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弗兰西斯·培根的哲学，学术界多数是从世俗化的经验论、唯物论以及反神学的人本论的立场去解读的，忽略了培根哲学复杂的时代内涵，尤其是其中的神学内涵，造成了相当程度的误读；当代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者对其科学观的父权制解读，也因忽略了其中思想的复杂性与传统型，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误读，因此，我们需要对其哲学与科学观进行价值重估。 　　关键词：F·培根；自然哲学；科学观；生态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B56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09)03—0026—05 　　F·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经验论的始祖，在科学史上以提倡试验研究与归纳方法而著称，学术界对其研究颇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至今仍多数停留在对其思想中唯物主义与经验论内涵的挖掘，而对“始祖”思想的历史性、多元性与复杂性重视不够，存在相当程度的世俗化与简单化之嫌疑。正如著名的培根研究专家麦克卢尔(McClure)指出的：“培根并没有成功地使自己完全摆脱传统的影响，如同别人也不可能完全做到一样。”笔者前些年虽然已经在某些方面进行了澄清，但还是有些人沿袭旧说，在国际学术界生态女性主义者也对培根提出了一些明显有问题的责难。为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笔者依据培根哲学的文本研究就一些典型误区进行了澄清，并从方法论上进行了简单总结。 　　一、自然神论与培根唯物主义内涵的研究误区辨析 　　在我国学术界，F·培根以“英国唯物主义的始祖”而闻名。由于“唯物主义”一词通常所具有的无神论内涵，因此，许多人都非常重视挖掘其思想中唯物主义与非神学的内涵，结果不自觉地忽略了培根作为英国唯物主义的“始祖”所具有的时代局限性，忽略了其思想的复杂性。实际上，培根的唯物主义并非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具有自然神论色彩的唯物主义，我们不妨称之为“自然神论的唯物主义”。 　　首先，培根是一个有神论者，而且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有神论者，一个公开反对无神论的虔诚的基督徒。按照培根的秘书、也是他的牧师与传记作家罗莱(w.Rawley)博士的说法，培根是非常富于宗教性的，“他只要健康，则他总是常到教堂做礼拜，听讲道，参予圣礼，吃祝福的体，喝祝福的血，并且一直到临终他还是固守着英国教会的真正信仰”。在《论无神论》一文中，培根也明确指出：“我宁愿相信《金传》、《塔尔木经》和《可兰经》中的一切无稽之谈，而绝对不相信宇宙结构是没有一个主宰的精神的。”在其遗嘱中，培根曾这样自信地写道：“我的灵魂将归还上帝，我的躯体将殁于黄土，我的名字将传之后世，扬名四海。”由此可见一斑。 　　培根不仅信仰有神论，甚至公然蔑视与反对无神论，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在他看来，“无神论只是人们为了便利才这么说的”，“无神论只是在人们的口头上，而并不在心里”。他认为，即使是像伊壁鸠鲁这样的原子论者，虽然可以公然地否认神对宇宙万物的干预，也无法从根本上否认神的存在。至于野蛮人，他们虽然没有上帝的观念，但还是具有神灵的观念，只不过他们的神灵观念不如文明人的神灵观念博大精深而已。 　　培根纵然在哲学上对经院哲学展开了激烈的抨击与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基督教信仰的批判与拒斥，只是意味着他对经院哲学拘泥于宗教经典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以论证基督信仰合理性的方法论拒斥与批判。培根认为，经院哲学迷信权威，“他们要从哲学家的一些原则中演绎出基督教的真理，并以它们的权威来证实那真理。他们把感官和信仰的这种结合作为合法的婚姻而铺张地加以庄严化，他们拿这种可喜的花样翻新来愉悦人心，但是同时他们也以人神的交混而把神的事物贬低了”。在他看来，经院哲学以人类的有限知识来论证信仰的合理性，不仅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对上帝的认识。培根认为，宗教信仰不仅有助于人类道德境界的提升，也有助于国家与民族力量的强大。在他看来，古罗马人虽然在人数上不如西班牙，在艺术上不如希腊人，在乡土感情上不如意大利人和拉丁人，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成就霸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异常虔诚的宗教情感。 　　培根的这种虔诚的宗教信仰最终影响了他的哲学思想。在本体论上，培根固然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哲学关于物质是万物本原的思想，认定世界和一切事物都是由所谓的“原始物质”(primary matter)构成的，有时甚至以没有父母的爱神来代表原始物质，承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自因性与运动性，以致马克思评价道：“在培根那里，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培根的唯物主义是具有有神论色彩的唯物主义。受其科学研究的影响，培根虽然不信奉传统偶因论意义上的上帝，即可以随时凭独断的意志对自然界进行干预以显示其仁慈与威力的上帝，但他信奉近代自然神论意义上的上帝，即作为造物主创造了自然界、赋予其规律以后就任其自然演变的上帝。培根一方面承认上帝是世界万物和世界秩序的创造者与安排者，另一方面又只承认神的意志是自然万物的普遍原则与根据，信奉“上帝的统治行于不知不觉之中”，上帝的意志隐于无形之中。按照培根的看法，神并没有直接地把自己意志的特质传达给各种事物、各种运动，因为“上帝用其智慧加以照耀，要比上帝把他的天意的印记、特性传递到一切自然的形象和运动中去更加值得赞美”。一句话，培根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更不是无神论者，而是具有浓厚宗教意蕴的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固然比世俗的有神论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强调世界在形成之后的自在性及其运动的规律性，具有向无神论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转变的趋向，但毕竟还承认神的存在以及神的造物主身份，这一点与彻底的具有无神论特征的唯物主义有着本质区别。 　　二、宗教复兴与培根自然观研究误区辨析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由于培根主张“知识就是力量”，所以学术界流行的看法是，培根主张人类可以通过科学知识征服自然、主宰自然，许多人甚至认为，正是由于培根等人倡导了这样一种自然观，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错误地估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由此才导致了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危机与资源危机，言下之意，培根应当是现代生存危机的罪魁祸首。实际上，这种看法也是非常片面的，因为它忽略了培根科学观的深层宗教意蕴，以致无法理解培根为什么多次强调人类要“服从自然”。 　　在《新工具》的开篇，培根就明确指出：“人是自然的臣相和解释者，他所能做、所能懂得的只是如他在事实上或在思想中对于自然过程所见到的那么多，也仅仅是那样多；在此以外，他既无所知，亦不能有所作为”。其中的“臣相”一词实际上是“管家”的意思，具有“管理者”与“服从者”的双重意蕴。在培根看来，人类既是自然的管理者，又是自然的服从者，而非随心所欲的创造者与主宰 者，所以人类要支配自然，首先必须服从自然。对此，他明确指出：“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一；因为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果，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 　　在培根看来，人是自然的臣相和解释者。这一定位的合法性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起源于神的意志，他援引《圣经》中所罗门的话论证道：“上帝的光荣在于隐藏事物，国王的光荣是在探寻事物。”在他看来，上帝为人类创造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自然界。通过自然界，人类可以更好地理解《圣经》。如果缺乏自然知识，缺乏对自然的深层把握，人类就只能看到事物的外表，无法体会上帝的全知全能。 　　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培根认为人固然可以通过服从自然而控制自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但是人类永远不能成为自然的主宰，因为人类如果成为自然的主宰，就意味着人类成为自然的立法者，这是对上帝的至上地位的挑战，意味着对上帝的背叛，这是上帝所不能允许与容忍的。 　　培根认为，在历史与现实中，人类的始祖及其后裔就是由于忽略了自身的有限性，企图主宰自然，才犯下了罪。在《自然与实验的历史》一书中，他明确指出：“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始祖所犯的罪恶付出代价，并且还在模仿这种罪恶。他们希望像诸神一样，我们——他们的后代——似乎还要胜过他们。我们创造各种世界，我们替自然界制定规律，并以自然的主宰自命。我们要一切事物来适应我们的愚昧，而不是要他们适于神圣的智慧，就是说不要事物顺其天性。我们把我们的概念的图记强加在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上，而并不勤勤恳恳地发现在一切事物上的标记。”在培根看来，正是由于这种骄傲，人类丧失了对宇宙万物的支配权。因此，人类要摆脱始祖自负聪明的罪恶，就必须勤恳地发现上帝在一切事物中的标记，在上帝的“自然之书”中寻求物性。 　　为了重拾已丧失的权力，培根从宗教拯救的维度，提出了建立一个“人的国度”的思想。在这一“人的国度”中，科学技术将使人们重新获得‘对自然的支配权力，重享原本上帝曾赐予人类的幸福生活。在《新工具》中，培根明确写道：“人类在一坠落时就同时失去他们的天真状态和对于宇宙万物的统治权。但是这两宗损失就是在此生中也是能够得到某种部分的补救的：前者要靠宗教和信仰，后者则靠技术和科学。须知自然万物并未经那被诅咒者做成一个绝对的、永远的背叛，它在‘就着你脸上的汗吃你的面包’这样一个宪条的作用之下，现在终于被各种各样的劳动(当然不是被一些空口争论或一些无聊的幻术仪式，而是被各种各样的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征服到来供给人类以面包，那就是说，被征服到来对人类生活效用了。”由此可见，在培根那里，科学研究与探索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对自然支配的权力以及更多的生活的便利，主要还是为了建立一个与天国平行的新的人间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培根晚年在《新大西岛》一书所描述的科学乌托邦，实际上就是他所憧憬的“人的国度”的文学再现。 　　总之，培根的自然观并不是世俗的自然观，他主张科学的复兴的目的是在于宗教的复兴。正因为如此，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指出：“培根是从对神的祈祷开始自己的改革的”，著名的培根研究者法灵顿也指出：“培根把他的伟大的复兴事业纳入神学体系内。” 　　三、“伟大的母亲”与培根科学观父权制之误读辨析 　　以C·麦钱特(Carolyn Merchant)等为代表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对培根的科学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批判，指出其中所隐含的父权制观念为西方近现代父权制科学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一，培根在其行文中经常以“强奸”、“拷打”、“深入隐秘之处”等词汇来描述科学对自然和女性的侵犯，并以女巫受审现象作为孪生压迫的相互强化的典型例证，把人类研究自然、探索自然的过程隐喻为审讯中世纪女巫的过程，强化了父权制的科学意识。卡勒·瓦伦指出：“对妇女和自然的孪生统治作为社会问题既植根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经济的环境中，又植根于支持和认可这些环境因素的压迫的父权制概念框架中。” 　　第二，培根在早期的作品中明确地阐明了对待自然的奴役态度。例如在《时代勇敢的产儿》一书中，他以长者的身份对他的生徒说：“我是真正来把你引向自然和它的一切产物，支配它，使它成为你的奴隶，并为你服务。” 　　第三，在《新大西岛》这一晚期著作中，培根描述了一个具有典型父权制特征的科学乌托邦。 　　在《新大西岛》这一具有科幻特征的作品中，培根虚构了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岛国——本色列岛。在这个岛上，国家是由所罗门宫中的教士——科学家们实施管理的，岛上的居民依靠科技发明过着幸福的生活。在这里，男性的教士——科学家是理所当然的统治者。 　　麦钱特等女性主义者认为，培根“虽然不要为自己哲学日后的那些使用负责，但是，他的语言、风格、含义和隐喻成了反映他那个阶级的理想的一面镜子”，开启了开发自然的新风尚。 　　可是，我们如果深入研究培根的有关文本，就会发现，以麦钱特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可能过于夸大了其中的父权制内涵，陷入了某种程度的误区。对此，我们需要认真分辨。 　　首先，受时代的影响，培根的哲学固然有一定程度的父权制意识，但不是有意识的。一方面，在培根的行文中，也不乏尊重女性、尤其是尊重母亲的内涵；另一方面，培根行文中有一些所谓带有歧视、侮辱女性的表述，并非来自培根本人，而是来自古代的哲学家、尤其是来自亚里士多德，其内涵并不具有歧视、侮辱女性的意味，而具有透过表象、认识事物真相的含义。 　　在《新工具》中，培根曾经指出：“即使在人类智慧和学术最发达(假如真可算是发达的话)的那些时代里，人们也只是以最小部分的苦功用于自然哲学方面。而其实正是这个哲学才应被尊重为科学的伟大的母亲。……自然哲学即使在对它注意的人们中间，特别在那后两个时期，也始终不曾’拥有一个摆脱一切而全力从事的研究者(除开某个在僧房中从事研究的僧侣或某个在别墅中从事研究的士绅)，而一直是被仅仅当作通到其他事物的便道或桥梁对待的。这样，这个伟大的科学之母就因横来的侮辱而被贬抑到仆役的职务上，只去伺候医学或数学的业务，也只去以一种打底子的染料来浸染幼稚而不成熟的智慧，使它以后更适于接受他种色染。”(其中的黑体着重号为引者加)在这里，培根两次把“自然哲学”比喻为“伟大的科学之母”，其中不乏尊敬、怜悯与同情之意。 　　此外，培根语言中引起争议的“隐秘结构”、“隐秘过程”等用词，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并非是他的独创，而是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说”。培根本人就非常重视对事物“形式”的研究，他对“形式”一词内涵的理解虽然与亚里士多德等有很大不同，但其中也没有歧视、侮辱女性的含义。在《新工具》中，培根明确指出：“我这里所谓隐秘过程，不是指在物体过程中能够看到的某些度量，某些标志，或一个接一 个的若干步骤而言；而是一个完全没有中断的过程，而且大部分又是感官所不能知觉到的，”他还区分了哲学与科学，认为哲学主要是研究那种永恒不变的法则，而科学或物理学主要研究能生因、质料因、隐秘过程与隐秘结构。按照克钦的注释，培根所谓把隐秘过程应用于隐秘结构的做法，类似于人造云母法，其方法是用极大压力把材料溶解后再度使它冷却。在这里，人们首先需要分析云母的构成分子，然后把这个知识通过仿效自然过程的动作应用于创造隐秘结构。显然，其中并不具有对女性的人格侮辱的意味。实际上，对于培根来说，认识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神圣的认识上帝的过程，是一个需要透过各种假象、包括经验假象而认识真理的过程，他反复强调人类用各种实验技艺的方法探询自然界的隐秘过程与结构的根本目的，主要是强调服从自然、把握自然的真相，以便更好地利用自然、开发自然、服务人类。 　　其次，培根早期的著作中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奴役自然”的含义，但是，这些思想很可能是培根早期不成熟的思想，表述上也有欠妥当，以致培根生前就没有发表出来，我们不可以太较真。 　　再次，在《新大西岛》一书中，培根设计的理想国固然是由男性科学家主宰的，但是其目的不在于强调那些科学家的男性特征，更没有强调只有男性科学家或只有男性才可以成为科学家而是在于强调其教士身份。 　　四、结语 　　客观地讲，对于培根哲学研究的这些误区，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余丽嫦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已经以不同的方式提到，但是，并没有引起我国学术界足够的关注，究其根源，主要有三：一是受经典作家研究的影响，把培根定位在唯物主义与经验论者上，突出强调其在哲学史上的新观念与突出贡献，虽然说法基本成立，但忽视了其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与时代性，再加上对其思想的宗教内涵持鄙视态度，视为糟粕，因此不自觉地出现了人为拔高现象；二是许多学者觉得培根的思想内涵不深，其思想脉络与历史贡献也已基本清楚，因此缺乏对其文本的认真阅读与深入研究，以致出现了人云亦云的现象；三是受学术竞争与学术评价体系的影响，盲目地跟踪与追求所谓的最新学术思潮，对国外的知名学者盲目崇拜，对他们的一些新观点缺乏理性辨析，没有把文本研究、传记研究、历史研究与思想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再加上对国外的学术动态与学术语境仅仅知道一鳞半爪，或是一知半解，信息不全，以致得出非常片面的结论，借用培根本人的话说，为“洞穴假象”所迷惑而陷入学术误区。当然，这种现象在我国很多学术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并非只是在哲学史与科学史领域、更不仅仅是在培根哲学的研究上。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学术创新的步伐的推进，这种现象会逐渐得到改变，最终人们能够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