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未来:新的目标与新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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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苏联教育科学院主席团所属“教育与未来”协会和全苏“知识”协会理事会,邀请美、英等11个国家参加题为“21世纪的文化”的圆桌讨论会,探讨教师的社会职业地位及其对自己的职业活动的满意程度。以“教育与未来:新的目标与新的手段”为题的本届讨论会,于1989年11月23—24日在莫斯科举行,英、美、苏三国的学者与会。与会者
其他文献
<正> 在丹麦学校,道德教育从来都不是一门与宗教教育并行或交互作用的独立学科;相对说来,二次大战后,本世纪末,特别是最后十到十五年间,这一领域才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70年代,几个相关因素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在学校开设常规德育课的必要性。这一发展中决定性的事件是其他西欧国家共同面临的。简述如下: 所谓的“青年革命”从1968年始,在进入70年代早期,其目的在于改变人们的基本态度和行为,直至人们普遍接受了:在一所学校和大学里,有关的政治法规是一件私人关心的事件这一事实。教育纯粹应该是增进知识的。现在,
<正> 一、现代世界的主要角色:民族国家与跨国企业“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跨国企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跨国企业,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对派怎样惋惜,跨国企业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
<正> 1990年2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发表国情咨文时强调,教育是行政当局优先考虑的工作之一,当局准备继续推行一系列学校改革。这场改革始于1983年发表的报告《处于危险中的国家》。这篇报告(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是1983年由改进教育质量委员会发表的,它使全国大为震惊。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国家的未来及其存在的条件本身取决于它的公民的教育水平的问题。这篇报告以及后来几篇报告的作者一致认为,美国的中等教育
<正> 马基雅维利说过:“凡想获得一位君主恩宠的人,从来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或者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或者将他们认为君王特别喜爱的东西奉献给他。”他本人撰写的《霸术》,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今天,现代马基雅维利坐在思想库中研究,秘书在旁伺候,不停地应接外边打来的电话。思想库成了政府和大学之间的中介机构。
<正>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产生了许多促进世界事务变化的力量。(1) 爆炸性力量。经历了一代人的相互威慑使超级大国意识到,“最后的武器”最终是用不着的。核战略成了一种信息竞赛。处理危机的信息系统的速度和复杂性,缩短了反应时间,大大地增加了选择的可能性,从而减少了政治领导人采取自杀性行为的危险。
<正> 据《苏联科学院通报》1991年第5期报导,莫斯科政治历史科学情报中心、《苏联历史》杂志编辑部于1991年1月8日举行了圆桌会议,研究了苏联社会的民主化问题和阻碍民主化进程的各种根深蒂固的历史因素。参加讨论的有学者、人民代表和各新党派的领导人。会议主持人为哲
<正> 问:利奥塔先生,你曾多次说过你现在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后现代条件》的语言游戏方法;在谈及《论纠纷》时,你说过它是“你的哲学著作”。你是否认为由《后现代条件》引起的争论冲淡了对你的其他著作,特别是《论纠纷》的注意? 利奥塔(以下简称利):《后现代条件》的确使《论纠纷》变得黯然,前者有力地诱发了
<正> 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同样也给社会学造成了全新的局面。“调整”和“转轨”正在进行中,理所当然地受到与此有关人员的极大关注。解散人们原本熟悉的机构加上人们的不稳定感,导致多数机构的工作陷于瘫痪,只有少数机构的发展前景充满希望。1990年整个夏季都在致力于研究制定各研究所新的明确的方针,建立科研制度,然而却是毫无结果,留下的仅是失望和精疲力
<正> 西方学者近几年来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研究兴趣大增,研究机构中增加了一批新人。有一批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的研究立足于从共产主义威胁转向共产主义破产;但另一批西方学者则客观地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问题及其改革、变化及前景,认为“社会主义有合理成分,应保留下来”。目前西方学者在社会主义研究方面的两个派别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前一派批评后一派学者,称与社会主义国家旧政权“关系太密”。与我们
<正> 关于社会生活和人类行动的文化产物的问题,跨越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社会理论家拓宽了下述论题的范围,即社会科学的地位(特别是从与自然科学的逻辑的关系来考虑);可以确立的规律或概括说明的性质;对人的能动作用及其与自然界的客体和事件之间的不同的解释;社会惯例、制度的性质或形式。理论分析从来都是社会科学的艰巨任务,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某段时期内,一系列独特的观点脱颖而出,因而应该