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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正是因日本欺凌中国而造成中日关系恶化的年代。同年3月，因日本政府拒绝废除“二十一条”，而日本租借旅顺大连25年也即将期满，中国民众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强烈要求废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及时收回旅顺大连的主权，在未达到目的以前，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当年自春天至夏天，中国民众以对日经济绝交为中心的爱国民族运动日益高涨。
但是，在9月1日发生的日本关东大地震的人类巨大灾难面前，中国民众以宽宏大量的民族性格实践“救灾恤邻”的古训，暂时停止对日经济断交活动，转而全力投入赈济日本地震灾难的经济援助活动。中国民众理性地认识到：“在这种人类的惨境中，若还记着前嫌，不愿援手，便是中国民族的大耻。”当然，贫弱中国的援助数量是不能与英美强国相比的，但中国民众不计前嫌，行动敏捷，不仅体现了人类爱的美德，更显示中华民族宽阔心胸和凛然大义。中国的善举令日本民众深受感动，上海日本居留民团编辑的《35周年纪念志》在有关地震记事中写道：中国各地的抗日团体全力为日本的震灾救济活动募捐，表现了“大国民众的胸怀”。
尽恤灾之义，敦睦邻之好
1923年9月1日发生的关东大地震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奇灾”。当天中午11时58分44秒，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级强烈地震，随后，发生火灾和海啸。从千叶起，经东京、横滨、横须贺、镰仓、箱根、伊豆，直到静冈，关东地区约2万平方公里地面遭到灾殃。“土地裂开数尺，铁道弯曲成钩，电线紊如乱丝，尸骸满街，瓦砾一场”。数日间，重地震三四次，余震千余次。当时东京人口密集，建筑物几乎都是木结构，地震发生时，市内有140多处地方引发大火，加上旋风施虐，许多人被火焰活活烧死。据统计，死于地震灾害的达91344人，失踪者13275人。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五十五亿六千八百万日元，超过日本全年国家预算将近3倍。
地震发生12小时后，世界各国接到日本发出的呼救消息，马上开始救援行动。美国卡尔文·库利奇（Calvin Coolidge）总统当天号召红十字会募集500万美金，但是全美各城市捐款数超出预定目标，总额达到1060万美元。
惨烈的关东大地震，令中国民众十分震惊。虽然中日关系因日本方面的原因而恶化，但“吾国德化甚深，素能力行仁义，推物与民胞，断难坐视”。地震发生第二天，中国政府派员到日本大使馆慰问，并电令驻日代办张元节到灾区调查实情，并向日本政府慰问；电令驻神户总领事急赴灾区，调查慰问。同时在财政极其拮据的情况下，向日本援助20万元，并免除运往日本的粮食等物品的税金。
中国政府还号召各地绅商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积极开展各项赈济活动。在政府号召下，中国各地为救援日本，出现了罕见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南北协力。北平、天津、成都等许多城市成立救灾团体，商界、教育界、演艺界纷纷筹款筹物。原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天津成立“救灾同志会”，募捐10万元。京剧大师梅兰芳发起成立“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筹集5万元。
行动最为迅速和热烈的是对日经济绝交活动最活跃的上海。当时，上海慈善界名人王一亭的次子王叔贤正在日本考察造纸工业，地震时，他在神户至大阪的电车上，下午抵达大阪后获知关东大地震的消息。王叔贤及时向上海发出日本灾情消息，得知惨情的上海华洋义赈会、普善山庄等代表迅速前往日本领事馆和日本居留民团表示慰问。9月4日，上海商界、慈善界等各界领袖人物集合在“一品香”饭店，就如何进行赈济日灾事宜进行商议。次日，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朱葆三、上海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会长盛竹书、中国佛教会会长王一亭、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等联名发出《救济日本大灾召集会议通告》：“此次日本惨遭天祸，事出非常，自当一视同仁，尽恤灾之义，敦睦邻之好，并以出吾侨日同胞于水火中也。”
9月6日下午3时，在上海云南路仁济堂召集各公团各善团组织机构联席会议，商议赈济日灾工作。到会团体有仁济堂、红十字会、中国济生会、联义善会、上海总商会、宁波同乡会等42家社会团体。大会达成共识，即赈济日灾是出于“救灾恤邻的本义”，“以德报怨，可以此为融合机会，而使世界各国群知怨怨相报之非，大足促进世界共同之和平”。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公推朱葆三为主席，盛竹书、王一亭为副会长。该会的会旗底色为蓝色，饰有白色十字。
同日，该会发出通告，组织上海民众募捐。上海商工学各界纷纷行动，成立各种“救济日灾会”，甚至连上海县立各小学都成立“募捐队”，这些小学生除向学生及家长募捐外，还“手执‘救命’、‘恤邻’等字样小旗，沿途演说，挨户劝捐，精神充足，言论切当，路人颇义之”。料业公会得知地震遇难者火葬时急需石灰，而日本当地缺少石灰，迅速捐助石灰500担。
上海的教育团体成立教育团体救济日灾会，除了大力募捐外，还派中华教育团及中华学艺社代表林骙等人到日本慰问调查。林骙等人7日乘轮启程，10日到达神户港，此后转往东京。 9月18日，《申报》刊登林骙来自第一线的调查报告。11月10日发行的《东方杂志》刊登其长篇报告《日灾的观察》，这是提供给国人的有关日本灾情的最详尽情报。
9月21日，日本著名僧人水野梅晓到上海时，“目睹贵国人士热心救济，较诸协助个人之亲友尤觉踊跃，至于布置之妥，手续之敏，更属令人敬佩”。回国后，水野梅晓将上海的救济活动情形向日本介绍，“一时朝野同钦”。
最早到达日本的国际救援船
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成立后，由副会长王一亭负责具体事务。王一亭，其在经商致富后，遵循“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理念，除个人行善外，还主持十几家慈善团体，如华洋义赈会、中国救济妇孺总会、中华慈善团联合会等，并孜孜不倦地做好每一项慈善事业，受到上海民众的普遍尊敬。时人赞扬道：“先生开会，常若入定，恒一言不发，然遇取决之际，事有不能决者，一言立解。凡上海慈善事业，无不有先生名，盖无先生之名在董事列，若不足以号召也者。” 上海慈善界推举王一亭主持援救事项，可见对援救日本灾民工作的高度重视。王一亭果然不负众望，一面电令次子王叔贤急赴灾区调查，及时报告灾情，一面组织各慈善团体及公私法团等垫募十八万五千元，购入日本灾区最急需的白米六千担、面粉两万余包以及木炭、药品等生活品，由轮船招商局“新铭轮”运日赈济。
9月8日上午10时，“新铭轮”从上海启航，12日抵达神户港。船上悬挂白十字蓝旗，并于左船侧挂“中国救济日灾义赈会”之横幅。继“新铭轮”后，10月23日、25日，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又发出满载救济物资的两条船驶向日本。
“新铭轮”是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来自国外赠送救援物资的第一艘轮船，受到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新铭轮”抵达神户后，于14日赴横滨，将救援物品送到灾区。日本各报纷纷报道中国政府与商民之救济日灾船到境的消息。9月13日，《大阪朝日新闻》刊登题为《感谢善邻的同情》的长篇社论，指出：“中国人会出此热心来救日本人的灾难，是日本人梦想不到之事。”日本对华政策应该放弃“极端的帝国主义色彩”，“明白中国国民的意识”，缓和两国关系。10月4日，该报又刊登《震灾对中国的影响》的时评，强调中国人民同情、援助日灾，是“由中国人心里所生出许多的友情，能够叫它成长与否，有一半的责任完全在于日本”，日本政府应抓住机会，改善中日关系。
中华教育团代表林骙在日本灾区逗留3个星期，据其观察：“灾后一般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感情，的确很好。这有两个原故：1、因为灾中听见中国人热心救助而生的感激。2、因为灾中残杀了不少华工而生的惭愧。在日本人心里，初时都以为中国人排日到这么激烈，对于日灾一定还要落井下石，没有想到中国人不但不落井下石，还如此热心救济他。”《申报》的当地报道也说：日本当地“避免支那名词，改称中华，以表敬意。”
不仅中国“新铭轮”是最早到达日本的国际救援船，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也是最早到达日本的国际医疗救援队。9月8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携带“现款二万元，药料等品十余大箱”等启程，12日抵达神户，次日便赶到灾区救援。中国救护队由红十字会理事长庄得之亲自率领，救护队医务长牛惠霖博士曾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院长兼红十字会时疫医院院长，有“中国医界之柱石”之称，可见中国救护队规格之高。救护队配备医生4人，救护员8人，女护士4人等，共20余人，在日本灾区的救护活动也受到好评。
梵钟声声祈冥福
中国慈善家不仅在物资上大力援助日本灾民，也为那些在灾难中罹难的生灵祈祷。中国佛教界组织“佛教普济日灾会”，在峨嵋、九华、五台、普陀等四大名山的四大道场，分别举行49天的“水陆普利道场大法事”。此外，全国各寺院及信徒，依其各自意愿，举行念经念佛集会，吊济罹难者灵魂。在上海，玉佛寺自10月3日起举行一星期的普利道场法事，祈念死亡者冥福。在杭州，西湖招贤寺自10月20日起举行49天的普利道场法事，并实践一百天昼夜不停的念佛修行。
中国“佛教普济日灾会”在法事结束后，决议铸造一座“梵钟（幽冥钟）”寄赠日本灾区人民，“期能随时击钟祈念死亡者冥福，并永恒解救呻吟于幽都苦海之悲惨灵魂”。11月7日，王一亭以“佛教普济日灾会”名义通电日本外务大臣伊集院男爵及日本佛教联合会，表明寄赠梵钟一座的意愿。
1925年春，日本制订震灾纪念事业计划，决定在受灾最严重的墨田区横纲町建立祭祀罹难死亡者的“震灾纪念馆”及“复兴纪念馆”，并定于每年9月1日举行盛大的慰灵法事。同年9月2日，日本佛教联合会通告中国“佛教普济日灾会”，愿意接受捐赠梵钟之厚意，并选择被服厂旧址为置放梵钟之地。选择被服厂作为梵钟的安放地，是因为东京在地震死亡的9万人中，有3万多人集中死于这一地区。这里可视为吊唁亡灵的最恰当地点。
中国“佛教普济日灾会”捐赠的梵钟，由杭州顾锦泰工厂铸造。梵钟用黄铜铸造，高度1.69公尺，口径1.21公尺，重量1.56吨。钟身刻有“普闻钟声，冥阳两利。中华民国癸亥冬月建，吴兴王震敬书”等字样。
日方接受中国梵钟的捐赠后，由于建设资金尚未落实，不得不先将其放在临时场所。在此情况下，王一亭顾念钟楼建设的困难，遂向上海日本领事馆提议，有意会同赵子云、吴待秋、姚虞琴、王季眉、王个簃等五位画家，将所作书画作品八件，运至日本美术协会展览会，以非卖品条件展出，俟会期结束后拍卖，得款全部充作筹建纪念馆基金。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清水芳次郎迅速将上述书画递转至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岩村书记官，岩村遵循王一亭所嘱，连同王一亭委托函副本，办理书画赠送手续。展览会结束后，立即招标出售，所得款项悉数充作纪念堂建设基金。
通过拍卖书画的捐款方法取得成功后，王一亭又联合吴昌硕、张聿光等33名著名书画家，征得作品265件。这些作品于1929年8月25日至9月3日在东京上野松坂屋举行的“中日文化展览会”展出，并当场义卖。王一亭见购买者踊跃，又追加其书法作品5件，及时送到展览会现场。这次所售出中国书画家作品金额达2118日元（相当于现在的300万日元），全部捐赠给纪念堂建设。
“恩义永远不忘记”
2007年3月1日，笔者参观了位于东京墨田区横纲町公园内的震灾纪念馆（现名东京都慰灵堂）和陈列资料的复兴纪念馆。
那天，参观者稀少，很多东京人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样的纪念馆。但是，历史是不能忘记的。这里陈列着以王一亭为代表的中国慈善家在关东大地震中救灾恤邻义举的资料和实物，见证了作为日本善邻的中国民众的博爱精神和力行仁义的崇高品质。
1930年9月，东京震灾纪念堂竣工落成。中国捐赠的梵钟置于纪念堂东南侧的钟楼内。钟楼建设工程费6593日元，以王一亭为首的中国慈善家捐赠费占重要部分。纪念堂在钟楼前专门设立有关梵钟来历的说明牌，上面写道：
吊灵钟是中国佛教徒为追悼在关东大震灾中的死难者而捐赠的。 震灾悲惨的凶报传到中国以后，杭州西湖的招贤寺和上海麦根路的玉佛寺分别举行了念佛法事，还促成了中国在留日本同胞的参拜。
在各方面的捐赠告一段落之后，“铸造了一只幽冥钟送往日本的灾区。”希望通过“钟的撞击和钟声的功徳，永远地使幽都之苦得到解脱”。
其后，逐渐了解到灾情的严重性，佛教普济日灾会的两名代表来到日本，慰问了东京和横滨两个地区，同时向我国（日本）外务大臣及佛教联合会提出了捐赠梵钟的想法。
之后，随着震灾纪念堂计划的确定，此钟被安放在横纲町公园内。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海的王一亭氏为此事尽了很大的力。
王一亭的名字与梵钟的赠送相连，与中国民众的义举相连，因此更为日本民众所崇敬。
1930年10月1日上午10时，在新落成的钟楼前举行梵钟的“始撞仪式”，同时为在地震中罹难的留日侨胞举行追悼佛事。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指出：“忆念此一梵钟，即经中国多数佛教信徒，修行多日回向法事，持以虔诚态度祈念死者冥福后铸造而成。有此梵钟而才有此钟楼！两者相依为命，造福冥阳，足以解救罹难死亡者亡灵之呻吟哀哭于幽都苦海。可谓凡我同胞铭记邻邦友谊，流传万世之适好纪念物象。”
钟楼落成的第二年4月，王一亭作为中国美术团团长赴日参加在上野美术馆举行的中日古今绘画展览会。此时，作为东京震灾纪念堂附属物的东京复兴纪念馆也已建成。他特地挥毫绢画4件，留作纪念，这些绢画作品是：《拾得大士图》、《寒山大士图》、《铁拐仙人图》、《蝦蟇仙人图》。画中的寒山、拾得二人佛法高妙，佛门弟子认为他们分别是文殊、普贤菩萨转世，民间奉为“和”、“合”二仙。这些作品落款的时间是“辛未初夏”，分别以“王震大利”、“白龙山人”、“一亭”等署名。
但是，王一亭赠送的这些书画作品长期被保存在纪念馆仓库内，并未与公众会面。1980年代初，时任东京都议会文物清理委员会委员长的西浜二男先生在清理文物时，发现了这些尘封多年的书画作品，“其虽被灰尘盖着，但静中带有气魄”。经过一系列破茧抽丝式的追踪工作，终于发现了中国慈善家王一亭的善举。他感叹道：“王一亭先生不仅效劳于梵钟之寄赠，对钟楼之建立亦捐出庞大的私财及书画而促成其事，为人乐善好施，堪称难能可贵的时代人物。我深为感动，时隔在60年之前，竟有如此伟大的、为中日友好而奋斗的先人……明显的已经存在！同时，如此惊人的丰功伟绩，阅历半世纪以上岁月，依然被埋没在震灾纪念馆的一隅，未为世人知晓，身为日本人的我，思念及此，至感羞辱，惭愧无地！”
经过西浜二男先生的努力，这些在历史重压下被尘封的书画作品，终于在复兴纪念堂公开展出。这些作品悬挂在二楼展厅中，并附有王一亭照片和说明牌。说明牌的文字是：
王一亭，1867年出生于上海，是对日友好的经济人，也是孙中山大总统时代担任过农工商务部长的政治家。他通文艺、书画，佛画尤佳，是与吴昌硕同为“清末民初”双璧的文化人。此外，作为发起对贫苦者和残疾人进行救助活动的社会慈善事业家而成为中国佛教界的重镇。
王一亭是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时，以上海为中心的援助活动的先锋。以米、麦开始，多次将许多救助物资送到日本。王一亭还在组织中国佛教徒对地震罹难者进行慰灵吊祭活动的同时，竭力寄赠“吊祭梵钟”。此外，为调集钟楼的建设基金，寄赠很多的书画作品，在赈灾时表现出全部的热情。这四幅绢画是王一亭1931年来日时特地为复兴纪念馆的竣工而赠送的纪念品。
日本民众在回顾地震灾害的历史时，不忘中国民众的恩情。1983年，西浜二男在《友好之钟》的小册子中写道：王一亭等中国慈善家的丰功伟绩，“向我们启示中日友好、国际友好的重要性，梵钟的音响显示和平与友好之永恒存在”。他特地在苏州王一亭的新墓前树立一座石碑，请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1906-2000）题写“恩义永远不忘记”的大字，真切地表露了日本民众的感恩之情。
今年是关东大地震发生90周年，梵钟将再度在东京敲响，这是祈念的钟声，友好的钟声，也是警世的钟声。愿中日两国人民的关系，如同胡锦涛主席在东京松本楼的题词，“中日友好，世世代代”，悲剧永不发生。
（作者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沈飞德
但是，在9月1日发生的日本关东大地震的人类巨大灾难面前，中国民众以宽宏大量的民族性格实践“救灾恤邻”的古训，暂时停止对日经济断交活动，转而全力投入赈济日本地震灾难的经济援助活动。中国民众理性地认识到：“在这种人类的惨境中，若还记着前嫌，不愿援手，便是中国民族的大耻。”当然，贫弱中国的援助数量是不能与英美强国相比的，但中国民众不计前嫌，行动敏捷，不仅体现了人类爱的美德，更显示中华民族宽阔心胸和凛然大义。中国的善举令日本民众深受感动，上海日本居留民团编辑的《35周年纪念志》在有关地震记事中写道：中国各地的抗日团体全力为日本的震灾救济活动募捐，表现了“大国民众的胸怀”。
尽恤灾之义，敦睦邻之好
1923年9月1日发生的关东大地震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奇灾”。当天中午11时58分44秒，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级强烈地震，随后，发生火灾和海啸。从千叶起，经东京、横滨、横须贺、镰仓、箱根、伊豆，直到静冈，关东地区约2万平方公里地面遭到灾殃。“土地裂开数尺，铁道弯曲成钩，电线紊如乱丝，尸骸满街，瓦砾一场”。数日间，重地震三四次，余震千余次。当时东京人口密集，建筑物几乎都是木结构，地震发生时，市内有140多处地方引发大火，加上旋风施虐，许多人被火焰活活烧死。据统计，死于地震灾害的达91344人，失踪者13275人。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五十五亿六千八百万日元，超过日本全年国家预算将近3倍。
地震发生12小时后，世界各国接到日本发出的呼救消息，马上开始救援行动。美国卡尔文·库利奇（Calvin Coolidge）总统当天号召红十字会募集500万美金，但是全美各城市捐款数超出预定目标，总额达到1060万美元。
惨烈的关东大地震，令中国民众十分震惊。虽然中日关系因日本方面的原因而恶化，但“吾国德化甚深，素能力行仁义，推物与民胞，断难坐视”。地震发生第二天，中国政府派员到日本大使馆慰问，并电令驻日代办张元节到灾区调查实情，并向日本政府慰问；电令驻神户总领事急赴灾区，调查慰问。同时在财政极其拮据的情况下，向日本援助20万元，并免除运往日本的粮食等物品的税金。
中国政府还号召各地绅商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积极开展各项赈济活动。在政府号召下，中国各地为救援日本，出现了罕见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南北协力。北平、天津、成都等许多城市成立救灾团体，商界、教育界、演艺界纷纷筹款筹物。原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天津成立“救灾同志会”，募捐10万元。京剧大师梅兰芳发起成立“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筹集5万元。
行动最为迅速和热烈的是对日经济绝交活动最活跃的上海。当时，上海慈善界名人王一亭的次子王叔贤正在日本考察造纸工业，地震时，他在神户至大阪的电车上，下午抵达大阪后获知关东大地震的消息。王叔贤及时向上海发出日本灾情消息，得知惨情的上海华洋义赈会、普善山庄等代表迅速前往日本领事馆和日本居留民团表示慰问。9月4日，上海商界、慈善界等各界领袖人物集合在“一品香”饭店，就如何进行赈济日灾事宜进行商议。次日，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朱葆三、上海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会长盛竹书、中国佛教会会长王一亭、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等联名发出《救济日本大灾召集会议通告》：“此次日本惨遭天祸，事出非常，自当一视同仁，尽恤灾之义，敦睦邻之好，并以出吾侨日同胞于水火中也。”
9月6日下午3时，在上海云南路仁济堂召集各公团各善团组织机构联席会议，商议赈济日灾工作。到会团体有仁济堂、红十字会、中国济生会、联义善会、上海总商会、宁波同乡会等42家社会团体。大会达成共识，即赈济日灾是出于“救灾恤邻的本义”，“以德报怨，可以此为融合机会，而使世界各国群知怨怨相报之非，大足促进世界共同之和平”。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公推朱葆三为主席，盛竹书、王一亭为副会长。该会的会旗底色为蓝色，饰有白色十字。
同日，该会发出通告，组织上海民众募捐。上海商工学各界纷纷行动，成立各种“救济日灾会”，甚至连上海县立各小学都成立“募捐队”，这些小学生除向学生及家长募捐外，还“手执‘救命’、‘恤邻’等字样小旗，沿途演说，挨户劝捐，精神充足，言论切当，路人颇义之”。料业公会得知地震遇难者火葬时急需石灰，而日本当地缺少石灰，迅速捐助石灰500担。
上海的教育团体成立教育团体救济日灾会，除了大力募捐外，还派中华教育团及中华学艺社代表林骙等人到日本慰问调查。林骙等人7日乘轮启程，10日到达神户港，此后转往东京。 9月18日，《申报》刊登林骙来自第一线的调查报告。11月10日发行的《东方杂志》刊登其长篇报告《日灾的观察》，这是提供给国人的有关日本灾情的最详尽情报。
9月21日，日本著名僧人水野梅晓到上海时，“目睹贵国人士热心救济，较诸协助个人之亲友尤觉踊跃，至于布置之妥，手续之敏，更属令人敬佩”。回国后，水野梅晓将上海的救济活动情形向日本介绍，“一时朝野同钦”。
最早到达日本的国际救援船
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成立后，由副会长王一亭负责具体事务。王一亭，其在经商致富后，遵循“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理念，除个人行善外，还主持十几家慈善团体，如华洋义赈会、中国救济妇孺总会、中华慈善团联合会等，并孜孜不倦地做好每一项慈善事业，受到上海民众的普遍尊敬。时人赞扬道：“先生开会，常若入定，恒一言不发，然遇取决之际，事有不能决者，一言立解。凡上海慈善事业，无不有先生名，盖无先生之名在董事列，若不足以号召也者。” 上海慈善界推举王一亭主持援救事项，可见对援救日本灾民工作的高度重视。王一亭果然不负众望，一面电令次子王叔贤急赴灾区调查，及时报告灾情，一面组织各慈善团体及公私法团等垫募十八万五千元，购入日本灾区最急需的白米六千担、面粉两万余包以及木炭、药品等生活品，由轮船招商局“新铭轮”运日赈济。
9月8日上午10时，“新铭轮”从上海启航，12日抵达神户港。船上悬挂白十字蓝旗，并于左船侧挂“中国救济日灾义赈会”之横幅。继“新铭轮”后，10月23日、25日，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又发出满载救济物资的两条船驶向日本。
“新铭轮”是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来自国外赠送救援物资的第一艘轮船，受到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新铭轮”抵达神户后，于14日赴横滨，将救援物品送到灾区。日本各报纷纷报道中国政府与商民之救济日灾船到境的消息。9月13日，《大阪朝日新闻》刊登题为《感谢善邻的同情》的长篇社论，指出：“中国人会出此热心来救日本人的灾难，是日本人梦想不到之事。”日本对华政策应该放弃“极端的帝国主义色彩”，“明白中国国民的意识”，缓和两国关系。10月4日，该报又刊登《震灾对中国的影响》的时评，强调中国人民同情、援助日灾，是“由中国人心里所生出许多的友情，能够叫它成长与否，有一半的责任完全在于日本”，日本政府应抓住机会，改善中日关系。
中华教育团代表林骙在日本灾区逗留3个星期，据其观察：“灾后一般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感情，的确很好。这有两个原故：1、因为灾中听见中国人热心救助而生的感激。2、因为灾中残杀了不少华工而生的惭愧。在日本人心里，初时都以为中国人排日到这么激烈，对于日灾一定还要落井下石，没有想到中国人不但不落井下石，还如此热心救济他。”《申报》的当地报道也说：日本当地“避免支那名词，改称中华，以表敬意。”
不仅中国“新铭轮”是最早到达日本的国际救援船，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也是最早到达日本的国际医疗救援队。9月8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携带“现款二万元，药料等品十余大箱”等启程，12日抵达神户，次日便赶到灾区救援。中国救护队由红十字会理事长庄得之亲自率领，救护队医务长牛惠霖博士曾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院长兼红十字会时疫医院院长，有“中国医界之柱石”之称，可见中国救护队规格之高。救护队配备医生4人，救护员8人，女护士4人等，共20余人，在日本灾区的救护活动也受到好评。
梵钟声声祈冥福
中国慈善家不仅在物资上大力援助日本灾民，也为那些在灾难中罹难的生灵祈祷。中国佛教界组织“佛教普济日灾会”，在峨嵋、九华、五台、普陀等四大名山的四大道场，分别举行49天的“水陆普利道场大法事”。此外，全国各寺院及信徒，依其各自意愿，举行念经念佛集会，吊济罹难者灵魂。在上海，玉佛寺自10月3日起举行一星期的普利道场法事，祈念死亡者冥福。在杭州，西湖招贤寺自10月20日起举行49天的普利道场法事，并实践一百天昼夜不停的念佛修行。
中国“佛教普济日灾会”在法事结束后，决议铸造一座“梵钟（幽冥钟）”寄赠日本灾区人民，“期能随时击钟祈念死亡者冥福，并永恒解救呻吟于幽都苦海之悲惨灵魂”。11月7日，王一亭以“佛教普济日灾会”名义通电日本外务大臣伊集院男爵及日本佛教联合会，表明寄赠梵钟一座的意愿。
1925年春，日本制订震灾纪念事业计划，决定在受灾最严重的墨田区横纲町建立祭祀罹难死亡者的“震灾纪念馆”及“复兴纪念馆”，并定于每年9月1日举行盛大的慰灵法事。同年9月2日，日本佛教联合会通告中国“佛教普济日灾会”，愿意接受捐赠梵钟之厚意，并选择被服厂旧址为置放梵钟之地。选择被服厂作为梵钟的安放地，是因为东京在地震死亡的9万人中，有3万多人集中死于这一地区。这里可视为吊唁亡灵的最恰当地点。
中国“佛教普济日灾会”捐赠的梵钟，由杭州顾锦泰工厂铸造。梵钟用黄铜铸造，高度1.69公尺，口径1.21公尺，重量1.56吨。钟身刻有“普闻钟声，冥阳两利。中华民国癸亥冬月建，吴兴王震敬书”等字样。
日方接受中国梵钟的捐赠后，由于建设资金尚未落实，不得不先将其放在临时场所。在此情况下，王一亭顾念钟楼建设的困难，遂向上海日本领事馆提议，有意会同赵子云、吴待秋、姚虞琴、王季眉、王个簃等五位画家，将所作书画作品八件，运至日本美术协会展览会，以非卖品条件展出，俟会期结束后拍卖，得款全部充作筹建纪念馆基金。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清水芳次郎迅速将上述书画递转至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岩村书记官，岩村遵循王一亭所嘱，连同王一亭委托函副本，办理书画赠送手续。展览会结束后，立即招标出售，所得款项悉数充作纪念堂建设基金。
通过拍卖书画的捐款方法取得成功后，王一亭又联合吴昌硕、张聿光等33名著名书画家，征得作品265件。这些作品于1929年8月25日至9月3日在东京上野松坂屋举行的“中日文化展览会”展出，并当场义卖。王一亭见购买者踊跃，又追加其书法作品5件，及时送到展览会现场。这次所售出中国书画家作品金额达2118日元（相当于现在的300万日元），全部捐赠给纪念堂建设。
“恩义永远不忘记”
2007年3月1日，笔者参观了位于东京墨田区横纲町公园内的震灾纪念馆（现名东京都慰灵堂）和陈列资料的复兴纪念馆。
那天，参观者稀少，很多东京人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样的纪念馆。但是，历史是不能忘记的。这里陈列着以王一亭为代表的中国慈善家在关东大地震中救灾恤邻义举的资料和实物，见证了作为日本善邻的中国民众的博爱精神和力行仁义的崇高品质。
1930年9月，东京震灾纪念堂竣工落成。中国捐赠的梵钟置于纪念堂东南侧的钟楼内。钟楼建设工程费6593日元，以王一亭为首的中国慈善家捐赠费占重要部分。纪念堂在钟楼前专门设立有关梵钟来历的说明牌，上面写道：
吊灵钟是中国佛教徒为追悼在关东大震灾中的死难者而捐赠的。 震灾悲惨的凶报传到中国以后，杭州西湖的招贤寺和上海麦根路的玉佛寺分别举行了念佛法事，还促成了中国在留日本同胞的参拜。
在各方面的捐赠告一段落之后，“铸造了一只幽冥钟送往日本的灾区。”希望通过“钟的撞击和钟声的功徳，永远地使幽都之苦得到解脱”。
其后，逐渐了解到灾情的严重性，佛教普济日灾会的两名代表来到日本，慰问了东京和横滨两个地区，同时向我国（日本）外务大臣及佛教联合会提出了捐赠梵钟的想法。
之后，随着震灾纪念堂计划的确定，此钟被安放在横纲町公园内。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海的王一亭氏为此事尽了很大的力。
王一亭的名字与梵钟的赠送相连，与中国民众的义举相连，因此更为日本民众所崇敬。
1930年10月1日上午10时，在新落成的钟楼前举行梵钟的“始撞仪式”，同时为在地震中罹难的留日侨胞举行追悼佛事。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指出：“忆念此一梵钟，即经中国多数佛教信徒，修行多日回向法事，持以虔诚态度祈念死者冥福后铸造而成。有此梵钟而才有此钟楼！两者相依为命，造福冥阳，足以解救罹难死亡者亡灵之呻吟哀哭于幽都苦海。可谓凡我同胞铭记邻邦友谊，流传万世之适好纪念物象。”
钟楼落成的第二年4月，王一亭作为中国美术团团长赴日参加在上野美术馆举行的中日古今绘画展览会。此时，作为东京震灾纪念堂附属物的东京复兴纪念馆也已建成。他特地挥毫绢画4件，留作纪念，这些绢画作品是：《拾得大士图》、《寒山大士图》、《铁拐仙人图》、《蝦蟇仙人图》。画中的寒山、拾得二人佛法高妙，佛门弟子认为他们分别是文殊、普贤菩萨转世，民间奉为“和”、“合”二仙。这些作品落款的时间是“辛未初夏”，分别以“王震大利”、“白龙山人”、“一亭”等署名。
但是，王一亭赠送的这些书画作品长期被保存在纪念馆仓库内，并未与公众会面。1980年代初，时任东京都议会文物清理委员会委员长的西浜二男先生在清理文物时，发现了这些尘封多年的书画作品，“其虽被灰尘盖着，但静中带有气魄”。经过一系列破茧抽丝式的追踪工作，终于发现了中国慈善家王一亭的善举。他感叹道：“王一亭先生不仅效劳于梵钟之寄赠，对钟楼之建立亦捐出庞大的私财及书画而促成其事，为人乐善好施，堪称难能可贵的时代人物。我深为感动，时隔在60年之前，竟有如此伟大的、为中日友好而奋斗的先人……明显的已经存在！同时，如此惊人的丰功伟绩，阅历半世纪以上岁月，依然被埋没在震灾纪念馆的一隅，未为世人知晓，身为日本人的我，思念及此，至感羞辱，惭愧无地！”
经过西浜二男先生的努力，这些在历史重压下被尘封的书画作品，终于在复兴纪念堂公开展出。这些作品悬挂在二楼展厅中，并附有王一亭照片和说明牌。说明牌的文字是：
王一亭，1867年出生于上海，是对日友好的经济人，也是孙中山大总统时代担任过农工商务部长的政治家。他通文艺、书画，佛画尤佳，是与吴昌硕同为“清末民初”双璧的文化人。此外，作为发起对贫苦者和残疾人进行救助活动的社会慈善事业家而成为中国佛教界的重镇。
王一亭是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时，以上海为中心的援助活动的先锋。以米、麦开始，多次将许多救助物资送到日本。王一亭还在组织中国佛教徒对地震罹难者进行慰灵吊祭活动的同时，竭力寄赠“吊祭梵钟”。此外，为调集钟楼的建设基金，寄赠很多的书画作品，在赈灾时表现出全部的热情。这四幅绢画是王一亭1931年来日时特地为复兴纪念馆的竣工而赠送的纪念品。
日本民众在回顾地震灾害的历史时，不忘中国民众的恩情。1983年，西浜二男在《友好之钟》的小册子中写道：王一亭等中国慈善家的丰功伟绩，“向我们启示中日友好、国际友好的重要性，梵钟的音响显示和平与友好之永恒存在”。他特地在苏州王一亭的新墓前树立一座石碑，请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1906-2000）题写“恩义永远不忘记”的大字，真切地表露了日本民众的感恩之情。
今年是关东大地震发生90周年，梵钟将再度在东京敲响，这是祈念的钟声，友好的钟声，也是警世的钟声。愿中日两国人民的关系，如同胡锦涛主席在东京松本楼的题词，“中日友好，世世代代”，悲剧永不发生。
（作者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