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美国环境哲学领域中的两支重要流派，社会生态学与深生态学在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人类自然与非人类自然的关系、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化解当前生态危机的路径以及理性在解决生态危机过程中的作用等六个重要议题方面，都存在着明显而有启示意义的差异和对立。 　　关键词：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学；深生态学 　　中国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09)03—0007—03 　　当“现实主义”成为出于原则、对权利的感知和践履的行动，改变了事物与关系时；它在本质上是革命的，不与旧事物完全并存。 　　——梭罗 　　自从社会生态学与深生态学之间的论争于1987年夏天开始以来，许多人都试图协调二者以产生他们认为的更高的综合。然而，由于根本性分歧，社会生态学与深生态学是不可通约的。深生态学家内部之间由于研究的方法、内容等方面都不相同，因此常常使得深生态学本身自相矛盾和变化不定。不过，基于其主要理论家的著作，深生态学与社会生态学分歧的基本方面还是可以确定的。 　　一、生态危机的根源 　　社会生态学认为统治自然的观念源于人对人的统治，而不是统治自然的观念产生了人对人的统治。也就是说，生态危机的原因从本质上讲最终且根本是社会性的。等级制、阶级、国家和最后的市场经济以及资本主义本身的出现，都是从意识形态和物质方面产生了现在破坏生物圈的社会力量。 　　相反，深生态学把生态危机归结为信仰系统，无论是宗教的还是哲学的信仰系统。深生态学尤其认为古代近东地区宗教包括美索布达米亚和朱迪亚(Judea)地区的宗教、基督教以及科学世界观滋养了力图“统治自然”的思想观念。正如阿恩·奈斯所说，正是通过“追问更深层的问题”，这些根源才被确认，因此，生态危机的社会原因就被归结为“浅层的”了。 　　二、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 　　社会生态学视自然为一个过程——不是一个别的过程，而是一个趋向日益复杂和主体性的发展过程。这种发展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预定了的，也不会是必然发生的，但回顾看来，自然进化的日益复杂性和日益主体性的发展都是不可能不发生的。随着人类的出现，生物进化过程(第一自然)在社会文化进化过程(第二自然)中继续并扬弃。不像社会生物学，将社会性降为生物性，社会生态学强调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之间的层次：第二自然涌现于第一自然，然而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之间的界限是真实而确切的。 　　相反，深生态学抽象地把自然看成一个“宇宙大一”，一个与亚洲宗教中普遍的彼岸概念有着显著相似性的概念。具体而言，它视第一自然为“荒野”。根据定义，“荒野”是指与人类相分离并因此为“荒野的”自然。这两个概念都有着明显静态的和反文明的特征。(深生态学有时会出于策略考虑而强调大型动物的进化，以此作为扩张荒野地域的理由。)深生态学家强调人类与非人类之间一种无层级、非进化的连续性，直接否认了适应性动物与创造性人类之间的界限。 　　三、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 　　社会生态学的目标在于把人类社会发展和生物发展、人类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重新整合起来，建立一个理性的生态社会。仅仅大量人类的生物在场并不决定其构成的社会的类型，甚至大量的人类不仅能以不破坏而且还改善第一自然的方式组织社会。生态技术和现有技术谨慎使用的明智组合构成了后稀缺社会的技术基础，给人类提供休闲时间以理性地管理他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事物并培育和恢复第一自然的生态复杂性。 　　相反，深生态学并不以重新整合人类与第一自然为目标。它认为任何大量人类的生物性在场都内在地对第一自然具有危害性，并且有时还认为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都是破坏性的。所以，深生态学寻求保持和拓展荒野地域，将人类排除于大片土地和森林之外。乔治·塞申斯写道：“维生农业毁坏了热带森林，不能被视为对穷人有利的长远的经济进步。第三世界国家严重的人口过剩要求穷人将在不久的将来生活在城区。”对深生态学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对人口规模进行激进的、无情的减缩。的确，人口减少已成为深生态学的“试金石”。将荒野最大化、人口最小化，一些深生态学家甚至还敌视农业本身，这样的观点理所当然要招来“深生态学是反人类的”指控。四、人类对自然的作用 　　社会生态学公开肯定人类在智力、道德能力和灵巧等重要方面可能是自然进化产生的最高级的生命形式——但这绝非是给人类肆意毁坏第一自然颁布许可证。其实，在一个理性社会中，人类的自我意识是自然赋予的。显然，干预自然也是他们进化过程的组成部分；未决的问题是人类干预在生态上是善的还是恶的，这取决于他们所创造的社会类型是什么。 　　相反，深生态学认为人类中心性或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信仰系统中普遍的毁灭性特征。作为替代，它提出了“生物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概念，这一概念赋予人类和非人类生命形式甚至是生态系统以同等的内在道德价值。它把某些具体生物的各种突出“技巧”看做与人类能力具有相等的价值。在决定人类是否应该进行一项可能危害生态的项目时，深生态学认为生物的“关键需求”高于人类的“非关键需求”。然而对哪些需求是关键的却一直无法界定。援引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深生态学对人类干预第一自然抱有偏见并常常将人类干预看做内在的具有破坏性的。然而在考虑生态危机时深生态学又呼吁人们去改变他们的行为，这就等于默认了人类行为是关键性的。因此深生态学是自相矛盾的。 　　五、走出生态困境的路径 　　社会生态学，在强调生态感知实际上也是一种互补性伦理的必要性的同时，认为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要求社会和政治行为的参与以面对并最终消除其客观社会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和国家。社会生态学的政治维度即自由的城镇自治主义，是一种建立直接的、面对面的民主并将其邦联化为双重权力以对抗这些力量的谋划。因而社会生态学将其置于启蒙和革命的传统之中。 　　相反，深生态学主要强调主观因素。基于像林恩·怀特这样的主体主义者，它呼吁人们发展一种半神秘的“生态意识”，通过这种“生态意识”人们能感受自身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大我中的小我。深生态学通过吸取一些另类世界观如土著人、佛家、道家、异教和“更新世”的世界观并加以折衷混合而形成的极为个人化的哲学或“生态智慧”来达到这种意识。无论这些观点是否被准确无误地理解或是否为现在的人们所了解，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湮没于一种更大的、作为整体比个人更具价值的“存在”。深生态学在实践中是寂静主义的，强调沉思而不是干预，以获得一种所谓的超越人类意识与“宇宙大一”之间界限的意识状态。一些深生态学家明确地把道德命令从“生态意识”中根除。尽管一位深生态学家声称获得“生态意识”有助于促进政治行为，但是深生态学家经常表达对大多数政治行为比如人类中心主义的政治行为的厌恶(除了基本的保育主义和陈腐的控制荒野破坏的自由主义行为)。参与在政治运动中是有价值的，然而，仅仅因为它有助于个人转变。更多的时候，深生态学督促人们改变生活方式去减少他们的消费。 　　六、理性与生态危机 　　社会生态学认为，人类不凡的特征之一即高层次的概括思维能力，赋予了人们理解自然过程并按照生态和理性方式组织社会的潜在能力。尽管它批判历史上把人类和非人类现象工具化的“手段一目的”理性主义，但它还是提出了一种适于理解人类社会和自然进化过程的辩证理性。实质上，通过高扬和证明社会思想中的一致性，社会生态学体现了对理性的这一承诺。 　　相反，深生态学贬损甚至常常把理性妖魔化为传染疾病般导致生态危机的人类中心论世界观。深生态学替代性地提出直觉作为等同的甚至更优越的认知形式。深生态学家认为，通过直觉人类就能理解并欣赏人类自身与“宇宙大一”之间的连续性。然而，作为一种直觉论方法，深生态学面临着早期反理性主义和直觉论所带来的危险，即当其延伸到政治领域时，这种世界观会产生反人类的甚至是种族灭绝运动。深生态学，由于其模糊性，使其易于被现代社会等级制依据其需要加以利用。的确，一些深生态学家同时又是海德格尔晚期著作——其基本前提在社会和理智两方面都是反动的——的追随着，这并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