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二期《天涯何处罗马城》一文,第145页第30行言及清代学人王筠《说文句读》引石州言,作者疑石州即石洲(张澍),误。石州,即清代西北地理学家张穆。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二期《天涯何处罗马城》一文,第145页第30行言及清代学人王筠《说文句读》引石州言,作者疑石州即石洲(张澍),误。石州,即清代西北地理学家张穆。
其他文献
历史是对过去的认知,这是一条再简单不过的常识。然而问题在于:什么是“过去”?我们认知的又是“过去”的“什么”?是行动,还是思想?对于克罗齐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过去”和“现在”再无法脱开干系;而对于柯林武德来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和哲学要实现同一。《易传》说:“知以藏往”,这个命题极其简洁,却甚费思量。联系到它的上句“神以知来”,更是让人疑惑:历史的认知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对人类
一 一九九九年国庆假期,我开着一辆破旧的丰田面包车,到粤北山区的阳山县白湾村。唐代文豪韩愈谪贬岭南时,曾在阳山做过三个月县令,并留下“阳山乃天下之穷处”的叹息。欠通文墨的当代阳山官员在申报“国家级贫困县”时,把韩文公彼时的个人感言,创造性地理解为“阳山是全国最贫穷的地方之一”。我也是带着“观贫”的心态进入白湾的。 岭南的初秋依然酷热,草木在骄阳下蔫然无声息,白湾的中青年都到珠江三角洲打工去
一、托马斯·库恩的“历史的科学哲学”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对于中国、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来说,科学技术文明开始具有重要意义。最近,中国的月球探测器成功登上了月球。尽管对在这种科学技术的研究上投入巨额的资金有不同的观点,但必须承认中国已拥有了高端的科学技术这一事实。毋庸置疑,中国很快将会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先进国家日本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另一方面,东亚国家也拥有起源于古代中国的传统的科学技术。传统
一 S→I→S1 I→S1→非S 读者不必以为上面是什么物理学公式之类。那是批评家王干八十年代所写《透明的红萝卜—顾城诗歌的悲剧性》中,对于诗人顾城创作之精神世界所内含的悲剧性“形式结构”,加以抽象的表示。如今,很难想象从事文学批评,会采取此种样式。而在我来说,见到这一串符号,则莫名地生出亲切感,嘴边油然浮出会心的笑意—作为另一个经历过相同段落的批评者,我对此再熟悉不过,甚至当年自己亦曾这么
社会学者方慧容在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土改与诉苦运动做口述调查和研究时,曾经提出一个概念—“无事件境”(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她指出,在国家以强制性塑造记忆的方式向村庄渗透权力之前,村民的历史记忆是“无事件”状态的。农村社区的日常,是各种农业生产活动、家庭琐事、邻里关系、民间娱乐,而历史叙事中众所周知的战争、党争、阶级等重大事件却是隐没
编者按:二0一九年四月,适逢《读书》创刊四十周年,我们约请老中青三代作者撰写文章,希望用他们的记忆,来重现《读书》深长的时代侧影。由于版面有限,本期我们摘登两篇,以为纪念。 《读书》杂志创办于一九七九年。而我与它真正有了“交往”,却是多年以后。 一九七九年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读研究生的第二年,也是儿子出生的年份。仅仅这两点,足以说明我当时的日子过得焦头烂额,几乎无暇旁顾。勉强
研究康德的人和出版的书已经到了不计其数的地步,但据我所知,就国内的情况而言,研究康德教育学思想的人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少到不为人所知的地步。我问了我的几位博士生,他们都不知道康德有这方面的著作。我当然也不知道。查阅康德一生的学术经历,比如看曼弗雷德·库恩所著的《康德传》(北京世纪文景文化出版公司二oo八年版),可知康德曾拒绝过埃尔兰根和耶拿大学的聘书,就专门待在哥尼斯堡等着逻辑与形而上学正教授的位置
如今小说集虽多,但有嚼头的“橄榄果”,却少。我手边一本小书,字不足二十万,价仅一元四角,朝夕相伴,荏苒五年了,仍爱不释手。且常读常新,自觉渐入佳境。这本百读不厌的好书,就是汪曾棋先生的《晚饭花集》。 汪曾祺的文章颇似江南景物。湖光潋滟,小桥扁舟,荷花、芦荻、蒲草……时闻泼剌鱼跳,婉转鸟啼。粉墙黛瓦的房舍掩映在绿树翠竹之间,别有一番清新灵秀的蕴致。 读汪曾祺的小说,如独酌绍兴老酒。入口始觉平淡,
听说老吕要来京,北京正雨雪霏霏,很多人跟我一样等着第一场雪,这样阴霾的日子,或者喝茶,或者喝酒,才有一点亮色。当然,老吕来了一定要喝酒。 多日阴郁的心忽然透亮了起来,欣欣然起来,我跟老吕的关系是纯正酒友,为喝酒而喝酒,为快乐而快乐,每次要谈的事都在喝酒中彻底忘掉,离开很久才想起我跟老吕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事的。 吕正惠像。李有良绘 跟老吕是酒友,一点也不能抬高我的酒量和酒品,因为老吕喝酒实在太逊
在道德和法律相互博弈了数千年的西方,究竟是道德压倒法律还是法律压倒道德,似乎可以相当简洁地描述为自然法的胜利或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凯旋,或是恶法非法,或是恶法亦法。但对于文化早熟且理性早启的老大帝国,用此种二元化对立予以描述,就显得有些简单寒碜了。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老中国是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气氛持重。 事实上,十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