的诸多内容，如对夫妻情感的痛苦拷问，有对社会阴暗面的鞭笞如妓女，网络色情敲诈，男人偷情，黑帮角斗等；也有心灵的悸动，如孙大夫面对黑帮。由惧怕到勇敢，偷情的丈夫意外地听到了妻子的心声，有了情感良知的悔悟。第二个故事讲了葛优演的三儿，最后在手机的命运呼叫下，三儿和他村的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变化。所有的这一切自然归结于三儿的传统的好人品。第三个故事讲述了一个都市富人在生活中，他谈化了人之间的情感，如欺骗他妻子的情感，伤害老父亲对儿子的疼爱，失去了朋友对他的信任。当一次意外的车祸发生了，在临死之刻，终于有了可贵的醒悟。这一切都不可能不引起现代的思索和灵魂深处的颤抖。
只有艺术家摆正了方向，艺术才会高质量地服务于人类社会。张艺谋在拍下《红高粱》《菊豆》这类后现代影片后，放弃后现代的尝试，向传统美学回归，拍下了《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幸福时光》。《警察故事》和《新警察故事》前后的变化显而易见，《新警察故事》更关注社会问题，一个高官家庭的子弟的悲剧，也是后新时期社会的悲剧，在物质丰富的今天，孩子缺少的是心灵的健康成长。影片的最后。祖被持枪的警察包围了，作为警督的父亲不是自我谴责自己缺少对孩子的关爱和管教，而是气愤地向祖吼叫：祖，你把你爸爸的脸都丢尽了!祖的表情异常扭曲，似哭似笑。是无助还是对世界的自我无可奈何。退下所有的子弹，然后把枪指向他的爸爸，他知道只要举起枪，警察就会向他开枪，他还是这样做了，可见祖心里失望至极。我们想祖最后的一刻，他恨谁。恨他做警督的爸爸?还是恨自己，那他的爸爸转过来又会恨谁?最终我们找到的是社会的根源上。
《长江七号》与周星驰以前颇具后现代特征的影片相比，也发生了转向。影片中的周先生是一个穷苦农民工的形象，失去了妻子，只身带着孩子，在都市里辛苦地生活，他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希望儿子将来有一天能有出息，不再像自己这样辛苦地活着。他一再告诉儿子：你一定要好好努力读书，不要像我没知识没文化。周先生在建筑工地受工头的欺侮，作为穷人的孩子在校受老师的鄙视，受富人孩子的欺侮，在穷人和富人的两个世界里，周先生一再告诉儿子：我们穷，但我们不去偷不去抢，不是自己的东西，我们不去拿，一样能赢的尊重。这些影片中可贵的转变，让我们感动影片故事的同时，我们也会谈论给我们讲故事的艺术家们。
荣格对艺术的价值导向认识更为深刻，其作用就是“唤醒与复归”。他在研究《毕加索》时，发现“伟大的作品回荡着千万人的声音。”因此，他说让人类来聆听心灵深处的回声。从而见贤思齐。维格茨幕在审美反映的分析中，表述了艺术作用“艺术将调动起那些已经在我们机体中存在，但尚未发挥作用的力量去形成新人。”此处新人即趋向于完整的人。
《落叶归根》讲述好人“老赵”要带丧命的工友回家，从千里之外的他乡，送工友回家，颇费周折终还是没能如愿。这一主题很有深意，其中有老赵对工友的真情，和心里对落叶归根信念的执着，一个人丧生后就如一片落叶，渴望归根，向往归根_应该归根，这是老赵一辈人的信念。于是老赵背着工友，踏上了回家的漫漫旅途。归根成了焦灼的渴望和幸福的向往。在这个日益流动生存的社会，让我们回归家乡，记住生养自己的老根。《亮剑》中的刘云龙生性如匪，生活大大咧咧的，看似很不精致的汉子，但他身上却有一种可贵的英雄精神，一种勇者无畏的亮剑精神。这种精神对于远离战火和苦难的我们这一代。是缺失的和需要的，由于《亮剑》故事大家都熟悉，在此不再展开分析。再如《刘老根》《乡村爱情》《金婚》、《亲兄热弟》等通过艺术唤醒人类心灵的记忆从而达到向完整的复归。
西马对艺术的认识和批判，对于未来镜像文化的发展大有借鉴作用。阿多尔诺在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指出“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给艺术带来的后果是艺术可能已进入它的没落代。”我们更应警惕文化没落时代，艺术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对人性的描写已沦为一种色情文学和亵渎作品。亵渎作品和色情作品早已同社会合二为一。如《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中高粱地里的“野合”，从故事情节来看，对于表现我奶奶的人物性格似乎必不可少。但也不免有中国导演对西方影片审美口味的把握。观众并不能“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见恶常常把恶习常化，没有善恶的明确观念。在欣赏红高粱野合的过程，而是跟着想过把瘾，所以色情作品和观众心理常常合二为一。如新版的《水浒传》把西门庆和潘金莲的色情放大给观众来看，取悦观众而流于低俗。
艺术要呈现什么，它本身就涉及到价值的讨论。新世纪镜像文化已转向对真情的讨论，对道德的评价，对责任的呼唤，对命运的思考，对心灵的探寻等。如《金婚》、《亲兄热弟》、《福贵》、《情债》、《集结号》、《戈壁母亲》等等，文化界在国家文化部门的引导下，已在有意识地纠正镜像世界的不良现象。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对古装戏说片加以限制，加大现实题材的投入；2006年广电总局拟限制涉及婚外恋第三者题材电视剧；2007年、2008年广电总局再三下达文件抵制低俗之风。更可贵的是，在艺术实际中业已形成成熟的艺术指导观，即社会核心价值与多元价值并存，肯定多元文化，同时注重以社会核心价值来统帅。
镜像世界与人们日常生活、精神生活联系密切，潜在地影响着社会价值取向，以及个体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形成。所以要以正确的洁净的镜像娱乐大众，教育大众，培养健康的价值取向。可喜的是，新世纪里镜像开始出现新转变，对镜像文化要有意识地引导，以更好地发挥镜像对社会价值导向作用，为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