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试从诗歌反映的现实生活；对于古代叙事诗的意义；感情的表现特征，对于生命的深度思索；生动活泼的想象力和五言体、杂言体的使用等六个角度，论述了汉代乐府诗的文学成就，及其对后世诗歌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日常生活；叙事诗；情感直露；杂言体；五言体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256-02
　　汉代乐府诗，作为在汉代非主流的民间创作，以卓越的艺术感染力逐渐影响了汉代文人的创作，促使诗歌在汉代逐渐兴起，最终取代了辞赋对汉代文坛的统治。在中国文学史上，含乐府诗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含乐府诗的文学成就。
　　一、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的日常生活
　　在汉代文学中，政论散文、辞赋，都以统治阶级的社会生活为描写对象。作为以民间创作为主体的汉代乐府诗，则广泛而深刻的反映了两汉时代下层民众的生活状貌。如《妇病行》描写一个妇人久病不起，临终前再三嘱咐丈夫要好好养育孩子。她死后，孩子们无衣无食。父亲到市上去乞讨，回到家，见孩子不懂母亲已经死了，还哭着要母亲抱。这是最底层人最普通的生活，又是最充满苦难与辛酸的生活。这样直接站在贫苦者视角上，对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貌直笔摹写的诗歌，在汉乐府前不曾有过。同样写孤儿，还有《孤儿行》。诗中的主人公，原是富家子弟。父母死后，却成为兄嫂的奴隶。他被迫远行经商，饱经风霜，归来后“头多虮虱，面目多尘”，也不能稍事休息：“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使我早行汲，暮得水来归”。平日“冬无复襦，夏无单衣”，从“三月蚕桑”，到“六月收瓜”，什么都得干。使得这位孤儿发出了“居生不乐泉，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的悲痛呼喊！这也是对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景象和生活矛盾的细致而充满感情的再现。
　　《东门行》描写城市贫民为贫困所迫走向绝路的场面：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无衣无食，又无任何希望的艰苦生活，逼得诗中的男主人公再也不能忍受，宁可铤而走险。而女主人公则苦苦解劝，希望丈夫忍受煎熬，不要做违法而危险的事情。这幅画面，是对汉代城市贫民艰辛生活的真实描写，由此一家，可想象当时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具有悲辛的感人力量。
　　《艳歌行》描写远离家乡谋生的流浪者生活中细琐的小事，同样浸透了汉代贫苦者人生的辛酸：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绽。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其他如《十五从军征》、《战城南》，凡此种种，都写出了孤苦无助的人在人间的悲惨遭遇。在汉乐府民歌中，这种普通劳动者的现实生活状况第一次被具体而深入地反映出来，显示了中国文学一个极大的进步，同时，也为后代诗歌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内容极其广泛的创作题材。在后世很多诗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反映民生疾苦渐渐成为中国诗歌的一种显著特色。
　　二、汉乐府民歌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
　　中国诗歌从一开始，就以抒情诗为主。在《诗经》中，也仅仅存有少数几篇不成熟的叙事作品，汉乐府民歌的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但却宣告了叙事诗在文学史上的正式出现。
　　现存的汉乐府民歌，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作品。《汉书·艺文志》说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艺术特色，主要即指乐府诗中的叙事诗。汉乐府中的叙事性，大多采用第三人称，表达人物事件自由灵活。在结构方面，汉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大都为短篇，这类作品，常选取生活中一个典型片断，使矛盾集中在一个焦点，既避免过多的交代与铺陈，又能表现广阔的社会背景。如《东门行》，写丈夫拔剑欲行、妻子苦苦相劝的场面，背后蕴含了十分深广的社会内容。《艳歌行》只写了女主人为游子缝衣、男主人倚门斜视的片断，却能使人联想到流浪生活的无数艰辛。《十五从军征》在这方面更为突出：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一面是六十五年的从军生涯，苦苦思乡；一面是家中天灾人祸，亲人凋零。老人白头归来，只能面对荒凉的庭园房舍和一座座坟墓。人生的苦难，社会的黑暗，乃至更多人的同样遭遇，尽在其中。全诗仅十六句，却写得内涵丰满，感情真挚，且从容舒缓，绝无局促之感。中国古代的叙事诗，很大程度上是在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代的叙事诗，在分类上一般都归属于乐府体。
　　三、汉乐府民歌表现了激烈而直露的感情
　　在表达感情方面，汉乐府民歌呈现出了浓厚的楚文化传统特点。无论表现战争、表现爱情，乃至表现乡愁，都尽量地释放情感。叙事诗是如此，如《战城南》描述战争的惨烈，楚辞中的《国殇》，犹有所不及。又如《上邪》是热恋中情人对于爱情的誓言：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首诗写得很简单，却有令人惊心动魄的力量。诗中主人公连用了五种绝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表示爱对方一直要爱到世界的毁灭。《诗经》中即使最强烈的表达，如《唐风·葛生》中的“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相较之下，也显得平静而理智了。
　　对于背叛爱情的人，《有所思》又是毫无留恋，毫无《诗经》中常见的忧伤温柔哀怨，而是果断地愤怒地表示决裂：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瑇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想思与君绝！
　　诗中主人公听说对方“有他心”，立即把准备送给对方的宝贵的爱情信物折断摧毁并烧成灰，这还不够，还要“当风扬其灰”，以示“相思与君绝”。汉乐府民歌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次情感表现的释放。后代情感强烈的诗人，常从汉乐府的浓烈情感中受到启发。如李白的《战城南》，就是对汉乐府民歌的模仿。 　　四、汉乐府民歌中表现了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叹
　　汉代两首流行的丧歌《薤露》和《蒿里》，就是这样的作品：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后汉书·周举传》载，外戚梁商在洛水边大会宾客，极尽欢乐，“及酒阑倡罢，续以《薤露》之歌，座中闻者，皆为掩涕”。这似乎常常在提醒自己：乐极生悲，欢尽哀来。从中可见，对于生命苦短的叹惋，已经成为了汉代人们普遍的精神命题之一。生命的短促，是人类永远无法克服的事实。出于对美好人生的珍爱，因此而感到悲伤，而同样从这种伤感出发，乐府诗中又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长歌行》强调了努力奋发：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怨歌行》得出的结论是“当须荡中情，游心恣所欲”；《西门行》更进一步说：“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汉乐府民歌中还有一些游仙诗，也是以一种幻想的方式，来反抗生命短促的事实。汉乐府民歌的这一种特色，与同时代的文人诗大体上是一致的，只是民歌中表现得更为强烈而直露。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感叹人生短促，并由此出发寻求各种解脱的途径，更成为文学尤其是诗歌的中心主题。在文学史上，这也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五、杂言体和五言体的运用
　　含乐府诗的整体趋势，则是整齐的五言体越来越占优势。杂言体诗在《诗经》中已有，但为数甚少；楚辞中的多数作品，句式也不是整齐划一的，但总是有些规则，大体上以五、六、七言句为主。汉乐府民歌则不然，它的杂言体诗完全自由灵活，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字的都有。应该说，民歌的作者，并非有意要创造一种新的诗体。但杂言形式，确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和艺术表现上的灵活生动之便。所以到了鲍照等诗人，就开始有意识地使用乐府的杂言体，以追求一定的效果；到了李白手中、更把杂言体的妙处发挥到极致。于是，杂言体诗也就成为中国古诗的一种常见体裁。
　　西汉的乐府民歌中，《铙歌十八曲》全都是杂言，《江南》则是整齐的五言。另外，东汉以后，乐府民歌中整齐的五言诗越来越多，艺术上逐步精炼。这个过程，是汉代文人诗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汉代乐府民歌中和文人创作中孕育成熟的五言诗体，此后成为魏晋南北朝诗歌最主要的形式。
　　汉乐府诗在思想，体裁，题材，艺术表现力等方面，广泛继承和发展了《诗经》《楚辞》的艺术成就，结合汉代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完成了中国诗歌先秦之后的第一个高峰。汉乐府诗的文学成就，正是汉后中国诗歌进一步发展的渊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