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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化首都核心功能之一的文化中心功能的过程中，历史文化遗产的积极意义日益凸显，它们发挥作用的空间不断增大。
遏制“摊大饼”式城市扩张，调控人口规模，进一步明确首都功能内涵，扭转单中心城市结构失衡的发展局面，是当前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区别于以往的重要背景。
这些背景对于北京的旧城保护来说意味着什么？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秘书长詹长法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突出历史城区的首都职能，为保护历史城区的文化遗存，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与此同时，在这个阶段，有必要梳理保护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调整北京历史城区保护的战略方向，“面对北京历史城区整体保护新的形势，要有新的思路与对策。”詹长法说。
空间更大，要求更高
《瞭望东方周刊》：当下，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有哪些特殊性？
詹长法：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同时它又是历史文化名城。虽然我们一再提倡要守护历史文化遗产，但由于过去未能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发展建设中守护历史遗产的底线被不断突破。
现今北京历史城区范围内的传统遗存已经不足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在如此城市功能定位和历史教训下，对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亡羊补牢，而且背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也寄予着广大人民的殷切希望。
在新一轮社会发展当中，过去的某些角色将不再由北京扮演，但是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角色将会一直存在。而且，在强化首都核心功能之一的文化中心功能的过程中，历史文化遗产的积极意义日益凸显，它们发挥作用的空间不断增大。这为通过对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从而更好地发挥其适应城市发展的各项社会功能，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具体来说，在核心区内有许多反映古都风貌的“点”，比如各级文保建筑，同时还有整体格局意义上的“线”和“面”，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新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思路要实现把它们串起来、整体再现古都风貌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责任更为重大、工作内容更多。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背景对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思路有何影响？
詹长法：现在是总结历史教训，调整未来思路的契机。
现在北京处于城市发展方向调整时期，城市未来会出现更多变化。请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作出评估和预测，并在有关政府决策中提前置入保护思路，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向和原则，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是吸收过去惨痛的历史教训、预防“建设性破坏”的很重要的工作。
欧洲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限制了老城的建设，他们并不是没有资金，也不是不会盖楼，而是那时候已经有了保护的观念，而且有强制性政策，才保留了那么多优秀的传统遗存。过去的惨痛教训，就是这种思路置入晚了。欧洲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限制了老城的建设，他们并不是没有资金，也不是不会盖楼，而是那时候已经有了保护的观念，而且有强制性政策，才保留了那么多优秀的传统遗存。
拒绝“一半工程”
《瞭望东方周刊》：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和人口调控，对于历史城区的保护来说意味着什么？
詹长法：对历史城区的保护，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人口和商业街道给历史遗存带来的压力。目前北京历史城区的遗存已经不多，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和人口调控，会让历史城区的整体压力得到缓解。
首先，随着非首都功能的疏解，过去城区大规模建设造成的问题会得到缓解，这些问题对历史遗存产生的影响也会降低。经过我们对城区风貌的综合整治、对城区文物的修缮，大家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历史文化遗产重新亮相。这方面的保护力度要比原来更大一些，执行层面会比原来更好一些。
另外，人口调控、人口密度降低，意味着因人口密度给遗产地造成的压力会降低。过高的人口密度给传统的四合院、胡同社区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四合院本来可以承受一户两户的居住，现在都住十户八户，势必对其传统功能和美感带来减损。随着整个城市人口密度降低，传统街区、街道、四合院的很多问题会有所缓解，利于其传统功能的有机更新和艺术、美学价值的重现，这是毫无疑问的。
将来城市的流动人口变少后，街区的购买力下降，很多旧房下的店铺可能就倒闭了，房子没人用，紧接着就是房屋的危险性增加。因此，现在把旧房下的商铺搬迁，然后做危房的改造加固，这种有机更新就是一种很好的提前置入的方式。
《瞭望东方周刊》：对历史城区整体的有机更新，在执行上要注意什么问题？
詹长法：我比较担心的是出现“一半工程”。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也做了很多名城保护工作。但是，过去存在一些“遮遮挡挡”式的“一半工程”：把建筑的外墙搞成砖墙的样子，让别人看看我们这个旧城多漂亮，都是小青砖，其实是假砖墙，是一些塑料板。这样做，目的只是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坐在车上看我们的传统街区，不进去仔细看的话也挺好。
2008年之后，我们开始补这个课，现在是要做真的。但会不会有可能又是一轮“马马虎虎”？届时人口少了，可能矛盾显得不那么激烈了，力度会不会放松？建筑单位的热情会不会一股脑扑到新项目上，而不会关注经济效益少的旧城的有机改造？这恐怕是我们要考虑的。
老城区需要保持活性
《瞭望东方周刊》：伴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新阶段的到来，还有哪些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是需要提前作出预判和应对方案的？
詹长法：我们现在可保护的东西还非常多，保护对象和范围持续加大，这些新增历史遗产的保护主体须进一步明确。例如，优秀的近现代建筑物也需要保护，有一些近现代建筑物被用作政府机关、市属单位办公地点，单位迁出去之后的保护责任谁来承担？都应该提前考虑。
其次，人口的转移是否会对给古城保护带来一些新问题，也确实要重新考量。在人口密度增长、高速建设的阶段，我们的保护规划是按照“增长”的背景来做的，未来人口密度下降后，需要另外一种考量方法，整体预测，它和城市新阶段的容纳能力有很大关系。按照过去的思路，可能马上就会出现一些新问题。
比如，在全国有很多古迹修缮完成以后，由于门票价格不被接受或者功能性不强，造成参观点没人去看，是空的。北京地区相对来说好一点，但人口转移后，参观人数下降，这种现象也可能慢慢出现，就会引发维护资金投入的问题。由此，建考古遗址公园、修缮古建筑，之后能不能对公众开放，怎么利用，这都需要新的测评方式。
我认为，如果三五年以后出现二环之内静悄悄的状况，对于旧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来说也会是一种挑战。历史城区如何维护？除了它的历史风貌，还要保持它的活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保持历史城区的活性？
詹长法：实际上这包含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传统街区、传统民居一定要有人，要有人气。
对于传统街区来说，首先把资金投进去做整治，保证传统街区的建筑安全性、穩固性，完善取暖防潮、室内通讯网络等现代化生活所需设施，这样才能保证有人愿意住。这也涉及公民的教育问题，应提高居民对于保护街区风貌的意识，促进公众的参与热情。
对于古建筑保护来说，从单纯的保护，到现在的以用促保，是保护思路的一个拐点。习近平总书记也谈到了“让文物活起来”，就是强调在利用中保护，保护和利用相结合。我们走过一些极端，原来说保护就把人和保护的对象隔离开，现在意识到古建筑修缮完毕并不能孤零零地空置，因为空置时，它损毁起来的速度比起有人使用时要成倍增加。
遏制“摊大饼”式城市扩张，调控人口规模，进一步明确首都功能内涵，扭转单中心城市结构失衡的发展局面，是当前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区别于以往的重要背景。
这些背景对于北京的旧城保护来说意味着什么？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秘书长詹长法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突出历史城区的首都职能，为保护历史城区的文化遗存，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与此同时，在这个阶段，有必要梳理保护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调整北京历史城区保护的战略方向，“面对北京历史城区整体保护新的形势，要有新的思路与对策。”詹长法说。
空间更大，要求更高
《瞭望东方周刊》：当下，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有哪些特殊性？
詹长法：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同时它又是历史文化名城。虽然我们一再提倡要守护历史文化遗产，但由于过去未能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发展建设中守护历史遗产的底线被不断突破。
现今北京历史城区范围内的传统遗存已经不足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在如此城市功能定位和历史教训下，对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亡羊补牢，而且背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也寄予着广大人民的殷切希望。
在新一轮社会发展当中，过去的某些角色将不再由北京扮演，但是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角色将会一直存在。而且，在强化首都核心功能之一的文化中心功能的过程中，历史文化遗产的积极意义日益凸显，它们发挥作用的空间不断增大。这为通过对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从而更好地发挥其适应城市发展的各项社会功能，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具体来说，在核心区内有许多反映古都风貌的“点”，比如各级文保建筑，同时还有整体格局意义上的“线”和“面”，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新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思路要实现把它们串起来、整体再现古都风貌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责任更为重大、工作内容更多。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背景对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思路有何影响？
詹长法：现在是总结历史教训，调整未来思路的契机。
现在北京处于城市发展方向调整时期，城市未来会出现更多变化。请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作出评估和预测，并在有关政府决策中提前置入保护思路，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向和原则，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是吸收过去惨痛的历史教训、预防“建设性破坏”的很重要的工作。
欧洲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限制了老城的建设，他们并不是没有资金，也不是不会盖楼，而是那时候已经有了保护的观念，而且有强制性政策，才保留了那么多优秀的传统遗存。过去的惨痛教训，就是这种思路置入晚了。欧洲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限制了老城的建设，他们并不是没有资金，也不是不会盖楼，而是那时候已经有了保护的观念，而且有强制性政策，才保留了那么多优秀的传统遗存。
拒绝“一半工程”
《瞭望东方周刊》：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和人口调控，对于历史城区的保护来说意味着什么？
詹长法：对历史城区的保护，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人口和商业街道给历史遗存带来的压力。目前北京历史城区的遗存已经不多，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和人口调控，会让历史城区的整体压力得到缓解。
首先，随着非首都功能的疏解，过去城区大规模建设造成的问题会得到缓解，这些问题对历史遗存产生的影响也会降低。经过我们对城区风貌的综合整治、对城区文物的修缮，大家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历史文化遗产重新亮相。这方面的保护力度要比原来更大一些，执行层面会比原来更好一些。
另外，人口调控、人口密度降低，意味着因人口密度给遗产地造成的压力会降低。过高的人口密度给传统的四合院、胡同社区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四合院本来可以承受一户两户的居住，现在都住十户八户，势必对其传统功能和美感带来减损。随着整个城市人口密度降低，传统街区、街道、四合院的很多问题会有所缓解，利于其传统功能的有机更新和艺术、美学价值的重现，这是毫无疑问的。
将来城市的流动人口变少后，街区的购买力下降，很多旧房下的店铺可能就倒闭了，房子没人用，紧接着就是房屋的危险性增加。因此，现在把旧房下的商铺搬迁，然后做危房的改造加固，这种有机更新就是一种很好的提前置入的方式。
《瞭望东方周刊》：对历史城区整体的有机更新，在执行上要注意什么问题？
詹长法：我比较担心的是出现“一半工程”。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也做了很多名城保护工作。但是，过去存在一些“遮遮挡挡”式的“一半工程”：把建筑的外墙搞成砖墙的样子，让别人看看我们这个旧城多漂亮，都是小青砖，其实是假砖墙，是一些塑料板。这样做，目的只是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坐在车上看我们的传统街区，不进去仔细看的话也挺好。
2008年之后，我们开始补这个课，现在是要做真的。但会不会有可能又是一轮“马马虎虎”？届时人口少了，可能矛盾显得不那么激烈了，力度会不会放松？建筑单位的热情会不会一股脑扑到新项目上，而不会关注经济效益少的旧城的有机改造？这恐怕是我们要考虑的。
老城区需要保持活性
《瞭望东方周刊》：伴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新阶段的到来，还有哪些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是需要提前作出预判和应对方案的？
詹长法：我们现在可保护的东西还非常多，保护对象和范围持续加大，这些新增历史遗产的保护主体须进一步明确。例如，优秀的近现代建筑物也需要保护，有一些近现代建筑物被用作政府机关、市属单位办公地点，单位迁出去之后的保护责任谁来承担？都应该提前考虑。
其次，人口的转移是否会对给古城保护带来一些新问题，也确实要重新考量。在人口密度增长、高速建设的阶段，我们的保护规划是按照“增长”的背景来做的，未来人口密度下降后，需要另外一种考量方法，整体预测，它和城市新阶段的容纳能力有很大关系。按照过去的思路，可能马上就会出现一些新问题。
比如，在全国有很多古迹修缮完成以后，由于门票价格不被接受或者功能性不强，造成参观点没人去看，是空的。北京地区相对来说好一点，但人口转移后，参观人数下降，这种现象也可能慢慢出现，就会引发维护资金投入的问题。由此，建考古遗址公园、修缮古建筑，之后能不能对公众开放，怎么利用，这都需要新的测评方式。
我认为，如果三五年以后出现二环之内静悄悄的状况，对于旧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来说也会是一种挑战。历史城区如何维护？除了它的历史风貌，还要保持它的活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保持历史城区的活性？
詹长法：实际上这包含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传统街区、传统民居一定要有人，要有人气。
对于传统街区来说，首先把资金投进去做整治，保证传统街区的建筑安全性、穩固性，完善取暖防潮、室内通讯网络等现代化生活所需设施，这样才能保证有人愿意住。这也涉及公民的教育问题，应提高居民对于保护街区风貌的意识，促进公众的参与热情。
对于古建筑保护来说，从单纯的保护，到现在的以用促保，是保护思路的一个拐点。习近平总书记也谈到了“让文物活起来”，就是强调在利用中保护，保护和利用相结合。我们走过一些极端，原来说保护就把人和保护的对象隔离开，现在意识到古建筑修缮完毕并不能孤零零地空置，因为空置时，它损毁起来的速度比起有人使用时要成倍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