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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翁自杀前，留下一纸遗书，上面只有两行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这是1952年年初。富翁创办的民生公司光是在海外就为新中国保存了两千余万美元的资产。如果按时下实际价值计算，可能已超过一亿美元。当然还有在大陆的资产。但是富翁自己不拿民生公司的股份，连住房也是借的银行宿舍，连家具也是向民生借的。所以，他走的时候叮嘱发妻的是，“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
这是一个没有钱的富翁。
这是一个为民造福的民营企业家。这是一个不能忘却的人和一部不能忘却的历史。
他的名字是：卢作孚。
与其同岁的梁漱溟说：“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毛泽东没有忘记他。1953年3月15日，毛泽东回顾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说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不过，在毛泽东说这话的一年前的2月8日，卢作孚自杀了。卢作孚逝世50天后，当时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检讨。检讨中宣部的理论刊物《学习》在当年前三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说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腐朽的一面。那么，一条小船起家的卢作孚还有活路吗？当人们说民生公司的时候，想到的是卢作孚；当人们说卢作孚的时候想到的是民生公司。卢作孚就是民生公司，民生公司就是卢作孚，尽管他名下分文全无。那他也没有活路。
一场政治运动席卷而来，全国性地开会、斗争、交待、揭发。如果缺乏了公正和民主，那么就会诱发人性潜在的不善甚至恶念。于是便有人“揭发”卢作孚是贪图暴利的资本家。
于是卢作孚谢世前，只说了句：“我累了，我要休息。”
人不怕工作的累，怕心累，怕那些叫人没有申辩的机会、没有地方可说、没头没脑没完没了压将下来的莫须有的罪名。
“我累了，我要休息。” 其实卢作孚一生劳累而从不言累，从来想到的只是“责任”。所以民生公司就有一种民生精神。1949年9月初，重庆大火，37条大街小巷化成焦土，民生公司的损失首当其冲。公司襄理用拖轮把两个装炸弹的船拖开，否则炸弹爆炸，那里的几万市民都会被炸死的。拖轮第三次回到码头时起火，襄理以身殉职。公司45名正在上班的员工，奋力转移被大火围住的2000多名百姓，员工自己无一人出逃。45名员工从容赴死。烧焦的仓库警卫，双手还死死抱住一支同样烧焦的枪。
没有老板在场，没有人下令要他们赴死，但是每一名员工都以生命承担起一份责任，民生的责任。每一名员工都是民生的形象代言人，每一名员工都是民生公司。我就是民生！
民生公司的历史是一部英雄史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天上狂轰滥炸，地上有10多万军工物资和大量后撤人员。卢作孚赶赴宜昌，指挥奋战40天，在川江水枯断航和宜昌失守的最后一刻，将全部人员和物资抢运入川。民生公司炸沉船舶16艘，牺牲员工百余人。
为什么一个民营企业会有这么多的雷锋？在今天，不管是国营、民营的企业，危难当头时，能不能个个是雷锋？ 当然不能要求个个是雷锋。但是为什么民生就能？
这样一个公司，没有人会小视。国民党行政院长何应钦邀卢作孚出任交通部长。10天后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又两次登门拜访，力邀卢作孚出任行政院长。卢作孚只好避到香港。但是又有一批批客人来访，望“共襄国是”。有内定到台湾接替阎锡山当行政院长的俞鸿钧，有台湾省财政厅长任显群，有台湾省“外交部长”叶公超等等。
卢作孚嘱人转告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一定从香港回大陆。船王包玉刚说过，如果卢作孚健在，就不会有今天的包玉刚。卢作孚回大陆后，周恩来总理希望他在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主持工作。但卢作孚只想着民生的责任，还是回到了重庆，做他民生实业公司的总经理。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长章伯钧和卢作孚共同签署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
1951 年10月，卢作孚被增补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4个月后，卢作孚最心爱的孙女卢晓蓉在香港得到一袋特别好的花生。她一颗一颗挑选最饱满的花生，要带给祖父母和重庆的亲人。有一颗花生里边居然有五个花生仁，晓蓉说这颗一定是给祖父的，她捧着这颗大花生嘴里不停地叫唤着祖父。她怎么想得到，就在这时，祖父走了，在她的声声呼唤中，走了。后来，年幼的晓蓉把这几颗大花生，供奉在祖父简单的坟墓前……
卢作孚的一生说来也简单——实业救国。1952年的30多年前，1921年，卢作孚和恽代英站在四川泸州的忠山，感动着对方的感动。恽代英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卢作孚认为不宜单一地革命，还要用实业造福人民，启蒙心智。之后，卢作孚订造了第一条浅水小客轮，起名叫民生号。
有时候，很根本的问题很单纯——民族的振兴，当然要实力，要实业，国营民营能抓耗子就是好猫。搞运动搞不出GDP，搞不出国际地位。卢作孚前后当了4个月的全国政协委员，就提前结束了他的人生航程。留下了多少光荣与梦想，多少求索与创伤！卢作孚这三个字，一如川西的共生矿，丰富得令人惊喜，令人感动，令人感极而泣！ 选自《学习时报》
在这篇短文中，陈祖芬以极为凝练而细致入微的笔触，勾勒出了卢作孚一生的辉煌业绩、高风亮节和悲惨结局。
卢作孚自杀，正是在“五反”运动高潮之世。也许是出于对卢作孚的尊重与爱戴，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卢作孚评传《紫雾》，并未详细描写这位圣者临死之前辗转在剃刀边缘的痛苦与呻吟。对于卢作孚的死，书中这样介绍：
1952年2月8日，在全国暴风骤雨般的“五反”运动高潮中，重庆市工会联合会和民生公司工会在民生公司联合召开了“五反”运动动员大会。会场上一幅标语写着：“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
在大会上，一直住在卢作孚家中的年轻通讯员小关，突然上台揭发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受贿”的事实。其实所谓“受贿”，不过是卢作孚在北京主持召开公司董事会时，曾请公股代表吃过便餐，看过京剧。会间休息理发时，卢作孚先生为大家付了理发费。当时，由于北京天气太冷，卢作孚做主为公股代表每人买了一件呢大衣御寒。“这就造成了公股代表的索贿罪，并由此给资产阶级的行贿进攻大开了方便之门”。显然，矛头是对着卢作孚先生的。
同时，民生公司一艘轮船在2月5日触礁沉没，在会上会下被说成是“阶级敌人”有意破坏。民生公司向加拿大政府贷款造船，也被说成是重大决策失误，是造成民生公司当时困境的根本原因^
结果，动员大会结束的当天晚上，卢作孚回家之后只说了七个字：“我累了，我要休息。”就在卧室中自杀了。
两天之后，即2月1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受政务院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委托，到卢作孚家中吊唁。同一天，惊骇万分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从北京发来唁电。毛泽东主席听到这个消息，说：“如果卢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大得多啊！”
这是一个没有钱的富翁。
这是一个为民造福的民营企业家。这是一个不能忘却的人和一部不能忘却的历史。
他的名字是：卢作孚。
与其同岁的梁漱溟说：“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毛泽东没有忘记他。1953年3月15日，毛泽东回顾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说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不过，在毛泽东说这话的一年前的2月8日，卢作孚自杀了。卢作孚逝世50天后，当时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检讨。检讨中宣部的理论刊物《学习》在当年前三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说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腐朽的一面。那么，一条小船起家的卢作孚还有活路吗？当人们说民生公司的时候，想到的是卢作孚；当人们说卢作孚的时候想到的是民生公司。卢作孚就是民生公司，民生公司就是卢作孚，尽管他名下分文全无。那他也没有活路。
一场政治运动席卷而来，全国性地开会、斗争、交待、揭发。如果缺乏了公正和民主，那么就会诱发人性潜在的不善甚至恶念。于是便有人“揭发”卢作孚是贪图暴利的资本家。
于是卢作孚谢世前，只说了句：“我累了，我要休息。”
人不怕工作的累，怕心累，怕那些叫人没有申辩的机会、没有地方可说、没头没脑没完没了压将下来的莫须有的罪名。
“我累了，我要休息。” 其实卢作孚一生劳累而从不言累，从来想到的只是“责任”。所以民生公司就有一种民生精神。1949年9月初，重庆大火，37条大街小巷化成焦土，民生公司的损失首当其冲。公司襄理用拖轮把两个装炸弹的船拖开，否则炸弹爆炸，那里的几万市民都会被炸死的。拖轮第三次回到码头时起火，襄理以身殉职。公司45名正在上班的员工，奋力转移被大火围住的2000多名百姓，员工自己无一人出逃。45名员工从容赴死。烧焦的仓库警卫，双手还死死抱住一支同样烧焦的枪。
没有老板在场，没有人下令要他们赴死，但是每一名员工都以生命承担起一份责任，民生的责任。每一名员工都是民生的形象代言人，每一名员工都是民生公司。我就是民生！
民生公司的历史是一部英雄史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天上狂轰滥炸，地上有10多万军工物资和大量后撤人员。卢作孚赶赴宜昌，指挥奋战40天，在川江水枯断航和宜昌失守的最后一刻，将全部人员和物资抢运入川。民生公司炸沉船舶16艘，牺牲员工百余人。
为什么一个民营企业会有这么多的雷锋？在今天，不管是国营、民营的企业，危难当头时，能不能个个是雷锋？ 当然不能要求个个是雷锋。但是为什么民生就能？
这样一个公司，没有人会小视。国民党行政院长何应钦邀卢作孚出任交通部长。10天后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又两次登门拜访，力邀卢作孚出任行政院长。卢作孚只好避到香港。但是又有一批批客人来访，望“共襄国是”。有内定到台湾接替阎锡山当行政院长的俞鸿钧，有台湾省财政厅长任显群，有台湾省“外交部长”叶公超等等。
卢作孚嘱人转告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一定从香港回大陆。船王包玉刚说过，如果卢作孚健在，就不会有今天的包玉刚。卢作孚回大陆后，周恩来总理希望他在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主持工作。但卢作孚只想着民生的责任，还是回到了重庆，做他民生实业公司的总经理。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长章伯钧和卢作孚共同签署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
1951 年10月，卢作孚被增补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4个月后，卢作孚最心爱的孙女卢晓蓉在香港得到一袋特别好的花生。她一颗一颗挑选最饱满的花生，要带给祖父母和重庆的亲人。有一颗花生里边居然有五个花生仁，晓蓉说这颗一定是给祖父的，她捧着这颗大花生嘴里不停地叫唤着祖父。她怎么想得到，就在这时，祖父走了，在她的声声呼唤中，走了。后来，年幼的晓蓉把这几颗大花生，供奉在祖父简单的坟墓前……
卢作孚的一生说来也简单——实业救国。1952年的30多年前，1921年，卢作孚和恽代英站在四川泸州的忠山，感动着对方的感动。恽代英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卢作孚认为不宜单一地革命，还要用实业造福人民，启蒙心智。之后，卢作孚订造了第一条浅水小客轮，起名叫民生号。
有时候，很根本的问题很单纯——民族的振兴，当然要实力，要实业，国营民营能抓耗子就是好猫。搞运动搞不出GDP，搞不出国际地位。卢作孚前后当了4个月的全国政协委员，就提前结束了他的人生航程。留下了多少光荣与梦想，多少求索与创伤！卢作孚这三个字，一如川西的共生矿，丰富得令人惊喜，令人感动，令人感极而泣！ 选自《学习时报》
在这篇短文中，陈祖芬以极为凝练而细致入微的笔触，勾勒出了卢作孚一生的辉煌业绩、高风亮节和悲惨结局。
卢作孚自杀，正是在“五反”运动高潮之世。也许是出于对卢作孚的尊重与爱戴，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卢作孚评传《紫雾》，并未详细描写这位圣者临死之前辗转在剃刀边缘的痛苦与呻吟。对于卢作孚的死，书中这样介绍：
1952年2月8日，在全国暴风骤雨般的“五反”运动高潮中，重庆市工会联合会和民生公司工会在民生公司联合召开了“五反”运动动员大会。会场上一幅标语写着：“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
在大会上，一直住在卢作孚家中的年轻通讯员小关，突然上台揭发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受贿”的事实。其实所谓“受贿”，不过是卢作孚在北京主持召开公司董事会时，曾请公股代表吃过便餐，看过京剧。会间休息理发时，卢作孚先生为大家付了理发费。当时，由于北京天气太冷，卢作孚做主为公股代表每人买了一件呢大衣御寒。“这就造成了公股代表的索贿罪，并由此给资产阶级的行贿进攻大开了方便之门”。显然，矛头是对着卢作孚先生的。
同时，民生公司一艘轮船在2月5日触礁沉没，在会上会下被说成是“阶级敌人”有意破坏。民生公司向加拿大政府贷款造船，也被说成是重大决策失误，是造成民生公司当时困境的根本原因^
结果，动员大会结束的当天晚上，卢作孚回家之后只说了七个字：“我累了，我要休息。”就在卧室中自杀了。
两天之后，即2月1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受政务院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委托，到卢作孚家中吊唁。同一天，惊骇万分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从北京发来唁电。毛泽东主席听到这个消息，说：“如果卢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大得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