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没能有针对性地解决1980年代以来恶化加剧的国内收入分配情况，而在共和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的上两届共和党执政期内，政府还一直在削减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如果奥巴马政府最终与布什政府大同小异，那么人们也就不必希望太多。
　　
　　那些去年经美国纳税人的巨额资助才得以保有现在工作的华尔街金融高管们，今年迅速从终于获得的“流动性”中，给自己包了一个大红包。这对于美国人，其实是一早就可预见的事情。
　　2008年布什政府对那些大金融机构拟定援助计划之初，就有独立国会议员提出，要把接受纳税人公共资助的公司高管年收入限定在400万美元，并且对于濒临破产、索求公共援助的公司，这已经是很慷慨的数字——每天都有那么多行业、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企业要关闭，这些公司的高管们只能下岗，或者接受薪水更低的其他工作。
　　但布什政府放松了对接受公共援助者所承担义务的要求。在“(公司)太大以至于不能失败”的逻辑掩护下，大金融机构反而在抵制妥协的筹码上似乎更高一等。而与人们的预计相符，那些实际上已经在管理上失败的金融高管们的巨额分红如期发生，于是也才有了奥巴马政府对2009年受公共援助公司高管分红设限的马后炮式政策。
　　奥巴马政府还有一年时间具体制定、落实他们提出的不得超过500万美元的高管限薪令，以防止某些高管们在公共荷包中打劫打得太夸张，让奥巴马想做所谓超越党派的中间派也做不成。但是人们没有对指向现金收入的限薪令的作用抱多大希望。一个单薄的限薪令，透露出的更多是美国国内政治在收入差距问题上的束手无策。
　　
　　趋势难改
　　
　　根据耶鲁和康奈尔的学者统计，在美国上市公众公司中，公司列前五位最高职位的高管薪酬在1993～1995年大致占公司利润的5％，在2001～2003年则占了公司利润的10％，在这个巨大的增长中，其中20％可以归因于公司业绩的提高及公司规模的扩大，其余80％的增长缺乏合理的解释。
　　
　　中国制造的商品之所以会在美国热销，也因为美国的相对贫困人口越来越多。在美国，大多数的中国商品就是价廉物不美的代名词，美国制造仍然是美国人的热爱，之所以会有许多人购买中国货，是因为中国货便宜，买得起。因此如果多数人没有足够的消费力或者要借贷消费，美国制造是没有希望复苏的，而美国制造没有希望复苏，又让更多美国人缺乏消费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在利润全球化以及美国两党政治持续右转的时代，在公共政策中，那些用于社会均衡和救助弱者的老政策渐渐弱化，一部分人利用美国民主政治的种种软肋让国家机器成为自己的仆佣，以至于近年出现顶级私募基金的合伙人缴纳所得税还不及写字楼的清洁工多的奇闻，而这样的不缴税的私募基金合伙人生日宴上的明星宴请费，就可以让无数家庭得以养活。
　　奥巴马能够在那么多独立的小额捐助人的帮助下获选总统，也正是美国这一社会图景的自然选择。否则，奥巴马是没有希望当选的。但令美国人感到遗憾的是，最终被通过的救市计划经过几番讨价还价，仍然是那些食品券、弱者救助类的开支计划被削减，虽然它们只要求那么一点钱，而且对刺激消费更加重要。一系列迹象表明：奥巴马所谓的摆脱党派利益的中间立场其实是偏右的，只不过由于美国国家机器已经深度右转，他的偏右立场才看起来好像是个“中间”立场。
　　如果奥巴马政府最终在治国战略上成为与布什政府大同小异的一届政府，人们不能指望税制可以回头，超高薪团体和大众之间的鸿沟也难以被缩小多少，美国彻底走出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过程则会更长。如果上述情况不能得到改观，那么奥巴马政府可能就只有一届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