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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文性研究一直局限于文学批评，但是，近年来它在语篇分析，尤其是在“批评语言学”中，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本文通过对10篇记者招待会语篇中的引语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关注语言和意识形态如何达到有效互动；并从信息来源，采取的转述形式和使用的转述动词三个方面来考察记者招待会语篇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关键词：互文性；批评话语分析；记者招待会语篇
一、互文性和批评话语分析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称“语篇交织性”，最初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Kristeva 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她认为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与过去的文本和现在正在创作的文本相互联系着，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分析“既有微观的语言层面的描述，又有宏观的社会层面的解读和阐释，可见，互文性分析是联接语篇与语境的桥梁”，是一种考察语言与意识形态互动的有效分析模式。互文系统在社会中有三种原功能：意念，人际和文本功能。文化和意识形态是宏观的互文性，如中国古典诗歌，神话，传奇，经典文献和典故等。中国传统的文化反映着我国人民独特的文化心理和社会环境。
互文性研究一直局限于文学批评。但是，近年来它在语篇分析，尤其是在“批评语言学”中，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批评语言学的目的是通过语言分析揭示语篇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权力关系以及语言对社会过程的介入作用。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是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诞生于西欧的一种语言学思潮，其主要功能在于揭示语言使用，意识形态和权势之间的关系。批评话语分析侧重分析大众语篇（新闻报道，政治演讲，法律诉讼，广告词等）中的语言使用，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记者招待会语篇是重要的政治语篇，国外学者对记者招待会语篇进行多方面分析：Eshbaugh-Soha（2003）论述总统记者招待会特征；van Dijk（1998） Fairclough（1998，2000）探讨政治，政府与媒体的关系；Ryfe（1999）指出记者招待会中媒体的敌对性；
国内记者招待会语篇的研究多从修辞，语用，翻译角度分析。从修辞角度，黎运汉主编《公关语言学》和徐秋英《公关口语》中列举了一些记者招待会中回答的技巧。语用角度，杨秀娟从文体学、语篇学和语用学的角度对记者招待会进行分析；胡庚申、杨静（2001）探讨了中外记者招待会的语用特征；王莉宁运用语用学的预设理论分析总统如何巧用语用预设答记者问及其话语背后的真实意图；左进（2003）运用“会话活动理论”分析“卫生部记者招待会”；吕细华探讨了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中的语用含糊策略。翻译角度，吴小力（2007）从释意理论角度讨论记者招待会的口译，常笑（2007）从语言简洁性策略简析中外记者招待会的几段译文。话语分析角度，郑华（2006）运用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话语分析理论分析美国的三次记者招待会。
批评话语分析侧重分析大众语篇（新闻报道，政治演讲，法律诉讼，广告词等）中的语言使用，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记者招待会语篇是重要的政治语篇，国内外学者对记者招待会语篇进行多方面分析，但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分析记者招待会语篇的互文性现象的文章不多。本文将着重分析记者招待会语篇中引语对消息来源的交代、转述形式的选择和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
二、消息来源
消息来源指报道者所引述话语的发出者。如果语篇分析关注的是说话人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立场，那么话语和话语信息的来源是非常重要。辛斌把引述者和引语之间的关系分为三个方面：（1）引语和引述者的话语之间在多大程度上是界限分明的。（2）转述语境在多大程度上，支配和影响读者对引语的理解。（3）引语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原话的人际功能意义。
10篇记者招待会语篇里共用51个引语。引语中来自中国古典典籍的27处（占总数52.9%）；引自中国名人名言的7处（占总数13.7%）；出自中国古典诗词的6处（占总数11.8%）； 来自外国名人名言的6处（占总数11.8%）；出自自己言论的3处（占总数5.9%）；引用记者言论的2处（占总数3.9%）。
从统计数据看，引自中国经典文献，诗歌，典故和中国名人言论的占总数的78.4%。其中既有中国流传甚广的名言名句，还有古代典故的引用和解释。中国名人名言，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记者招待会语篇中发言人在答记者提问时大量引用中国古语，古诗歌和中国名人名言，既显露发言人扎实深厚的文化底蕴，又表明发言人的施政思想与中国上千年的传统思想一脉相承，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外国名人名言的引用具有回答问题的策略性，发言人在回答外国记者问题时，引用外国记者本国的名人名言既有利于思想和理念的传达，又展现发言人的国际视野和对外诚恳，自信的态度。
发言人还引用自己的言论来回答记者提问，表明他施政的一致性和持续性。
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语篇答记者问中的引语使用能增强政府政策的合理性及权威性。发言人广泛地引用中国古语名言，显现他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向民众传达行政机构的施政方针，而且有效地拉近了与记者和民众的距离。
三、采取的转述形式
转述形式是指报道者引述别人话语时，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之间做出的选择。前者指报道者忠实地引述别人的原话； 后者指转述原话的命题内容， 而不拘泥于其措辞。与间接引语相比， 直接引语更具表达力， 因为它能准确地保留原话的风格。间接引语受其形式的限制， 常常无法保留原话的口语特征及习语和韵律特征。间接引语的特点是引述者将别人的声音与自己的声音相融合，在这种融合中，前者往往为后者所吞没。
对转述形式考察的目的在于“引语和引述者的话语在多大程度上是界限分明的，即引述者在多大程度上把引语的‘声音’与自己的声音融为一体或者相互分开”。
10篇记者招待会语篇中引语51处，其中直接引语20处，间接引语31处。发言人大部分使用间接引语阐述观点，而且经常间接引用古代经典语句。古代经典语句，在世代文化传承中已经被民众广泛认知，不需要特意指明出处。 发言人引用自己以前的言论再次回答同一个问题表明施政的一贯性和连续性。
发言人还灵活自如地间接引用中国名人名句和外国首脑和外国名人的言论，表明政府的执政方针既生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融于全球大趋势。执政方针既具有中国特色，也有国际全局观。发言人使用间接引语能将别人的思想与自己的思想有效地融合，用别人的言论有力地佐证了自己言论的合理性。
除了多用间接引语，发言人还直接引用名人名言。直接引语不仅要指明言语的来源，而且要忠实地准确地引用别人的原话。直接引语更具有表达力和说服力。
在答记者问中发言人直接引用记者本国本地区名人的言语，既使民众了解相关地区和国家人民真实的情感，也表明中国政策是符合他国和地区民众的愿望的，有利于中国和国外民众对政府政策方针的理解和领悟。
四、使用的转述动词
转述动词是转述引语时用来连接说话者和引语的动词。转述动词构成转述引语的最直接的语境，具有预示和支配其意义的功能。转述动词按照引起的感情色彩进行区分可以分为中性转述动词、积极转述动词和消极转述动词。如tell 、say、express 等属于中性转述词，promise、praise 等属于积极转述词，而criticize、accuse 等属于消极转述词。不同转述动词的使用可以帮助塑造消息来源的不同形象。Geis （1987： 130—2）认为积极动词帮助塑造消息来源者谨慎、镇定、坚强或成功者的形象； 消极动词则给人一种鲁莽、软弱、不严谨或失败者的形象。
10篇记者招待会语篇51处引语中使用以下转述动词，“说”10次，“想起/想着”9次，“有一句古语”7次，“懂得”3次，“记得”2次，“借用/引用”2次，“默念着”1次，“相信”1次，“提出”1次。按照引起的感情色彩区分，多用中性转述词，用了积极转述词（“相信”），没有使用消极转述词。
发言人多用“说”来转述引语，除了“我说”，更多的是“他说”。“说”是常用的转述动词，“说”指明引语信息的来源，表明发言人重视信息来源的可靠性，真实性。“说”帮助塑造了发言人谨慎，踏实，认真负责的形象。
“想起”使用频率很高，发言人用“想着”或“想起”转述施政理念，表明他时刻关注着国内民众的疾苦和国际时事的变化。“想着”或“想起”塑造了发言人亲民和爱民的形象。
“懂得”，“记得”，“默念着”“相信”这些转述动词的使用塑造了发言人坚持信念，无惧困难的形象。发言人还用“有一句古语”转述政府施政方针，发言人用中国经典语句来陈述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不仅用语贴切，融于语境，并且表明中华民族上千年悠久文化中崇尚“以和为贵”的传统。
“说”，“想着”，“懂得”，“默念着”，“有一句古语”这些转述动词的使用不仅有利于发言人向民众和国际社会宣传政府施政方针，而且塑造了发言人踏实，负责，坚定信念，坚强和无畏困难的形象。
五、结束语
批评语言学从一开始就自视为一种工具语言学（见Fowler， 1987： 481—2），它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实践， 分析语篇的目的是向人们展示语言结构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和社会权力关系。
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渊源之一，互文性概念在批评话语分析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互文性是一切文本的基本特征，有所区别的只是互文性的程度不同而已。它使我们能够从某一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中来发掘该文本的意义和其中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
本文从消息来源，采取的转述形式和使用的转述动词三方面对10篇记者招待会语篇中的引语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发言人灵活自如地使用各种类型的引语，他选用合适的转述动词来增强向民众和向国际社会宣传政府施政方针的真实性，感染性和有效性。发言人引用的言论表明政府一贯坚持对内“执政为民”，对外“和平共处，和谐发展”，并塑造了发言人真诚和无畏困难的形象。
参考文献：
1.Coulmas， F. 1985. 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 General problems and problem s of Japanese.Journal of Pragmatics 9： 41-63.
2.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 [M]. London： Longman/ New York： Longman， 1989.
3.Fowler， R. 1987. Notes on critical linguistics. In Ross Steele & Terry Threadgold （eds. ）. Language Topics： Essay s in Honor of Michael Hallida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4.Geis， M. L. 1987. T he Language of Politic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5.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London： Edward A Arnold.
6. 陈永国. 互文性[J]. 外国文学，2003（1）.
7.黄念然. 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J]. 外国文学研究. 1999（1）.
8. 辛斌 语篇互文性的语用分析[J] 外语研究. 2000. 3
作者简介：黄莹（1981--），女，湖北黄冈人，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语篇分析。
本论文是2011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互文性的批评话语分析——以中美政府首脑记者招待会语篇为例》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1jyte264。
关键词：互文性；批评话语分析；记者招待会语篇
一、互文性和批评话语分析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称“语篇交织性”，最初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Kristeva 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她认为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与过去的文本和现在正在创作的文本相互联系着，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分析“既有微观的语言层面的描述，又有宏观的社会层面的解读和阐释，可见，互文性分析是联接语篇与语境的桥梁”，是一种考察语言与意识形态互动的有效分析模式。互文系统在社会中有三种原功能：意念，人际和文本功能。文化和意识形态是宏观的互文性，如中国古典诗歌，神话，传奇，经典文献和典故等。中国传统的文化反映着我国人民独特的文化心理和社会环境。
互文性研究一直局限于文学批评。但是，近年来它在语篇分析，尤其是在“批评语言学”中，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批评语言学的目的是通过语言分析揭示语篇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权力关系以及语言对社会过程的介入作用。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是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诞生于西欧的一种语言学思潮，其主要功能在于揭示语言使用，意识形态和权势之间的关系。批评话语分析侧重分析大众语篇（新闻报道，政治演讲，法律诉讼，广告词等）中的语言使用，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记者招待会语篇是重要的政治语篇，国外学者对记者招待会语篇进行多方面分析：Eshbaugh-Soha（2003）论述总统记者招待会特征；van Dijk（1998） Fairclough（1998，2000）探讨政治，政府与媒体的关系；Ryfe（1999）指出记者招待会中媒体的敌对性；
国内记者招待会语篇的研究多从修辞，语用，翻译角度分析。从修辞角度，黎运汉主编《公关语言学》和徐秋英《公关口语》中列举了一些记者招待会中回答的技巧。语用角度，杨秀娟从文体学、语篇学和语用学的角度对记者招待会进行分析；胡庚申、杨静（2001）探讨了中外记者招待会的语用特征；王莉宁运用语用学的预设理论分析总统如何巧用语用预设答记者问及其话语背后的真实意图；左进（2003）运用“会话活动理论”分析“卫生部记者招待会”；吕细华探讨了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中的语用含糊策略。翻译角度，吴小力（2007）从释意理论角度讨论记者招待会的口译，常笑（2007）从语言简洁性策略简析中外记者招待会的几段译文。话语分析角度，郑华（2006）运用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话语分析理论分析美国的三次记者招待会。
批评话语分析侧重分析大众语篇（新闻报道，政治演讲，法律诉讼，广告词等）中的语言使用，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记者招待会语篇是重要的政治语篇，国内外学者对记者招待会语篇进行多方面分析，但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分析记者招待会语篇的互文性现象的文章不多。本文将着重分析记者招待会语篇中引语对消息来源的交代、转述形式的选择和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
二、消息来源
消息来源指报道者所引述话语的发出者。如果语篇分析关注的是说话人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立场，那么话语和话语信息的来源是非常重要。辛斌把引述者和引语之间的关系分为三个方面：（1）引语和引述者的话语之间在多大程度上是界限分明的。（2）转述语境在多大程度上，支配和影响读者对引语的理解。（3）引语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原话的人际功能意义。
10篇记者招待会语篇里共用51个引语。引语中来自中国古典典籍的27处（占总数52.9%）；引自中国名人名言的7处（占总数13.7%）；出自中国古典诗词的6处（占总数11.8%）； 来自外国名人名言的6处（占总数11.8%）；出自自己言论的3处（占总数5.9%）；引用记者言论的2处（占总数3.9%）。
从统计数据看，引自中国经典文献，诗歌，典故和中国名人言论的占总数的78.4%。其中既有中国流传甚广的名言名句，还有古代典故的引用和解释。中国名人名言，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记者招待会语篇中发言人在答记者提问时大量引用中国古语，古诗歌和中国名人名言，既显露发言人扎实深厚的文化底蕴，又表明发言人的施政思想与中国上千年的传统思想一脉相承，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外国名人名言的引用具有回答问题的策略性，发言人在回答外国记者问题时，引用外国记者本国的名人名言既有利于思想和理念的传达，又展现发言人的国际视野和对外诚恳，自信的态度。
发言人还引用自己的言论来回答记者提问，表明他施政的一致性和持续性。
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语篇答记者问中的引语使用能增强政府政策的合理性及权威性。发言人广泛地引用中国古语名言，显现他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向民众传达行政机构的施政方针，而且有效地拉近了与记者和民众的距离。
三、采取的转述形式
转述形式是指报道者引述别人话语时，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之间做出的选择。前者指报道者忠实地引述别人的原话； 后者指转述原话的命题内容， 而不拘泥于其措辞。与间接引语相比， 直接引语更具表达力， 因为它能准确地保留原话的风格。间接引语受其形式的限制， 常常无法保留原话的口语特征及习语和韵律特征。间接引语的特点是引述者将别人的声音与自己的声音相融合，在这种融合中，前者往往为后者所吞没。
对转述形式考察的目的在于“引语和引述者的话语在多大程度上是界限分明的，即引述者在多大程度上把引语的‘声音’与自己的声音融为一体或者相互分开”。
10篇记者招待会语篇中引语51处，其中直接引语20处，间接引语31处。发言人大部分使用间接引语阐述观点，而且经常间接引用古代经典语句。古代经典语句，在世代文化传承中已经被民众广泛认知，不需要特意指明出处。 发言人引用自己以前的言论再次回答同一个问题表明施政的一贯性和连续性。
发言人还灵活自如地间接引用中国名人名句和外国首脑和外国名人的言论，表明政府的执政方针既生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融于全球大趋势。执政方针既具有中国特色，也有国际全局观。发言人使用间接引语能将别人的思想与自己的思想有效地融合，用别人的言论有力地佐证了自己言论的合理性。
除了多用间接引语，发言人还直接引用名人名言。直接引语不仅要指明言语的来源，而且要忠实地准确地引用别人的原话。直接引语更具有表达力和说服力。
在答记者问中发言人直接引用记者本国本地区名人的言语，既使民众了解相关地区和国家人民真实的情感，也表明中国政策是符合他国和地区民众的愿望的，有利于中国和国外民众对政府政策方针的理解和领悟。
四、使用的转述动词
转述动词是转述引语时用来连接说话者和引语的动词。转述动词构成转述引语的最直接的语境，具有预示和支配其意义的功能。转述动词按照引起的感情色彩进行区分可以分为中性转述动词、积极转述动词和消极转述动词。如tell 、say、express 等属于中性转述词，promise、praise 等属于积极转述词，而criticize、accuse 等属于消极转述词。不同转述动词的使用可以帮助塑造消息来源的不同形象。Geis （1987： 130—2）认为积极动词帮助塑造消息来源者谨慎、镇定、坚强或成功者的形象； 消极动词则给人一种鲁莽、软弱、不严谨或失败者的形象。
10篇记者招待会语篇51处引语中使用以下转述动词，“说”10次，“想起/想着”9次，“有一句古语”7次，“懂得”3次，“记得”2次，“借用/引用”2次，“默念着”1次，“相信”1次，“提出”1次。按照引起的感情色彩区分，多用中性转述词，用了积极转述词（“相信”），没有使用消极转述词。
发言人多用“说”来转述引语，除了“我说”，更多的是“他说”。“说”是常用的转述动词，“说”指明引语信息的来源，表明发言人重视信息来源的可靠性，真实性。“说”帮助塑造了发言人谨慎，踏实，认真负责的形象。
“想起”使用频率很高，发言人用“想着”或“想起”转述施政理念，表明他时刻关注着国内民众的疾苦和国际时事的变化。“想着”或“想起”塑造了发言人亲民和爱民的形象。
“懂得”，“记得”，“默念着”“相信”这些转述动词的使用塑造了发言人坚持信念，无惧困难的形象。发言人还用“有一句古语”转述政府施政方针，发言人用中国经典语句来陈述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不仅用语贴切，融于语境，并且表明中华民族上千年悠久文化中崇尚“以和为贵”的传统。
“说”，“想着”，“懂得”，“默念着”，“有一句古语”这些转述动词的使用不仅有利于发言人向民众和国际社会宣传政府施政方针，而且塑造了发言人踏实，负责，坚定信念，坚强和无畏困难的形象。
五、结束语
批评语言学从一开始就自视为一种工具语言学（见Fowler， 1987： 481—2），它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实践， 分析语篇的目的是向人们展示语言结构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和社会权力关系。
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渊源之一，互文性概念在批评话语分析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互文性是一切文本的基本特征，有所区别的只是互文性的程度不同而已。它使我们能够从某一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中来发掘该文本的意义和其中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
本文从消息来源，采取的转述形式和使用的转述动词三方面对10篇记者招待会语篇中的引语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发言人灵活自如地使用各种类型的引语，他选用合适的转述动词来增强向民众和向国际社会宣传政府施政方针的真实性，感染性和有效性。发言人引用的言论表明政府一贯坚持对内“执政为民”，对外“和平共处，和谐发展”，并塑造了发言人真诚和无畏困难的形象。
参考文献：
1.Coulmas， F. 1985. 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 General problems and problem s of Japanese.Journal of Pragmatics 9： 41-63.
2.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 [M]. London： Longman/ New York： Longman， 1989.
3.Fowler， R. 1987. Notes on critical linguistics. In Ross Steele & Terry Threadgold （eds. ）. Language Topics： Essay s in Honor of Michael Hallida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4.Geis， M. L. 1987. T he Language of Politic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5.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London： Edward A Arnold.
6. 陈永国. 互文性[J]. 外国文学，2003（1）.
7.黄念然. 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J]. 外国文学研究. 1999（1）.
8. 辛斌 语篇互文性的语用分析[J] 外语研究. 2000. 3
作者简介：黄莹（1981--），女，湖北黄冈人，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语篇分析。
本论文是2011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互文性的批评话语分析——以中美政府首脑记者招待会语篇为例》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1jyte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