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和施公一两教授最近撰文指出,“在当下,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他们直言不讳地抓住了当下科研体制的问题,就是政府垄断了资源的配置权,不只是科研经费,而且也同样包括社会地位、医疗、子女教育等机会资源。以前中国没研究经费,那个时候说之所以没法得到诺贝尔奖、没法有科技发明,是因为中国没钱。可是,最近这些年研究经费越来越多了,经费问题相对越来越轻,但还是不见得发明创造层出不穷。
　　为什么呢?还是研究资源配置机制、激励机制的问题,是谁决定资金分配、谁做研究、为了什么做研究的问题。当行政部门控制的钱几乎是研究经费唯一来源时,评判科技项目的指标不会是科技本身的内在价值,也不会是其市场价值,因为那些都不是行政部门项目决策的基础,而更重要的是关系,跟掌权人的关系远近,还有就是对行政部门官员升迁有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行政指标。据笔者了解,许多大学教授、科研机构研究员每年要花数周时间去送礼、吃饭跑关系,既要跑各类一级、二级或其它级重点学科基地,跑博士点、硕士点,也跑具体的研究项目审批,而不是潜心做研究。
　　几年前与国内学者合作,当时我们的研究由我在耶鲁大学自由支配的研究经费支持,而不是由国内的政府机构支持。这一来,就碰到一个具体问题:这研究项目到底算什么级别的,是国家重点级、部委级还是校级?因为没有立项从任何机构申请资助,这使我的国内合作学者很为难,因为如果不能确定这是什么级别的研究项目,即使做了研究、有成果,他们也不能以此评职称、提工资奖金。
　　在美国大学里,由于研究资金来源多样,既有政府的,也有民间基金会、企业、个人支持的,最后只看研究成果,而不看项目是谁资助的,谁资助并不代表研究结果的好坏、水平的高低、意义的大小,所以,在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里,没有国家级、部委级或者任何以行政级别定位的项目级别这回事,因为这些是行政体系里的等级,不是学术研究自身独立的价值谱系,这些对学术领域不应该重要。
　　过度行政化的科研体系如果只是推演出上述话语体系,也就罢了,问题是这套价值体系所形成的激励架构,从根本上改变、扭曲科研者的目标取向和行为方式,导致科研圈子的官本位化,使科技研究领域失去自己学术专业的独立性,让科研者不是按本行的学术标准去评估业绩、衡量成就,而是把官体系的价值度量衡,政治度量衡引入,并渗透到学术领域的各个角落,使学者非学者,使研究者也追求行政级别,而不是以自己专业领域的地位来评价自己一生的成就。
　　另一个扭曲科研领域激励的要素是纵容造假的制度体系,造成科研领域的劣币驱赶良币。造假风奖励非学者,打击真正的科研者,把科研者引上邪路。造假风之所以达到今天这种广度,原因当然很多,但归根结底还是造假的成本收益比太划算,超额利润太大,而即使造假被揭露,也不见得有处罚,使造假的预期成本太低。
　　就以2006年最有名的“汉芯”事件为例,当年1月先是有人在网上透露,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研制的所谓“汉芯一号”是造假。经过媒体的广泛追踪报道,上海交大于2006年5月12日向媒体证实汉芯是假的,并通报表示陈进被撤销各项职务和学术头衔,国家有关部委也与其解除科研合同,并追缴一亿多元各项研究费用。但是,即使陈进欺诈多个部委及上海市政府单位、骗取了如此数额的科研经费,除了上海交大将其免职、免头衔外,没有任何机构对陈进追究法律责任、进行法律制裁。这类事件如此结局,等于鼓励了未来的造假者,打击真正学者的积极性。
　　2006年6月,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杨杰教授,因为学术造假,被校方“终止其聘用合同”、“解除教授资格”等处罚。那次已经是近年对造假处理得利落干脆的了,但还是仅停留在“把骗到的还回去”的层面,没有其它处罚或刑罚,使造假的实际成本几乎为零。
　　从这几件以及其它著名案例中,我们看到造假成风的根本原因包括几方面。第一是制度原因,包括政府权力过多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权贵联盟、法治不到位。由政府部门掌握“技术创新”资源、科研资源、教育资源、行业资源、学位资源等,寻租机会必然多,造假的激励甚高。行政配置资源跟市场配置资源的最大差别在于:后者看重经济回报,看“硬功夫”,而前者不在乎经济回报,主要在乎政绩,由于“政绩”既主观又不一定有形有色,不一定跟效率挂钩,所以,当行政权力当道资源配置时,忽悠、造假反而更能让行政掌权者和陈进们双赢。因此,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配置的资源比重越高的社会,给造假带来的激励必然越高,科研领域得到诺贝尔奖的概率就越低,在权力受媒体监督有限的社会里尤其如此。
　　行政体系可以有自己的一套等级价值谱系,但学术研究必须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评估谱系。学术经费的行政控制导致学术评估体系也往行政等级体系上靠,迫使学术价值谱系与行政等级体系相重合,使学不像学。学术行政化的现状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