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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是联系学校和社会的纽带,也是增强职校学生专业技能的有效途径。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实习也成为了学生叩开企业大门的敲门砖。所以,每到寒暑假,实习大军风起云涌。然而,近几年来,职校生在企业实习期间受到各种意外伤害的情况时有发生,伴随而来的是频发的责任不明、求偿受阻的案例。
作为一个即将面临社会选择的职业学校学生来说,应该做好哪些方面的准备呢?学校在学生实习安全问题上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怎样防止实习安全事故的发生呢?下面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些案例,从案例中剖析实习安全的一系列问题,相信会给即将走向实习的学生们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
【典型案例1】小李是某高级技工学校2005届化学制药系毕业生,2004年2月16日,她被学校推荐到某药业公司实习,从事药品包装工作。小李工作两个月后,突然感到浑身酸疼,腰部疼痛尤为厉害。后经省职业病医院诊断,并经询问得病时的工作情况和化验,才最终被确诊为汞中毒。小李为治病前期已花去各种费用1万多元,父母为给她治病已债台高筑。为向加害单位讨要费用继续治疗,8月13日下午,其父代她找曾经实习的某药业公司,商量让该公司付一些医疗费的事宜,但遭到拒绝。
无奈,小李的父亲起诉到法院,要求某药业公司赔偿她各项损失费12700余元。原告小李一方拿着医院化验的病因单据,坚持认为汞中毒是被告方、即上述某药业公司造成的,是该公司不负责任,没有告知小李进场实习时应注意的事项,特别没有告知该工作有毒,更没有向小李发放护手护面的防护用具。正是该公司存在失误,才给原告小李造成了身体损害,因此,要求该药业公司赔偿自己的医疗费、工伤津贴、营养费和由此花去的交通费等费用。
而作为被告的上述某药业公司则称,小李作为一名实习生,不论从我国《劳动法》来看,还是从《合同法》或者《工伤保险条例》等规定来看,都没有明文确定实习生为法律上的“劳动主体”“合同主体”或“工伤赔偿主体”,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工伤赔偿于法无据,无理可谈。
【典型案例2】某高校学生李某在保险公司实习期间发生车祸。由于李某是按照学校与保险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到该保险公司实习,对于赔偿责任应由谁承担,几方发生争执。
天津市某高校的学生李某,按照学校与某保险公司签订的“订单式”人才培养协议,在大二时来到保险公司实习。2008年11月某日,李某乘坐保险公司司机驾驶的车辆外出勘查事故。行驶至外环线迎水道时,司机因躲闪其他车辆而撞上了灯杆。此次事故造成李某等三人受伤。
车祸发生后,李某被送到交管部门指定的医院就诊。其间,保险公司支付了医疗费4.7万余元。但由于赔偿问题最终未能解决,李某将保险公司、自己所在学校和司机一起告上法庭。庭审中,李某要求三被告赔偿其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失费等各项损失13万余元。
庭审中保险公司认为,李某首先是某学校的学生,应由该学校与保险公司共同对李某进行经济补偿。其次,李某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没有系安全带,造成损害结果扩大,应据此减轻保险公司的补偿金额。
学校方则认为,本案系人身损害侵权案件,而学校与李某是教育服务关系。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学校对于本次事故没有过错,与李某的伤情更无因果关系,所以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保险公司司机在事发时的行为不符合构成紧急避险的条件。李某在履行职务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因此给李某造成的损失,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李某实习期间在保险公司,已脱离该学校的管理范围。按保险公司与该学校的协议,实习期间由保险公司指派指导教师,而该学校无法进行现场监督管理,故该学校在对李某于实习过程中所受损害,在主观上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一审判令保险公司赔偿李某各项损失6.5万元。
【典型案例3】一个花季女大学生,实习期还有最后一个月,却莫名其妙出现精神异常,2009年6月的一天深夜,她全身赤裸跳下宿舍楼。
当警方鉴定女大学生为自杀之后,女大学生在尸检后被火化。但是,当家属拿到女大学生的遗物时,愕然发现她在出事前的日记中,有一篇题为《特殊事件》,隐晦地记载了自己在“特殊房”的经历。
经过近半年的奔波,女大学生的父母终于在最近向法院递交了诉状,起诉女儿所在学校与实习酒店,索赔62万余元。
学校与酒店向佩佩的父母支付了一共11万元的“人道主义补偿金”,算是对他们的安慰。
律师认为,如果公安机关通过侦查确认不是他杀,那么精神失常的人是不属于自杀的。学校在实习期间疏于管理,在发现她患有精神病期间学校和酒店未尽教育、管理、保护监护之责,致使惨剧发生,学校应与酒店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典型案例4】小凯、小张、小李等三人均是常州新北区一家职业高校机电系的在校大二学生,2009年12月下旬,按照学校规定,他们和该校二年级的其他50多名学生一起到常州戚区一家电子厂参加为期两个月的“工学交替”活动,谁也没有想到,实习时与工厂女工闲聊也会遭到吃醋者的暴打。
据这家高校机电系的刘副主任介绍,具体的事件大概起因非常简单,实习时,小凯与同一生产线上的女工小梅(化名)经常说笑,两人聊的内容虽然仅限于工作方面,但这还是引起长期暗恋小梅的工厂职工过某的不快。于是过某召集两名同伴,趁小凯等人休息时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拿起工厂内的铁棍等便打小凯,小张和小李过来劝架时也被打伤。打完之后,过某及两名同伴便逃之夭夭,前去一起实习的同学赶紧报警,随后,被打伤的三名同学被送去医院治疗。“小凯的伤势最重,眉骨部分被缝了六针。”据了解,小凯半年之后才能确定是否需要进行整容。另外两名同学后脑勺部位也分别被打得缝了两针。
事发后,厂方和学校都十分重视,厂方负责人承担了所有的医药费,并对学生进行安抚,目前,当地派出所正在找寻伤人者过某及其同伴的下落。
郑主任称,为了学生安全,学校安排专车接送,并且有指导老师跟着。考虑到学生的辛苦付出,校方和企业协商,按照常州每月最低工资标准给予学生每月850元。
【典型案例5】江苏句容小伙杨某2004年9月被无锡某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录取,成为该校焊接技术与自动化专业的学生。2008年7月,杨某由学校安排到江苏某工程装备公司从事焊接工作实习。
2008年11月11日,杨某在工作时被钢板砸伤了左脚。送到医院后,被诊断为左1-5趾多发粉碎性骨折。杨某在医院住了30天,其医疗费大部分由学校和实习公司支付。2009年8月,杨某拿到了司法鉴定结果,他被鉴定为九级残疾,误工期限为5个月,护理期限为2个月,营养期限为3个月。
为了协商赔偿的事,杨某及家人多次奔走于学校和实习公司之间,但始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无奈之下,杨某一纸诉状将学校和实习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两被告赔偿相关损失合计91332.64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校方辩称,杨某虽然是该校的学生,但发生事故是在企业正常的实习期间。学校已经尽到了对学生教育管理的义务,只承担两成责任。实习公司则辩称,原告到单位来实习是基于单位与学校的约定,原告是受学校的安排来单位实习的,单位最多承担六成责任。
法院受理此案后,多次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最终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原告杨某的相关损失,扣除已支付部分,共计76352.9元,由学校承担22000元、实习公司承担54352.9元。
主审法官认为,目前,我国法律对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之间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并没有作出相关规定,企业与实习学生之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因为学生是受学校安排到实习企业工作,获得工作经验,实习是学生学习阶段的延伸,故在校生实习期间受伤,不能通过工伤赔偿制度来获得赔偿,而应按照一般民事侵权赔偿处理。
【专家视点】在实习过程中,伤害案件频发,归结原因,是企业、学校和学生三方的责任。
学生:安全意识有待加强
学生在实习前,一方面由于对企业的生产环境不太了解,而缺乏对生产安全的心理准备,而另一方面,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程度则决定了他们的安全知识水平参差不起,不少学生安全意识淡薄,操作技能水平低下,给安全生产留下了隐患。
学校:安全教育流于形式
虽然现在很多职业学校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都进行了安全生产教育,但究竟成效怎样,还不得而知。学校的安全教育流于形式,没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学校的安全教育只停留在课堂教育上,要求学生记住通用性的规章制度、安全防范注意事项等,没有站在企业的真实生产环境下理解安全问题。
企业:安全管理松懈
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到,部分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都建立了安全管理机构,有明确的实习管理制度,保障实习期间的管理与指导。而有些实习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大多数自身安全管理机构不完备,管理松懈,职能及安全生产制度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实习指导师傅安全意识不强,这也对实习生的安全造成影响。
学校与企业实习单位缺乏沟通
学校与企业的沟通不够,直接导致了安全责任制不明确。学校缺少与企业良好的沟通,没有与企事业单位签订实习生安全实习协议等,明确双方的管理职责。很多情况是校方联系人跟企事业单位有关部门联系,或由学生自己找单位实习。企事业单位认为他们提供学生实习,是对学校的一种支持,但缺乏严格的实习管理制度,存在学校、企业双方的管理均不到位等现象,出现责任事故后又互相推诿。
作为一个即将面临社会选择的职业学校学生来说,应该做好哪些方面的准备呢?学校在学生实习安全问题上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怎样防止实习安全事故的发生呢?下面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些案例,从案例中剖析实习安全的一系列问题,相信会给即将走向实习的学生们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
【典型案例1】小李是某高级技工学校2005届化学制药系毕业生,2004年2月16日,她被学校推荐到某药业公司实习,从事药品包装工作。小李工作两个月后,突然感到浑身酸疼,腰部疼痛尤为厉害。后经省职业病医院诊断,并经询问得病时的工作情况和化验,才最终被确诊为汞中毒。小李为治病前期已花去各种费用1万多元,父母为给她治病已债台高筑。为向加害单位讨要费用继续治疗,8月13日下午,其父代她找曾经实习的某药业公司,商量让该公司付一些医疗费的事宜,但遭到拒绝。
无奈,小李的父亲起诉到法院,要求某药业公司赔偿她各项损失费12700余元。原告小李一方拿着医院化验的病因单据,坚持认为汞中毒是被告方、即上述某药业公司造成的,是该公司不负责任,没有告知小李进场实习时应注意的事项,特别没有告知该工作有毒,更没有向小李发放护手护面的防护用具。正是该公司存在失误,才给原告小李造成了身体损害,因此,要求该药业公司赔偿自己的医疗费、工伤津贴、营养费和由此花去的交通费等费用。
而作为被告的上述某药业公司则称,小李作为一名实习生,不论从我国《劳动法》来看,还是从《合同法》或者《工伤保险条例》等规定来看,都没有明文确定实习生为法律上的“劳动主体”“合同主体”或“工伤赔偿主体”,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工伤赔偿于法无据,无理可谈。
【典型案例2】某高校学生李某在保险公司实习期间发生车祸。由于李某是按照学校与保险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到该保险公司实习,对于赔偿责任应由谁承担,几方发生争执。
天津市某高校的学生李某,按照学校与某保险公司签订的“订单式”人才培养协议,在大二时来到保险公司实习。2008年11月某日,李某乘坐保险公司司机驾驶的车辆外出勘查事故。行驶至外环线迎水道时,司机因躲闪其他车辆而撞上了灯杆。此次事故造成李某等三人受伤。
车祸发生后,李某被送到交管部门指定的医院就诊。其间,保险公司支付了医疗费4.7万余元。但由于赔偿问题最终未能解决,李某将保险公司、自己所在学校和司机一起告上法庭。庭审中,李某要求三被告赔偿其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失费等各项损失13万余元。
庭审中保险公司认为,李某首先是某学校的学生,应由该学校与保险公司共同对李某进行经济补偿。其次,李某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没有系安全带,造成损害结果扩大,应据此减轻保险公司的补偿金额。
学校方则认为,本案系人身损害侵权案件,而学校与李某是教育服务关系。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学校对于本次事故没有过错,与李某的伤情更无因果关系,所以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保险公司司机在事发时的行为不符合构成紧急避险的条件。李某在履行职务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因此给李某造成的损失,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李某实习期间在保险公司,已脱离该学校的管理范围。按保险公司与该学校的协议,实习期间由保险公司指派指导教师,而该学校无法进行现场监督管理,故该学校在对李某于实习过程中所受损害,在主观上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一审判令保险公司赔偿李某各项损失6.5万元。
【典型案例3】一个花季女大学生,实习期还有最后一个月,却莫名其妙出现精神异常,2009年6月的一天深夜,她全身赤裸跳下宿舍楼。
当警方鉴定女大学生为自杀之后,女大学生在尸检后被火化。但是,当家属拿到女大学生的遗物时,愕然发现她在出事前的日记中,有一篇题为《特殊事件》,隐晦地记载了自己在“特殊房”的经历。
经过近半年的奔波,女大学生的父母终于在最近向法院递交了诉状,起诉女儿所在学校与实习酒店,索赔62万余元。
学校与酒店向佩佩的父母支付了一共11万元的“人道主义补偿金”,算是对他们的安慰。
律师认为,如果公安机关通过侦查确认不是他杀,那么精神失常的人是不属于自杀的。学校在实习期间疏于管理,在发现她患有精神病期间学校和酒店未尽教育、管理、保护监护之责,致使惨剧发生,学校应与酒店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典型案例4】小凯、小张、小李等三人均是常州新北区一家职业高校机电系的在校大二学生,2009年12月下旬,按照学校规定,他们和该校二年级的其他50多名学生一起到常州戚区一家电子厂参加为期两个月的“工学交替”活动,谁也没有想到,实习时与工厂女工闲聊也会遭到吃醋者的暴打。
据这家高校机电系的刘副主任介绍,具体的事件大概起因非常简单,实习时,小凯与同一生产线上的女工小梅(化名)经常说笑,两人聊的内容虽然仅限于工作方面,但这还是引起长期暗恋小梅的工厂职工过某的不快。于是过某召集两名同伴,趁小凯等人休息时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拿起工厂内的铁棍等便打小凯,小张和小李过来劝架时也被打伤。打完之后,过某及两名同伴便逃之夭夭,前去一起实习的同学赶紧报警,随后,被打伤的三名同学被送去医院治疗。“小凯的伤势最重,眉骨部分被缝了六针。”据了解,小凯半年之后才能确定是否需要进行整容。另外两名同学后脑勺部位也分别被打得缝了两针。
事发后,厂方和学校都十分重视,厂方负责人承担了所有的医药费,并对学生进行安抚,目前,当地派出所正在找寻伤人者过某及其同伴的下落。
郑主任称,为了学生安全,学校安排专车接送,并且有指导老师跟着。考虑到学生的辛苦付出,校方和企业协商,按照常州每月最低工资标准给予学生每月850元。
【典型案例5】江苏句容小伙杨某2004年9月被无锡某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录取,成为该校焊接技术与自动化专业的学生。2008年7月,杨某由学校安排到江苏某工程装备公司从事焊接工作实习。
2008年11月11日,杨某在工作时被钢板砸伤了左脚。送到医院后,被诊断为左1-5趾多发粉碎性骨折。杨某在医院住了30天,其医疗费大部分由学校和实习公司支付。2009年8月,杨某拿到了司法鉴定结果,他被鉴定为九级残疾,误工期限为5个月,护理期限为2个月,营养期限为3个月。
为了协商赔偿的事,杨某及家人多次奔走于学校和实习公司之间,但始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无奈之下,杨某一纸诉状将学校和实习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两被告赔偿相关损失合计91332.64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校方辩称,杨某虽然是该校的学生,但发生事故是在企业正常的实习期间。学校已经尽到了对学生教育管理的义务,只承担两成责任。实习公司则辩称,原告到单位来实习是基于单位与学校的约定,原告是受学校的安排来单位实习的,单位最多承担六成责任。
法院受理此案后,多次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最终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原告杨某的相关损失,扣除已支付部分,共计76352.9元,由学校承担22000元、实习公司承担54352.9元。
主审法官认为,目前,我国法律对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之间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并没有作出相关规定,企业与实习学生之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因为学生是受学校安排到实习企业工作,获得工作经验,实习是学生学习阶段的延伸,故在校生实习期间受伤,不能通过工伤赔偿制度来获得赔偿,而应按照一般民事侵权赔偿处理。
【专家视点】在实习过程中,伤害案件频发,归结原因,是企业、学校和学生三方的责任。
学生:安全意识有待加强
学生在实习前,一方面由于对企业的生产环境不太了解,而缺乏对生产安全的心理准备,而另一方面,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程度则决定了他们的安全知识水平参差不起,不少学生安全意识淡薄,操作技能水平低下,给安全生产留下了隐患。
学校:安全教育流于形式
虽然现在很多职业学校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都进行了安全生产教育,但究竟成效怎样,还不得而知。学校的安全教育流于形式,没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学校的安全教育只停留在课堂教育上,要求学生记住通用性的规章制度、安全防范注意事项等,没有站在企业的真实生产环境下理解安全问题。
企业:安全管理松懈
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到,部分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都建立了安全管理机构,有明确的实习管理制度,保障实习期间的管理与指导。而有些实习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大多数自身安全管理机构不完备,管理松懈,职能及安全生产制度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实习指导师傅安全意识不强,这也对实习生的安全造成影响。
学校与企业实习单位缺乏沟通
学校与企业的沟通不够,直接导致了安全责任制不明确。学校缺少与企业良好的沟通,没有与企事业单位签订实习生安全实习协议等,明确双方的管理职责。很多情况是校方联系人跟企事业单位有关部门联系,或由学生自己找单位实习。企事业单位认为他们提供学生实习,是对学校的一种支持,但缺乏严格的实习管理制度,存在学校、企业双方的管理均不到位等现象,出现责任事故后又互相推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