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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曼素恩等著，台北：五南出版社，2011
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游鉴明、胡缨、季家珍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Women’s poet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forming the inner chambers， Xiaorong Li，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2
女性、战争与回忆——三十五位重庆妇女的讲述，李丹柯，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 Beverly Bossler，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Women shall not rule： Imperial wives and concubines in China from Han to Liao， Keith McMah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
Reverie and Reality： Poetry on travel by late imperial Chinese Women， Yanning Wang， 2013
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 Ronald C.Ega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Qing period， 618—1644， Lily Xiao Hong Lee， ed.， M.E.Sharpe， 2014
海登·怀特在分析历史学工作原理时提到各种历史著述和历史哲学是将一定的“材料”、解读这些材料特有的理论体系和用此还原的事件组合在一起。[1]以此提醒我们，想要真实、全面地还原过去是不可能的，研究者必然会加上自己对材料的理解、筛选，形成历史。对于妇女史的研究不得不更重视这个过程，史料中关于女性的记述大多数由男性来完成，少部分是由女性完成，男性所记述的女性和女性自身的描述之间是否存在异同，这种异同又是否由性别偏见构成，都迫使研究者不得不审慎分析。近些年的海外研究成果更是将不同性别、不同文类的“材料”深入解读，推陈出新，也使得海外中国妇女史研究成果更加丰沛。
一、诗词：自己的声音？
妇女史的研究中一直在探寻女性的声音。在男性为主的历史记载中，女性存在吗？女性是沉默的吗？女性具有主体性吗？女性的声音是否已融入了宏大的意识形态中呢？女性的生命经验最终会被当今研究者发现吗？研究者面临这一系列拷问更希望从女性的直接记载中发现一些不同的东西。
诗词是女性自我表达的重要手段之一。女性诗词作为重要的研究史料，大多反映的是上层女性的生活。这些书写的女性通常被称为“闺秀”，这种称谓更符合对于中国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想象，然而这些女性依然具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她们的诗作、生活方式、交际网络、社会空间形成了“才女文化”。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学者李小荣（Xiaorong Li）Women’s Poet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forming the Inner Chambers一书尝试描述在社会环境、观念体系之下的女性行为活动，以及她们的回应和互动方式。李小荣想要突破这个看似封闭的“才女文化”，却反其道而行之，巧妙地选用“闺”这个女性写作和生活的地方为出发点进行研究，梳理了清代女性闺阁诗歌的演变：在16世纪“闺阁”常常被男性作家设定为一个赞美女性美丽和怜惜孤独弃妇的地方，或者是用来形容政治上，忠心耿耿得不到重用，被朝廷排挤的文人的境况。这种意象很快被女性作家在诗词中吸纳、表现，于是，男性的想象成为女性和她们生活环境在整个社会中的代言者。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演变，晚清时期，女性逐渐改变、拓展了闺阁文学的主题。一些作品中增加了儿童、老妇和闺阁中一些明朗的事件，比如教学、音乐、谈话、嬉闹等，女性通过写作和男性、社会生活相互影响，逐渐改变自身的处境，摆脱对女性的束缚和限制，越来越多的有主体意识和成熟的女作家推动着演变的过程，并认为她们应该是后来女性意识觉醒的先驱者。李小荣通过较长时段地分析来论证明清女性文学是怎样与男性为主导的文学权力结构相联系，又是怎样内化、挑战、互动。
相较于李小荣用迂回的方式来解读女性诗词中的新意向，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学者Yanning Wang显得更加直接。女性的活动范围绝不仅仅局限于闺阁，尤其是在女性文化达到前所未有之繁荣的晚清，女性用诗词来记录她们家内、外的生活。Yanning Wang， Reverie and Reality： Poetry on Travel by Late Imperial Chinese Women以晚清女性的出游诗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在陈腐的想象中，女性被彻底困在遮蔽的内闱中焦虑地等待外出的丈夫和家人，与世隔绝。然而女性的出游诗词中展示的景象截然不同，女性渴望探索外面的世界，对于自然景观、社会百态有着自己的想象。有时，她们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女性将诗词作为记录旅行经验和勾画对外面世界的想象的手段，也展现出女性对于社会见闻的认知。
观察女性与社会观念的消磨、抗衡、互动，是研究者对女性主体意识较为直接的考察途径之一，是对于历史上女性声音的仔细辨认。无疑可以窥见妇女史研究者对于探寻女性主体性的焦虑与紧迫感。也因如此，研究者可能出现“欲加之辞”的状况是需要警惕的。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教授艾朗诺（Ronald Egan）的新作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是一次对历史上形象塑造工程的个案分析。诗词是作者表现情绪、展示才华的方式之一，但并不意味着诗词与作者之间存在着绝对的一致性，这一点在研究男性作者时几乎已经无须提醒，但是当面对女性作者和她的作品之间的疏离时，却经常被遗忘。艾朗诺选取了中国历史上才女的代表人物——李清照来考察才女自宋至明清形象的塑造过程。艾朗诺区别了李清照词作中的人物与李清照本人，词作的虚构使后来的读者对李清照本人产生了更多的想象和解读。李清照的情感经历也使后来的读者因为不同时代的贞洁观而困惑不已，到了明清甚至至今学者都为之争论不休，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出于对李清照才华的喜爱和尊崇，试图改变原本明确的事实以维护其形象，或者说是重塑了李清照的形象。
我们会看到，文学史的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的界限进一步模糊，这也充实了研究女性历史的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二、传记：她们的故事
传记是中国历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之一。相对于诗词来说，大多数情况下传记记录的人物生平更加完整，可以显现传主的人生经历和社会关系，也可以发现传记背后存在的社会规范、限制以及博弈。
《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是一个会议论文集，包括曼素恩、贺萧、钱南秀等人的14篇文章。这些研究横贯中国历史，可以使不同断代研究之间、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相互砥砺。作者在寻找女性的故事，不仅仅局限于传统传记文本，还涵盖碑铭、小说、诗文序言、书信、日记等广义上的传记资料，每一文类因其特殊的写作范式，条分缕析，都可以发现更多的信息，将这些信息与历史情境进行对照，非常有助于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发现写作者的意图，也重新认识不同时代的历史。
解读女性传记并不是一件易事。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路易斯·蒙特洛斯（Louis Montrose）强调“文本的历史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和“历史的文本性”（textuality of history），一方面，即文本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历史的客观性受到质疑，历史具有文本的局限性。[2]为女性所做的传记尤其如此，且常常表现出程式化的倾向。写作者受到性别、时代的限制，在不同时期对女性的行为有不同的期待，在传记中常常会出现为亲人讳、为友人讳、为死者讳的局面。再加上作传的多是男性，他们对于女性生活细节的了解程度可能非常有限；这些传记一旦形成以后对社会又有教化和规范作用，也在塑造历史，后来读者所知的历史是文本呈现、限制、断裂的。想要在这个复杂的相互影响中捕捉女性的生命故事，就要求研究者重构文本产生时的那个历史“语境”，还原当时的文化氛围，如何来解读这些沉默与喧嚣，如何通过这些材料寻找真正的个体、了解当时的性别结构、重塑我们的历史认知，可以说本书的作者不仅仅是在寻找、回答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解读史料的方法进行了尝试，这些文章应该说是方法论上的示例。
相对于古代史研究中个体的遮蔽，女性自传尤其是底层普通女性传记较少的缺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口述资料的利用，将弥补底层群众作为历史塑造者的记录。美国费尔菲尔德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丹柯企图使用普通女性通过对自身经历的阐述来叙述、诠释、构建历史。《女性、战争与回忆——三十五位重庆妇女的讲述》是作者访问35位抗战时生活在重庆并在后方参与一些抗战活动的具有不同职业、身份，家庭背景的女性形成的研究成果。由这些女性口述当时的生活情景，作者如实记录她们的忆述，并在书中划分的“女性与社会”“女性与经济”“女性与政治”“女性，记忆与中国的抗日战争”每一部分之初的序言部分记录访问、研究心得，作者聚焦女性的生活体验和私人经历，探究战争在女性的生存和生活中打下何种烙印，而女性又如何通过抗争和忍耐来抵抗战争的残酷。作者用这种较为特殊的体例试图解释现在的战争史已经性别化了，妇女在这场战争中却被隐匿，她们的抵抗、日常生活往往被视而不见。所以，作者不仅仅是对口述资料的抢救性利用，以期提供和弥补文字档案鲜有的资料，更是希望开拓新的抗战妇女研究的视野，重新构建有女性的抗战史。
此外，需要补充的是，欧美学界对于大量基本资料的整理收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方秀洁等人推动的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数字计划项目为欧美学界进一步研究中国女性问题提供了便利条件，已使很多学者受惠于此。澳洲学者萧虹（Lily Xiao Hong Lee）等人编纂了《中国妇女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学界编辑整理的女性传记辞典中规模最大的版本，包括中国历史上各类女性在史籍等中的记载情况，如清代卷记录女性包括皇后、嫔妃、节妇等200名以上。该套书共分为四卷，上古到隋（前1600—公元618）、唐到明（618—1644）、清代（1644—1911）、辛亥革命后到20世纪末（1911—2000）。[3]
欧美学界对于女性著作及相关作品的翻译、资料汇编对于推动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使本来“寂静”的女性声音通过这种汇编，经历编纂者的发现、筛选、以主题归类得以再发声，不啻为一种研究创新。
三、历史：权力与日常生活
现在的研究说明，女性并没有缺席于历史，但是她们的“失声”状态使女性在政治、权力运作中的状况并不明了。欧美学界在后现代主义相关理论发展的影响下，一直在尝试解读女性在权力关系中的组织建构以及作用模式，这种权力的关注不仅仅涵盖以往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关注、对突出女性的研究，也包括家内的女性角色定位、事件中权力的形成与分配模式，中下层女性的日常生活也得以被发现。 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系教授马克梦（R.Keith McMahon）新作Women Shall Not Rule： Imperial Wives and Concubines in China from Han to Liao涉及吕后、武则天、欧阳修身边的女性人物等，通过一件件生动的事件，盘点了中国历史上从汉到辽的女性参政者，也让西方读者能够认识这些中国历史上的知名女性人物。据马克梦所言，无论在什么地方，凡是有女人当政，都应该算是一个特殊时期，男性害怕被女性取代，在男人想象的政治秩序中，社会平稳的基本条件必须是：女人不能干政。但是，一些女性仍然会突破对她们的约束，把自己的执政合法化，让别人接受她们临时取代男人，甚至长期地维持政权。最显著的是武则天的称帝对唐代女性扩大政治参与起到了示范作用，接连出现了如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等女性政治人物，然而，在男性构建的政治秩序中，女人当政往往标志着进入乱世。古代中国女性参与政治是在国家政治同性别秩序错综复杂的关系缝隙中寻求契机。
女性的社会、家庭角色定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性别权力结构的转变也影响着对不同女性身份的期望和评价。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柏文莉（Beverly Bossler）多年潜心之新作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是探讨宋元时期妓女、妾的变化以及贞节观的演变。宋代不断发展的经济和扩大的精英阶层使女性身体在消费、再生产中不断物化。随着北宋娱乐文化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女性的家庭角色和社会稳定性，尤其是对妾和上层社会中的节妇在家庭中的地位展开了讨论。南宋妓女和妾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引起了家庭和政府观点的冲突。由于北宋末期政治上的不稳定，文人通过赞扬节妇来鼓舞政治忠诚度。至南宋末期，家庭的稳定和政权的存续问题一直存在，而在墓志铭中，节妇作为忠诚的典范被一再宣扬。到元朝，受到文人赏识的有才华的妓女越来越多，但是她们的地位越来越低。理想的妓女形象与节妇也越来越接近。同时出现大量的作品赞扬节妇，不只是因为她们的行为典范，更是作为儒家文化仍然存在的核心证明。作者揭示了儒家思想和性别之间关系的发展轨迹，宋元到明清性别秩序是如何建立以及之间的变化。
渐行渐远，妇女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后现代理论的波及与束缚，文学史相应的议题借助语言分析等工具有快速的发展，传统史学领域例如政治、经济等方面由于史料的匮乏，以及分析工具的限制，在妇女史研究中显得略略沉默了些。期待以后不同领域之间的交融可以进一步促进研究的深入。
可以确知的是，学者在前行的过程不时反省、整理研究中的得失，使这个年轻的学术领域在探索中依然前进。正如柳立言所说“更重要的，还是取信于读者和提出新说”，“研究默默地过活的社会大众，结果平淡无奇，固然令人失望，但至少让我们知道，今日的常识，是在怎样的历史时空产生，今日的生活，有哪些是传统的一部分”。[4]正是带着新眼光考察这些常识，才会知道今日的常识、今日的女性从何处而来，思考行进的道路。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2012Q179）及校基金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美]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
[2]Louis A.Montros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 In H.Aram Veeser， ed.， The NewHistoricism， Routledge， 1989.
[3]Lily Xiao Hong Lee，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Qing Period， 1644—1911， M.E.Sharpe， 1998.；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12—2000， M.E.Sharpe， 2003.；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Antiquity Through SUI， 1600 B.C.E.—618 C.E.， M.E.Sharpe， 2007.；《中国妇女传记辞典：清代卷1644—1911》（中文版），悉尼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邓小南等主编：《中国妇女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页。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农郁）
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游鉴明、胡缨、季家珍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Women’s poet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forming the inner chambers， Xiaorong Li，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2
女性、战争与回忆——三十五位重庆妇女的讲述，李丹柯，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 Beverly Bossler，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Women shall not rule： Imperial wives and concubines in China from Han to Liao， Keith McMah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
Reverie and Reality： Poetry on travel by late imperial Chinese Women， Yanning Wang， 2013
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 Ronald C.Ega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Qing period， 618—1644， Lily Xiao Hong Lee， ed.， M.E.Sharpe， 2014
海登·怀特在分析历史学工作原理时提到各种历史著述和历史哲学是将一定的“材料”、解读这些材料特有的理论体系和用此还原的事件组合在一起。[1]以此提醒我们，想要真实、全面地还原过去是不可能的，研究者必然会加上自己对材料的理解、筛选，形成历史。对于妇女史的研究不得不更重视这个过程，史料中关于女性的记述大多数由男性来完成，少部分是由女性完成，男性所记述的女性和女性自身的描述之间是否存在异同，这种异同又是否由性别偏见构成，都迫使研究者不得不审慎分析。近些年的海外研究成果更是将不同性别、不同文类的“材料”深入解读，推陈出新，也使得海外中国妇女史研究成果更加丰沛。
一、诗词：自己的声音？
妇女史的研究中一直在探寻女性的声音。在男性为主的历史记载中，女性存在吗？女性是沉默的吗？女性具有主体性吗？女性的声音是否已融入了宏大的意识形态中呢？女性的生命经验最终会被当今研究者发现吗？研究者面临这一系列拷问更希望从女性的直接记载中发现一些不同的东西。
诗词是女性自我表达的重要手段之一。女性诗词作为重要的研究史料，大多反映的是上层女性的生活。这些书写的女性通常被称为“闺秀”，这种称谓更符合对于中国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想象，然而这些女性依然具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她们的诗作、生活方式、交际网络、社会空间形成了“才女文化”。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学者李小荣（Xiaorong Li）Women’s Poet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forming the Inner Chambers一书尝试描述在社会环境、观念体系之下的女性行为活动，以及她们的回应和互动方式。李小荣想要突破这个看似封闭的“才女文化”，却反其道而行之，巧妙地选用“闺”这个女性写作和生活的地方为出发点进行研究，梳理了清代女性闺阁诗歌的演变：在16世纪“闺阁”常常被男性作家设定为一个赞美女性美丽和怜惜孤独弃妇的地方，或者是用来形容政治上，忠心耿耿得不到重用，被朝廷排挤的文人的境况。这种意象很快被女性作家在诗词中吸纳、表现，于是，男性的想象成为女性和她们生活环境在整个社会中的代言者。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演变，晚清时期，女性逐渐改变、拓展了闺阁文学的主题。一些作品中增加了儿童、老妇和闺阁中一些明朗的事件，比如教学、音乐、谈话、嬉闹等，女性通过写作和男性、社会生活相互影响，逐渐改变自身的处境，摆脱对女性的束缚和限制，越来越多的有主体意识和成熟的女作家推动着演变的过程，并认为她们应该是后来女性意识觉醒的先驱者。李小荣通过较长时段地分析来论证明清女性文学是怎样与男性为主导的文学权力结构相联系，又是怎样内化、挑战、互动。
相较于李小荣用迂回的方式来解读女性诗词中的新意向，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学者Yanning Wang显得更加直接。女性的活动范围绝不仅仅局限于闺阁，尤其是在女性文化达到前所未有之繁荣的晚清，女性用诗词来记录她们家内、外的生活。Yanning Wang， Reverie and Reality： Poetry on Travel by Late Imperial Chinese Women以晚清女性的出游诗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在陈腐的想象中，女性被彻底困在遮蔽的内闱中焦虑地等待外出的丈夫和家人，与世隔绝。然而女性的出游诗词中展示的景象截然不同，女性渴望探索外面的世界，对于自然景观、社会百态有着自己的想象。有时，她们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女性将诗词作为记录旅行经验和勾画对外面世界的想象的手段，也展现出女性对于社会见闻的认知。
观察女性与社会观念的消磨、抗衡、互动，是研究者对女性主体意识较为直接的考察途径之一，是对于历史上女性声音的仔细辨认。无疑可以窥见妇女史研究者对于探寻女性主体性的焦虑与紧迫感。也因如此，研究者可能出现“欲加之辞”的状况是需要警惕的。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教授艾朗诺（Ronald Egan）的新作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是一次对历史上形象塑造工程的个案分析。诗词是作者表现情绪、展示才华的方式之一，但并不意味着诗词与作者之间存在着绝对的一致性，这一点在研究男性作者时几乎已经无须提醒，但是当面对女性作者和她的作品之间的疏离时，却经常被遗忘。艾朗诺选取了中国历史上才女的代表人物——李清照来考察才女自宋至明清形象的塑造过程。艾朗诺区别了李清照词作中的人物与李清照本人，词作的虚构使后来的读者对李清照本人产生了更多的想象和解读。李清照的情感经历也使后来的读者因为不同时代的贞洁观而困惑不已，到了明清甚至至今学者都为之争论不休，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出于对李清照才华的喜爱和尊崇，试图改变原本明确的事实以维护其形象，或者说是重塑了李清照的形象。
我们会看到，文学史的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的界限进一步模糊，这也充实了研究女性历史的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二、传记：她们的故事
传记是中国历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之一。相对于诗词来说，大多数情况下传记记录的人物生平更加完整，可以显现传主的人生经历和社会关系，也可以发现传记背后存在的社会规范、限制以及博弈。
《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是一个会议论文集，包括曼素恩、贺萧、钱南秀等人的14篇文章。这些研究横贯中国历史，可以使不同断代研究之间、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相互砥砺。作者在寻找女性的故事，不仅仅局限于传统传记文本，还涵盖碑铭、小说、诗文序言、书信、日记等广义上的传记资料，每一文类因其特殊的写作范式，条分缕析，都可以发现更多的信息，将这些信息与历史情境进行对照，非常有助于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发现写作者的意图，也重新认识不同时代的历史。
解读女性传记并不是一件易事。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路易斯·蒙特洛斯（Louis Montrose）强调“文本的历史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和“历史的文本性”（textuality of history），一方面，即文本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历史的客观性受到质疑，历史具有文本的局限性。[2]为女性所做的传记尤其如此，且常常表现出程式化的倾向。写作者受到性别、时代的限制，在不同时期对女性的行为有不同的期待，在传记中常常会出现为亲人讳、为友人讳、为死者讳的局面。再加上作传的多是男性，他们对于女性生活细节的了解程度可能非常有限；这些传记一旦形成以后对社会又有教化和规范作用，也在塑造历史，后来读者所知的历史是文本呈现、限制、断裂的。想要在这个复杂的相互影响中捕捉女性的生命故事，就要求研究者重构文本产生时的那个历史“语境”，还原当时的文化氛围，如何来解读这些沉默与喧嚣，如何通过这些材料寻找真正的个体、了解当时的性别结构、重塑我们的历史认知，可以说本书的作者不仅仅是在寻找、回答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解读史料的方法进行了尝试，这些文章应该说是方法论上的示例。
相对于古代史研究中个体的遮蔽，女性自传尤其是底层普通女性传记较少的缺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口述资料的利用，将弥补底层群众作为历史塑造者的记录。美国费尔菲尔德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丹柯企图使用普通女性通过对自身经历的阐述来叙述、诠释、构建历史。《女性、战争与回忆——三十五位重庆妇女的讲述》是作者访问35位抗战时生活在重庆并在后方参与一些抗战活动的具有不同职业、身份，家庭背景的女性形成的研究成果。由这些女性口述当时的生活情景，作者如实记录她们的忆述，并在书中划分的“女性与社会”“女性与经济”“女性与政治”“女性，记忆与中国的抗日战争”每一部分之初的序言部分记录访问、研究心得，作者聚焦女性的生活体验和私人经历，探究战争在女性的生存和生活中打下何种烙印，而女性又如何通过抗争和忍耐来抵抗战争的残酷。作者用这种较为特殊的体例试图解释现在的战争史已经性别化了，妇女在这场战争中却被隐匿，她们的抵抗、日常生活往往被视而不见。所以，作者不仅仅是对口述资料的抢救性利用，以期提供和弥补文字档案鲜有的资料，更是希望开拓新的抗战妇女研究的视野，重新构建有女性的抗战史。
此外，需要补充的是，欧美学界对于大量基本资料的整理收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方秀洁等人推动的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数字计划项目为欧美学界进一步研究中国女性问题提供了便利条件，已使很多学者受惠于此。澳洲学者萧虹（Lily Xiao Hong Lee）等人编纂了《中国妇女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学界编辑整理的女性传记辞典中规模最大的版本，包括中国历史上各类女性在史籍等中的记载情况，如清代卷记录女性包括皇后、嫔妃、节妇等200名以上。该套书共分为四卷，上古到隋（前1600—公元618）、唐到明（618—1644）、清代（1644—1911）、辛亥革命后到20世纪末（1911—2000）。[3]
欧美学界对于女性著作及相关作品的翻译、资料汇编对于推动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使本来“寂静”的女性声音通过这种汇编，经历编纂者的发现、筛选、以主题归类得以再发声，不啻为一种研究创新。
三、历史：权力与日常生活
现在的研究说明，女性并没有缺席于历史，但是她们的“失声”状态使女性在政治、权力运作中的状况并不明了。欧美学界在后现代主义相关理论发展的影响下，一直在尝试解读女性在权力关系中的组织建构以及作用模式，这种权力的关注不仅仅涵盖以往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关注、对突出女性的研究，也包括家内的女性角色定位、事件中权力的形成与分配模式，中下层女性的日常生活也得以被发现。 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系教授马克梦（R.Keith McMahon）新作Women Shall Not Rule： Imperial Wives and Concubines in China from Han to Liao涉及吕后、武则天、欧阳修身边的女性人物等，通过一件件生动的事件，盘点了中国历史上从汉到辽的女性参政者，也让西方读者能够认识这些中国历史上的知名女性人物。据马克梦所言，无论在什么地方，凡是有女人当政，都应该算是一个特殊时期，男性害怕被女性取代，在男人想象的政治秩序中，社会平稳的基本条件必须是：女人不能干政。但是，一些女性仍然会突破对她们的约束，把自己的执政合法化，让别人接受她们临时取代男人，甚至长期地维持政权。最显著的是武则天的称帝对唐代女性扩大政治参与起到了示范作用，接连出现了如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等女性政治人物，然而，在男性构建的政治秩序中，女人当政往往标志着进入乱世。古代中国女性参与政治是在国家政治同性别秩序错综复杂的关系缝隙中寻求契机。
女性的社会、家庭角色定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性别权力结构的转变也影响着对不同女性身份的期望和评价。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柏文莉（Beverly Bossler）多年潜心之新作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是探讨宋元时期妓女、妾的变化以及贞节观的演变。宋代不断发展的经济和扩大的精英阶层使女性身体在消费、再生产中不断物化。随着北宋娱乐文化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女性的家庭角色和社会稳定性，尤其是对妾和上层社会中的节妇在家庭中的地位展开了讨论。南宋妓女和妾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引起了家庭和政府观点的冲突。由于北宋末期政治上的不稳定，文人通过赞扬节妇来鼓舞政治忠诚度。至南宋末期，家庭的稳定和政权的存续问题一直存在，而在墓志铭中，节妇作为忠诚的典范被一再宣扬。到元朝，受到文人赏识的有才华的妓女越来越多，但是她们的地位越来越低。理想的妓女形象与节妇也越来越接近。同时出现大量的作品赞扬节妇，不只是因为她们的行为典范，更是作为儒家文化仍然存在的核心证明。作者揭示了儒家思想和性别之间关系的发展轨迹，宋元到明清性别秩序是如何建立以及之间的变化。
渐行渐远，妇女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后现代理论的波及与束缚，文学史相应的议题借助语言分析等工具有快速的发展，传统史学领域例如政治、经济等方面由于史料的匮乏，以及分析工具的限制，在妇女史研究中显得略略沉默了些。期待以后不同领域之间的交融可以进一步促进研究的深入。
可以确知的是，学者在前行的过程不时反省、整理研究中的得失，使这个年轻的学术领域在探索中依然前进。正如柳立言所说“更重要的，还是取信于读者和提出新说”，“研究默默地过活的社会大众，结果平淡无奇，固然令人失望，但至少让我们知道，今日的常识，是在怎样的历史时空产生，今日的生活，有哪些是传统的一部分”。[4]正是带着新眼光考察这些常识，才会知道今日的常识、今日的女性从何处而来，思考行进的道路。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2012Q179）及校基金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美]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
[2]Louis A.Montros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 In H.Aram Veeser， ed.， The NewHistoricism， Routledge， 1989.
[3]Lily Xiao Hong Lee，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Qing Period， 1644—1911， M.E.Sharpe， 1998.；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12—2000， M.E.Sharpe， 2003.；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Antiquity Through SUI， 1600 B.C.E.—618 C.E.， M.E.Sharpe， 2007.；《中国妇女传记辞典：清代卷1644—1911》（中文版），悉尼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邓小南等主编：《中国妇女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页。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农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