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托马斯·库恩的“历史的科学哲学”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对于中国、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来说，科学技术文明开始具有重要意义。最近，中国的月球探测器成功登上了月球。尽管对在这种科学技术的研究上投入巨额的资金有不同的观点，但必须承认中国已拥有了高端的科学技术这一事实。毋庸置疑，中国很快将会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先进国家日本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另一方面，东亚国家也拥有起源于古代中国的传统的科学技术。传统的中医学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例。该如何从现代科学哲学的视角来重新认识这种知识，是我们现在应该研究的科学哲学问题。
　　最近，我们已可以准确地把握二十世纪世界科学哲学的发展状况了。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哲学是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倡导的“逻辑科学哲学”。这一理论试图运用作为严密的数学逻辑学被系统化的符号逻辑学来建构数学，并以此为基础将物理学等各种自然科学进行系统分类。但是，在数学的基础理论中出现了悖论，并且，随着人们发现在被符号化的数学理论中存在某种缺陷，这种学理建构开始受到质疑。
　　在距今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的一九六二年，受到卡尔纳普影响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这部专著是作为“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丛书中的一种推出的。作者就是当时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史、科学哲学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
　　《科学革命的结构》开卷之语如下：“历史如果不被我们看成是轶事和年表的堆栈的话，那么，它就能对我们现在所深信不疑的科学形象产生一个决定性的转变。”（中文版，1页）这里强调了进行历史的考察的重要性。库恩新的科学哲学的观念开始被称为“历史的科学哲学”。虽常被称为“范式论”，但库恩本人并不喜欢这种界定，于是提出了“历史的科学哲学”的说法。
　　库恩的“历史的科学哲学”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呢？与之前的逻辑经验主义不同，它试图更“自然主义地”把握现实中的科学，将心理和社会等因素也纳入到历史性考察之中，由此重构现实中的科学演变的历程。这种科学观认为，科学理论是一种拥有从“底层”支撑其“范式”的“常规科学”，当这种“常规科学”陷入危机之后，经过不同寻常的“革命的科学”阶段，最终使拥有新范式的新科学得以产生，科学便依靠这种“科学革命”进行演化和发展。科学的发展是一个连绵不断的过程，但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累积过程，而是伴随着革命性的飞跃。
　　库恩曾坦承关于自身从事科学哲学的契机的最初的体验。一九四七年夏，在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学》（该书一般被译为《物理学》，我认为不妥。这里采用《自然学》的译法）时，库恩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当时库恩正在哈佛大学写作关于量子力学的博士论文，同时准备为文科学生开设科学课程。他依据伽利略和牛顿奠基的近代力学的诸观念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做了研读。他感到吃惊的是，“亚里士多德几乎完全不懂力学”。一般人可能会将此归咎于亚里士多德对力学的无知和不成熟，但库恩却不这么想，他与一般人的观念不同，并让这种观念得以升华。
　　如用从库恩那里学得的方法对这种特殊的体验进行表述的话，即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与伽利略以后逐渐成为定论的力学与机械论自然哲学起初就拥有不同的“范式”（paradigm），两者的自然观是“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
　　一九六二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之后，库恩的“范式”概念由于具有多样性和两义性而受到指摘。在一九七零年的第二版中，他甚至放弃了这一概念。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重新定义此概念并从“解释学的基础”的意义上开始再度使用起来。
　　库恩的著作此外还有出版于一九七七年的《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等译）、一九七八年的《黑体理论和量子的非连续性》和他去世后二零零零年的遗著《结构之后的路》（邱慧译）。其他遗作也将出版（书名也许是《世界的复数性》）。
　　如今，库恩被视为二十世纪后半期最著名的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之一。他是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读书时的恩师。我一方面试图将库恩的以西洋物理科学为中心的历史研究融会贯通到我的专业领域数学史中；另一方面，我也在想该如何用其考量我所在的东亚的科学思想。—这篇文章是为后者所写。

二、该如何重新评价东亚的传统科学技术

　　我最初是日本东北大学数学专业的学生，后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跟从库恩学习科学史、科学哲学。回国后，从一九八零到二零一零年，我在东京大学从事了三十年的科学史、科学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普林斯顿大获得的博士学位是历史学，准确的说是西洋史。我的博士论文是《笛卡儿的数学思想》，在经过大篇幅的修改后，论文分别出版了日文版和英文版。从二零一二年的秋天开始，我作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在教育中国的青年学子。在东京大学任教的时候，我指导了许多来自中国和韩国的学生，我们曾一同思考和讨论东亚科学技术的现状。
　　现在，现代的西洋科学都以为曾有的势头在中国和韩国取得了发展，正在成为与先进的日本没有多少差距的科学技术大国。例如中国的太空开发技术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已远远超越日本，韩国的电子技术已在政治和经济上形成了可与日本相抗衡的竞争力。总的说来，东亚国家的现代科学技术正成为世界尤应关注的地区，这是一个可以充分肯定的趋势。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近代科学技术上取得了飞跃性发展，同时，这些国家也拥有起源于古代中国的传统的科学技术，这是其独特之处。例如，在韩国，“风水”等朱子学的自然观依然具有影响力；在中国和韩国，作为科学文化基本的构成要素，中医的医疗传统和实践依然根深蒂固，具有不可轻视的影响力。日本在江户时代形成了从传统中医派生的简化的“汉方”医学，但在急速推进近代化的明治时代成为“地下医疗”，被排斥在正式的医师执照制度之外。我认为这种排斥没有学术上的依据，而是政治上的。但是，近年来出现了重新评价的契机。 　　在这里仅以传统中医学为考察的事例。中医的医疗体系常被污蔑为“非科学”。有观点认为“非科学”的医疗技术不应称作“医学”，只不过是二流的“医术”。
　　但是，正像李约瑟和南森·席文（Nathan Sivin）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中医学基础的自然哲学，如基于《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说”的自然哲学，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时代背景来看，完全具有相当于古代希腊的自然哲学那样的“合理性”，并非是单纯的“神秘主义”和荒唐无稽的。只不过与十七世纪以后笛卡儿开始提倡的近代西洋医学有较大的差异而已。基于近代自然科学发展起来的西洋医学也绝不是没有前提的医学，其医疗技术体系具有机械论的哲学背景。如借用库恩的说法，便是传统的中医医学和近代西洋医学是分别拥有不同的“范式”的医疗技术体系，是相互“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并不能因为中医学不是建立在与近代西洋科学同样的“机械论”的范式之上而对其进行排斥和诋毁。
　　医学的本质是“治愈之术”（art of healing）。这一界定适用于古今东西。应以作为“治愈之术”的效力作为唯一判断的标准来考察和评价传统中医学和近代西洋医学。
　　作为数学家和哲学家的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在《过程与实在》（Process and Reality，1929）中，以极端但富于机智地论述了西欧哲学的特征：“它是由对柏拉图一系列注脚构成的。”如果对中国式的思维传统我也做类似的极端的结论的话，“其根基采取了类似于司马迁的《史记》的史书的方式”。当然，这是过于简单化的言辞。
　　照此说法，处于传统中医学的源头的《黄帝内经》的自然哲学是甚为思辨的，也许没有近代西洋的自然哲学的精致，但其后形成的基于多种多样的医药或针灸医疗的庞大的持续实践的历史记录是极为丰厚的，轻视这一传统是一种草率之举，对此必须慎重对待。不能轻视中医学的原因不仅在于其自然哲学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中医有丰饶的医疗历史记录。
　　作为以近世西洋科学史、科学哲学的现状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我认为近年在中国逐渐高涨的主张单纯排斥传统中医学的观点，与其说是对中国思想的无知，倒不如说是把近代西洋科学过于理想化了，甚至是神圣化了。同样，也不能将传统的中医学神圣化，应从批判的观点予以审视。

三、跨文化视野中的科学哲学的观念

　　在经过上述一番思索之后，我开始思考应该把恩师库恩的“历史的科学哲学”重构成可以应用到东亚传统科学技术上的形式。我从上个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文化人类学的丰富的知识和库恩晚年的著作中得到了启示。
　　《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于一九六二年；同年，还有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问世，这就是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的《野性的思维》。如果说库恩的著作改变了我们的科学观，那么《野性的思维》则改变了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库恩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有一个关系密切的同僚：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在《地方性知识》中，格尔茨说出了“如今我们都是土著（natives）”这样意味深长的话。这位文化人类学家的精湛表述甚有趣味。这里没有赋予所谓现代发达社会的文化以特权，总是或至少是在“方法论”上采用了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
　　有必要说明的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库恩也把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引入到自己的科学史、科学哲学的研究之中。这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文中得到了体现（遗著《结构之后的路》所收）。库恩认为，在自然科学中，对天文学的研究对象的天的认识也依赖文化的因素，“不存在一组可用来描述对象—无论是物体还是行为—的中立的、文化无涉的范畴” （中译本，218页）。
　　以这些既有的知识为基础，作为来自非西方文化圈的东亚学者，我准备在地理—空间维度上应用库恩的科学哲学理论，从而提出“跨文化视野中的科学哲学”（日文“文化相关的科学哲学”，Intercultu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的学说，即从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背景的数学和自然的认识方法给予积极的肯定。这种学术理论的建构首先要重读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高度评价的《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1697）的作者莱布尼茨（一六四六—一七一六）、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领域著述浩瀚的李约瑟（一九零零—一九九五），然后从整体上改造库恩的学术框架，从而精心建构新的科学哲学的理论。我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新的科学哲学的框架。在从事分论部分具体的研究时，中国和韩国同僚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

四、中国—韩国—日本在文化上建立合作关系的重要性

　　我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形成的历史认识是，一八四零年由清朝和大英帝国之间的鸦片战争开启的东亚的悲剧时代结束了。英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依靠的是凭借新的科学技术的军事力量，中国在道义上是一贯正确的。如今，在拥有与欧美先进国家相比也不逊色的现代科学技术实力之后，在科学哲学的领域中该如何定位东亚传统科学技术，从而从总体上培育新的独自的科学技术文明将成为重要的问题。
　　现代中国最为滞后、必须采取对策的是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在来中国长期居住以前，我倾心于杭州美丽的城市景观，而且，在来中国长期居住以后，我到访过拥有“泉城”之称的济南的趵突泉，以及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的出生地、大运河之城扬州，这些城市拥有与自然谐和一致的美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日本，我以重视“环境社会主义”（ecological socialism）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为人所知。我也希望与中国的同道交流，为上述思想在中国为人们所接受、以实际行动来解决环境问题。
　　我认为，只有重视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家的共同一致，二十一世纪的日本才有光明的未来。在英国伦敦提倡融合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这两种传统的森岛通夫（一九二三—二零零四），在《日本的选择：针对新的国家体制的建立》（岩波同时代图书馆一九九五年版）一书中对这一思想有具体的论述，我在《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筑摩学艺文库二零零六年版）中也赞成继承这一思想。森岛认为，只有“东亚共同体”才是最为自然的、适合历史唯物论思想的政治经济的存在。
　　如今，在日本和中国与韩国之间存在关于领土问题的争执。我认为，是因为日本对“二战”没有进行反省才导致了这种不和。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有进行基于对过去的战争做彻底的反省的历史总结，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才有未来。不仅如此，以“跨文化视野中的科学哲学”为核心、深入探究二十一世纪东亚科学技术文明现状的这一学术研究也会给东亚带来丰饶的未来。我对此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