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全世界抛弃的图西族人涌入教堂寻求庇护。然而，教堂并不安全。当年，康谢丽·穆卡姆维兹与丈夫孩子一同逃到基加利的圣法米勒教堂避难。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让她至今记忆犹新。
　　“我当时正在街边买肥皂，一个穿着军装的神父伙同4个民兵向我走来。他说我是叛军的同谋，拿枪指着我威胁要杀了我。”死生一线之际，穆巴出现了。“他跑过来挡在神父和我之间，厉声斥责道：‘你为什么要杀她？你这么做全世界都会知道的。’” 在他的斥责下，神父退缩了。
　　由于穆巴和其他维和人员的努力，圣法米勒教堂内没有发生大屠杀。但藏身其他教堂的难民则没有这么幸运，民兵们肆无忌惮地破门而入，对图西族人大开杀戒。
　　许多绝望的卢旺达人试图通过各国的撤侨行动逃离卢旺达。
　　在德国援助组织工作的安西拉·穆康吉拉赶到一家美国俱乐部求助。“但他们说他们不带卢旺达人，还请我离开，”她回忆说，“我在人行道上哭泣时，穆巴发现了我。”
　　“穆巴对白人自私的行为感到愤怒，”当时也在卢旺达饭店的法国学者安德烈·吉查欧说。当年，虽然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都派兵飞赴基加利，但在解救了本国侨民后就匆匆离开了。“如果当时法国和比利时的士兵同维和部队并肩作战，就可以控制局面，”吉查欧说，“然而，根本没有任何救援行动。”
　　事实上，当穆巴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难民时，纽约联合国总部的领导人们还在为是否干预的问题争执不下，他们甚至将驻扎在卢旺达的维和部队人数从2500人削减到不到300人。与此同时，由于6个月前在索马里发生的黑鹰坠落事件，美国人对出兵非洲心有余悸， 决定作壁上观。
　　穆巴将安西拉到酒店，与在门口叫嚣着要杀死酒店内图西族人的民兵擦身而过。他让她不要走出自己的房间，也不要给任何人开门。当天晚上，他还给她带了条毯子。“他看到我在读圣经，”安西拉回忆道，“他说我应该为陷入危难的祖国祈祷。”

“要杀他们就先杀了我”

　　马克·道尔与穆巴曾一同前往纳亚米兰波城郊的一座孤儿院，据说有数百名儿童困在那里。途中，他们在一处路障前被拦下。一个民兵走过来，手握一枚手榴弹，挥舞着威胁道：“这个比利时人是谁？”民兵组织将曾经的殖民者比利时人视为死敌。不久前，他们杀了10名参加维和行动的比利时士兵，成功吓退了维和部队中的比利时人。
　　正在我胆战心惊之时，穆巴却微笑着说：“我是这车上唯一的比利时人。看到了么？”他伸出自己黝黑的手臂，“黑比利时人！”玩笑打破了本来紧张的气氛，穆巴让他让路时，他竟顺从地同意了。
　　“他喜欢开玩笑，”穆巴在联合国的同事巴巴卡·法耶说，“他的幽默感多次帮他化险为夷。”
　　然而，更多时候穆巴不得不采用贿赂的办法。虽然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他却不得不违背戒律在车上备着好烟好酒和成叠的钞票。法耶说：“遇到路障时，他会递给民兵一支香烟。如果是民兵头目，就给他一瓶啤酒或威士忌。这让他可以畅通无阻，又不至于惹恼那些民兵。他用这种办法成功帮助许多被追杀的人顺利通过关卡。” 　　随着时间的推移，基加利分裂成由政府军和爱国阵线控制的两大区域。卢旺达饭店位于政府控制区内，紧靠民兵领袖的驻扎基地。但由于维和部队的守卫，图西族人和胡图族温和派人士得以进入酒店避难。来酒店的人越来越多，局势也不断恶化。供水被切断之后，人们不得不喝游泳池中的水。起初人们还可以把水煮开，不久供电也被切断了。
　　有一次，穆巴和其他联合国人员试图用卡车护送难民去机场。然而，车队刚驶出大门不到几百米就被民兵拦下，一家政府电台大声广播车内人员名单，民兵们陷入了极度狂热。“他们试图将我们拉出来，” 当时在车中的奥黛特·尼拉米利莫医生回忆说，“他们叫嚣着‘杀死这些蟑螂！’这时，穆巴上尉跑下来，张开双臂拦在车队和民兵之间。他大叫道，‘你不能杀这些人，我要对他们负责，我不会让你们伤害他们，要杀他们就先杀了我。’”
　　由于民兵人数众多，车队无法突围，只得重新返回酒店，但穆巴成功地保住了车队人员的生命。回到酒店后，医生急忙救治受到袭击的乘客。穆巴走了过来。“他看起来惊魂未定，”尼拉米利莫医生说，“‘他们几乎杀了你们，他们真的想这么做。’他说。他看起来心烦意乱，几乎要哭出来。然而，真正让我吃惊的是，他担心我们比担心自己还要多。他确实是一个英雄。”
　　最终，尼拉米利莫医生和安西拉·穆康吉拉借助之后的车队成功地逃离了卢旺达。而总理的孩子们在进入酒店几天后，被藏在联合国车辆的后备箱中成功偷运出酒店，送上了出国的飞机。

在大屠杀中他解救的人最多

　　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到底多少人因穆巴而获救。
　　他的老朋友法耶上校说至少有四五百人，他相信如果不是穆巴，酒店内的人可能都无法幸免于难。美国国务院的官方估计为600人，但美国学者理查德·西格勒认为有1000人甚至更多。
　　“穆巴上尉的义举还未完全呈现在人们面前，”西格勒说，“等人们了解到他所做的一切，就会明白他是当代最值得称颂的英雄。”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搭救难民的人不止穆巴一个，但为他所救的人却是最多的。
　　不幸的是，他的运气最终在1994年5月31日耗尽了。
　　这天，应政府军首领要求，穆巴给维和部队指挥官达莱尔送一封书信。在通过一个检查点时，一枚迫击炮炮弹在他的车旁爆炸。弹片将车身撕裂，穆巴当场死亡。
　　现任加拿大国会议员的达莱尔说：“我經历过许多艰难的日子，但是那一天尤其令人难过，我们失去了黑夜中照亮前路的一盏明灯，一个深深影响他人的灯塔般的榜样。他对人道主义的追求远远超越了个人和国家的职责。”
　　而穆巴本来就快要回家了。
　　“还有12天我的任务就结束了，然后我就可以回塞内加尔了。为我们祈祷吧！”遇害前3天，穆巴在与妻子亚辛通话时告诉她，在电话中他谈了很多关于死亡的事情。“那让我感到不安，”亚辛说，“他以前从不会谈这些，我想他在卢旺达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
　　彼时，他们儿子谢赫年仅两岁，女儿昆巴也只有4岁。整整两年，亚辛都没有告诉孩子们事情的真相，她只是不断地说：“爸爸等到任务结束就回来了。”虽然这意味着亚辛不得不独自承担悲痛，但她说：“孩子们还太小了，我必须保护他们。”
　　穆巴遇难时，作为战地记者的马克·道尔，从对讲机中听到联合国工作人员都在谈论一名维和人员不幸罹难。“哦，上帝，我真希望不是穆巴，”一个援助人员说，但他的语气说明他只是不愿意接受事实。马克·道尔冲到路障前询问一个联合国官员，但他也不愿亲口讲出真相。后来，马克·道尔找到了车子的遗骸，但遗体已经被移走，车座上都是血迹。
　　第二天，穆巴的遗体被运至基加利机场，准备送回塞内加尔。此时的卢旺达已经没有棺材可用，而被世界遗忘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也是捉襟见肘。最后，穆巴的遗体只得被包裹在用来搭建临时帐篷的蓝色塑料布中，上面盖着联合国旗。
　　遗体被搬上飞机时，塞内加尔军事观察员萨姆巴·托尔上尉走到马克·道尔身边说：“我只是个士兵，而你是记者。你必须让全世界知道穆巴·迪昂上尉。”言毕，托尔上尉和马克·道尔都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