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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春夏之交，梁实秋与周作人就诗歌创作的理念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辩，争辩的核心其实就是“真”与“美”的问题。梁实秋的观点是“美即是真，真即是善”，而周作人则认为诗歌创作“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两人所倡导的文艺观相去甚远。
在当时关于诗歌发展的激烈辩论中，梁、周之争起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但朱自清却独具慧眼，意识到这场论争对中国白话诗的创作和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后来他在《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初期的诗论”部分将其单独列出，并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专门提到了此事：“这时期作诗最重自由。梁实秋氏主张有些字不能入诗，周启明氏（周作人又名周启明）不以为然，引起一场有趣的争辩。”
梁、周之争其实源于文学研究会作家俞平伯的一篇名为《诗的进化的还原论》的文章，文章中提出了“诗歌是为人生的，而不是为诗而诗的;诗应是平民化的，而不是贵族式的”的观点，他认为，“平民性是诗的主要质素，贵族的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太浓厚了有碍于诗的普遍性”，“就诗说诗，新诗不但是材料须探取平民的生活，民间的传说、故事，并且风格也要是平民的方好”。当时还在清华读书的梁实秋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诗歌应该是高贵的、贵族的——这也是梁实秋一贯的文艺观，此后数十年他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俞平伯是一位红学大家，其实他还是一位白话诗人，早在1922年3月，他的第一部诗集《冬夜》就问世了，而此前出版的新诗集只有胡适的《尝试集》和郭沫若的《女神》。俞平伯常说：“不愿做虚伪的诗，要自由地表现自己真实的感情。”他在《冬夜》自序中也说：“我怀着两个作诗的信念：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真实。”
1922年5月27日至29日，梁实秋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读〈诗的进化的还原论〉》，与俞平伯商榷。梁实秋强调“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诗的内容只应要美的”“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肯令艺术薄弱的民间的诗在诗国里称霸”。他还认为：“诗是贵族的，绝不能人人了解，人人感动，更不能人人会写。现在一般幼稚的诗人修养不深，功夫不到，借口诗的平民化，不惜降低诗人幻想神思的价值，以为必人人了解的方是算诗。”梁实秋将诗歌与民间歌谣对立起来，主张“诗人努力作他的诗，民间努力作他的歌谣”。对俞平伯提出的“喜欢作诗的，必须到民间去学”的论点，梁实秋针锋相对地指出：“与其说‘向民间找老师去’，毋宁说向没有人的地方求仙去！”梁实秋还在文章中批评了当时一些诗人对语言的运用不分美丑，把像什么“电报”“如厕”“北京电灯公司”“军警弹压处”等词句都用在诗里，梁认为这样做简直就是在糟蹋诗。
俞平伯的主张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其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奠基作用也不容忽视。但作为一种诗学理论，其主张又明显具有片面和偏颇之处，这与胡适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以有真正的白话，方才可以表现白话文学的可能性”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其最大的弊端是导致白话诗创作的“非诗化”倾向。所以梁实秋对这种现象批评说：“自白话入诗以来，诗人大半走错了路，只顾白话之为白话，遂忘了诗之所以为诗，收入了白话，放走了诗魂。”平心而论，作为一名青年学生，梁实秋这番话从文学角度来看是非常有见地的，说明他是个有思想又勤于思考的人，不人云亦云，也不迷信名人——这种性格贯穿了他的一生。
6月2日，支持俞平伯观点的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以笔名仲密撰文《丑的字句》反驳梁实秋：“我很怀疑诗人自己既然是人，为什么不能在人间求出诗来，而且仙人何以又是诗的源泉？”并且指出：“梁君议论的一切根据是在美，但他并不说明仙人怎样即是美，而凡人是丑。”周作人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可入诗，甚至连“小便”这样的词句也可用在诗里。
读了周作人的文章后，梁实秋马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读仲密先生的〈丑的字句〉》一文，对周作人万物皆可入诗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美是诗歌创作的第一要素，不美无以谈诗。他还举出《湖畔》一诗中的“一只母鸡被一只雄鸡强奸了”作为例子，认为这样不仅“俗浅”，而且“丑不堪言”。
对于梁实秋的反驳，周作人作了低调的处理，他在短文《小杂感》中表示他并不觉得“小便”这两个字会给人带来什么恶劣的联想，最后指出他与梁实秋观点相距太远，难以沟通，委婉地表示这场文坛纷争就此罢手。而年轻气盛的梁实秋意犹未尽，随即又发表《让我来补充说几句》，再次重申了他“学诗无异于求仙”的观点，并略带嘲讽地提出要在诗坛上“遍贴‘不准小便’的条子”。
梁实秋与周作人的争辩并没有影响两人之间的私下交往，当时恰好清华大学文学社准备邀请周作人来校讲演，因梁实秋素来不惧权威，曾经只身去找过胡适，有经验，所以一致推举他出马走一趟。梁实秋开始觉得不太合适，后来一想，争论归争论，去见见又何妨，于是便痛快地应承下来。
周作人當时与母亲、兄长合住在北京八道湾的一所四合院里，对于两人会面的情形，梁实秋在《忆周作人先生》中回忆道：
转弯抹角地找到了周先生的寓所，是一所坐北朝南的两进的平房，正值雨后，前院积了一大汪子水，我被引进去，沿着南房檐下的石阶走进南屋。地上铺着凉席。屋里已有两人在谈话，一位是留了一撮小胡子的鲁迅先生，另一位年轻人是写小诗的何植三先生。鲁迅先生和我招呼之后就说：“你是找我弟弟的，请里院坐吧。”
里院正房三间，两间是藏书用的，大概有十个八个木书架，都摆满了书，有竖立的西书，有平放的中文书，光线相当暗。左手一间是书房，很爽亮，有一张大书桌，桌上文房四宝陈列整齐，竟不像是一个人勤于写作的所在。靠墙一几两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来挂着一个小小的横匾，“苦雨斋”三个字是沈尹默写的。斋名苦雨，显然和前院的积水有关，也许还有屋瓦漏水的情事。总之是十分恼人的事，可见主人的一种无奈的心情。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见他一袭长衫，意态悠然，背微佝，目下视，面色灰白，短短的髭须满面，语声低沉到令人难以辨听的程度。一仆人送来两盏茶，日本式的小盖碗，七分满的淡淡清茶。我道明来意，他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于是我不必等端茶送客就告辞而退，他送我一直到大门口。
关于此事，周作人在1922年10月22日的日记中有“梁实秋君来，约为清华文学社讲演”的记载。在八道湾，梁实秋不仅是第一次见到了周作人，而且还意外地邂逅了日后成为他主要论敌的鲁迅先生。
1923年3月3日，周作人来清华大学演讲。从城里到清华园路很远，乘人力车大约也需一个多小时，但他准时来了。周作人在高等科礼堂为同学们讲了《日本的小诗》这个专题，这种诗体以十七个字为一首，一首分为三段，首五字，次七字，再五字，比我们的五言绝句还要短。据梁实秋回忆，由于周作人语声过低，乡音太重，听众不易了解，讲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讲稿，随即发表。梁实秋最后评价说：“他所举的例句都非常有趣，我至今还记得的是一首松尾芭蕉的作品，好像是‘听呀，青蛙跃入古潭的声音’这样的一句，细味之颇有禅意。此种短诗对于试写新诗的人颇有影响，就和泰戈尔的散文诗一样，容易成为模拟的对象。”
1934年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教，与周作人成为同事。当时梁主编《自由评论》周刊，常向周作人约稿，多次到他的“苦雨斋”拜访，相互间也有书信往来。周作人也常托梁实秋办事，此时两人的文学观已日趋接近，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后来梁实秋还写过两篇回忆周作人的短文，一曰《忆岂明老人》，一曰《忆周作人先生》，记述了他们之间交往的点点滴滴，文字淡雅，一如他的怀人文章。
在当时关于诗歌发展的激烈辩论中，梁、周之争起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但朱自清却独具慧眼，意识到这场论争对中国白话诗的创作和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后来他在《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初期的诗论”部分将其单独列出，并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专门提到了此事：“这时期作诗最重自由。梁实秋氏主张有些字不能入诗，周启明氏（周作人又名周启明）不以为然，引起一场有趣的争辩。”
梁、周之争其实源于文学研究会作家俞平伯的一篇名为《诗的进化的还原论》的文章，文章中提出了“诗歌是为人生的，而不是为诗而诗的;诗应是平民化的，而不是贵族式的”的观点，他认为，“平民性是诗的主要质素，贵族的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太浓厚了有碍于诗的普遍性”，“就诗说诗，新诗不但是材料须探取平民的生活，民间的传说、故事，并且风格也要是平民的方好”。当时还在清华读书的梁实秋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诗歌应该是高贵的、贵族的——这也是梁实秋一贯的文艺观，此后数十年他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俞平伯是一位红学大家，其实他还是一位白话诗人，早在1922年3月，他的第一部诗集《冬夜》就问世了，而此前出版的新诗集只有胡适的《尝试集》和郭沫若的《女神》。俞平伯常说：“不愿做虚伪的诗，要自由地表现自己真实的感情。”他在《冬夜》自序中也说：“我怀着两个作诗的信念：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真实。”
1922年5月27日至29日，梁实秋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读〈诗的进化的还原论〉》，与俞平伯商榷。梁实秋强调“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诗的内容只应要美的”“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肯令艺术薄弱的民间的诗在诗国里称霸”。他还认为：“诗是贵族的，绝不能人人了解，人人感动，更不能人人会写。现在一般幼稚的诗人修养不深，功夫不到，借口诗的平民化，不惜降低诗人幻想神思的价值，以为必人人了解的方是算诗。”梁实秋将诗歌与民间歌谣对立起来，主张“诗人努力作他的诗，民间努力作他的歌谣”。对俞平伯提出的“喜欢作诗的，必须到民间去学”的论点，梁实秋针锋相对地指出：“与其说‘向民间找老师去’，毋宁说向没有人的地方求仙去！”梁实秋还在文章中批评了当时一些诗人对语言的运用不分美丑，把像什么“电报”“如厕”“北京电灯公司”“军警弹压处”等词句都用在诗里，梁认为这样做简直就是在糟蹋诗。
俞平伯的主张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其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奠基作用也不容忽视。但作为一种诗学理论，其主张又明显具有片面和偏颇之处，这与胡适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以有真正的白话，方才可以表现白话文学的可能性”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其最大的弊端是导致白话诗创作的“非诗化”倾向。所以梁实秋对这种现象批评说：“自白话入诗以来，诗人大半走错了路，只顾白话之为白话，遂忘了诗之所以为诗，收入了白话，放走了诗魂。”平心而论，作为一名青年学生，梁实秋这番话从文学角度来看是非常有见地的，说明他是个有思想又勤于思考的人，不人云亦云，也不迷信名人——这种性格贯穿了他的一生。
6月2日，支持俞平伯观点的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以笔名仲密撰文《丑的字句》反驳梁实秋：“我很怀疑诗人自己既然是人，为什么不能在人间求出诗来，而且仙人何以又是诗的源泉？”并且指出：“梁君议论的一切根据是在美，但他并不说明仙人怎样即是美，而凡人是丑。”周作人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可入诗，甚至连“小便”这样的词句也可用在诗里。
读了周作人的文章后，梁实秋马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读仲密先生的〈丑的字句〉》一文，对周作人万物皆可入诗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美是诗歌创作的第一要素，不美无以谈诗。他还举出《湖畔》一诗中的“一只母鸡被一只雄鸡强奸了”作为例子，认为这样不仅“俗浅”，而且“丑不堪言”。
对于梁实秋的反驳，周作人作了低调的处理，他在短文《小杂感》中表示他并不觉得“小便”这两个字会给人带来什么恶劣的联想，最后指出他与梁实秋观点相距太远，难以沟通，委婉地表示这场文坛纷争就此罢手。而年轻气盛的梁实秋意犹未尽，随即又发表《让我来补充说几句》，再次重申了他“学诗无异于求仙”的观点，并略带嘲讽地提出要在诗坛上“遍贴‘不准小便’的条子”。
梁实秋与周作人的争辩并没有影响两人之间的私下交往，当时恰好清华大学文学社准备邀请周作人来校讲演，因梁实秋素来不惧权威，曾经只身去找过胡适，有经验，所以一致推举他出马走一趟。梁实秋开始觉得不太合适，后来一想，争论归争论，去见见又何妨，于是便痛快地应承下来。
周作人當时与母亲、兄长合住在北京八道湾的一所四合院里，对于两人会面的情形，梁实秋在《忆周作人先生》中回忆道：
转弯抹角地找到了周先生的寓所，是一所坐北朝南的两进的平房，正值雨后，前院积了一大汪子水，我被引进去，沿着南房檐下的石阶走进南屋。地上铺着凉席。屋里已有两人在谈话，一位是留了一撮小胡子的鲁迅先生，另一位年轻人是写小诗的何植三先生。鲁迅先生和我招呼之后就说：“你是找我弟弟的，请里院坐吧。”
里院正房三间，两间是藏书用的，大概有十个八个木书架，都摆满了书，有竖立的西书，有平放的中文书，光线相当暗。左手一间是书房，很爽亮，有一张大书桌，桌上文房四宝陈列整齐，竟不像是一个人勤于写作的所在。靠墙一几两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来挂着一个小小的横匾，“苦雨斋”三个字是沈尹默写的。斋名苦雨，显然和前院的积水有关，也许还有屋瓦漏水的情事。总之是十分恼人的事，可见主人的一种无奈的心情。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见他一袭长衫，意态悠然，背微佝，目下视，面色灰白，短短的髭须满面，语声低沉到令人难以辨听的程度。一仆人送来两盏茶，日本式的小盖碗，七分满的淡淡清茶。我道明来意，他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于是我不必等端茶送客就告辞而退，他送我一直到大门口。
关于此事，周作人在1922年10月22日的日记中有“梁实秋君来，约为清华文学社讲演”的记载。在八道湾，梁实秋不仅是第一次见到了周作人，而且还意外地邂逅了日后成为他主要论敌的鲁迅先生。
1923年3月3日，周作人来清华大学演讲。从城里到清华园路很远，乘人力车大约也需一个多小时，但他准时来了。周作人在高等科礼堂为同学们讲了《日本的小诗》这个专题，这种诗体以十七个字为一首，一首分为三段，首五字，次七字，再五字，比我们的五言绝句还要短。据梁实秋回忆，由于周作人语声过低，乡音太重，听众不易了解，讲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讲稿，随即发表。梁实秋最后评价说：“他所举的例句都非常有趣，我至今还记得的是一首松尾芭蕉的作品，好像是‘听呀，青蛙跃入古潭的声音’这样的一句，细味之颇有禅意。此种短诗对于试写新诗的人颇有影响，就和泰戈尔的散文诗一样，容易成为模拟的对象。”
1934年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教，与周作人成为同事。当时梁主编《自由评论》周刊，常向周作人约稿，多次到他的“苦雨斋”拜访，相互间也有书信往来。周作人也常托梁实秋办事，此时两人的文学观已日趋接近，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后来梁实秋还写过两篇回忆周作人的短文，一曰《忆岂明老人》，一曰《忆周作人先生》，记述了他们之间交往的点点滴滴，文字淡雅，一如他的怀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