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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碳市场以占全国试点城市2.5%的市场规模，实现了试点城市21%的交易量和28%的交易额，
配额流转率连续3年位居全国首位
2016年6月，一桩交易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深圳妈湾电力公司回购了此前出售给美国BP公司的碳配额。由此，中国首单跨境碳资产回购交易落地深圳。
对于深圳来说，此举颇有象征性意义。
“深圳已经处在一个较高的发展平台，要实现更高的发展目标，还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和挑战。”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坦言。
深圳土地资源紧张，人口密度全国第一，要实现“高位过坎”，在深圳市发改委副主任蔡羽看来，“以更少的资源能耗和更低的环境代价，实现更有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是处在高速转型升级期深圳的必然选择。”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建立，对此意义重大。
在第四届深圳国际低碳城论坛上，绿色低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刘馥尔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通过这套机制，高排企业为减排企业的创新成本埋单。无论是为了获利还是为了避损，企业都会节能减排、加快创新，所以这套机制最终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资格，是深圳主动“抢”下来的。刘馥尔告诉本刊记者，原本国家发改委只拟定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和湖北6家试点。
“之所以要主动加入试点行列，是因为绿色低碳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理念，而要实现这一理念，更需要靠制度约束落实。”深圳市发改委副主任蔡羽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他告诉本刊记者，根据欧盟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经验，碳排放交易是实现城市治理低碳化的比较好的方式，“要实现绿色低碳，也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节能、碳税，但是这些手段各有问题，比如碳税是国家行为，节能只是一种形式，是不是能达到标准是另一回事。”
2011年10月29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深圳获得了试点的最后一张门票，成为全国首批启动试点城市。
在蔡羽看来，深圳与其他拟定的试点地区之间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与四个直辖市和两个省份相比，深圳市各方面的体量较小，另一方面，深圳的产业结构也与其他地区有明显不同，当地没有重化工、钢铁、火力发电等二氧化碳的大型直接排放源。
“深圳受制于经济产业结构和碳排放结构，市场规模应该是全国最小的。”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总裁葛兴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些现实条件，对深圳的机制创新提出了要求。
“我们希望通过探索，找出一条新的路径。”蔡羽说。
深圳市的碳排放交易机制，是在借鉴其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城市本身的特点而定的。
在设计碳排放交易机制之初，深圳广泛参考了国际经验。其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AB32法案”，成为其主要借鉴。
“AB32法案”以立法的形式，要求将加州范围内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下降到1990年的水平。该计划分阶段渐进实施，初期主要是电力行业和大型工业设施，然后扩展到燃料分销商。
考虑到自身特点，深圳的交易机制在加州经验之上，加入了大量的“深圳特色”。
例如，深圳市第一次把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一起纳入市场。
“欧洲、美国只是纳入直接排放源，比如电厂、化工厂、钢铁厂。深圳只纳入直接排放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就7家电厂，大部分制造业都是间接排放，所以经过考虑后，我们把间接排放也纳入进来。这么做，主要目的是提高碳交易管控的覆盖面。毕竟，这个制度能否成功，要看能否对排放源的主要部分进行控制。”蔡羽说。
“深圳特色”的另一个特点是，采取了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是指管控单位年度碳排放量与其生产活动产出的比值）双重目标控制。
北京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教授、绿色低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马晓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深圳的碳指标是按照行业分配的，不同行业有不同标准，“以制造业为例，每个行业除了有一个总量外，还按照碳排放强度划分了基准线。制造业、交通、水务、港口等重点行业的碳排放指标，都是根据碳绩效（每吨碳在生产过程中所带来的产值）单独制定的。”
在确定纳入碳交易体系的工业企业名单时，深圳市发改委主要参考了两组数据：一是由统计局提供的工业增加值；二是由市场监管局、供电局、石化企业等提供的企业能耗数据。
在第一年，经多方数据汇总后，根据企业工业增加值、规模大小、能耗水平，深圳最后确定了635家企业名单，每年排放配额为3000万吨。
“一些地区和国家主要是控制碳排放的绝对总量，我们一开始设计，就把碳排放强度也纳入了考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还在发展中，不能因为排放就停止发展。所以，我们主要看企业碳排放强度是否下降。”蔡羽说。
为何自我加压
尽管在进行机制设计时，深圳已考虑了本地的实际情况，但是，要顺利推行这一新机制并不容易。
其中一个原因，是深圳市的自我加压。
“2013年至2015年间，深圳市政府根据深圳产业结构特点每年给企业分配3000万吨碳排放配额，这个额度相对于全国几个试点城市来说是最小的。”葛兴安说。
这是因为深圳的产业结构比较轻，绿色程度高，以及深圳碳交易市场规模较小。
但在刘馥尔看来，“深圳提出的每年3000万吨碳排放配额，已经是主动给自己加压。”
马晓明告诉本刊记者：“即便是这个配额指标，当时的635家企业中，有一半以上企业是存在履约压力的。” 据一位当地制造业企业主反映，许多高耗能和高污染企业因深圳碳排放成本太高而另择他地。
尽管这种自我加压给一些企业带来了压力，但是，深圳并未有所放松。
“我们希望从机制方面找到不同的路子，以行政方法加一些经济手段，相互配合。毕竟与现在的限购限行等政策相比，碳交易更先进，其中加了一些经济手段，让政策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蔡羽说。
另一方面，对于碳排放交易这个新鲜事物，市场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最明显的表现是，在交易平台运行第一年，市场交易明显集中在履约期的最后一个月。
据葛兴安介绍，当时，为了确保企业履约，深圳市发改委动员了区政府、街道办联系并督促企业，甚至到工厂现场指导履约，并在媒体上连续数周发布通告。
不过，在平台运行第二年，情况有了明显改观。
与平台运行第一年不同，“政府只是按照正常的工作流程，在报纸上、网站上公布了关于履约的工作通知，没有再对企业采取‘密集轰炸’。”葛兴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不少企业早早便提前为履约做准备，整个碳交易市场相比第一年要平缓许多。
“这说明经过实践，已经有很多企业掌握了碳市场的运行规律，知道在什么样的节点开始准备什么样的工作。”葛兴安说。
据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数据显示，深圳碳市场第一年累计成交额达到1.04亿元，成为全国首个总成交额突破亿元大关的碳市场。
深圳碳市场以占全国试点城市2.5%的市场规模，实现了试点城市21%的交易量和28%的交易额，配额流转率连续3年位居全国首位。
葛兴安将这归功于市场化，“深圳是一个金融力量强大的城市，可以创造出多样的碳金融产品。”
碳交易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无疑是催生市场活力的根本。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间，迅速提升起碳交易市场主体的活力，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一机制本身给企业带来的收益。
葛兴安说：“碳市场就是胡萝卜加大棒。企业节能减排做得好，碳交易就是胡萝卜，如果做得不好就是棒子。”
在葛兴安看来，碳交易机制实现了将二氧化碳变废为宝，为企业新增了另外一种资产类型——碳资产，“这个资产可交易，是有经济价值的，通过利益这根‘胡萝卜’，碳交易市场实现了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目的。”
在碳市场里，企业可以凭借“碳资产”抵押融资、发行企业“碳债券”和碳资产回购交易等方式丰富融资渠道。妈湾动力即是例证，2016年3月，通过出售碳配额后，公司获取上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投入公司可再生能源的生产。
事实上，碳交易机制的完善还提高了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碳交易机制是建立在要求严格的数据基础之上的，企业必须对自身能源消耗、工艺流程、能源浪费情况进行数据收集、监测、整理工作。因此，碳交易机制间接帮助企业建立起精细化的能源数据和排放数据管理的完整体系。
深圳供电局是深圳市首批635家碳排放管控企业之一，在节能减排的同时，为实现节能低碳进行了有益探索。
经第三方机构核查，深圳供电局2015年度实际碳排放量为34155.5吨，比2014年度减少2722.4吨，同比下降7.4%，预计2015年度将盈余碳排放权配额约8200吨，在深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市值约33万元。3年来，已累计盈余碳排放权配额约23539吨，市值近100万元。
“尝到了数据精细化管理的甜头，企业才会主动配合碳交易机制的建立。”葛兴安说。
“深圳的碳交易机制设计，除了要考虑覆盖面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之外，更需对市场进行精心设计。比如我们设计了回购机制，如果市场价格下降幅度较大，就要做一些回购处理。”蔡羽说。
这样一个新生的机制，由于涉及广泛、机制复杂，该如何一步步完善，还需实践验证。
目前，深圳市纳入碳排放交易的，主要是制造业企业。
事实上，在深圳市的碳排放主体中，除了制造业之外，交通排放和建筑物排放也占据相当比重。
“近几年交通排放上涨比较快，几乎占到总排放的40%，建筑排放也占到大约30%。”蔡羽说。
但是，深圳没有把3个领域同步纳入交易试点，而是先从制造业开始。蔡羽解释说，这是因为建筑物的情况比较复杂，“主要是产权不清晰，有的建筑，一栋楼不是一个业主，因此存在难以解决的法律问题。”
眼下，交通排放已开始纳入碳排放交易之中。按照计划，深圳将先把公共交通纳入进来，随后是出租车和货车等。
在深圳完善自身机制的同时，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已进入倒计时。2016年，中国将把低碳试点从7个城市扩大到100个。
“2017年全国碳交易市场将启动，试点城市与其他城市的碳市场会存在很大的差别，目前最紧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其他城市做培训和市场。”葛兴安说。
深圳已经开始对外输出“深圳经验”。
2016年3月19日，“全国碳市场能力建设深圳中心”揭牌，该中心将全面服务全国碳市场建设，协助国家发改委加快推进非试点省市碳市场能力建设。
这一中心成立后，深圳已经与7个省份6个市的发改委开展合作，一共举办了19场培训，培训总人数达到1200人。
在对外输出经验的过程中，尤为值得提及的是，2014年11月，包头市与深圳市签署了碳交易区域合作战略协议，这是深圳碳市场品牌服务及管理模式的首次异地输出。
而除此之外，深圳排放权交易所还在推进与江苏淮安、甘肃、四川等地的合作，力争将深圳碳市场成功模式输出到更多地方。
配额流转率连续3年位居全国首位
2016年6月，一桩交易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深圳妈湾电力公司回购了此前出售给美国BP公司的碳配额。由此，中国首单跨境碳资产回购交易落地深圳。
对于深圳来说，此举颇有象征性意义。
“深圳已经处在一个较高的发展平台，要实现更高的发展目标，还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和挑战。”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坦言。
深圳土地资源紧张，人口密度全国第一，要实现“高位过坎”，在深圳市发改委副主任蔡羽看来，“以更少的资源能耗和更低的环境代价，实现更有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是处在高速转型升级期深圳的必然选择。”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建立，对此意义重大。
在第四届深圳国际低碳城论坛上，绿色低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刘馥尔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通过这套机制，高排企业为减排企业的创新成本埋单。无论是为了获利还是为了避损，企业都会节能减排、加快创新，所以这套机制最终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抢”下最后一张门票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资格，是深圳主动“抢”下来的。刘馥尔告诉本刊记者，原本国家发改委只拟定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和湖北6家试点。
“之所以要主动加入试点行列，是因为绿色低碳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理念，而要实现这一理念，更需要靠制度约束落实。”深圳市发改委副主任蔡羽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他告诉本刊记者，根据欧盟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经验，碳排放交易是实现城市治理低碳化的比较好的方式，“要实现绿色低碳，也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节能、碳税，但是这些手段各有问题，比如碳税是国家行为，节能只是一种形式，是不是能达到标准是另一回事。”
2011年10月29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深圳获得了试点的最后一张门票，成为全国首批启动试点城市。
在蔡羽看来，深圳与其他拟定的试点地区之间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与四个直辖市和两个省份相比，深圳市各方面的体量较小，另一方面，深圳的产业结构也与其他地区有明显不同，当地没有重化工、钢铁、火力发电等二氧化碳的大型直接排放源。
“深圳受制于经济产业结构和碳排放结构，市场规模应该是全国最小的。”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总裁葛兴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些现实条件，对深圳的机制创新提出了要求。
“我们希望通过探索，找出一条新的路径。”蔡羽说。
“深圳特色”是什么
深圳市的碳排放交易机制，是在借鉴其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城市本身的特点而定的。
在设计碳排放交易机制之初，深圳广泛参考了国际经验。其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AB32法案”，成为其主要借鉴。
“AB32法案”以立法的形式，要求将加州范围内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下降到1990年的水平。该计划分阶段渐进实施，初期主要是电力行业和大型工业设施，然后扩展到燃料分销商。
考虑到自身特点，深圳的交易机制在加州经验之上，加入了大量的“深圳特色”。
例如，深圳市第一次把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一起纳入市场。
“欧洲、美国只是纳入直接排放源，比如电厂、化工厂、钢铁厂。深圳只纳入直接排放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就7家电厂，大部分制造业都是间接排放，所以经过考虑后，我们把间接排放也纳入进来。这么做，主要目的是提高碳交易管控的覆盖面。毕竟，这个制度能否成功，要看能否对排放源的主要部分进行控制。”蔡羽说。
“深圳特色”的另一个特点是，采取了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是指管控单位年度碳排放量与其生产活动产出的比值）双重目标控制。
北京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教授、绿色低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马晓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深圳的碳指标是按照行业分配的，不同行业有不同标准，“以制造业为例，每个行业除了有一个总量外，还按照碳排放强度划分了基准线。制造业、交通、水务、港口等重点行业的碳排放指标，都是根据碳绩效（每吨碳在生产过程中所带来的产值）单独制定的。”
在确定纳入碳交易体系的工业企业名单时，深圳市发改委主要参考了两组数据：一是由统计局提供的工业增加值；二是由市场监管局、供电局、石化企业等提供的企业能耗数据。
在第一年，经多方数据汇总后，根据企业工业增加值、规模大小、能耗水平，深圳最后确定了635家企业名单，每年排放配额为3000万吨。
“一些地区和国家主要是控制碳排放的绝对总量，我们一开始设计，就把碳排放强度也纳入了考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还在发展中，不能因为排放就停止发展。所以，我们主要看企业碳排放强度是否下降。”蔡羽说。
为何自我加压
尽管在进行机制设计时，深圳已考虑了本地的实际情况，但是，要顺利推行这一新机制并不容易。
其中一个原因，是深圳市的自我加压。
“2013年至2015年间，深圳市政府根据深圳产业结构特点每年给企业分配3000万吨碳排放配额，这个额度相对于全国几个试点城市来说是最小的。”葛兴安说。
这是因为深圳的产业结构比较轻，绿色程度高，以及深圳碳交易市场规模较小。
但在刘馥尔看来，“深圳提出的每年3000万吨碳排放配额，已经是主动给自己加压。”
马晓明告诉本刊记者：“即便是这个配额指标，当时的635家企业中，有一半以上企业是存在履约压力的。” 据一位当地制造业企业主反映，许多高耗能和高污染企业因深圳碳排放成本太高而另择他地。
尽管这种自我加压给一些企业带来了压力，但是，深圳并未有所放松。
“我们希望从机制方面找到不同的路子，以行政方法加一些经济手段，相互配合。毕竟与现在的限购限行等政策相比，碳交易更先进，其中加了一些经济手段，让政策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蔡羽说。
另一方面，对于碳排放交易这个新鲜事物，市场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最明显的表现是，在交易平台运行第一年，市场交易明显集中在履约期的最后一个月。
据葛兴安介绍，当时，为了确保企业履约，深圳市发改委动员了区政府、街道办联系并督促企业，甚至到工厂现场指导履约，并在媒体上连续数周发布通告。
企业增加了“碳资产”
不过，在平台运行第二年，情况有了明显改观。
与平台运行第一年不同，“政府只是按照正常的工作流程，在报纸上、网站上公布了关于履约的工作通知，没有再对企业采取‘密集轰炸’。”葛兴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不少企业早早便提前为履约做准备，整个碳交易市场相比第一年要平缓许多。
“这说明经过实践，已经有很多企业掌握了碳市场的运行规律，知道在什么样的节点开始准备什么样的工作。”葛兴安说。
据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数据显示，深圳碳市场第一年累计成交额达到1.04亿元，成为全国首个总成交额突破亿元大关的碳市场。
深圳碳市场以占全国试点城市2.5%的市场规模，实现了试点城市21%的交易量和28%的交易额，配额流转率连续3年位居全国首位。
葛兴安将这归功于市场化，“深圳是一个金融力量强大的城市，可以创造出多样的碳金融产品。”
碳交易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无疑是催生市场活力的根本。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间，迅速提升起碳交易市场主体的活力，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一机制本身给企业带来的收益。
葛兴安说：“碳市场就是胡萝卜加大棒。企业节能减排做得好，碳交易就是胡萝卜，如果做得不好就是棒子。”
在葛兴安看来，碳交易机制实现了将二氧化碳变废为宝，为企业新增了另外一种资产类型——碳资产，“这个资产可交易，是有经济价值的，通过利益这根‘胡萝卜’，碳交易市场实现了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目的。”
在碳市场里，企业可以凭借“碳资产”抵押融资、发行企业“碳债券”和碳资产回购交易等方式丰富融资渠道。妈湾动力即是例证，2016年3月，通过出售碳配额后，公司获取上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投入公司可再生能源的生产。
事实上，碳交易机制的完善还提高了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碳交易机制是建立在要求严格的数据基础之上的，企业必须对自身能源消耗、工艺流程、能源浪费情况进行数据收集、监测、整理工作。因此，碳交易机制间接帮助企业建立起精细化的能源数据和排放数据管理的完整体系。
深圳供电局是深圳市首批635家碳排放管控企业之一，在节能减排的同时，为实现节能低碳进行了有益探索。
经第三方机构核查，深圳供电局2015年度实际碳排放量为34155.5吨，比2014年度减少2722.4吨，同比下降7.4%，预计2015年度将盈余碳排放权配额约8200吨，在深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市值约33万元。3年来，已累计盈余碳排放权配额约23539吨，市值近100万元。
“尝到了数据精细化管理的甜头，企业才会主动配合碳交易机制的建立。”葛兴安说。
输出“深圳经验”
“深圳的碳交易机制设计，除了要考虑覆盖面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之外，更需对市场进行精心设计。比如我们设计了回购机制，如果市场价格下降幅度较大，就要做一些回购处理。”蔡羽说。
这样一个新生的机制，由于涉及广泛、机制复杂，该如何一步步完善，还需实践验证。
目前，深圳市纳入碳排放交易的，主要是制造业企业。
事实上，在深圳市的碳排放主体中，除了制造业之外，交通排放和建筑物排放也占据相当比重。
“近几年交通排放上涨比较快，几乎占到总排放的40%，建筑排放也占到大约30%。”蔡羽说。
但是，深圳没有把3个领域同步纳入交易试点，而是先从制造业开始。蔡羽解释说，这是因为建筑物的情况比较复杂，“主要是产权不清晰，有的建筑，一栋楼不是一个业主，因此存在难以解决的法律问题。”
眼下，交通排放已开始纳入碳排放交易之中。按照计划，深圳将先把公共交通纳入进来，随后是出租车和货车等。
在深圳完善自身机制的同时，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已进入倒计时。2016年，中国将把低碳试点从7个城市扩大到100个。
“2017年全国碳交易市场将启动，试点城市与其他城市的碳市场会存在很大的差别，目前最紧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其他城市做培训和市场。”葛兴安说。
深圳已经开始对外输出“深圳经验”。
2016年3月19日，“全国碳市场能力建设深圳中心”揭牌，该中心将全面服务全国碳市场建设，协助国家发改委加快推进非试点省市碳市场能力建设。
这一中心成立后，深圳已经与7个省份6个市的发改委开展合作，一共举办了19场培训，培训总人数达到1200人。
在对外输出经验的过程中，尤为值得提及的是，2014年11月，包头市与深圳市签署了碳交易区域合作战略协议，这是深圳碳市场品牌服务及管理模式的首次异地输出。
而除此之外，深圳排放权交易所还在推进与江苏淮安、甘肃、四川等地的合作，力争将深圳碳市场成功模式输出到更多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