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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滋，岩石学家。1927年6月生于江苏泰兴。195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南京大学地学院院长、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地质学与地球物理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近年来，王院士在多个场合呼吁，研究型大学的首要任务是育人，在新形势下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教学与科研”、“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本科生与研究生培养”和“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四个平衡。不久前，王院士就此话题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记者：很多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都受困于科研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关系，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作为一名曾经担任过南京大学副教务长和副校长的老教育工作者、科学家，您认为大学应该如何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王德滋：当前，国内一些高校在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上存在不少问题，不同程度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说到怎样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首先涉及我们如何理解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何谓研究型大学？国内外有多种不同角度的分类法。“研究型大学”这个概念，是由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1994年提出的。按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2005年的分类方法，研究型大学的主要特征，一是要具备从学士到硕士、博士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二是每年至少培养出50名博士并授予学位，三是承担较多的重点科研项目，每年获得联邦政府经费资助不少于4000万美元。
近代以来，创办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许多中国教育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吴有训先生是我国最早提出研究型大学办学思想或办学理念的教育家之一。吴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三四十年代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曾培养出钱伟长、钱三强、朱光亚等物理界精英。抗战胜利后，吴先生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校长。那个时期吴先生就曾鲜明地提出：要“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在吴先生看来，研究型大学有两个标志，一是大学的科学研究要达到国际水平，二是大学的科研与教学要紧密结合。我以为，吴先生的办学思想、理念，至今仍不过时。
若以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标准衡量，我国现有的“985工程”高校和部分“211工程”高校都属于研究型大学。当然，在办学水平上，与美国相比，中国高校还有相当的差距。其中，我国尚未在诺贝尔科学奖上实现零的突破。这也是引发“钱学森之问”或“钱学森之忧”的直接诱因。
培养人才和开展科研是研究型大学的两项基本任务，二者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高度协调的。如果研究型大学抓了科研而丢了教学，就失去办学的意义了。因为，无论是哪一类大学，培养人都是其首要任务，研究型大学也不例外。
记者：从管理角度看，应该如何兼顾教学与科研的平衡呢？
王德滋：在目前对教师的考核指标体系中，科研质量是硬指标，容易量化，有可比性，而教学质量是软指标，不易量化。科研评价体系和教师考核指标的偏差，导致了教学与科研的“失衡”。高校管理部门应该从改革教师考核指标抓起，增加教学工作在教师考核指标中的比重。同时，教学工作应当尽可能量化，使之也成为“硬指标”。要明确规定教授、优秀教师必须上讲台，必须到教学第一线，确定教师必须承担的最低教学工作量；明确要求教师上课做到教学大纲、教材、教学参考书、实验教学指导书等教学文件齐全；明确提出教学质量的具体要求等等。对教学要求明确了、具体化了，对教学的考核和要求也可以“硬”起来。
2012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文件，大家也称之为“高教质量30条”。这份文件提出“把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基本制度”，基础课教师应重点考核“教学任务、教学质量、教研成果和学术水平”等多项措施。我认为，提出这样的综合考核措施，在指标体系中设定对教学工作的具体要求，是比较全面的，也很有必要。
最近，教育部杜玉波副部长也发表讲话，强调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第一标准就是看人才培养的质量。教育部的导向很鲜明，很有现实意义。尽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只要指挥棒的指向正确，政策措施不断强化和落实，相信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失衡状态将得以改变。
记者：您对改进高校教师的科研考核与评价有何建议？
王德滋：多年来，我国高校科研上的压力有增无减，这与各式各样的大学排行榜有密切关系。社会舆论过于关注大学排行榜，给大学校长带来很大的压力。许多大学排行榜实际上是科研的排行榜，其指标体系严重忽视大学的教学质量和水平。
我还要特别提出，即便是科研考核，也不能只看SCI论文数量，不看质量，不考虑科研成果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贡献。单纯依靠排行榜，片面考量科研，既是不自信的表现，也不利于学科建设和发展。我举个例子。1947年，南大地质系（当时叫中央大学地质系）徐克勤教授以其矿床学的渊博学识，最早在湖南南部发现了我国第一个矽卡岩型白钨矿床，后经地质勘探证实，这是一个特大型白钨矿床。之后，他分析了该矿的成矿过程和分布规律，在我国《地质学报》发表了一篇论文，由此在华南发现了一大批白钨矿床，使得我国黑钨加白钨储量居于世界首位。这项成果若放在今天的考核体系下，无论从国内期刊的影响力，还是论文的数量上，都不占优势，但却实实在在地服务国家的需求，引领学术的发展和学科的建设，其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无可估量。
记者：在研究型大学中，青年教师科研的压力确实比较大，很难处理好与教学工作的关系。作为过来人，您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和青年教师分享？
王德滋：从现在很多高校的实际情况看，在“重科研轻教学”政策导向下，青年教师要想在学校立住脚，首先必须过“科研坎”。我做了一些调研，现在多数教师大体是“三七开”，把主要精力（70%）用在科研上，只把少量精力（30%）用于教学工作，不少教师认为教学工作过得去就行了。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环节被忽略了。比如，一些重要的基础课，应当由老中青教师组成教学团队来完成，而不是包课到人，现在教师都忙于搞科研，在教学上互相之间不交流、不合作，也不进行观摩教学。教师往往讲完课就完事，师生之间很少互动。韩愈说的好：“弟子不必不如师”。师生互动其实也是教学相长的过程。在美国，大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非常注重课堂讨论，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做研究。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我从1950年毕业留校任教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一肩挑，确实很辛苦，但毕竟也走过来了。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时间安排的问题。我情愿多牺牲一点休息时间，尽量不耽误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时代前进了，年轻人要多一些理想，多一些对事业的热爱和对科学真理的执著追求，这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记者：南京大学素有重视基础课程教学的传统，您在南京大学学习、工作了60多年，还能记起当年“教授上基础课”的场面吗？
王德滋：和许多具有优良学风的高校一样，南大对教学工作一直非常重视，特别是，“教授上基础课”是有传统的。我1946年考入当时的中央大学地质系，当时的校长就是吴有训先生。我作为刚入学的新生渴望见到仰慕已久的吴校长，很想一睹他的风采。后来听学长介绍，要见到吴校长并不难，因为他亲自给物理系一年级讲授“普通物理学”。于是我早早来到教室门口等候，上课铃响过，高高的个儿、身着灰色长袍的吴校长，夹着厚厚的讲稿走到我们面前，频频点头微笑。他讲课娓娓动听，不时停下来亲切地询问：“听懂了没有？”吴有训校长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校教师树立了重视基础课教学的榜样。
“普通地质学”是地质系的入门课程。我读书时，这门课是由系主任张更教授亲自讲授的。张先生讲授时的话语，言犹在耳，印象十分深刻。再如地质系最早的“海归”、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博士徐克勤先生，长期担任南大地质系系主任，我听过他亲自讲授的三门基础课。1950年我毕业留校任教，做过李学清教授的助教。李先生是我国地质学先驱丁文江先生的嫡传弟子，他是地质系首任系主任。他讲授“矿物学”、“岩石学”两门基础课，堪称一丝不苟。
重视教学工作、教授上基础课的传统在南大一直延续着。我自己培养的博士，留校的就有三人，现在其中两位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他们现在也都在上本科生的基础课。所以，学风的传承很重要，薪尽火传，惠及一代代学子。
记者：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最终要落实到人才的培养上。关于通才还是专才、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的讨论也颇多，这方面您有怎样的见解？
王德滋：研究型大学，应该着眼于培养“高素质、宽基础和具有创新潜力”的人才，应该做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在南京大学的本科教学改革中，陈骏校长倡导实施“三三制”的人才培养模式，将本科生培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通识教育，第二阶段进行专业教育，第三阶段为学生面向读研、出国、就业而实施多元化培养。改革已经经历了四年一轮的全过程，取得了初步成效，同时学校也在总结经验，不断地修正，不断地完善。
我理解，通识教育实质上是一种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由于专业性质的差异，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应该寻求合理的“平衡点”，不应“一刀切”。最近，我对国外的大学教育做了一些调研，美国代顿大学（University of Dayton）是一所以工科为特色的研究型大学，我研究了该校2013年4个不同类型专业的教学计划。基础型专业的通识、通修课程为44 学分，应用型专业为40学分，四个专业的选修课均为24学分，总学分则有明显差异：基础型专业为124，应用型专业为134，说明应用型专业的专业课比重大于基础型专业，这在美国大学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我国大学的本科教育具有借鉴意义。我还做了代顿大学地质学专业与南京大学地质学专业的学分分布对比，南大和代顿大学在通识通修课上的学分百分比大体相当（南大为39，代顿大学为36），但在专业课的学分比例上，代顿大学比南大多了50%（南大为30，代顿大学为45），开放选修课两校分别为南大31，代顿大学19。相比之下，美国大学的地质学专业，比较注意专业课的分量，而南大地质学基地班的专业课学分比例只占30%，显然偏低了，被忽视了，必须对教学计划进行必要的调整，才能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
选修课方面，国内一些研究型大学仿照美国大学的教学模式，一般都开设了数百门甚至上千门课程，数量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教学的质量和设课的目的。一方面，应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筛选”，力求完善；另一方面，在学生选修课程时，院系和教师应加强指导，应使选修课程的开设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服务，避免由于学生选课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带来的浪费。比如人才市场需要既懂地质知识又懂经济的矿业经济人才，那么教师就应该指导地质专业学生选修经济类相关的课程，从而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提高深造和就业的竞争力。
记者：除了“教学与科研的平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您觉得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作为一直关注南大发展的老校长，您觉得南大在教学工作中还有哪些好的做法可以分享？
王德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还有另外两个“平衡”也非常关键，一是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的平衡，二是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平衡。
在研究型大学里，研究生是开展科研的重要生力军，研究生工作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结合点。不言而喻，优质的研究生来自优质的本科生。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使越来越多的本科生通过免试推荐或考试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让本科生培养与研究生培养衔接起来，“读研率”应成为考量研究型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南京大学，目前读研率最高的是历史学科和天文学科，2013年均达到73%，中国科技大学本科生的读研率全校平均达到72%，“英才班”的读研率高达94.6%，而南大的匡亚明学院的读研率有一年曾达到94%，二者可谓旗鼓相当。
最近中科院所属的5个有关地质和地球化学领域的研究所与南京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协议规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可以在本科阶段的后期介入人才培养工作，例如为学生开设专题课，指导毕业论文，或实施本硕连读等。最近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大学，从今年起开始招收本科生，实施本科生与研究生一体化培养，这同样说明研究生生源的重要性，培养精英人才要从源头抓起，培养环节上的衔接是必由之路。此外，研究型大学还应加强与国际知名大学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签订联合培养博士生协议，以提高我国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记者：您刚才还提到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平衡，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战略选择？
王德滋：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她是南大的老校友。1988年，吴先生回母校访问时，曾对学科建设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基础科学是发展应用科学之本，正如鱼和水的关系，没有水就没有鱼，希望南大继续为基础科学树本，为未来应用科学推进”。
21世纪以来，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与科技发展的需要，南京大学适时地提出了“规模适度，内涵发展”的办学方针，这是根据自身校情确定的正确的办学方针。在学校发展的战略选择上，南大至今未合并一所学校，而是依托学校基础学科的优势，走内涵发展的道路，通过校内学科交叉和理工结合的方式发展新兴应用学科，并已在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软件工程、生物技术、水资源和环境保护等七个应用与现代工程学科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学科建设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为了促进新兴、应用学科的发展，南大从国内外大力引进领军人才，引进一个，带进一批，其中还引进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担任化学与生物医药科学研究所的所长。
同时，应用学科的发展，还应加强与校外有关院所合作，实行优势互补，联合办学。“十二五”期间，国家正分批建立若干个“协同创新中心”，这是以国家目标为导向、以高校为核心、联合国内相关部门所形成的大型联合体，其建立和运作，对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必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例如“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即为教育部批准建立的首批“中心”之一，南大是其主持单位。外交部、国家海洋局、海南省等相关部门为支持单位，由我校研究海洋资源的王颖院士牵头，包括文科院系的众多相关学科专家参与，协调国内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实行学科交叉、互补，共同致力于南海的历史、地理、资源和战略决策等综合研究，为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作出应有的贡献。类似这样的大协作，也将有助于南大自身的学科发展。
记者：您谈到的“四个平衡”、四个关系的处理，归根结底是围绕“育人”展开的吧。
王德滋：大学是育人的地方，培养人才是最根本的任务，是第一位的。处理教学与科研、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本科生与研究生培养、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关系，都必须围绕育人这个中心；处理不好这四对关系，就会直接影响到“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的问题。
记者：近年来，教育部为进一步提升本科教学质量、着力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项目受到广泛好评。您怎么看待未来开放课程对促进高校教学质量提升的意义？
王德滋：我对在线课程非常感兴趣，我认为这种校园课堂之外的教学也很重要。网上有我做的两个讲座，一个讲座是“自然、资源与人”，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源的利用、环境的保护、减灾防灾都和地球科学息息相关，应该让更多的人认识和关注。据统计，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00人次通过各种方式听过这个讲座。另一门是“中国观赏石”，这一讲座体现的是地质学与美学的融合。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从中感受到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除了从事教学、科研外，教授也应该服务社会。这类针对大、中、小学生及社会公众的讲座，应该在更大范围内共享，陶冶大众情操，激发更多的人学习科学的兴趣，使更多的人受到启发。
南大地科院舒良树教授是国家精品课程“普通地质学”的承担者。他所编著的《普通地质学》教材，由地质出版社出版，不到3年时间，重印9次，达65000册，近50所高校选用了这本教材。最近，这门课程教学全过程的录像被放到网上，这一优质教学资源通过视频可让更多的学子受益。舒良树的科研工作也很出色，2013年他获得了“李四光奖（教师奖）”，像舒良树这样全面的教师，南大还有不少。
记者：提高教学质量离不开好教材，好教材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意义重大。近年来，高校教师对教材编写的积极性并不高。您对此怎么看？
王德滋：一本好的教材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我对此有切身体会。我对地学发生兴趣并走上地质学研究之路，源于在高中读书时受到一本书的启蒙。那是很偶然的一天，我在邻居家看到了一本《地质学》，那应该是民国时期的第一本地质学教材，书中配了很多图片，都非常精美。我当时就被书中描述的美妙的地质现象深深地吸引住了，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那时起我就埋下了日后立志学习地质科学的种子。后来我一直非常重视教材建设工作，可能也与此有关。该书的作者是谢家荣先生。谢先生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长期担任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处长，还兼任中央大学（南大前身）地质系教授。
编写教材本来是教师应该负起的责任，也是教师教学能力的体现。南大出了不少好教材，实际上也是重视本科教学的结果，这也是前几年南大接受本科教学评估时，一些老教授得出的共识。但也许是教材编写在考核指标中常被忽视或份额偏低，不如SCI论文和科研项目来得重要，教师对于编写教材的积极性就偏低了。其实，撰写高水平的教材不仅是教学成果的总结，也是科研能力的体现。南大有些好的教材像戴安邦的《无机化学教程》、胡宏纹的《有机化学》、傅献彩和陈懿合著的《物理化学》教材，以及卢德馨编著的《大学物理》教材都是教师毕生科研成果和教学经验的凝练，代表很高的学术水平，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写出的，所以我一直在积极从事并大力推动教材建设工作。
早在1961年我就在高教出版社出了第一本教材《晶体光学》，后来1965年任教务处长时又出版了《光性矿物学》教材，1974年这本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再版，1982年任教务长时，我和一位同事合编了一本教学参考书《火山岩岩石学》。进入21世纪以后，2006年，我在地科系实验室，发现学生仍在使用字迹已经模糊的1974年版的《光性矿物学》，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我觉得30年没有更新教材是我的严重失职，应该重新修订并推进地科院主干课教材的编写工作。我和当时博士刚毕业留校任讲师的谢磊，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光性矿物学》（第三版）的修订工作。原来不够精确的手绘图，全部改用计算机绘成，图片数量多达200多张，还包括不少显微照片。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教材的合作者，谢磊也成长起来了，现在已经是副教授了。 记者：您对青年一辈的培养和提携真是身体力行啊，您在帮助青年教师成长方面也有不少心得吧？
王德滋：我曾多次向校领导建议，一定要做好年轻教师的选留和培养工作。他们是南大的未来，南大这步棋走好了，在未来的竞争中就会保持领先。我也一直以“伯乐”自勉，以发现优秀年轻人才为己任，愿意作为他们的“教练”，为他们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奋战提供支持。
以科研项目带动年轻人的培养是很好的方式。1997年我主持的一项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就组织了一个老中青三结合、以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为主体的团队，历经四个年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3年获得了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我们南大地科院现在已有一批中年学科带头人，扛起了学院发展的大旗。我还承担过南京市委组织部的人才培养任务，和南京园林研究所年轻的副所长王军结成对子，与南大另一位生态学研究的博导一起指导她开展跨学科的研究，这种老中青三结合的传帮带非常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对我们也有益处，其实是一种双向学习。
手记：
米寿之年的王院士身体十分硬朗，思路清晰且健谈，略带苏北乡音的话语抑扬顿挫。
作为岩石学家，他有卓越的学术成就，有着“山石磊落自成岩”的风骨，更有着朴实而严谨的学风。我们采访前，一张南京大学的便笺已放在茶几上，表格中的字迹工整而清晰，南京大学与代顿大学地质学的学分数一目了然。一丝不苟是他多年来在科研工作中形成的习惯。话语间，王院士不只一次提到“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这是他引以为傲的同乡、中国地质学界的先驱丁文江先生的名言，也是他见贤思齐的写照。
王院士语重心长强调的“四个平衡”都和育人密切相关，实质上是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研究型大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的问题。这不仅体现了这位对南京大学有着60多年深厚感情的老院士对研究型大学发展的理解与思考，更应当说是这位科研、教学并重的资深教育管理者积极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鼓与呼。
和王院士聊天是愉快的。他待人以诚，话语间始终透着谦和与温暖，透着对后辈的扶持与对学子的关爱。从修订教材的“手把手”到共做课题的传帮带，到网上公开课的理念传播，具体而微却技经肯綮，润物无声。他朴直的话语中透着深刻，观点执时代精神，心系教学工作与人才培养。“四个平衡”切中要害，话虽平实却入木三分，掷地有声。
和我们同去采访的，还有南京大学“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小组的同学们。他们正在通过口述访谈、实物采集等方式深入地了解像王院士这样的科学家的成就、贡献、经历和品格。王院士受业于徐克勤等著名学者，作为南京大学悠久历史的亲历者、书写者，传承大家风范，又身体力行，将南京大学“诚”与“朴”的治学特色薪火相传。
桑榆未晚，为霞满天，蔼然长者如王先生，德润桃李，滋养兰蕙。
记者：很多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都受困于科研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关系，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作为一名曾经担任过南京大学副教务长和副校长的老教育工作者、科学家，您认为大学应该如何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王德滋：当前，国内一些高校在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上存在不少问题，不同程度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说到怎样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首先涉及我们如何理解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何谓研究型大学？国内外有多种不同角度的分类法。“研究型大学”这个概念，是由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1994年提出的。按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2005年的分类方法，研究型大学的主要特征，一是要具备从学士到硕士、博士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二是每年至少培养出50名博士并授予学位，三是承担较多的重点科研项目，每年获得联邦政府经费资助不少于4000万美元。
近代以来，创办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许多中国教育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吴有训先生是我国最早提出研究型大学办学思想或办学理念的教育家之一。吴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三四十年代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曾培养出钱伟长、钱三强、朱光亚等物理界精英。抗战胜利后，吴先生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校长。那个时期吴先生就曾鲜明地提出：要“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在吴先生看来，研究型大学有两个标志，一是大学的科学研究要达到国际水平，二是大学的科研与教学要紧密结合。我以为，吴先生的办学思想、理念，至今仍不过时。
若以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标准衡量，我国现有的“985工程”高校和部分“211工程”高校都属于研究型大学。当然，在办学水平上，与美国相比，中国高校还有相当的差距。其中，我国尚未在诺贝尔科学奖上实现零的突破。这也是引发“钱学森之问”或“钱学森之忧”的直接诱因。
培养人才和开展科研是研究型大学的两项基本任务，二者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高度协调的。如果研究型大学抓了科研而丢了教学，就失去办学的意义了。因为，无论是哪一类大学，培养人都是其首要任务，研究型大学也不例外。
记者：从管理角度看，应该如何兼顾教学与科研的平衡呢？
王德滋：在目前对教师的考核指标体系中，科研质量是硬指标，容易量化，有可比性，而教学质量是软指标，不易量化。科研评价体系和教师考核指标的偏差，导致了教学与科研的“失衡”。高校管理部门应该从改革教师考核指标抓起，增加教学工作在教师考核指标中的比重。同时，教学工作应当尽可能量化，使之也成为“硬指标”。要明确规定教授、优秀教师必须上讲台，必须到教学第一线，确定教师必须承担的最低教学工作量；明确要求教师上课做到教学大纲、教材、教学参考书、实验教学指导书等教学文件齐全；明确提出教学质量的具体要求等等。对教学要求明确了、具体化了，对教学的考核和要求也可以“硬”起来。
2012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文件，大家也称之为“高教质量30条”。这份文件提出“把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基本制度”，基础课教师应重点考核“教学任务、教学质量、教研成果和学术水平”等多项措施。我认为，提出这样的综合考核措施，在指标体系中设定对教学工作的具体要求，是比较全面的，也很有必要。
最近，教育部杜玉波副部长也发表讲话，强调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第一标准就是看人才培养的质量。教育部的导向很鲜明，很有现实意义。尽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只要指挥棒的指向正确，政策措施不断强化和落实，相信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失衡状态将得以改变。
记者：您对改进高校教师的科研考核与评价有何建议？
王德滋：多年来，我国高校科研上的压力有增无减，这与各式各样的大学排行榜有密切关系。社会舆论过于关注大学排行榜，给大学校长带来很大的压力。许多大学排行榜实际上是科研的排行榜，其指标体系严重忽视大学的教学质量和水平。
我还要特别提出，即便是科研考核，也不能只看SCI论文数量，不看质量，不考虑科研成果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贡献。单纯依靠排行榜，片面考量科研，既是不自信的表现，也不利于学科建设和发展。我举个例子。1947年，南大地质系（当时叫中央大学地质系）徐克勤教授以其矿床学的渊博学识，最早在湖南南部发现了我国第一个矽卡岩型白钨矿床，后经地质勘探证实，这是一个特大型白钨矿床。之后，他分析了该矿的成矿过程和分布规律，在我国《地质学报》发表了一篇论文，由此在华南发现了一大批白钨矿床，使得我国黑钨加白钨储量居于世界首位。这项成果若放在今天的考核体系下，无论从国内期刊的影响力，还是论文的数量上，都不占优势，但却实实在在地服务国家的需求，引领学术的发展和学科的建设，其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无可估量。
记者：在研究型大学中，青年教师科研的压力确实比较大，很难处理好与教学工作的关系。作为过来人，您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和青年教师分享？
王德滋：从现在很多高校的实际情况看，在“重科研轻教学”政策导向下，青年教师要想在学校立住脚，首先必须过“科研坎”。我做了一些调研，现在多数教师大体是“三七开”，把主要精力（70%）用在科研上，只把少量精力（30%）用于教学工作，不少教师认为教学工作过得去就行了。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环节被忽略了。比如，一些重要的基础课，应当由老中青教师组成教学团队来完成，而不是包课到人，现在教师都忙于搞科研，在教学上互相之间不交流、不合作，也不进行观摩教学。教师往往讲完课就完事，师生之间很少互动。韩愈说的好：“弟子不必不如师”。师生互动其实也是教学相长的过程。在美国，大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非常注重课堂讨论，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做研究。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我从1950年毕业留校任教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一肩挑，确实很辛苦，但毕竟也走过来了。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时间安排的问题。我情愿多牺牲一点休息时间，尽量不耽误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时代前进了，年轻人要多一些理想，多一些对事业的热爱和对科学真理的执著追求，这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记者：南京大学素有重视基础课程教学的传统，您在南京大学学习、工作了60多年，还能记起当年“教授上基础课”的场面吗？
王德滋：和许多具有优良学风的高校一样，南大对教学工作一直非常重视，特别是，“教授上基础课”是有传统的。我1946年考入当时的中央大学地质系，当时的校长就是吴有训先生。我作为刚入学的新生渴望见到仰慕已久的吴校长，很想一睹他的风采。后来听学长介绍，要见到吴校长并不难，因为他亲自给物理系一年级讲授“普通物理学”。于是我早早来到教室门口等候，上课铃响过，高高的个儿、身着灰色长袍的吴校长，夹着厚厚的讲稿走到我们面前，频频点头微笑。他讲课娓娓动听，不时停下来亲切地询问：“听懂了没有？”吴有训校长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校教师树立了重视基础课教学的榜样。
“普通地质学”是地质系的入门课程。我读书时，这门课是由系主任张更教授亲自讲授的。张先生讲授时的话语，言犹在耳，印象十分深刻。再如地质系最早的“海归”、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博士徐克勤先生，长期担任南大地质系系主任，我听过他亲自讲授的三门基础课。1950年我毕业留校任教，做过李学清教授的助教。李先生是我国地质学先驱丁文江先生的嫡传弟子，他是地质系首任系主任。他讲授“矿物学”、“岩石学”两门基础课，堪称一丝不苟。
重视教学工作、教授上基础课的传统在南大一直延续着。我自己培养的博士，留校的就有三人，现在其中两位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他们现在也都在上本科生的基础课。所以，学风的传承很重要，薪尽火传，惠及一代代学子。
记者：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最终要落实到人才的培养上。关于通才还是专才、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的讨论也颇多，这方面您有怎样的见解？
王德滋：研究型大学，应该着眼于培养“高素质、宽基础和具有创新潜力”的人才，应该做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在南京大学的本科教学改革中，陈骏校长倡导实施“三三制”的人才培养模式，将本科生培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通识教育，第二阶段进行专业教育，第三阶段为学生面向读研、出国、就业而实施多元化培养。改革已经经历了四年一轮的全过程，取得了初步成效，同时学校也在总结经验，不断地修正，不断地完善。
我理解，通识教育实质上是一种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由于专业性质的差异，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应该寻求合理的“平衡点”，不应“一刀切”。最近，我对国外的大学教育做了一些调研，美国代顿大学（University of Dayton）是一所以工科为特色的研究型大学，我研究了该校2013年4个不同类型专业的教学计划。基础型专业的通识、通修课程为44 学分，应用型专业为40学分，四个专业的选修课均为24学分，总学分则有明显差异：基础型专业为124，应用型专业为134，说明应用型专业的专业课比重大于基础型专业，这在美国大学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我国大学的本科教育具有借鉴意义。我还做了代顿大学地质学专业与南京大学地质学专业的学分分布对比，南大和代顿大学在通识通修课上的学分百分比大体相当（南大为39，代顿大学为36），但在专业课的学分比例上，代顿大学比南大多了50%（南大为30，代顿大学为45），开放选修课两校分别为南大31，代顿大学19。相比之下，美国大学的地质学专业，比较注意专业课的分量，而南大地质学基地班的专业课学分比例只占30%，显然偏低了，被忽视了，必须对教学计划进行必要的调整，才能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
选修课方面，国内一些研究型大学仿照美国大学的教学模式，一般都开设了数百门甚至上千门课程，数量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教学的质量和设课的目的。一方面，应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筛选”，力求完善；另一方面，在学生选修课程时，院系和教师应加强指导，应使选修课程的开设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服务，避免由于学生选课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带来的浪费。比如人才市场需要既懂地质知识又懂经济的矿业经济人才，那么教师就应该指导地质专业学生选修经济类相关的课程，从而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提高深造和就业的竞争力。
记者：除了“教学与科研的平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您觉得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作为一直关注南大发展的老校长，您觉得南大在教学工作中还有哪些好的做法可以分享？
王德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还有另外两个“平衡”也非常关键，一是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的平衡，二是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平衡。
在研究型大学里，研究生是开展科研的重要生力军，研究生工作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结合点。不言而喻，优质的研究生来自优质的本科生。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使越来越多的本科生通过免试推荐或考试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让本科生培养与研究生培养衔接起来，“读研率”应成为考量研究型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南京大学，目前读研率最高的是历史学科和天文学科，2013年均达到73%，中国科技大学本科生的读研率全校平均达到72%，“英才班”的读研率高达94.6%，而南大的匡亚明学院的读研率有一年曾达到94%，二者可谓旗鼓相当。
最近中科院所属的5个有关地质和地球化学领域的研究所与南京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协议规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可以在本科阶段的后期介入人才培养工作，例如为学生开设专题课，指导毕业论文，或实施本硕连读等。最近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大学，从今年起开始招收本科生，实施本科生与研究生一体化培养，这同样说明研究生生源的重要性，培养精英人才要从源头抓起，培养环节上的衔接是必由之路。此外，研究型大学还应加强与国际知名大学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签订联合培养博士生协议，以提高我国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记者：您刚才还提到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平衡，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战略选择？
王德滋：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她是南大的老校友。1988年，吴先生回母校访问时，曾对学科建设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基础科学是发展应用科学之本，正如鱼和水的关系，没有水就没有鱼，希望南大继续为基础科学树本，为未来应用科学推进”。
21世纪以来，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与科技发展的需要，南京大学适时地提出了“规模适度，内涵发展”的办学方针，这是根据自身校情确定的正确的办学方针。在学校发展的战略选择上，南大至今未合并一所学校，而是依托学校基础学科的优势，走内涵发展的道路，通过校内学科交叉和理工结合的方式发展新兴应用学科，并已在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软件工程、生物技术、水资源和环境保护等七个应用与现代工程学科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学科建设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为了促进新兴、应用学科的发展，南大从国内外大力引进领军人才，引进一个，带进一批，其中还引进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担任化学与生物医药科学研究所的所长。
同时，应用学科的发展，还应加强与校外有关院所合作，实行优势互补，联合办学。“十二五”期间，国家正分批建立若干个“协同创新中心”，这是以国家目标为导向、以高校为核心、联合国内相关部门所形成的大型联合体，其建立和运作，对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必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例如“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即为教育部批准建立的首批“中心”之一，南大是其主持单位。外交部、国家海洋局、海南省等相关部门为支持单位，由我校研究海洋资源的王颖院士牵头，包括文科院系的众多相关学科专家参与，协调国内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实行学科交叉、互补，共同致力于南海的历史、地理、资源和战略决策等综合研究，为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作出应有的贡献。类似这样的大协作，也将有助于南大自身的学科发展。
记者：您谈到的“四个平衡”、四个关系的处理，归根结底是围绕“育人”展开的吧。
王德滋：大学是育人的地方，培养人才是最根本的任务，是第一位的。处理教学与科研、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本科生与研究生培养、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关系，都必须围绕育人这个中心；处理不好这四对关系，就会直接影响到“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的问题。
记者：近年来，教育部为进一步提升本科教学质量、着力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项目受到广泛好评。您怎么看待未来开放课程对促进高校教学质量提升的意义？
王德滋：我对在线课程非常感兴趣，我认为这种校园课堂之外的教学也很重要。网上有我做的两个讲座，一个讲座是“自然、资源与人”，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源的利用、环境的保护、减灾防灾都和地球科学息息相关，应该让更多的人认识和关注。据统计，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00人次通过各种方式听过这个讲座。另一门是“中国观赏石”，这一讲座体现的是地质学与美学的融合。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从中感受到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除了从事教学、科研外，教授也应该服务社会。这类针对大、中、小学生及社会公众的讲座，应该在更大范围内共享，陶冶大众情操，激发更多的人学习科学的兴趣，使更多的人受到启发。
南大地科院舒良树教授是国家精品课程“普通地质学”的承担者。他所编著的《普通地质学》教材，由地质出版社出版，不到3年时间，重印9次，达65000册，近50所高校选用了这本教材。最近，这门课程教学全过程的录像被放到网上，这一优质教学资源通过视频可让更多的学子受益。舒良树的科研工作也很出色，2013年他获得了“李四光奖（教师奖）”，像舒良树这样全面的教师，南大还有不少。
记者：提高教学质量离不开好教材，好教材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意义重大。近年来，高校教师对教材编写的积极性并不高。您对此怎么看？
王德滋：一本好的教材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我对此有切身体会。我对地学发生兴趣并走上地质学研究之路，源于在高中读书时受到一本书的启蒙。那是很偶然的一天，我在邻居家看到了一本《地质学》，那应该是民国时期的第一本地质学教材，书中配了很多图片，都非常精美。我当时就被书中描述的美妙的地质现象深深地吸引住了，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那时起我就埋下了日后立志学习地质科学的种子。后来我一直非常重视教材建设工作，可能也与此有关。该书的作者是谢家荣先生。谢先生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长期担任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处长，还兼任中央大学（南大前身）地质系教授。
编写教材本来是教师应该负起的责任，也是教师教学能力的体现。南大出了不少好教材，实际上也是重视本科教学的结果，这也是前几年南大接受本科教学评估时，一些老教授得出的共识。但也许是教材编写在考核指标中常被忽视或份额偏低，不如SCI论文和科研项目来得重要，教师对于编写教材的积极性就偏低了。其实，撰写高水平的教材不仅是教学成果的总结，也是科研能力的体现。南大有些好的教材像戴安邦的《无机化学教程》、胡宏纹的《有机化学》、傅献彩和陈懿合著的《物理化学》教材，以及卢德馨编著的《大学物理》教材都是教师毕生科研成果和教学经验的凝练，代表很高的学术水平，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写出的，所以我一直在积极从事并大力推动教材建设工作。
早在1961年我就在高教出版社出了第一本教材《晶体光学》，后来1965年任教务处长时又出版了《光性矿物学》教材，1974年这本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再版，1982年任教务长时，我和一位同事合编了一本教学参考书《火山岩岩石学》。进入21世纪以后，2006年，我在地科系实验室，发现学生仍在使用字迹已经模糊的1974年版的《光性矿物学》，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我觉得30年没有更新教材是我的严重失职，应该重新修订并推进地科院主干课教材的编写工作。我和当时博士刚毕业留校任讲师的谢磊，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光性矿物学》（第三版）的修订工作。原来不够精确的手绘图，全部改用计算机绘成，图片数量多达200多张，还包括不少显微照片。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教材的合作者，谢磊也成长起来了，现在已经是副教授了。 记者：您对青年一辈的培养和提携真是身体力行啊，您在帮助青年教师成长方面也有不少心得吧？
王德滋：我曾多次向校领导建议，一定要做好年轻教师的选留和培养工作。他们是南大的未来，南大这步棋走好了，在未来的竞争中就会保持领先。我也一直以“伯乐”自勉，以发现优秀年轻人才为己任，愿意作为他们的“教练”，为他们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奋战提供支持。
以科研项目带动年轻人的培养是很好的方式。1997年我主持的一项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就组织了一个老中青三结合、以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为主体的团队，历经四个年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3年获得了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我们南大地科院现在已有一批中年学科带头人，扛起了学院发展的大旗。我还承担过南京市委组织部的人才培养任务，和南京园林研究所年轻的副所长王军结成对子，与南大另一位生态学研究的博导一起指导她开展跨学科的研究，这种老中青三结合的传帮带非常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对我们也有益处，其实是一种双向学习。
手记：
米寿之年的王院士身体十分硬朗，思路清晰且健谈，略带苏北乡音的话语抑扬顿挫。
作为岩石学家，他有卓越的学术成就，有着“山石磊落自成岩”的风骨，更有着朴实而严谨的学风。我们采访前，一张南京大学的便笺已放在茶几上，表格中的字迹工整而清晰，南京大学与代顿大学地质学的学分数一目了然。一丝不苟是他多年来在科研工作中形成的习惯。话语间，王院士不只一次提到“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这是他引以为傲的同乡、中国地质学界的先驱丁文江先生的名言，也是他见贤思齐的写照。
王院士语重心长强调的“四个平衡”都和育人密切相关，实质上是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研究型大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的问题。这不仅体现了这位对南京大学有着60多年深厚感情的老院士对研究型大学发展的理解与思考，更应当说是这位科研、教学并重的资深教育管理者积极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鼓与呼。
和王院士聊天是愉快的。他待人以诚，话语间始终透着谦和与温暖，透着对后辈的扶持与对学子的关爱。从修订教材的“手把手”到共做课题的传帮带，到网上公开课的理念传播，具体而微却技经肯綮，润物无声。他朴直的话语中透着深刻，观点执时代精神，心系教学工作与人才培养。“四个平衡”切中要害，话虽平实却入木三分，掷地有声。
和我们同去采访的，还有南京大学“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小组的同学们。他们正在通过口述访谈、实物采集等方式深入地了解像王院士这样的科学家的成就、贡献、经历和品格。王院士受业于徐克勤等著名学者，作为南京大学悠久历史的亲历者、书写者，传承大家风范，又身体力行，将南京大学“诚”与“朴”的治学特色薪火相传。
桑榆未晚，为霞满天，蔼然长者如王先生，德润桃李，滋养兰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