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文书处理的诸多制度中，关于文书载体的具体规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纸取代简牍等其他载体之后有了重大变革。纸质公文不仅在书写和携带方面远远便捷于前代公文，并也在公文的使用和保存方面深深影响了其他文书处理制度，一并推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书制度的发展。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公文；用纸制度；文书制度
[中图分类号]：G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2
伴随公文产生和发展的漫长历史，其载体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上古文字初创开始，公务活动记录依其载体大致可以分为：甲骨文书、金文文书、简牍文书、缣帛文书以及纸制文书。东晋末年，桓温诏令公文一律以纸代替简牍，至此纸张作为最主要的文书工作载体一直延续至今。
一、魏晋南北朝公文用纸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之际，纸张能够全面取代简牍成为官方文书书写载体也有着其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具体来看，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变革，统治者寻求一种物美价廉的公文书写载体。在纸张未发明之前，竹片和缣帛是文书工作最主要的书写载体，但是缣帛极为昂贵，只有皇家贵族才用得起；而简牍虽然价格低廉，但搬运起来十分沉重并不利于传阅。到了两汉魏晋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高速发展，公共事务活动也日益频繁，各类公务文书大量产生。此时简牍作为文书载体的弊端渐趋显现。简牍文书幅面狭窄，往往一篇公文要用上好几卷简牍，加之竹木简自身还具有一定的重量，这就使得内容稍多的公文并不适宜携带。可以说从主观上论，魏晋南北朝时期风云变幻、战局多变，各方统治者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都极为需要一种新型的文书载体，这种载体必须具备成本低、易书写、便于携带传阅的优点。而纸张的发明，使这一切成为了可能。
第二，造纸术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世家豪族势力深受打击，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承袭两汉麻纸技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生产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造纸原料的来源不再局限于汉中地区，造纸设备也得到革新，新的工艺技术更是大大降低了造纸成本，新的产纸区域出现，纸的传播也越来越广，造纸名工辈出。[1]可以说，纸张的出现给文书工作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革。纸张更便于携带，取材广泛不拘泥，是当时能够选择的最优文字载体。经过不断改进，纸张最终成为取代简牍的主流文书载体。
第三，书写工具显著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汉字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汉末在隶书基础上形成的楷书这时已经在社会上盛行，并产生了草书，又出现了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行书，这些都比隶书更便于书写。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毛笔制造业持续发展，毛笔日益成为人们极为重要的生活消费品。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天然石墨和人工松烟墨的制作也得到长足发展，制墨工匠也出现了官匠和私匠的区分。
这一切都有力地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书工作向前迈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大步，更是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文书制作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二、魏晋南北朝公文用纸制度的形成对其他文书制度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纸张成为文书写作的唯一载体，文书工作的管理对象发生了明显变化。为了适应新的载体，与之相关的其他文书制度也随着纸张的使用而发生了重大变革。
1、用印制度
在纸张使用之前，古代文书载体多是以竹片和木片为主。简牍最为常用的封缄用印法习惯上称之为“检”，主要是在外用绳索扎捆，固定绳索的结点，并用湿润的胶泥封住，并在其上加盖印章，为使印迹清晰，印章多采用反字阴文。这样经过半天至一天的干燥，加封就完成了。这种“封泥”之法风干时间较长，胶泥极易在自然晾干时发生意外，安全系数并不高。
公文用纸后，传统的公文用印法也发生了改变。
第一，以朱色水印取代封泥，使印章更为清晰醒目。相对于封泥盖印，朱色水印使用起来方便了许多，其使用方法类似于今天的印泥盖章，只需将带有朱色水墨的印章按压在指定位置即可。朱色水印颜色鲜明，印迹清晰，更为重要的是它不易消褪，难以作伪。正是因为朱色水印的这些优点以及使用方法的简单方便，公文制作速度得到了大幅提高。
第二，产生官印移交制度。为使水印字迹清晰，魏晋南北朝时期印章的刻字改为了反字阳文，并且为了使印字数变多，印章的方径也随之增大，这就导致主管官员携带不便，需要设专员保管。此前，官印带有官员的个人属性，离任去职无需上交官印，故而每年需要新铸官印数千，十分不便。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南朝宋时，产生了官印移交制度，官员离职需上交官印，新置官则只需沿用前印即可。
2、签押制度
签押制度是长官在公文尾端署名以表示对该公文内容负责，并使该公文生效的一个程序。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纸张逐步取代简牍成为公文的唯一书写载体，长官在公文上签字变得极为简易，签押制度便随即确立了。
《三国志·魏·少帝齐王纪》嘉平六年注引《世语》及《魏氏春秋》并云：“时安东将军司马文王镇许昌，征还击维，至京师，帝于平乐观以临军过。中领军许允与左右小臣谋，因文王辞，杀之，勒其众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文王入，帝方食栗，优人云午等唱曰：‘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者，鸭也。帝惧不敢发。”[2]青头鸡为鸭，与“押”同音。“这段史料是说一些臣僚谋划并督促少帝曹芳杀司马师之事，已经写好了诏书，只等曹芳画押即行，终因曹芳的胆怯而功败垂成。”[3]清代顾炎武曾在《日知录·押字》中评注此事时便直指长官签押制度在三国时就已经出现了。
3、骑缝押缝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受限于造纸工艺，成纸尺寸普遍较小，一件公文往往需要用到数张纸。官员在公文写成后，需要将公文纸按顺序首尾相连，制成卷轴，开则便于阅批，合则利于携带。同时，为防止抽换公文纸作伪，魏晋南北朝时期还首创了骑缝押缝制度。骑缝即在两张公文纸的粘连处加盖印章；押缝则是在两张公文纸的粘连处或是公文尾端署名，以保证公文的真实性。[4]宋代，黄伯思在《东汉余论》中也曾经提到：“魏晋以来法书，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唐怀充、沈炽文、姚怀珍等题名于首尾纸缝间，故或谓之押缝，或谓之押尾”[5]，这便证明了魏晋时期骑缝押缝制度就已经形成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书载体以纸张取代简牍的这次重大变革，对后世的文书工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纸质文书数量急剧增长，不仅在文书工作自身方面推动了其他文书制度的变革和创新，也在客观上推动了造纸业、染料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可以说，纸质公文不仅在书写和携带方面远远便捷于前代公文，更在公文的使用和保存方面深深影响了其他文书处理制度，一并推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公文制度的发展。
注释：
[1]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52.
[2]（晋）陈寿.三国志[M].卷四，魏书，三少帝纪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128.
[3]丁晓昌，冒志祥.古代公文研究[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145.
[4]杨剑宇.中国秘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103.
[5]（宋）黄伯思撰.宋本东观余论[M].上卷，记与刘无言论书.北京：中华书局，1988：107.
参考文献：
[1]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2]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丁晓昌，冒志祥.古代公文研究[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
[4]王琦.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的应用及其背景下的文档工作：[硕士学位论文].辽宁：辽宁大学，2012.
[5]杨毅.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档案文献的制作和管理技术的变革[J].兰台内外，2005（5）.
[6]顾云卿.黄纸与白纸中国古代证明文化漫谈之十一[J].中国公证.2005（12）.
[7]潘立禹.古代公文用纸琐谈[J].秘书之友.1989（5）.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公文；用纸制度；文书制度
[中图分类号]：G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2
伴随公文产生和发展的漫长历史，其载体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上古文字初创开始，公务活动记录依其载体大致可以分为：甲骨文书、金文文书、简牍文书、缣帛文书以及纸制文书。东晋末年，桓温诏令公文一律以纸代替简牍，至此纸张作为最主要的文书工作载体一直延续至今。
一、魏晋南北朝公文用纸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之际，纸张能够全面取代简牍成为官方文书书写载体也有着其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具体来看，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变革，统治者寻求一种物美价廉的公文书写载体。在纸张未发明之前，竹片和缣帛是文书工作最主要的书写载体，但是缣帛极为昂贵，只有皇家贵族才用得起；而简牍虽然价格低廉，但搬运起来十分沉重并不利于传阅。到了两汉魏晋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高速发展，公共事务活动也日益频繁，各类公务文书大量产生。此时简牍作为文书载体的弊端渐趋显现。简牍文书幅面狭窄，往往一篇公文要用上好几卷简牍，加之竹木简自身还具有一定的重量，这就使得内容稍多的公文并不适宜携带。可以说从主观上论，魏晋南北朝时期风云变幻、战局多变，各方统治者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都极为需要一种新型的文书载体，这种载体必须具备成本低、易书写、便于携带传阅的优点。而纸张的发明，使这一切成为了可能。
第二，造纸术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世家豪族势力深受打击，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承袭两汉麻纸技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生产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造纸原料的来源不再局限于汉中地区，造纸设备也得到革新，新的工艺技术更是大大降低了造纸成本，新的产纸区域出现，纸的传播也越来越广，造纸名工辈出。[1]可以说，纸张的出现给文书工作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革。纸张更便于携带，取材广泛不拘泥，是当时能够选择的最优文字载体。经过不断改进，纸张最终成为取代简牍的主流文书载体。
第三，书写工具显著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汉字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汉末在隶书基础上形成的楷书这时已经在社会上盛行，并产生了草书，又出现了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行书，这些都比隶书更便于书写。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毛笔制造业持续发展，毛笔日益成为人们极为重要的生活消费品。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天然石墨和人工松烟墨的制作也得到长足发展，制墨工匠也出现了官匠和私匠的区分。
这一切都有力地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书工作向前迈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大步，更是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文书制作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二、魏晋南北朝公文用纸制度的形成对其他文书制度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纸张成为文书写作的唯一载体，文书工作的管理对象发生了明显变化。为了适应新的载体，与之相关的其他文书制度也随着纸张的使用而发生了重大变革。
1、用印制度
在纸张使用之前，古代文书载体多是以竹片和木片为主。简牍最为常用的封缄用印法习惯上称之为“检”，主要是在外用绳索扎捆，固定绳索的结点，并用湿润的胶泥封住，并在其上加盖印章，为使印迹清晰，印章多采用反字阴文。这样经过半天至一天的干燥，加封就完成了。这种“封泥”之法风干时间较长，胶泥极易在自然晾干时发生意外，安全系数并不高。
公文用纸后，传统的公文用印法也发生了改变。
第一，以朱色水印取代封泥，使印章更为清晰醒目。相对于封泥盖印，朱色水印使用起来方便了许多，其使用方法类似于今天的印泥盖章，只需将带有朱色水墨的印章按压在指定位置即可。朱色水印颜色鲜明，印迹清晰，更为重要的是它不易消褪，难以作伪。正是因为朱色水印的这些优点以及使用方法的简单方便，公文制作速度得到了大幅提高。
第二，产生官印移交制度。为使水印字迹清晰，魏晋南北朝时期印章的刻字改为了反字阳文，并且为了使印字数变多，印章的方径也随之增大，这就导致主管官员携带不便，需要设专员保管。此前，官印带有官员的个人属性，离任去职无需上交官印，故而每年需要新铸官印数千，十分不便。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南朝宋时，产生了官印移交制度，官员离职需上交官印，新置官则只需沿用前印即可。
2、签押制度
签押制度是长官在公文尾端署名以表示对该公文内容负责，并使该公文生效的一个程序。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纸张逐步取代简牍成为公文的唯一书写载体，长官在公文上签字变得极为简易，签押制度便随即确立了。
《三国志·魏·少帝齐王纪》嘉平六年注引《世语》及《魏氏春秋》并云：“时安东将军司马文王镇许昌，征还击维，至京师，帝于平乐观以临军过。中领军许允与左右小臣谋，因文王辞，杀之，勒其众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文王入，帝方食栗，优人云午等唱曰：‘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者，鸭也。帝惧不敢发。”[2]青头鸡为鸭，与“押”同音。“这段史料是说一些臣僚谋划并督促少帝曹芳杀司马师之事，已经写好了诏书，只等曹芳画押即行，终因曹芳的胆怯而功败垂成。”[3]清代顾炎武曾在《日知录·押字》中评注此事时便直指长官签押制度在三国时就已经出现了。
3、骑缝押缝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受限于造纸工艺，成纸尺寸普遍较小，一件公文往往需要用到数张纸。官员在公文写成后，需要将公文纸按顺序首尾相连，制成卷轴，开则便于阅批，合则利于携带。同时，为防止抽换公文纸作伪，魏晋南北朝时期还首创了骑缝押缝制度。骑缝即在两张公文纸的粘连处加盖印章；押缝则是在两张公文纸的粘连处或是公文尾端署名，以保证公文的真实性。[4]宋代，黄伯思在《东汉余论》中也曾经提到：“魏晋以来法书，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唐怀充、沈炽文、姚怀珍等题名于首尾纸缝间，故或谓之押缝，或谓之押尾”[5]，这便证明了魏晋时期骑缝押缝制度就已经形成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书载体以纸张取代简牍的这次重大变革，对后世的文书工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纸质文书数量急剧增长，不仅在文书工作自身方面推动了其他文书制度的变革和创新，也在客观上推动了造纸业、染料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可以说，纸质公文不仅在书写和携带方面远远便捷于前代公文，更在公文的使用和保存方面深深影响了其他文书处理制度，一并推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公文制度的发展。
注释：
[1]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52.
[2]（晋）陈寿.三国志[M].卷四，魏书，三少帝纪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128.
[3]丁晓昌，冒志祥.古代公文研究[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145.
[4]杨剑宇.中国秘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103.
[5]（宋）黄伯思撰.宋本东观余论[M].上卷，记与刘无言论书.北京：中华书局，1988：107.
参考文献：
[1]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2]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丁晓昌，冒志祥.古代公文研究[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
[4]王琦.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的应用及其背景下的文档工作：[硕士学位论文].辽宁：辽宁大学，2012.
[5]杨毅.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档案文献的制作和管理技术的变革[J].兰台内外，2005（5）.
[6]顾云卿.黄纸与白纸中国古代证明文化漫谈之十一[J].中国公证.2005（12）.
[7]潘立禹.古代公文用纸琐谈[J].秘书之友.19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