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育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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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的教诲不仅深深影响了梁思礼,还影响着他的哥哥姐姐们。
  梁家“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与其家教密不可分
  2016年4月14日,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逝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唁电表示哀悼,称其“爱国情怀、奉献精神和严谨作风令人敬仰”。
  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
  他“钟情于航天事业”,正是受父亲、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工业救国,技术救国”思想的影响。“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梁启超留给子女的家书中如是说。
  被父亲昵称为“老白鼻”(英文“baby”的音译)的梁思礼,将一套精装版《饮冰室合集》摆置在书架上,并把父亲的一句“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铭记终身。
  梁启超的教诲不仅深深影响了梁思礼,还影响着他的哥哥姐姐们。梁家“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与其家教密不可分。
  习近平曾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中国传统中的家规”栏目中曾推荐梁家。
  挥笔写就《少年中国说》的梁任公饮冰室里,“牛娃”如何养成?
  想当“牛爸”,写信育儿是必胜招
  从1898年开始,到1928年逝世前3个月为止,梁启超坚持写了30年家书。其中,除了不到10封是写给原配夫人李蕙仙的,其余近400封,都是写给他的孩子们的。
  以1916年为时间节点,把这些家书分类会发现,在此之前,梁氏家书中有大量内容涉及政治,而1916年之后,他则把相当大的心力放在了子女教育上,在治学、读书、生活、婚姻等方面温柔、啰嗦、事无巨细地与孩子们沟通。
  在信中,他建议彼时在美国学建筑的大儿子梁思成四处游历,去瑞士“看些天然美”、入意大利“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彻底研究了解”,再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这次欧洲之行奠定了后来成为建筑大师的梁思成的事业基础。
  他的二儿子梁思永,是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当梁思永在哈佛大学读考古人类学时,梁启超为了给他谋一个“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的“实习机会”,主动致信李济之(被称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斯温哈丁(瑞典考古学家)等考古大家求“传帮带”。
  他在信里花式“晒娃”,调侃儿时的“老白鼻”拉着他唱“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背到第三句就躺下,背到第四句就去抱一本书当琴弹。
  被他在信里嫌弃“好啰嗦”,“管爷管娘的,比先生管学生还严,讨厌讨厌”的三儿子梁思忠求学美国弗吉尼亚和西点军校期间,一度想中止学业回国参加“北伐”,他一方面表示理解:“你想自己改造环境,吃苦冒险,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夸奖的,我看见你这信非常喜欢”,另一方面却又剖析局势,说“但现在殊不必牺牲光阴,太勉强去干”,最后成功劝阻了梁思忠。
  梁启超的“书信体”育儿法成效颇丰:在他的身后,9个子女个个成才。除了梁思成、梁思永和梁思礼“一门三院士”之外,其他的梁氏子女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也均有建树。
  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三子梁思忠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四子梁思达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三女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投身抗战。
  晚年梁思礼回忆起父亲,曾说“我们9个兄弟姐妹中,7个出国求学或工作,但都相继归国,这是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
  梁启超在给儿女们的信里,曾这样写道:“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但在当时的国内学术环境下,你们在“美国再蹲两三年,也并非不是爱国的”,若能成功也是“发挥本国光荣,便是替祖国尽无上义务”。
  不做“狼爸”,尊重子女治学线路
  翻阅“饮冰十年,难凉热血”的梁启超写给子女的书信,会发现他把子女的求学、求职看得很重要。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梁思庄等几个大孩子从报考专业,到在校学习,直至毕业后的职业选择,他都刷足了“存在感”。
  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子梁从诫生前回忆起祖父时说,“我少年时读过多少祖父的文章?说来惭愧,因为那里面尽是政论、学术和对青年的训谕,又多是文言,我读不懂,也不爱读,甚至有点‘逆反心理’。”
  但之于他的父亲和叔伯姑姑,祖父却是“青年的人格模范”。
  1927年8月29日,梁启超在给梁思庄(二女儿)的信中写道:“你今年还是普通科大学生,明年便要选定专门了,你现在打算选择没有?我想你们兄弟姐妹,至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
  他晓之以理:“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时可以采集试验,容易有新发明。”
  他动之以情:“截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个‘先登者’不好吗?还有一样,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的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哩!”
  但梁思庄始终对生物学提不起兴趣,她把苦恼告诉了大哥梁思成。收到“线报”的梁启超马上致信女儿,表明立场“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
  得到“不必泥定爹爹的话”、“应该自己体察做主”回复的梁思庄后来考入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最终成为一名图书馆学专家。
  尽管充分尊重了子女的“治学”线路,梁启超家书的字里行间还是流露出浓重的“家国情怀”。   梁思永主攻考古,跟父亲看到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后,颇不“服气”有关。他认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
  拒当“虎爸”,求学问不是求文凭
  梁启超把“知者不惑”当成纲领,提挈他的育儿经。他认为要养成自我的判断力,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
  他一方面告诉孩子们“学业内容之充实,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成正比例”,但他又反对做学问“太求猛进”。
  梁思庄初到加拿大时,在一次中学考试中得了班级第16名,自尊心受到打击。父亲写信鼓励:“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37人中考到第16,真亏了你。”
  在另一封给梁思庄的信中,他还提及“教训”梁思成要“优游涵饮,使得自之”。按照《梁启超传》作者解玺璋的理解,梁启超主张做学问要讲一点“趣味主义”,其中就包括“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一种积极探求的精神和勇气。
  他告诉几个孩子,求学时心里不要总想着将来如何如何,他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曾国藩)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把这点精神归纳为“无所为”三个字,认为这是“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
  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
  治学如此,立业亦是如此。
  1928年4月26日,他在写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信里说,“你们既已成学,组织新家庭,立刻须找职业,求自立,自是正办”,(但)“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的苦痛,倒不值得。”
  趣味爹爹留下的遗产
  享年91岁的梁思礼,除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和“梁启超最小儿子”的显赫声名和家世,还是一个活在“趣味”里的老人。
  喜欢听古典乐,爱看姚明打球,关注AlphaGo,还操心太空垃圾和暗物质的梁思礼将“趣味主义”同“爱国”并列,作为父亲留给自己的珍贵遗产妥善收藏。
  尽管五岁丧父,但从梁思礼身上依然能看到梁启超无处不在的影响。他常听家人提起父亲的教诲:“我平生对自己做的事,总是津津有味且兴致勃勃,什么悲观啊,厌世啊这种字眼,我的字典里可以说完全没有。凡人常常活在趣味之中,生活在有价值中,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天津梁启超纪念馆内的梁启超雕像及故居

  1927年8月29日,梁启超致信梁思成,希望他“趁毕业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分”。梁任公担心儿子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他甚至“现身说法”:“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位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他希望梁思成能“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醉心于古建楼阁的梁思成“参采”到了多少父亲那“烂漫向荣”的长处不得而知,倒是梁任公最爱的“老白鼻”把人生活满了“趣味”。在干校劳动当“猪倌”,他和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合影留念;掉进施工井里,他开玩笑说自己“深入基层”;他还爱在QQ上和网友下象棋。
  而在另一个“平行空间”里,怀抱“老白鼻”的梁启超在给海外的子女们写信:“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
  (特约撰稿林诗瑭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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