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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无所不在，在求职公寓里要争，在人头攒动的招聘会上更要争“社会就是这么残酷”
前面排着二三十人，王桂桂咬咬牙，在求职信息登记表上的期待薪水一栏里写下“1500元”，几个月前刚来上海时，她填写这一栏时还会很自信地写上“3000元”。
让王桂桂如临大敌的是一场招聘普通文员的面试。她偷眼看到，紧挨着她的一位漂亮女生，在同一栏里写着“800～1000元”。
“我要的薪水是我能在上海生活下去最基本的费用，你填这么低，就算能够竞争到这份工作，又有多大的作用?”王桂桂的困惑和伤心，似乎不仅仅为了自己。
这位来自安徽师范大学电子商务专业的大四学生，在上海已经“漂”了四个多月，从秋到冬，却一无所获。
王桂桂在上海的“家”，是一处大学生求职公寓。这套位于普陀区繁华地段“高尚社区”的公寓里，住着十几个和她处境类似的大学生。
在绿地的环抱中，白色外墙的公寓楼显得挺拔骄傲。而王桂桂她们在22层的“家”，和公寓楼华丽的外观格格不入——毛坯房，裸露的水泥地面，6个人挤在10平方米的小屋。对于每个月支付360元租金的王桂桂来说，这片公寓一万多元每平方米的市价，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力。
以前来上海旅游时，王桂桂曾经为上海的繁华而着迷。现在，每天奔波在去招聘会或去面试的路上，同样繁华热闹的上海，却让王桂桂觉得自己像只蚂蚁。
大城市曾经是吸纳高校毕业生的主阵地。国家人事部公布的数据表明，2005年北京、广州、上海、深圳4城市就接收了人事部抽查的15个省市10．9％的高校毕业生。而面对2007年495万人的高校毕业生大潮时，大城市的吸納能力也显得窘迫了，但漫溢的潮水并不那么容易退去。
为求职大学生提供临时落脚点的“求职公寓”正在中国的不少大城市蔓延。在这些并不引人注目的角落，一些人踌躇满志地来，一些人彷徨失措地等待，也有人选择离开。
“今年人太多了”
2006年10月的一天，王桂桂怯生生地拉着滚轮箱走进这个竣工不久的小区，在标着“243号”的楼牌前停了下来。电子大门敞开着，包着胶合板的电梯里不时走出一些装修工人。王桂桂观察了一会儿，拿出手机给同学打了个电话：“我在看房，10分钟后如果我没有给你打电话，你就打110。”
王桂桂敲开了22层一个房间的门，三居室的毛坯房，几个女孩子在阳台上晒太阳，陈设与大学宿舍相差无几，厅里有电视、饮水机，架子床上有统一的格子床单和被子，厕所安装着简易马桶和热水器。这里住的全是女生，每月租金360元，王桂桂决定住下来。
一个月前王桂桂就来到上海，那时她很自信，计划尽快找一份月薪3000元的工作，在这个让她着迷的大都市待下来。“我觉得自己条件不错，就想来闯一闯。”
在学校她通过网络订了上海浦东东昌路附近一问地下室，一天住宿费18元。到了上海火车站，从地铁一号线转到二号线，再步行，找到这间地下室足足花了王桂桂一个半小时。这是什么样的房间呀，一大间放着8张床，白天也必须开灯，地上像浸了水般潮湿。
王桂桂很快发现这里极其不方便，上网只能到网吧，去各个人才市场、参加面试都很远，手机没有信号，由于怕漏接了面试通知电话，白天她只能待在外面。最让她难受的是，这里人比较杂，有的女孩经常带男朋友来，晚上也不走。
10多天后王桂桂觉得实在难以忍受。听说有专门的大学生求职公寓，她很小心地联系了几家，发现有的是男女混住在一套房子里。找到现在这家求职公寓，王桂桂便决定住下来。“走路五分钟到轻轨站，交通很方便。”
周末去人才市场，平时就在网上找招聘信息，发简历，等待并不算多的面试机会。四个月很快过去了，没有什么消息让王桂桂惊喜。她清秀的脸上带着一种恹恹的表情。
为了维持生活，王桂桂曾在麦当劳找到一份打扫卫生的临时工，负责打扫的大妈总是一脸怨愤地对她说：“我下岗好不容易找到份工作，你是大学生，怎么来抢我的工作?”
王桂桂觉得，她找不到工作的原因之一是自己的专业不好，课程都是东拼西凑的，“不过最主要的还是今年人太多了!”她说，自己不少同学也都跑到北京、广州去找工作，没听到什么好消息。
2003年，扩招后的第一批本科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人数就此成倍增长，从当年的212万，增加到2006年的413万，但就业岗位并没有增加，据资料显示，2006年大学生的需求量大幅下降，由2005年的214．1万个岗位下降至166．5万个，降幅达到两成。
王桂桂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回家。刚买不久的职业套装，她叠了又叠才放进旅行袋，又按了按确保平整。“实在待不下去了。”王桂桂垂着头说。
到处都得“争”
早上7点天还没有大亮，南京大学中文系大四学生项莉一骨碌坐了起来，看看枕边的手机，开始急急忙忙地穿衣服。这个10多平方米的房间摆着三张上下铺，一张桌子，剩下的地方仅容转身，床铺旁边散落着报纸，水泥地板上的红漆斑驳不堪。
越过杂乱的地面，卫生间正好有人，只能站在门口等，还好就三分钟。借着卫生间发白的灯光，项莉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眼睛有些肿。回到房间，有的室友正在起床，项莉拿出化妆包，仔细地给自己化了一个淡妆，对着镜子又照了照，整了整衣服才出门。这天上午9点，她要去参加一个行政助理的面试。
步行、地铁、再步行，整整一个半小时才赶到，已经有七八个人在等候了。项莉小心地与相邻的女孩子打招呼，对方却一脸漠然。项莉安静地等待着，半小时后轮到自己，面试人员只问了两个问题：你是上海人吗?有做这项工作的经验吗?三分种不到就出来了。
这是21岁女孩项莉最普通的一天，她回到位于徐家汇一栋老公房七楼的求职公寓。]30多平方的房子，四个套间被改造成两个6人间、一个8人间和一个2人间。项莉所住的是6人间的上铺，躺着手指可以触到屋顶。
“这里只是一个跳板，一个歇脚的地方。”房东总会对新来的大学生这样说。
原本预计两星期内就能顺利找到工作的项莉，在这个求职公寓已经住了两个月。“在上海找工作实在太难太累了，大家像是敌人一样，什么都要争抢。”
这套房子只有一个卫生间，刚来时，项莉几次开房门都发现厕所有人，20多分钟也没能轮到。室友小琴见她每次打开门又退回来，告诉她“你一定要争”。
住在这里久了，项莉也总结出一些生存法则，如果厕所里有人，一定要在厕所旁的客厅里等着，顺便瞄几眼电视。到了洗澡时间，一定要带着换洗衣服在客厅排号，速度一定要快，20分钟是大家默认的时间，到了11点半，房东就要关热水器。“争网线，争电脑，争上厕所， 争洗澡。如果你不争，别人一定不会想到你，能帮你的只有自己。”项莉这样总结。
项莉觉得，自己原本平和的心态在慢慢变化，因为“争”无所不在。不仅在求职公寓里要争，在人头攒动的招聘会上更要争，“社会就是这么残酷。”
“焦虑是常态，可能压力不仅来自找不到工作，还有生活在这座城市的焦虑。”项莉说，她曾在路上被小偷盯梢，包裹也丢掉，在马路上还差点被车撞。而旁边8人间里的一个女孩整天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常常自言自语，喜欢自吹自擂，作息和大家不同步，谁都不敢跟她讲话。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不久前的联合调查显示，57．9％的正在求职的受访者承认自己存在就业恐慌，大学生对自己的工作预期更加现实甚至悲观。在谈到离开校园时，他们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躁不安。
“我想生活在更大的城市”
位于普陀区中远两湾城的一问男生求职公寓里，王硕正围着被子看碟，床旁边散落着拖鞋、皮鞋和报纸，床上挂着一套西服。
这位来自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商务日语系的男生说，来到上海一个多月，发了数不清的简历，只收到三个面试通知，“现在没有事情做。”
“有一家日本企业真的太可惜了。”王硕一直念叨着。这家日本企业要招一名销售人员，对王硕基本满意，但是看了他的求职意向就不再考虑他了。王硕填的是翻译、销售、贸易、酒店等，而日本企业认为这是朝三暮四、不专一的表现。
王硕当时回答，写的宽泛些则机会更多些，老师说了要先就业再择业，现在就业形势就是这样的。“其实我说的都是大实话，这家日本企业不懂中国国情，认为我在狡辩。”王硕很遗憾。
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2006年12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九成上海应届毕业生对求职分别患有“三无症”：无目标，无信心，无方法。抽样调查显示，在谈及“最大的就业困惑和担心”时，41％以上的学生认为“缺乏明确的求职目标和规划”，28％以上的学生认为“对自身缺乏信心，担心求职受挫”。
“我生在小城市，爷爷辈是农民，父亲来到了城里，我则想生活在更大的城市。”王硕说，高考不理想，只能进人郑州大学的二级学院，当时选择学商务日语就是想着这个专业可以在大城市找工作，前两年就业形势也还好。但现在这个专业在河南除了做导游基本用不上，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王硕的房门后面贴着一摞订餐电话，有盖浇饭、盒饭、水饺馄饨等等，价格在4到8元之间，也有一些炒菜价格在8元左右。王硕在求职公寓的生活成本是：住宿每月360元；吃饭一天10元，一月300元；去人才市场、面试的车费按一天10元算，一月至少要200元；加上电话费、日用品，每月1000元总是要花的，这还不算置办衣服等的费用。
大学生就像当年的中专生
“住在求职公寓里的，80％都是来自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大学生。”求职公寓管理员王欢说。他2004年毕业于安徽一所大学，来上海找工作住过地下室，当过推销员。如今的工作他干得很带劲，来上海仅两年的王欢成了一个上海通，就算最偏僻的马路，他也会很快告诉你如何走，而且是最经济的，能乘公交车绝不让你乘地铁。
王歡供职的这家求职公寓是2006年9月刚刚办起来的，并没有在工商局注册。像全国各地的大多数求职公寓一样，这家公寓由租来的民房改造而成，其合法性一直难以界定，经常会有公安、居委会来查。
王欢对于“生存技巧”熟门熟路，在房源的选择上首先要交通方便，距离各大人才市场近，去面试单位要方便乘车；其次要选择高档新楼盘，求职学生会觉得小价钱住高档楼实惠；还要是空置率偏高的楼盘，由于此类房子并非自住多是投资，一般愿意签订长期租房合同；“更重要的是这类楼盘都是物业管理，不像老房子会有很多居委会老大妈来提意见。”
“我们本来是为中专生服务的，现在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我们才开办为他们服务的求职公寓。”这家求职公寓的负责人肖和说。肖和的身份是安徽大中专院校上海实习就业网的总经理，是安徽省宣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1998年派驻上海的。
肖和说，之所以会被派到上海，是因为1997年中专生就出现了找工作难的现象，当时他来到上海，主要负责安徽中专技校职高等在上海的就业服务，帮助收集信息、组织面试，学生到上海后还负责送到用人单位，安排住宿，甚至还帮统一发工资上保险。
而现在，大量期待在大城市落脚的大学生成了肖和的主顾。这家求职公寓在好几个小区都租有房子，因为租期长，所以租金相当便宜，一套毛坯房只要两三千元。而求职时间越来越长的大学生，甚至一些跳槽者，或者找到工作但负担不起高昂房租的人，让求职公寓总是热热闹闹。
肖和说，求职公寓在上海五六年前就有了，不过最近一两年增加很快，其他省市也开始增多。
“谁又能想到，仅仅八年时间，大学生就遇到和当年中专生一样的处境。”尽管“漂”在上海的大学生为求职公寓带来了好生意，但是肖和似乎并不太开心。
前面排着二三十人，王桂桂咬咬牙，在求职信息登记表上的期待薪水一栏里写下“1500元”，几个月前刚来上海时，她填写这一栏时还会很自信地写上“3000元”。
让王桂桂如临大敌的是一场招聘普通文员的面试。她偷眼看到，紧挨着她的一位漂亮女生，在同一栏里写着“800～1000元”。
“我要的薪水是我能在上海生活下去最基本的费用，你填这么低，就算能够竞争到这份工作，又有多大的作用?”王桂桂的困惑和伤心，似乎不仅仅为了自己。
这位来自安徽师范大学电子商务专业的大四学生，在上海已经“漂”了四个多月，从秋到冬，却一无所获。
王桂桂在上海的“家”，是一处大学生求职公寓。这套位于普陀区繁华地段“高尚社区”的公寓里，住着十几个和她处境类似的大学生。
在绿地的环抱中，白色外墙的公寓楼显得挺拔骄傲。而王桂桂她们在22层的“家”，和公寓楼华丽的外观格格不入——毛坯房，裸露的水泥地面，6个人挤在10平方米的小屋。对于每个月支付360元租金的王桂桂来说，这片公寓一万多元每平方米的市价，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力。
以前来上海旅游时，王桂桂曾经为上海的繁华而着迷。现在，每天奔波在去招聘会或去面试的路上，同样繁华热闹的上海，却让王桂桂觉得自己像只蚂蚁。
大城市曾经是吸纳高校毕业生的主阵地。国家人事部公布的数据表明，2005年北京、广州、上海、深圳4城市就接收了人事部抽查的15个省市10．9％的高校毕业生。而面对2007年495万人的高校毕业生大潮时，大城市的吸納能力也显得窘迫了，但漫溢的潮水并不那么容易退去。
为求职大学生提供临时落脚点的“求职公寓”正在中国的不少大城市蔓延。在这些并不引人注目的角落，一些人踌躇满志地来，一些人彷徨失措地等待，也有人选择离开。
“今年人太多了”
2006年10月的一天，王桂桂怯生生地拉着滚轮箱走进这个竣工不久的小区，在标着“243号”的楼牌前停了下来。电子大门敞开着，包着胶合板的电梯里不时走出一些装修工人。王桂桂观察了一会儿，拿出手机给同学打了个电话：“我在看房，10分钟后如果我没有给你打电话，你就打110。”
王桂桂敲开了22层一个房间的门，三居室的毛坯房，几个女孩子在阳台上晒太阳，陈设与大学宿舍相差无几，厅里有电视、饮水机，架子床上有统一的格子床单和被子，厕所安装着简易马桶和热水器。这里住的全是女生，每月租金360元，王桂桂决定住下来。
一个月前王桂桂就来到上海，那时她很自信，计划尽快找一份月薪3000元的工作，在这个让她着迷的大都市待下来。“我觉得自己条件不错，就想来闯一闯。”
在学校她通过网络订了上海浦东东昌路附近一问地下室，一天住宿费18元。到了上海火车站，从地铁一号线转到二号线，再步行，找到这间地下室足足花了王桂桂一个半小时。这是什么样的房间呀，一大间放着8张床，白天也必须开灯，地上像浸了水般潮湿。
王桂桂很快发现这里极其不方便，上网只能到网吧，去各个人才市场、参加面试都很远，手机没有信号，由于怕漏接了面试通知电话，白天她只能待在外面。最让她难受的是，这里人比较杂，有的女孩经常带男朋友来，晚上也不走。
10多天后王桂桂觉得实在难以忍受。听说有专门的大学生求职公寓，她很小心地联系了几家，发现有的是男女混住在一套房子里。找到现在这家求职公寓，王桂桂便决定住下来。“走路五分钟到轻轨站，交通很方便。”
周末去人才市场，平时就在网上找招聘信息，发简历，等待并不算多的面试机会。四个月很快过去了，没有什么消息让王桂桂惊喜。她清秀的脸上带着一种恹恹的表情。
为了维持生活，王桂桂曾在麦当劳找到一份打扫卫生的临时工，负责打扫的大妈总是一脸怨愤地对她说：“我下岗好不容易找到份工作，你是大学生，怎么来抢我的工作?”
王桂桂觉得，她找不到工作的原因之一是自己的专业不好，课程都是东拼西凑的，“不过最主要的还是今年人太多了!”她说，自己不少同学也都跑到北京、广州去找工作，没听到什么好消息。
2003年，扩招后的第一批本科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人数就此成倍增长，从当年的212万，增加到2006年的413万，但就业岗位并没有增加，据资料显示，2006年大学生的需求量大幅下降，由2005年的214．1万个岗位下降至166．5万个，降幅达到两成。
王桂桂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回家。刚买不久的职业套装，她叠了又叠才放进旅行袋，又按了按确保平整。“实在待不下去了。”王桂桂垂着头说。
到处都得“争”
早上7点天还没有大亮，南京大学中文系大四学生项莉一骨碌坐了起来，看看枕边的手机，开始急急忙忙地穿衣服。这个10多平方米的房间摆着三张上下铺，一张桌子，剩下的地方仅容转身，床铺旁边散落着报纸，水泥地板上的红漆斑驳不堪。
越过杂乱的地面，卫生间正好有人，只能站在门口等，还好就三分钟。借着卫生间发白的灯光，项莉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眼睛有些肿。回到房间，有的室友正在起床，项莉拿出化妆包，仔细地给自己化了一个淡妆，对着镜子又照了照，整了整衣服才出门。这天上午9点，她要去参加一个行政助理的面试。
步行、地铁、再步行，整整一个半小时才赶到，已经有七八个人在等候了。项莉小心地与相邻的女孩子打招呼，对方却一脸漠然。项莉安静地等待着，半小时后轮到自己，面试人员只问了两个问题：你是上海人吗?有做这项工作的经验吗?三分种不到就出来了。
这是21岁女孩项莉最普通的一天，她回到位于徐家汇一栋老公房七楼的求职公寓。]30多平方的房子，四个套间被改造成两个6人间、一个8人间和一个2人间。项莉所住的是6人间的上铺，躺着手指可以触到屋顶。
“这里只是一个跳板，一个歇脚的地方。”房东总会对新来的大学生这样说。
原本预计两星期内就能顺利找到工作的项莉，在这个求职公寓已经住了两个月。“在上海找工作实在太难太累了，大家像是敌人一样，什么都要争抢。”
这套房子只有一个卫生间，刚来时，项莉几次开房门都发现厕所有人，20多分钟也没能轮到。室友小琴见她每次打开门又退回来，告诉她“你一定要争”。
住在这里久了，项莉也总结出一些生存法则，如果厕所里有人，一定要在厕所旁的客厅里等着，顺便瞄几眼电视。到了洗澡时间，一定要带着换洗衣服在客厅排号，速度一定要快，20分钟是大家默认的时间，到了11点半，房东就要关热水器。“争网线，争电脑，争上厕所， 争洗澡。如果你不争，别人一定不会想到你，能帮你的只有自己。”项莉这样总结。
项莉觉得，自己原本平和的心态在慢慢变化，因为“争”无所不在。不仅在求职公寓里要争，在人头攒动的招聘会上更要争，“社会就是这么残酷。”
“焦虑是常态，可能压力不仅来自找不到工作，还有生活在这座城市的焦虑。”项莉说，她曾在路上被小偷盯梢，包裹也丢掉，在马路上还差点被车撞。而旁边8人间里的一个女孩整天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常常自言自语，喜欢自吹自擂，作息和大家不同步，谁都不敢跟她讲话。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不久前的联合调查显示，57．9％的正在求职的受访者承认自己存在就业恐慌，大学生对自己的工作预期更加现实甚至悲观。在谈到离开校园时，他们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躁不安。
“我想生活在更大的城市”
位于普陀区中远两湾城的一问男生求职公寓里，王硕正围着被子看碟，床旁边散落着拖鞋、皮鞋和报纸，床上挂着一套西服。
这位来自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商务日语系的男生说，来到上海一个多月，发了数不清的简历，只收到三个面试通知，“现在没有事情做。”
“有一家日本企业真的太可惜了。”王硕一直念叨着。这家日本企业要招一名销售人员，对王硕基本满意，但是看了他的求职意向就不再考虑他了。王硕填的是翻译、销售、贸易、酒店等，而日本企业认为这是朝三暮四、不专一的表现。
王硕当时回答，写的宽泛些则机会更多些，老师说了要先就业再择业，现在就业形势就是这样的。“其实我说的都是大实话，这家日本企业不懂中国国情，认为我在狡辩。”王硕很遗憾。
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2006年12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九成上海应届毕业生对求职分别患有“三无症”：无目标，无信心，无方法。抽样调查显示，在谈及“最大的就业困惑和担心”时，41％以上的学生认为“缺乏明确的求职目标和规划”，28％以上的学生认为“对自身缺乏信心，担心求职受挫”。
“我生在小城市，爷爷辈是农民，父亲来到了城里，我则想生活在更大的城市。”王硕说，高考不理想，只能进人郑州大学的二级学院，当时选择学商务日语就是想着这个专业可以在大城市找工作，前两年就业形势也还好。但现在这个专业在河南除了做导游基本用不上，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王硕的房门后面贴着一摞订餐电话，有盖浇饭、盒饭、水饺馄饨等等，价格在4到8元之间，也有一些炒菜价格在8元左右。王硕在求职公寓的生活成本是：住宿每月360元；吃饭一天10元，一月300元；去人才市场、面试的车费按一天10元算，一月至少要200元；加上电话费、日用品，每月1000元总是要花的，这还不算置办衣服等的费用。
大学生就像当年的中专生
“住在求职公寓里的，80％都是来自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大学生。”求职公寓管理员王欢说。他2004年毕业于安徽一所大学，来上海找工作住过地下室，当过推销员。如今的工作他干得很带劲，来上海仅两年的王欢成了一个上海通，就算最偏僻的马路，他也会很快告诉你如何走，而且是最经济的，能乘公交车绝不让你乘地铁。
王歡供职的这家求职公寓是2006年9月刚刚办起来的，并没有在工商局注册。像全国各地的大多数求职公寓一样，这家公寓由租来的民房改造而成，其合法性一直难以界定，经常会有公安、居委会来查。
王欢对于“生存技巧”熟门熟路，在房源的选择上首先要交通方便，距离各大人才市场近，去面试单位要方便乘车；其次要选择高档新楼盘，求职学生会觉得小价钱住高档楼实惠；还要是空置率偏高的楼盘，由于此类房子并非自住多是投资，一般愿意签订长期租房合同；“更重要的是这类楼盘都是物业管理，不像老房子会有很多居委会老大妈来提意见。”
“我们本来是为中专生服务的，现在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我们才开办为他们服务的求职公寓。”这家求职公寓的负责人肖和说。肖和的身份是安徽大中专院校上海实习就业网的总经理，是安徽省宣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1998年派驻上海的。
肖和说，之所以会被派到上海，是因为1997年中专生就出现了找工作难的现象，当时他来到上海，主要负责安徽中专技校职高等在上海的就业服务，帮助收集信息、组织面试，学生到上海后还负责送到用人单位，安排住宿，甚至还帮统一发工资上保险。
而现在，大量期待在大城市落脚的大学生成了肖和的主顾。这家求职公寓在好几个小区都租有房子，因为租期长，所以租金相当便宜，一套毛坯房只要两三千元。而求职时间越来越长的大学生，甚至一些跳槽者，或者找到工作但负担不起高昂房租的人，让求职公寓总是热热闹闹。
肖和说，求职公寓在上海五六年前就有了，不过最近一两年增加很快，其他省市也开始增多。
“谁又能想到，仅仅八年时间，大学生就遇到和当年中专生一样的处境。”尽管“漂”在上海的大学生为求职公寓带来了好生意，但是肖和似乎并不太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