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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原始社会人们还未开化，对自然界的山川河流以及一系列神奇的变化都有着敬畏的思想，而巫术最初的产生就是在祭祀天地之中，人们通过祭祀天地而安抚自己的精神世界以求得安稳，而在后世，祭祀文化不断得以发展并且不断演化不断改进，也有了专门的人员从事这一系列工作，而在文化上，不断继承发展也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与其他文化一起传承下去。
关键词：祭祀；巫术；方术；道教
[中图分类号]：B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2
一、巫术与祭祀故事之间的发展联系
在原始时代，人类的认知水平还不足以对自然界的一切自然现象作出理解，并且对于自然界的千变万化也产生了很强的恐惧和敬畏之心，又由于大自然的变化，于是相信有一种神灵力量在操控这一切。而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神灵物化人化的产生。比如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就提到了不周山这座神话里的名山。并且提到了夷狄两个民族的来源。而女娲之肠化为神的神话又似乎在歌颂创世神女娲。[1]通过对创世之神的歌颂与赞扬，衍化出了一系列山川河流之神。而后就逐渐发展为最开始的祭祀天地的活动，而在这些祭祀活动中又产生了一些能与之天地山川神灵沟通的人，他们就被称为巫觋。在这类祭祀故事中，巫觋的身影就无处不在。因为他们起到了人与神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作用。古代称从事鬼神职业的人为巫，祭祀时主持并且说赞词的人为祝，此后从事占卜祭祀的人为巫祝或者巫觋，可见巫觋在祭祀中的地位相当重要。比如在《礼记.檀弓下》：“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恶之也。”[2]他们在最初的祭祀活动中担当主要演出部分并且在而后的传承故事中又担当主要的传承人。
同时，在早期的社会中，巫觋集团占据了特殊的社会地位，成为人世间与神界之间沟通的媒介，同时也传达神界的旨意。
比如在《西门豹治邺》这则故事中，虽然最后巫祝的谎言被拆穿但是也像我们描述了巫祝是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传达者而存在的。从以上故事里看出，民间祭祀故事的大量出现是当时社会上的民众在巫觋的引导下为了生存而故意创作出来的，这和传统文化中河神的形象大相庭径。因此在早期社会，巫者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而为了地位的稳固各种祭祀活动和故事的编撰就衍生出了一些祭祀故事。
而在秦汉时期，巫觋的发展相对滞后，就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以儒家为主流意识形态对巫术的排挤。从一定程度上当权者为了加强统治，为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必须有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用以稳定天下。在当时的社会发展中，在经济紧缺与政治压力的双重压迫下就导致了巫觋集团经常会用诈骗等手段来谋取利益。他们一方面宣扬不祭祀不敬神所带来的灾难另一方面大力鼓动民众祭神从而达到所谓的平安喜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利用现有的神话和传说，史传及志怪小说来编造不同的故事。
魏晋时期是巫觋地位下降的另一个阶段，一方面巫觋在民间的地位下降自于魏晋始，处于衰落的早期；另一方面，仔细了解魏晋至宋这一时期的民间祭祀故事，都有不同程度的停滞性。而随着巫觋在民间地位慢慢的日趋日下，民间祭祀活动也渐渐消亡而祭祀故事也在齐梁时趋于式微。
二、汉代方术、小说及民间祭祀故事
汉代是巫术和民间祭祀的鼎盛时代，经济发展较快，为大量的祭祀活动奠定了物质基础。虽然无庙堂之地立足但是汉代巫术之风日盛、祭祀之广，每每见诸史料记载。《汉书·校祀志》中记载：“（王）莽遂崇鬼神祭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3]
和汉代民间祭祀的情况比起来这一时期的民间祭祀故事却寥寥无几，数量极少。如上所述，志人志怪小说在晋以后的萌芽产生和后期发展繁荣为民间祭祀故事的成熟与传播提供了一个文化衍变的平台，汉代是志怪小说初兴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有着浓厚的方术色彩。方术和巫术虽然有着同源的关系但是二者的分野还是很大的。
方术是道术前身。所谓方术，是术数和方技的统称。术数是研究“天道”的学问，包括天文、历法、五行、占卜、相术等；方技则是研究生命的学问，包括医药、房中、炼丹等。这些方术之学，方术有两种意思， 一是指古指关于治道的方法。二是指中国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气数命运的医卜星相、遁甲、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科学技术的总称。而方士与巫觋由于地位不同，所关注的点也就不同，巫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她们所依附的是社会底层，，而方术者的生活基础依附在帝王将相之间。而方术对于民间祭祀故事的冲突就在于只注重医药与炼丹两门，所以祭祀故事总是将民众得道升天作为主要脉络，由此对于志怪小说就联系到之前的神仙方术层次。志人志怪小说的文学性比较单一内容也仅限于一些特定方面，而这也是造成民间祭祀故事在汉代毫无发展的主要原因。盛极一时的民间祭祀活动作为一种可贵的文学创作素材却被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忽略了。假使，如果汉时期的民间祭祀故事能以文字的形式被记录下来，那么这一时期的故事题材更为宽泛，类型也随之丰富那么后来的发展也将影响的更为深远。
三、道教的冲击
方术本身作为某一些特定阶级的代表对民间巫术的漠视并不会造成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毕竟方术阶级本身是服务于上层社会，而民间巫术的服务对象更为广泛，主要是下层大众，两者之间并不冲突，而当方术经过不断地发展衍生与另外一些宗教进行融合逐渐就发展成为道教，这就演变成一种较为成熟而且更为具体的宗教的时候，其所服务的目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上层，而是扩大到了整个社会，因此必然会对民间小众巫术，尤其是民间祭祀活动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道教是在民间巫术的基础上结合其他较为零散的小众巫术然后不断吸收衍化而发展起来的本土宗教，鬼神信仰和鬼神崇拜是民间巫术的基础也是东汉道教形成的重要的来源，一方面，道教在每一个时期的发展都借鉴了当时祭祀和巫术的内容，所以二者之间的分界实际上是不明确的；而另一方面，道教在其发展中又必须脱离原始巫术使其具有正规宗教体系特征的过程，进而使自己与其他的宗教区别开来。[4]
早期的道教对民间巫术是区别对待的，大部分针对当时社会疾疫流行但祷祀无效的情况，吸取了巫术中的禁咒、厌胜、解除而摒弃了祭祀。[5]而《太平经》则认为：“中古理渐失，法度流就浮华。竭资财为送终之具，而盛于祭祀，而鬼神益盛，民多疾疫，鬼物为崇不可止；下古更识祀他鬼而兴阴事鬼神，而害生民。”可见道教对于巫术固然有吸收的成分。
然而道教对于民间祭祀的影响在汉代已经不明确了并且也没有明显特征，究其原因是在道教兴起的时间随着黄巾起义而放缓了并且也受到了它的影响，东晋以后，随着葛洪等人对道教进行体系化构建，道教才逐渐成为了比较成熟的宗教，并取得了当权者与普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例如葛洪的弟子陶弘景，“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6]
在随后的发展进程中，道教逐渐繁荣，而佛教的产生与发展，二者一起磨灭了民间祭祀的最后一点生存空间。究其原因，道教之于巫术，相差本来无异，很多志怪小说中提到的一些系统理念即可直接用于宣传道教，所以就没有了创作专门的志怪小说的必要。而既然没有专门代表道教立场的志怪小说，则必然就很少有直接表现道教与民间祭祀冲突的故事，所以从民间祭祀故事的层面看，道教对它的冲击与影响也要明显地低于佛教。
参考文献：
[1]方韬译注 山海经 中华书局 2009年版 第247页.
[2]杨天宇 礼记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版 第16页.
[3]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第五伦传 中华书局 1965年版 第1397页.
[4]王承文 东晋南朝之际道教对民间巫道的批判 中山大学学报 2001年04期.
[5]卿希泰 中国道教史（第一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第162页.
[6]唐李延寿 南史·陶弘景传 中华书局 1975年版 第1899页.
关键词：祭祀；巫术；方术；道教
[中图分类号]：B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2
一、巫术与祭祀故事之间的发展联系
在原始时代，人类的认知水平还不足以对自然界的一切自然现象作出理解，并且对于自然界的千变万化也产生了很强的恐惧和敬畏之心，又由于大自然的变化，于是相信有一种神灵力量在操控这一切。而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神灵物化人化的产生。比如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就提到了不周山这座神话里的名山。并且提到了夷狄两个民族的来源。而女娲之肠化为神的神话又似乎在歌颂创世神女娲。[1]通过对创世之神的歌颂与赞扬，衍化出了一系列山川河流之神。而后就逐渐发展为最开始的祭祀天地的活动，而在这些祭祀活动中又产生了一些能与之天地山川神灵沟通的人，他们就被称为巫觋。在这类祭祀故事中，巫觋的身影就无处不在。因为他们起到了人与神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作用。古代称从事鬼神职业的人为巫，祭祀时主持并且说赞词的人为祝，此后从事占卜祭祀的人为巫祝或者巫觋，可见巫觋在祭祀中的地位相当重要。比如在《礼记.檀弓下》：“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恶之也。”[2]他们在最初的祭祀活动中担当主要演出部分并且在而后的传承故事中又担当主要的传承人。
同时，在早期的社会中，巫觋集团占据了特殊的社会地位，成为人世间与神界之间沟通的媒介，同时也传达神界的旨意。
比如在《西门豹治邺》这则故事中，虽然最后巫祝的谎言被拆穿但是也像我们描述了巫祝是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传达者而存在的。从以上故事里看出，民间祭祀故事的大量出现是当时社会上的民众在巫觋的引导下为了生存而故意创作出来的，这和传统文化中河神的形象大相庭径。因此在早期社会，巫者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而为了地位的稳固各种祭祀活动和故事的编撰就衍生出了一些祭祀故事。
而在秦汉时期，巫觋的发展相对滞后，就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以儒家为主流意识形态对巫术的排挤。从一定程度上当权者为了加强统治，为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必须有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用以稳定天下。在当时的社会发展中，在经济紧缺与政治压力的双重压迫下就导致了巫觋集团经常会用诈骗等手段来谋取利益。他们一方面宣扬不祭祀不敬神所带来的灾难另一方面大力鼓动民众祭神从而达到所谓的平安喜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利用现有的神话和传说，史传及志怪小说来编造不同的故事。
魏晋时期是巫觋地位下降的另一个阶段，一方面巫觋在民间的地位下降自于魏晋始，处于衰落的早期；另一方面，仔细了解魏晋至宋这一时期的民间祭祀故事，都有不同程度的停滞性。而随着巫觋在民间地位慢慢的日趋日下，民间祭祀活动也渐渐消亡而祭祀故事也在齐梁时趋于式微。
二、汉代方术、小说及民间祭祀故事
汉代是巫术和民间祭祀的鼎盛时代，经济发展较快，为大量的祭祀活动奠定了物质基础。虽然无庙堂之地立足但是汉代巫术之风日盛、祭祀之广，每每见诸史料记载。《汉书·校祀志》中记载：“（王）莽遂崇鬼神祭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3]
和汉代民间祭祀的情况比起来这一时期的民间祭祀故事却寥寥无几，数量极少。如上所述，志人志怪小说在晋以后的萌芽产生和后期发展繁荣为民间祭祀故事的成熟与传播提供了一个文化衍变的平台，汉代是志怪小说初兴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有着浓厚的方术色彩。方术和巫术虽然有着同源的关系但是二者的分野还是很大的。
方术是道术前身。所谓方术，是术数和方技的统称。术数是研究“天道”的学问，包括天文、历法、五行、占卜、相术等；方技则是研究生命的学问，包括医药、房中、炼丹等。这些方术之学，方术有两种意思， 一是指古指关于治道的方法。二是指中国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气数命运的医卜星相、遁甲、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科学技术的总称。而方士与巫觋由于地位不同，所关注的点也就不同，巫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她们所依附的是社会底层，，而方术者的生活基础依附在帝王将相之间。而方术对于民间祭祀故事的冲突就在于只注重医药与炼丹两门，所以祭祀故事总是将民众得道升天作为主要脉络，由此对于志怪小说就联系到之前的神仙方术层次。志人志怪小说的文学性比较单一内容也仅限于一些特定方面，而这也是造成民间祭祀故事在汉代毫无发展的主要原因。盛极一时的民间祭祀活动作为一种可贵的文学创作素材却被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忽略了。假使，如果汉时期的民间祭祀故事能以文字的形式被记录下来，那么这一时期的故事题材更为宽泛，类型也随之丰富那么后来的发展也将影响的更为深远。
三、道教的冲击
方术本身作为某一些特定阶级的代表对民间巫术的漠视并不会造成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毕竟方术阶级本身是服务于上层社会，而民间巫术的服务对象更为广泛，主要是下层大众，两者之间并不冲突，而当方术经过不断地发展衍生与另外一些宗教进行融合逐渐就发展成为道教，这就演变成一种较为成熟而且更为具体的宗教的时候，其所服务的目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上层，而是扩大到了整个社会，因此必然会对民间小众巫术，尤其是民间祭祀活动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道教是在民间巫术的基础上结合其他较为零散的小众巫术然后不断吸收衍化而发展起来的本土宗教，鬼神信仰和鬼神崇拜是民间巫术的基础也是东汉道教形成的重要的来源，一方面，道教在每一个时期的发展都借鉴了当时祭祀和巫术的内容，所以二者之间的分界实际上是不明确的；而另一方面，道教在其发展中又必须脱离原始巫术使其具有正规宗教体系特征的过程，进而使自己与其他的宗教区别开来。[4]
早期的道教对民间巫术是区别对待的，大部分针对当时社会疾疫流行但祷祀无效的情况，吸取了巫术中的禁咒、厌胜、解除而摒弃了祭祀。[5]而《太平经》则认为：“中古理渐失，法度流就浮华。竭资财为送终之具，而盛于祭祀，而鬼神益盛，民多疾疫，鬼物为崇不可止；下古更识祀他鬼而兴阴事鬼神，而害生民。”可见道教对于巫术固然有吸收的成分。
然而道教对于民间祭祀的影响在汉代已经不明确了并且也没有明显特征，究其原因是在道教兴起的时间随着黄巾起义而放缓了并且也受到了它的影响，东晋以后，随着葛洪等人对道教进行体系化构建，道教才逐渐成为了比较成熟的宗教，并取得了当权者与普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例如葛洪的弟子陶弘景，“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6]
在随后的发展进程中，道教逐渐繁荣，而佛教的产生与发展，二者一起磨灭了民间祭祀的最后一点生存空间。究其原因，道教之于巫术，相差本来无异，很多志怪小说中提到的一些系统理念即可直接用于宣传道教，所以就没有了创作专门的志怪小说的必要。而既然没有专门代表道教立场的志怪小说，则必然就很少有直接表现道教与民间祭祀冲突的故事，所以从民间祭祀故事的层面看，道教对它的冲击与影响也要明显地低于佛教。
参考文献：
[1]方韬译注 山海经 中华书局 2009年版 第247页.
[2]杨天宇 礼记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版 第16页.
[3]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第五伦传 中华书局 1965年版 第1397页.
[4]王承文 东晋南朝之际道教对民间巫道的批判 中山大学学报 2001年04期.
[5]卿希泰 中国道教史（第一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第162页.
[6]唐李延寿 南史·陶弘景传 中华书局 1975年版 第18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